渡海的人｜三明治试读间

内容简介： 本书是⼀部以家族史探寻个⼈根脉的⾮虚构⽂学作品。 故事以年近九旬的阿公⾼英杰、阿嫲吕素贞从闽南渡海⾄⾹港的命运为主线， 既是⼀幅平民奋⽃流动史诗， 也是⼀位孙⼥在挖掘历史中与⾃我、与时代和解的⼼路历程。2025 年 12 ⽉⼊围“⾹港第⼗⼀届青年作家⼤招募”出版计划终审环节。

渡海的人

文 | 陈诗妮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阿公阿嫲——这篇故事的讲述者。

本文记录的口述历史，难免存在记忆的偏差与讲述者的主观视角。

但正如海边的礁石，每一次潮涌都会改变它的形状，却改变不了它存在的本质。这些故事承载的，是一对生活在海边的普通夫妇最真实的情感记忆。

大海既给予又掠夺，既象征自由，却又成为枷锁。它让一代代闽南人漂泊谋生，却又用传统与贫困将他们锚定在宿命的滩涂上。而在这片咸涩的土地上，普通人的抗争与妥协、沉默与诉说，最终沉淀成比史书更鲜活的生存印记。

0 故事的开始

春光明(于)媚是实好天时

(春光明媚，天气正好)

桃红(于)柳绿，茵草如丝

(桃红柳绿，茵草如丝)

红醉海棠，曲转莺声处处是

(红醉海棠，曲转莺声处处是)

一簇红花，看一簇个红花(于)开遍(于)满枝

(一簇红花、看那一簇红花开满枝头)

看伊，咱旦看伊花开障标致

(看它、看它花开是如何标致)

只恐畏先雕谢，枉费咱空对(于)残枝

(只怕它先雕谢，枉费你我空对残枝)

——南音《春光明媚》唱词

每次去观塘，总要出一身汗。

高楼如铁栅栏般切割天空，中间漏出一条狭窄的隧道，路人的脚步踩着电子钟和红绿灯的“滴答”声敲打地面。下车时慢了半拍，肩膀便突然被撞得一个趔趄，身后的人裹着热风掠过，差点将我搡进绿化带——那些被修剪成几何形状的花草蔫头耷脑，唯有一簇立于此处多年的红花从黄绿方阵里挣出，花瓣背面残留着汽车尾气的黑斑，却依然昂着尖刺般的花穗，对着钢筋森林扬起倔强的下巴，活像阿嫲年轻时插腰骂人的架势。

耳机里的南音唱段正好唱到“一簇红花”，我快步钻进嘎吱作响的电梯一路往上。踏出电梯门，一股熟悉的油炸香味从黑暗尽头窜出，迅速包裹住我。油锅里的劈啪声像极了南音中的木鱼节拍，拖着我往传出香气的方向走去。

香气是从半开的木门门缝钻出来的，透过门缝往里看，里面黑漆漆的，和外头灰扑扑的大厦几乎融为一体。“哎，怎么又不开灯也不开冷气！”我忍不住叹了口气，扯开被湿气堵住的嗓子，“阿公阿嫲，我来了！”

“哦——”

屋子里立刻传出阿嫲的回应。紧随其后的是阿公一气呵成的动作——他“啪”地一下打开灯，三步并作两步来帮我开了门。动作很快，声音却很慢，脸上还挂着他一贯带有的腼腆笑容：“来啦！外面热吧？”没等我回答，他就抓起遥控器，手指在26℃键上犹豫了两秒，最终按下25℃。

阿嫲站在炸锅前，⼀个⼈就佔了⼤半间厨房。她眯着半边眼睛，眼⽪在脸上沟壑的包裹下⼀抽⼀抽——那是她的旧疾，这么多年，不时就得去医院打⼀针。头发兴许是最近偷懒没有染，⽩⾊已放肆地从发根开始造反，逐步占领⿊发的领⼟，在冷⽓的吹动下招摇。前额和后脑勺的头发边缘⽆⼀处整齐，想来又是她舍不得花钱理发、⾃⼰拿剪⼑修剪的结果。不过，这倒也符合她 “不羁的⼈设”——再往下看，年纪⽐我还⼤的暗红⾊上⾐⼀半塞进裤头、⼀半露在外⾯飘动，⿊⾊长裤⼀长⼀段，露出她清晰可见的青筋爬⾏在褶皱的⽪肤下。⼈虽 “邋遢”，但她看起来⼼情极佳，嘴⾥哼着⼩ 曲，⼿上动作不停。在她的拨弄之下，炸锅⾥的五⾹卷像好动的池鱼⼀般上下翻跃，发出噼⾥啪啦的声⾳，隐约踩上了节拍，跟她哼的调相互配合。

口⽔忍不住翻滚，说起来，我也好长时间没吃到五⾹卷了。⾹港闽南⽼乡不少，街市⾥的摊档也有卖，可味道和记忆中相⽐总是稍逊⼀筹。对童年的我来说，五⾹卷是⽐龙虾、青蟹、龙胆还要厉害的 “硬菜”，每回逢年过节、拜神祭祀，我会在爸妈说完那句“⾏吧，这次让你吃⼏块”之后，故作矜持地将它夹⼊碗中，⼀次只咬⼀⼩口，确保⾃⼰饭吃到最后⼀口还能有它作伴。

如今，家⾥只有阿嫲仍不时⾃制五⾹卷。她⽤薄薄的⾖⽪卷起剁碎的精瘦猪⾁和⼀众佐料，再将它们丢⼊油锅反复拨弄。出锅后的五⾹卷表⽪炸得⾦黄酥脆，⼀口咬下去，猪⾁的嫩汁和荸荠的脆爽同时在嘴⾥爆开，⾹、酥、脆、咸、甜，好不畅快！

看到我的头凑进厨房，阿嫲⼀掌撑到我肚⼦上将我推开： “这⾥热得要死，你去客厅跟你阿公坐着，马上就好了！”

于是，我又被按回座位，跟⽿朵不太好、本就不爱说话的阿公四⽬相对。

阿公叫⾼英杰，阿嫲叫吕素贞，如今均已年近九⼗。虽已是耄耋之年，但他们不仅仍能将⽣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每天做早操、买菜、做饭、刷短视频、打电话和⽼友“话仙”（闽南话：聊天），还隔三岔五就约着“⾛遍⾹港”甚⾄北上深圳。夫妇俩以此为傲，说⾃⼰“绝不给⼉⼥添⿇烦”，继续奉⾏“艰苦有时过、爱拼才会赢”的⼈⽣信条；洋洋⾃得的样⼦，完全将七⼗多岁时溜出门打⼯，结果被⼉⼥ “三堂会审”的狼狈抛之脑后……

眼下，我和阿公坐在⽅桌的两边，默契地低头盯着各⾃的⼿机屏幕。余光上瞟的间隙，阿公抬⼿推了下眼镜，在⼿部动作的遮掩下趁机瞄我⼀眼，突然放下⼿机，疾步回房抽出⼀张⼩⼼封存在⽂件袋⾥的纸，又双⼿递给我。因为动作⽐语⾔快，他的嘴巴动了动，却半天没出声。

我接过纸张看了⼀眼，上⾯是他⼯⼯整整的字迹，记录了他和阿嫲近来到过的地⽅。猜想着他想聊的话题，我主动开口：“阿公，你们最近去了这麽多地⽅呀！”

“哈？”阿公⽿朵不好，也意识不到⾃⼰说话的声量，这⼀声反问喊得桌⼦⼀震。待反应⽚刻，他先是“嘿嘿”笑了两声，之后慢慢发出略带沙哑的声⾳：“是呀，不然在家没事情做，就出去⾛⾛咯！这些地⽅，你看看你去过吗？”解释完⽤意，他的⾝形明显⼀松，重新坐回凳⼦上。阳光在纸页上跳动，倒像极了他年轻时从滩涂上摔落的泥块 。

我认真又扫了⼀遍纸上记录的地点，遗憾地发现⾃⼰去过的地⽅还不到三分之⼀。当然，我更遗憾的是没有阿公这个坚持记录的习惯。他床前的⽊桌上放着⼀⼤沓纸，⼤⼤⼩⼩的夹⼦将它们分门别类，赋予它们不同的任务——全家⽣⾠、亲朋好友的联络⽅式、甚⾄奥运会中国和中国⾹港的奖牌数……每张纸、每个字都是阿公⼀笔⼀划写成，就像同⼀型号的螺丝钉整齐摆放，和他⼀板⼀眼的性格完全⼀致。⼉时的我学到“字如其⼈”这个成语时，脑海⾥第⼀个浮现的就是阿公。思及此，我发⾃内⼼地竖起⼤拇指：“阿公，你真的太厉害了！去了这麽多地⽅，字这么好看！”

他依旧没能⽴刻听到我的声⾳，灰蓝⾊的眼眸透过四四⽅⽅的眼镜，直直地盯着我⼿中的纸。他的脊背微微佝偻着，阳光温柔地披在他的⾝上，为他照出⼀圈⾦⾊光晕，令原本就温和的他更显柔和。

⽚刻后，接收到信息的阿公又“嘿嘿”笑了两声，⼿指摩擦着⽂件袋的边缘，有些不好意思：“哪有，⽐不上你们的字好看。⽽且，字好看也没⽤处呢！”

“哎呀，他到现在还整天夸你们的字呢！”

阿嫲洪亮的声⾳混着五⾹卷的⾹⽓冲出厨房，⽣⽣掐断了阿公骤然升起的哀怨情绪。只见她⼀⼿端着⼀⼤盆冒着热⽓的五⾹卷，另⼀⼿在踏出厨房的同时，将抽油烟机和厨房灯通通关上——看吧，节俭已经浸⼊她的⾻髓。

“来！快吃！我们边吃边聊，聊到明天都不要紧。我跟你说，我和你阿公都准备好了，为了要跟你分享我们过去的事，我们昨晚都差点睡不着觉呢！”

阿嫲⼀边说，⼀边双⼿撑着桌⾯慢慢让屁股“平安降落”在凳⼦上。⼀落座，她就夹起⼀块五⾹卷塞给我。望着在盆⾥堆积成⼭的五⾹卷，我想起阿嫲在电话⾥保证“只炸⼀点点作点⼼”，毫不意外地释然⼀笑。咬下第⼀口，热油裹着⾁⾹在我的⾆尖炸开，荸荠的脆响在齿间迸发，瞬间把记忆⾥的滴⽔兽、燕尾脊……全勾出来了。

我在⼼底默默叹了⼀口⽓ ——算了，这就当作请他们讲故事的“代价”好了！于是，待享受完第⼀块，我看着嚼得眉开眼笑的阿公阿嫲，正式按下录⾳键：“那我们开始吧！就从……你们出⽣的⽇⼦开始！”

1 投了歹胎

不管是命也是运，

漂魄⼀⽣⽆怨恨，

要⾛的路也真远，

透早⾏到⽇黄昏。

——闽南语歌曲《⽍⽵出好笋》

“我叫⾼英杰，1938 年⽣于福建省泉州市南安县⽔头镇江崎村，后来被抱到埕边村、变成⾼家⼈。”

阿公坐在那张⼿打的⽼⽊凳上，⽤闽南话，简洁、正式、平淡地

说出他的⾝世。

“那时候，到处都是战乱呢！”

话多的阿嫲在旁边插嘴，替阿公补上⼀句背景。

1938 年，福建厦门在⽇军的攻势下沦陷。厦门再往东北⾛两步、到泉州地界上的⽔头镇江崎村，阿公就出⽣在其中⼀户穷苦⼈家。四年后，⼀纸⼤红契书改变了他命运的轨迹。我在整理旧物时发现了那

张契书，上⾯写着：

“原⽴卖尽断男⼦字⼈南安县 ……江琦乡蔡⽔⽼仝妻吕⽒于民国戊寅年四⽉廿⼆⽇卯时 有健⽣⼀位第⼆⼦名⽈蔡讨英年登四岁因为光景不登 ⽢⼼出嗣……”

阿公对这张契书毫⽆印象，扶了⼀把眼镜道： “我很⼩就知道⾃⼰不是亲⽣的，⼩时候会听到厝边的⼈这样说，这在我们那⾥很常见。”

阿公⽿朵不好，这让本就不爱说话的他更加沉默。在我的追问下，阿公⼀句⼀句捞出童年记忆，就像这五⾹卷⾥绵密的馅料，⼀定要细细咀嚼才能吃出是什么⾷物；阿嫲则⾃告奋勇当起他的“专属翻译官”，总会替阿公多介绍两句，又像五⾹卷酥脆的外壳，⽤热烈衬托出馅料的滋味。他们像是排练过⼀样，阿公说完⼀句就会停⼀停，阿嫲补充完，又扬起下巴⽰意阿公继续。⼀番配合下，我得以逐渐拼凑出阿公的过往。

⽣活在埕边村的太公、阿太久婚⽆⼦，太公⾼铭贡——也就是阿公的养⽗，随同乡南下菲律宾吕宋岛讨⽣活，成为“下南洋”⼤潮中的⼀朵浪花。阿太王棉花则留在故⼟替丈夫守家，但不管怎样，“传宗接代”耽误不得，否则可对不起公妈厅牌匾上写的“渤海传芳”。阿公这个从蔡家抱来的男婴，便是这个风⾬飘零的家庭中的长⼦，是家庭根脉延续的指望。从此，他的名字从“蔡讨英”，变成了“⾼英杰”。

那时，农耕⽂明中注重男丁的习俗没有随着中原宗族的南迁⽽消解，反⽽或因少了游牧民族的冲击，⼏乎完整地流传下来。添丁传⾹⽕深深刺⼊闽南⼈的⾻髓，在求⼦、孕⼦、产⼦、养⼦的⽣育习俗⾥随处可见。

求⼦时，因闽南话中 “灯”与“丁”同⾳，娘家有“送灯”习俗——⽩灯代表⽣男，因此总烧得⽐红灯快得多。到了“病⼦”（闽南语，怀孕的俗称），家⼈和四邻便开始预测孕肚中的胎⼉性别。但 “民间算法”的准确性总是差点，因此总少不了哪家原先觉得⾃家媳妇会⽣下男丁⽽好⽣伺候着、最后⼤失所望的情节。到孕妇⽣下男丁，旧俗中就有放鞭炮、摔“⼟结”（泥⼟坯块，祈求强健有胆量）、送乡邻鸡蛋等环节。然⽽，诞下⼥婴可没有这般隆重，亲友们只送鸡蛋、不送闽地特产“线⾯”——线⾯极易⽆限滋⽣，有连续不断⽣⼥的“坏意头”在。

我出⽣的年代正是“计划⽣育”严格执⾏期的尾声，可即便如此，为了⽣男孩放弃编制、缴交数万罚款甚⾄僞造⾝份的⼈⽐⽐皆是，甚⾄还有亲邻在连⽣两胎⼥⼉后“抱养”了⼀个男孩。长⼤以后，我才后知后觉地醒悟：这哪⾥是“抱养”？分明是⼈口买卖！

世纪交际之时尚且如此，更何况还充斥着贫穷与战乱的旧时？在那叠藏有阿公契书的旧⽂件⾥，还有三四张其他⼈的出嗣⽂书。阿公还说，“买卖出嗣”是再常见不过的事情。这些买卖村⾥乡邻相互知晓，厝边（闽南语，邻居）还常常会⽤开玩笑的口吻，道出谁家孩⼦是从何处抱来，顺道恐吓两句⼩孩：“你要是不听话，你⽼爸⽼母就再把你抱给别⼈！”

在求嗣⼼重的⽼厝，英杰阿母王棉花不知在暗夜⾥悄悄淌过多少回。每当⽉上枝头，她就只能靠在冰冷的墙⾓，⽤拳头⼀下又⼀下砸向⼩腹上，像在捶打⼀块不会发酵的⾯团。窗格将弯⽉切割成⼏块惨⽩的碎银——那些年，她数得清碎⽉的次数，⽐丈夫回家的⽇⼦还多。朔⽉夜最痛，经⾎混着恨意流出来，将⼟坯床染成契书上朱砂印的颜⾊。等晨雾催着⽉亮退场，她却还要若⽆其事地起⾝，装作听不见厝边那句讥讽： “真是不会下蛋的母鸡！”

来到埕边村的英杰早早习惯了厝边的闲⾔碎语。上学之前，他总是沉默地陪着阿母静静守空荡荡的院⼦，闲⾔碎语带来的痛苦哪⾥⽐得上吃不饱饭带来的愁？战乱年代，阿爸别说回乡了，就是寄钱、寄信回家都要看运⽓。在他印象⾥，阿爸就回来过两次，第⼀次⾛后，阿母⽣下妹妹，第⼆次又带来了⼀个妹妹。

六岁那年，⼀封侨批带来了阿爸的钱和叮嘱，安排英杰去读书。在这⼀年，同镇朴兜村，⼀户吕姓⼈家也迎来了他们家的第⼆个⼥⼉——她就是阿嫲。

正如她⼏句特⾊的名字“红明”，阿嫲性格红⽕、⼼向光明。说起⾃⼰的故事，阿嫲的嘴就像开了闸的⽔库⼀般滔滔不绝，不时举⼿抬脚和嘴巴作配合。阿公则彻底陷⼊了沉寂，但总是歪着脑袋微笑听阿嫲讲话。

“我那时候还不叫吕素贞，叫红明。我是我们家最厉害的⼥⼉。”

介绍起⾃⼰的“奋⽃史”，阿嫲昂着下巴、红光满⾯，但在说起⾃⼰苦命的家庭时却又泄了⽓，忍不住摇头。

她阿爸连下南洋的机会都没有，不是埋在烈⽇与⽥埂之间靠天吃饭，就是要挑着担⼦⾚脚⾛上⼏公⾥吆喝买卖。她的阿母是 “媳妇仔”（闽南语，或称“新妇仔”，即“未来的媳妇”、童 养媳 ），原 是“买”来预备和红明的⼀位叔叔“配对”的，结果叔叔早早离世，阿母便被安排着嫁给了⼤她整整 12 岁的阿爸。

和“出嗣”⼀样，“媳妇仔”被时间的风沙掩埋得太深，以⾄于当我掀开床板发现掉落的真相时，内⼼就像发现下⾯压着骸⾻⼀样震撼。可阿公阿嫲说起这些时，语⽓平淡得像在讨论今天的天⽓。

地⽅志民国《同安县志》道：“⾃幼抱养苗媳，及长始⾏合卺者，亦有送归⼥家择配亲迎者。贫家⼤半如是，乡村尤甚。”这⼀风俗能追溯⾄清代福建地区的溺⼥之风。崇祯年间《寿宁待志》、康熙年间漳浦知县陈汝咸的《严禁溺⼥谕》、清朝末年《安平县杂记》，均记载“闽俗重男轻⼥”、“⽣⼥则溺之”，⽽在闽台的《清代福建的溺⼥之风与童养婚俗》⼀⽂，清代官⽅以“劝抚苗媳”为救济⼥婴的“因风成俗，随地制宜之⼀法 ”。贫寒之家有传宗之望却难负担聘⾦与婚礼费⽤，便盘算着抱养幼⼥更为“划算”——成年之前，“媳妇仔”与⾃⼰⼉⼦以兄妹或姐弟的关係相处，还能充当家中的⼀⼤劳动⼒；成年之后，“媳妇仔”再和⼉⼦“送做堆”（闽南语，即圆房），不⽤聘礼，只需简单⾛个过场，就像把两粒发霉的花⽣硬塞进同⼀个壳。

我还没来得及喟叹外太嫲的命运，阿嫲又笑着说起另⼀件事：“那时候，⼥⼉不值钱，我还差点被送⾛没命了哩！”

英杰被“过嗣”卖到埕边，尚在襁褓的红明也有⼀段差点被 “送”⾛的经历。但祠堂的⽉光永远照不到⼥婴的襁褓，她的待遇不是被送⼈，⽽是险些丧命。

朴兜村⼤道上曾有间半荒废的草屋，⼈从那⾥经过时，总会被窗口弹出来的那张不苟⾔笑、布满褶皱的⽼脸吓⼀跳。据说，这是⼀位从北⽅逃难过来的阿婆，佝偻着腰独来独往，却负责着全村 “最重要的买卖”。由于缺乏节育⼿段，村⾥的孩⼦⼀个接着⼀个出⽣，家⾥却没有⾜够的粮⾷喂饱它们。于是，村民便将出⽣不久的孩⼦抱到草屋交给阿婆，给阿婆⼀块钱、托她给孩⼦找个好⼈家。可那⼀块钱的委托费，不过是⼈们为了摆脱遗弃孩⼦罪恶感的赎罪⾦，阿婆从来没有拍着胸脯保证能让每个孩⼦都活下去。男孩受欢迎些，总有不能⽣育或者⽣不出男丁的⼈买回去“传宗接代”，⼥孩就困难了。那些没被挑中的⼥婴，就只能在草屋⾓落安静地枯萎。等⼈没了⽓息，阿婆拽下⼀把荒草往死去的婴孩⾝上⼀盖，再往上撒⼏把⼟，便草草完成了他们告别⼈间的仪式。这也难怪，草屋旁也总是野红花开得最艳处的地⽅，红得渗⼈。

红明出⽣后，阿爸阿母也动过这个念头。那⽇午后，阿爸点⾹叩拜，烟雾模糊了他脸上的沟壑。正在缝补丁的阿母⼿指⽆意识地绞着，布料发出细微的撕裂声——就像他们此刻正在撕扯的良⼼。阿爸正欲将⾹插⼊⼟地，向来如影⼦般安静的⼤姐突然哭喊着扑向红明。她瘦⼩的胳膊爆发出惊⼈的⼒⽓，抱起红明就往屋外跑去，躲进了⼀处穀仓，⼀直待到⼊夜。

稻草堆被撞开的瞬间，⽉光像⼀瓢冷⽔泼进来，把姐妹俩浇得透亮。⼤姐憋不住的哭声惊醒了⼟狗，⽝吠声撕碎了夜的沉默 。

“罢了，也算是天意吧。”

阿爸最后将⾹深深插⼊⼟壤，双⼿合⼗作了决定 。

泪⽔和开门时泻在阿母脸上的⽉光交叠在⼀起，也把远处草屋的影⼦拉得很长，像张开的地道，吐出⼀个侥幸逃脱的命运。

红明长⼤后，厝边的婆祖拉着她说起这段往事，要她记着⼤姐的好。红明回头看了⼀眼埋头苦⼲的⼤姐，嘴上却道：“哼，⼈活得⾟苦，才不稀罕这条命呢！”

“我们都是⽍命⼈，谁稀罕这条命啊？”这些⽣死往事像⼀柄钝⼑，⼀下⼀下剜着我的⼼脏，可阿嫲却说得眉飞⾊舞，仿佛在讲别⼈的故事。

“⽍命都是天注定啦！”

她摆摆⼿，转头夹起⼀块炸得⾦黄的五⾹卷，狠狠咬下去，脆响在齿间炸开——仿佛命运是可以这样被嚼碎的。是啊，在她口中，她和阿公都是“⽍命⼈”，⼀切都是“天注定”。但他们有⾃⼰和命运做⽃争的⽅式，那就是坚信“爱拼才会赢”，相信“艰苦有时过”；就像五⾹卷⾥的荸荠，被剁碎、被油炸，却依然要在咬下去的瞬间，发出清亮的脆响。

5 亲人缘分

天顶⼀块铜，跌落来摃着⼈。

⼈要⾛，摃着狗；

狗要吠，摃着柜；

柜要舂，摃着宫；

宫要起，摃着椅；

椅要坐，摃着被；

被要盖，摃着鸭；

鸭哩刣，摃着⽼秀才！

——闽南童谣《天顶⼀块铜》

英杰不敢想像能见到亲⽣兄弟。

那天的晚霞像打翻的朱砂，泼得半边天都是红的。⽥埂边的棠棣花在风中簌簌作响，蝉声聒噪得让⼈⼼慌。他⽣硬地找了个借口离开堤坝，攥着信的指节发⽩，仿佛捏着⼀块烧红的炭。

“快、快，千万不能让别⼈发现！”

他⼀边想着，⼀边环顾四周，直到确定⽼榕树⾜以遮挡住⾃⼰，这才哆嗦着展开被汗⽔浸软的信纸。信⼀打开，“亲爱的哥哥”四个字撞⼊他的眼睛，墨迹晕开成⼩⼩的⽔洼，在他的⼼⾥也泛起涟漪。

信是⼀位⼯友在午饭后悄悄塞给他的。才看到开头，他的⼼跳声便已经⽐姑娘宫⾥的撞钟声还要响。午后搬沙袋时，这封藏在胸口的信就不时发烫。现在，每个字都活了过来，争先恐后地往他眼睛钻。越读下去，⾎液奔涌的轰鸣就越充斥着他的⽿朵。

信洋洋洒洒写了⼀整页，执笔⼈是英杰的亲⽣弟弟阿长。

阿长说，他很⼩就知道⾃⼰有⼀个被“卖”到埕边村的哥哥，这些年⼀直在打听他的消息。最近，他考上了⽔头镇最好的南星中学 ——正好就在埕边村旁。辗转数回，他终于⼏乎可以确定英杰就是他要找到的⼈。可他担⼼兄长的养⽗母⼼⽣不满，毕竟当年出嗣的契书上赫然写着“⼀卖千休，葛藤永断”。于是，他先写信托⼈悄悄送去，想着哪怕只是见⼀⾯也好。

读着读着，突然，英杰蹲下⾝，任凭棠棣花的枝叶将他吞没。信的尾端，那句话烫得他指尖发⿇：“有的⼈距离千⾥都能结为兄弟，更何况你我本就是⾻⾁兄弟？见⼀⾯吧！哥哥。”

英杰猛地攥紧信纸，不久，黄花丛⾥传来他压抑的抽⽓声。

这些年来，英杰的童年始终笼罩着⼀层薄纱。村⾥⼈的窃窃私语，阿母欲⾔又⽌的神情和对妹妹的 “偏爱”，⼀次又⼀次地提醒着他是“外来⼈”。⾼家供他吃穿、阿母养他长⼤，可那份与⽣俱来的疏离感，就像闽南⾬季永远晒不⼲的褥⼦，黏糊糊地贴在他⾝上。

“我……还可以有亲⼈？和我⾻⾎相连的亲⼈？”

这个念头像⼀道闪电劈开他混沌的⼈⽣。信纸在他⼿中簌簌作响，他握着信纸从花丛中倏然站起，⼀阵风将棠棣花吹⾄他的⼿⼼，被他牢牢握住——这⼀刻，他决定要做⼈⽣中第⼀个真正属于⾃⼰的决定。

等待相认的⽇⼦异常难熬。⽩天，他在海堤上疯了⼀样抡锤，逼迫⾃⼰⽆暇思考；夜⾥躺在通铺上，脑海中的两个⼩⼈打得不可开交：⼀个嚷着万⼀这位 “弟弟”认错了⼈怎么办？⼀个哭着 “那可是亲弟弟啊” ！

相见那天，英杰不敢打扮得太隆重，⽣怕阿母和妹妹察觉端倪。他特意绕了远路，却最终在拐⾓处猛地早早停住——不远处，⼀个戴眼镜的少年正弯腰嗅着⼀朵棠棣花，阳光给他的轮廓镀了层⾦边 。

“你好，我是阿长。”

这⼀声呼唤让英杰浑⾝⼀颤。眼前的少年跟英杰⼀样⾝⼦清瘦，长相周正、精神，脸上挂着和煦的笑容。他敏锐地捕捉到了英杰的⽆措，率先落落⼤⽅地⾃我介绍，“我在南星中学读书，就在埕边村口。”

英杰的回应细如蚊呐。阿长并不沮丧，在核对过兄长的出⽣的年份、地点、养⽗信息后，仍然努⼒压抑着⾃⼰想要拥抱兄长的冲动。他忽然望向脚下的棠棣花，说了⼀句《诗经》⾥的“凡今之⼈，莫如兄弟”；话⾳未落，他便泪如泉涌，摘下的眼镜折射出晶莹的光。风掠过花丛，带起⼀阵细碎的⾦⾊⾬。⽚刻过后，英杰发现⾃⼰的⼿不知何时已与弟弟交握，掌⼼潮湿的温度分不清是谁的汗与泪 。

冷静过后，海风将阿长的讲述吹⼊英杰⽿中。原来，他们共同的⽗母早已葬⾝怒涛，留下阿长他们四个孩⼦，像离群的蚝仔般紧紧吸附在江崎村的礁⽯上。⼤哥⼤嫂终⽇与海潮搏⽃，晒得黝⿊的⼿臂上满是蚝壳划出的伤痕；⼆哥⼆嫂守着⾦纸铺⼦，⾹⽕味熏得他们指缝发黄。⽇⼦难熬，好在兄嫂良善，再苦也没有放弃阿长这个 “读书的料”。如今，阿长是南星中学 的“风云⼈物”，学 业 成 绩 名 列 前 茅，还做了学⽣会主席。他就像⼀只⽻翼渐丰的⽩鹭，只是暂时困在滩涂的泥沼，有朝⼀⽇定能掠过万顷碧波，直上青云。

⽇头渐毒，阿长的衬衫后背洇出深⾊汗渍。他伸⼿抓住英杰的⼿腕，试探着问道： “哥，去见见哥哥嫂嫂好吗？我们……都是你的家⼈。”

家⼈，真是好陌⽣的词。

海风突然变得粘稠，英杰听见⾃⼰说：“好。”但旋即又补充⼀句：“我要回去问问我阿母才⾏。”

想像的阻挠并没有出现，阿母爽快地应下，甚⾄没有写信去问远在南洋的阿爸。去江崎村的路越⾛越潮湿，咸腥的海风渐渐盖过了镇上的烟⽕⽓。当英杰踏进那座低矮的⽡房时，海浪声突然变得震⽿欲聋——原来是他⾃⼰的⼼跳。

和阿长不同，他的兄嫂妹妹和他⼀样，都是沉闷的性⼦。昏暗的厅堂中，⼏个黝⿊的⾯孔局促地围坐着。⼤哥的⼿指⽆意识地抠着桌⾓的裂缝，⼆嫂不停绞着⾐服边缘。沉默像潮⽔般涨了又退，直到阿嫂捧出那碗鸡蛋汤——⾦黄的蛋花堆得冒尖，在油灯下泛着绸缎般的光泽，这是贫苦⼈家⽤来招待⼈的最好点⼼。英杰低头猛喝，⽣怕他们看见⾃⼰发红的眼眶。

这段相认的经历虽未改变英杰作为⾼家⼈的既定⾝份，却在他⽣命中埋下了⼀颗温暖的种⼦。在往后数⼗年时光、⼀直到阿长离世，这份跨越⾎缘的亲情始终如暗夜的萤⽕，在英杰的⼈⽣中持续散发着温暖的光亮。

阿长——这个在兄妹五⼈中最耀眼的存在，在认亲后不久便以骄⼈的成绩考⼊厦门⼤学化学系。毕业后，他考⼊省城医院，⼀路摆脱了“⽍命⼈”的的宿命枷锁。

改变命运的阿长没有忘记兄嫂的托举恩情，也没有放弃⾃⼰贫困时的善良底⾊。参加⼯作后，⼆哥⼆嫂不幸罹难留下孤⼉，阿长每个⽉都会寄回⼤半⼯资。再后来，当英杰的孙辈到榕城求医时，他⼏乎每天都顶着酷暑、骑着⽼旧的⾃⾏车为孩⼦们送饭。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这位温润如⽟的叔叔、叔公，⽤他的儒雅学识和温暖品格，为孩⼦们构筑了⼀个精神灯塔……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你看，你阿公他这就是憨⼈有傻福、好⼼有好报啦！”

提起阿长，阿嫲总是赞不绝口，当然还要顺便感叹⼀声阿公的“好命”。说回⾃家，她又是⼀声叹息：“我们家⼈关系都好，但⽍命⼈的家事总是不堪。”她⽬光空茫地望向窗外，凌乱的发丝随着嘴唇⼀动⼀动，又将阿公和我拖⼊她长长的回忆。

众多兄弟姐妹中，红明与⼆哥最是投缘。两⼈⾻⼦⾥都透着⼀股⼦野劲⼉，但凡能填饱肚⼦或挣零钱的活计，总能看到兄妹俩形影不离的⾝影。当然，这份默契偶尔也会⽤在“歪门邪道”上——⽐如那年国军过境时，两⼈趁乱在床底分⾷藏了半年的炒花⽣；又⽐如那个让他们被阿母当场抓获的午后——

那是饥荒年⽉⾥最普通的⼀天，红明和⼆哥扛着锄头从地⾥回来，空荡荡的肠胃绞得⽣疼。踏⼊家门，⼆哥突然拽住红明的⾐⾓，直勾勾地看向那口粗陶⽶缸。两⼈对视⼀眼，红明的眼睛先亮了起来。

“我去望风。”⼆哥⽤⽓⾳下了命令。

红明踮着脚摸到了缸沿，⼿掌像条灵活的鱼，倏地鑽进⽶缸。当那把带着稻⾹的糙⽶递到嘴边时，她甚⾄能听见⾃⼰喉咙⾥ “咕咚⿎动”的吞咽声。

后来这事就成了惯例。每天下⼯回来，红明负责掀盖，⼆哥专管放哨，末了总要互相拍打⾝上看不见的⽶灰。直到某天，红明发现要踮着脚才能摸到缸底的⽶粒，⼆哥才扯着她的辫⼦低声问：“要不……咱们收⼿？”红明望着⽶缸⾥那个模糊的倒影，突然觉得嘴⾥泛苦：“这还能不停吗？”

兄妹俩偷⽶吃的这些天，阿母似乎毫⽆察觉，更别说其他⼈了。换作旁⼈，此事最好就这样瞒天过海，可偏偏红明淘⽓——在某个炊烟袅袅的黄昏，红明故意在阿母独⾃做饭时蹭到灶台边，⼿指绕着⽶缸盖⼦打转：“阿母，你是不是没把⽶缸的盖⼦盖严实了呀？怎么这么快就又要没⽶了！”

阿母没有停下动作，眼⾓笑纹像晒⼲的龙眼壳，皱皱的却透着甜：“你呀你，我还能不知道是你们两只⼩⽼⿏偷⽶吗？”

阿母总是这般温柔。她佝偻着背，像⽥间地头⽆处不⽣长的狗尾巴草，任凭你如何踩踏，都只会轻轻抚过⼈的⼩腿肚。村⼦⾥此起彼伏的打骂声中，阿母的轻声细语成了最特别的存在。

可这样好的阿母，却要⼏乎⽇⽇承受阿爸的拳脚。红明记得，每当暮⾊四合，阿母就会不⾃觉地绷紧肩膀，仿佛在等待⼀场注定要来的暴风⾬。作为被卖到吕家的“媳妇仔”，阿母从踏进这个家的第⼀刻起，就丧失了直起腰的资格。即便她能把地⾥的活计⼲得利索、能把⼀捧糙⽶变出七天的花样，都不妨碍阿爸将⽶缸见底的怒⽕统统发泄在她单薄的背上。

“⼥⼈⽣来就是要三从四德的，这是祖宗规矩！”村⾥⽼伯敲着烟⽃说道。

隔壁阿婶来串门时，也悄悄安慰阿母： “谁家男⼈不打⽼婆？忍⼀忍就过去了，越反抗挨打越严重。”説着，她还掀开袖⼦露出⼿臂上的淤青，像展⽰⼀枚勋章。

这些躲在“传统⽂化”⾥流传下来的“⽼话”就像⼀张⽆形的裹脚布，在漫长的岁⽉⾥依旧死死缠着村妇们的脚，勒到她们⾻节变形、逼迫她们低头认命。许多尝试反抗过的⼥⼈则变成男⼈们拄着锄头歇息时的谈资，他们叼着烟嬉笑着道：“多打⼏次就⽼实了”，转头说起这家又出了个疯⼥⼈、那家媳妇上吊了。甚⾄有些⾝上还带着淤青的婶娘们，竟也跟着赔笑点头。这场景总让红明想起集市上待宰的鸡鸭 ——即使被捆紧了双脚，也还要替屠夫数卖⾃⼰的铜板 。

反抗的⽕苗早已在⼼底燃烧。当红明抚过阿母胳膊上的淤青和发⽩的旧疤，这个从⼩就知道⽤甜⾔蜜语换取阿爸优待的⼥⼉，忽然在⼼底做了⼀个违背⽗命的决定。

“阿母，你快逃吧。”

在阿爸又⼀次打骂阿母、摔门⽽去之后，她⾚脚跑到阿母⾝边，利落地从箱底抽出巨⼤⽅⼱，铺开的动作像在展开⼀⾯起义的旗帜，“我会煮饭、会洗⾐，能照顾好这个家。你只管⾛，⾛得远远的。 ”

⽉光从窗户漏进来，照着阿母脸上的泪珠和红痕，就像⼭间掉落的花瓣，闪亮⽽破碎。她⼀把将红明搂在怀中，却带着哭腔固执地摇摇头：“不，我才不⾛。我⾛了，你⼀个⼈扛不住的。”

三⽇后，当阿爸的骂声再次炸响时，红明像⼀只俯冲狩猎的鹰，⽤⾝⼦挡在阿母前⾯，⼿指⼏乎要戳到阿爸⿐尖：“你给我听好了，你这么凶，不就是欺负我阿母温柔？我告诉你，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跟你拼了！再说了，你凭什么打阿母？地⾥的活是她⼲的，全家的饭是她煮的。你⾟苦，她就不⾟苦吗？”

阿爸举起的扁担悬在半空，他第⼀次发现，这个给买温酒捶背的⼥⼉，眼⾥烧着的怒⽕竟让他有些⼼惊。红明攥紧的拳头⾥全是汗，但她记得阿母背上的疤——那些伤痕此刻正在她⼼⾥呐喊。阿爸瞪圆的眼睛令她⼼底发憷，她就默念起刚学的话：“哪⾥有压迫，哪⾥就有反抗！”仿佛只有这样，她才有⾜够的勇⽓⾯对阿爸。

当然，阿爸对她的偏爱不是她敢反抗的全部理由。毕竟在她这样的⼈家，⽆论是否受宠爱，挨打都是常有的事，谁又能指望靠讨巧卖乖躲过每⼀顿棍棒？

红明的姐姐——就是那个当年执意抱⾛红明、不让红明⾃⽣⾃灭的姐姐，有着和阿母相似的性格。那个晌午，定亲不久的姐姐和红明正佝偻在地⽠垄。汗⽔浸透了姐姐的⾐衫，红明却瞥见她的嘴⾓没放下过。原来，姐姐今天悄悄⽤攒下的私房钱到镇上买了⼀套新⾐服，盼着穿上它出嫁，⾄少也漂亮⼀回。

⽇头毒得能晒裂⽯头，红明蹲在垄边，头上的湿⽑⼱早被蒸⼲了。她抬头时，刺⽬的阳光⾥突然掠过⼏只⿇雀，翅膀划出的阴影还没散去，尾巴好像好绑了⼀块幕布，飞过时便将⼈笼罩在阴影之下 ——

不，不是幕布，是阿爸！

红明还没来得及仰起头，⼀声撕⼼裂肺的惨叫便刺破了午后的闷热。那声⾳像把钝⼑，⽣⽣划开了凝固的空⽓——平⽇⾥连咳嗽都要捂着嘴的姐姐，此刻的叫声却像受伤的母兽，在⽥埂间久久回荡。红明浑⾝⼀颤，看见阿爸的锄头带着风声重重落下，在“砰”的⼀声闷响后，姐姐的背脊像折断的稻穗般弯了下去。地⾥的⿇雀被惊得扑棱棱飞起，⿊压压⼀⽚掠过⽥垄，仿佛连它们都不忍看这残忍的⼀幕。

“败家查某（闽南语：姑娘）！还敢偷藏钱买⾐服！”阿爸嘴⾥的烟头随着唾沫星⼦⼀起飞溅。姐姐佝偻着的背不停发抖，⾝上的红衫像风中的红塑料袋⼀般颤动，遮住了红明的视⾓，让她看不到太阳。

那年年尾，姐姐嫁⼈了。那套害她挨打的新⾐服，她最终没能穿上。

家⾥的暴⼒像野草⼀样疯长。阿爸的拳头不时挥舞，兄长的巴掌也像铡⼑永远悬在姐妹们的脖颈上。红明永远记得那个画⾯——妹妹瘦⼩的⾝⼦像⽚落叶般被扇得转了个圈，踉跄着撞上⼟墙才勉强站稳。墙⽪簌簌落下，和妹妹的眼泪⼀起砸在泥地上。

“认命吧。”村⾥的婶娘们总是这样劝，“⼥⼈⽣来⽍命，改不了的。”

可红明学不会屈服，偏要做那颗砸不烂、嚼不碎的铜豌⾖。她摸出⼀套⽣存法则：见势不妙拔腿就跑，等风头过了再回来；平⽇⾥抢着⼲最累的活，挣最多的⼯分，硬是当上了⽣产队的妇⼥队长。

这法⼦还真管⽤。那天，阿爸举着棍⼦要打她时，⼿竟然在半空停住了。⽕光映照下，红明看见阿爸眼⾥闪过⼀丝恍惚——这个最像⾃⼰的⼥⼉，既会蹲着给他捶腿，又能挺直腰杆跟他叫板。

“早知你这么虎，当年就把你扔在草屋好了。”

阿爸的棍⼦最终轻轻落下，话⾥带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红明的底⽓又⾜了⼏分，肚⾥的⽕苗“轰”地又窜起来：“饿死我？谁给您舀酒喝？”

说起这段往事，阿嫲的双眼又淬起⽕苗、熠熠发光。她时⽽拍腿⼤笑，时⽽抹着眼⾓，最后⽬光落在安静的阿公⾝上，忽然就软了下来：“当时我劝阿母跑的时候，我邻居还说我可真厉害啊！以后嫁去别⼈家，不得把丈夫和婆婆全吞咽下去？那时我就放话了，若我嫁到⼀个会骂⼈的，我⾮把他骂到闭嘴不可！”

下⼀秒，她双⼿合⼗，朝着供桌上的菩萨像拜了拜，脸上洋溢着“信命”的甜蜜：“幸好这姻缘是天公佛祖配好的，我遇到了你阿公，他⼀句都不会骂⼈。”

10 未竟之曲

故事写到阿公阿嫲移居⾹港，当笔墨要更多沾染其他家⼈时，我还是决定先停下来——我不敢，更不忍⼼，总要为还在努⼒讨⽣活的⼈考虑。也许是因为来时路留下过太多⾎淋淋的伤口，对于过往，家⼈们总是三缄其口、讳莫如深。即使偶尔吐露⼀⼆，也总是告诫我：“你⾃⼰知道就好了，千万别往外说。”

“坐⼋望九”的阿公阿嫲则不同。

他们每个⽉都伸长了脖⼦往阳台上探，盼着我穿过热浪到他们家，给我端来⼀碗⽶粉汤，⼿舞⾜蹈地跟我谈起那些早已被⼤多数⼈遗忘了的、甚⾄⼥⼉们都不知道的陈年旧事，思绪乘着回忆的风从维多利亚港飘回故乡的龙眼树下。

母亲偶尔会说：“你阿嫲经常讲⼤话，说的未必是真的！”在记录、写作的过程中，我也已不可避免地将⾃⾝的情感与思想融⼊他们的经历之中。但究竟何为真、何为假？本科拍纪录⽚时我就知道：即使在镜头之下，被记录者的⾔⾏如何表现、如何被选择，也会令故事并不⼀定真实、完整。因此，记忆从来不是客观的录像带，⽽是经过情感滤镜重新剪辑的蒙太奇。阿公阿嫲讲述的每个故事，或许掺杂着夸张的浪花，却也沉淀着真实的盐粒。⽽母亲的质疑本⾝，也许是另⼀种真实——那是代际创伤在记忆传递中必然产⽣的裂痕。

作为倾听者和记录者，我享受其中，也始终相信记录⼀定有意义。这份意义并不只是希望留存阿公阿嫲在这个世界的痕迹，延长他们有限的⽣命，更在于我在通过他们的故事寻找我的来处。

海浪卷起的沙⽯将阿公阿嫲的⼈格砸出了裂痕和棱⾓，让偏执、敏感、胆怯、吝啬长久地留在了他们⾝上，也令他们⼀度伤害了⾃⼰深爱着的⼥⼉们。当我第⽆数次尝试理解母亲、却发现始终做不到之后，我忽然想通过她的成长经历、她⽗母的⼈⽣，去寻找她和她那⼀代⼈的⾏为原点。和我读到的⼤多数故事不同的是，阿公阿嫲既⾮知识分⼦、也⾮⾚贫阶层，没有被打成“右派”、也没有因饥贫萎靡，恰是这“不够悲惨也不够壮阔”的普通，让他们的苦难成了⽆⼈打捞的沉船。海岸线的涨落间，多少创伤被简化成“性格缺陷”，多少沉默演化成代际的银针，在⾎脉⾥隐秘作痛。我很好奇他们的苦难来⾃何⽅，想知道他们的过往如何塑造了当下的他们，又是如何影响了我的母亲。

这当然⽆法直接令我和长辈们达成共识，但⾄少我越来越明⽩：偏执的背后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磨难，普通⼈的磨难因为不够波澜壮阔、因为没有逆天改命，最终就被藏在了“家丑不可外扬”的缄默之下，折磨着⾃⼰、也折磨着⾃⼰深爱的⼈。如果没有⼈去探究、记录，他们将随着⼫体⽕化烟消云散，在葬礼哀乐中被粉饰太平。

促使我提起笔的，还有我对家乡的爱与恨。作为⼀个⽣长在海边⼩镇的⼥孩，我在很早就听说过：“⼤海象征着⾃由。”可我在我眼⾥，它亦是囚笼，⽤贫瘠的⼟地驱使⼈向海求⽥、⾁⾝四处漂流，却也⽤流传了千百年的传统禁锢着⼈的精神。

三⼗多年前，当刚满⼆⼗岁的舅妈在房间中发出⼀声长⼀声短的呻吟时，尚在青春期的母亲和⼩姨双⼿合⼗，向姑娘菩萨、各路神仙祈求男胎，就连睡前闭着眼都会冥思苦想：“难道⾼家受了什么诅咒？⼏代⼈都没有男丁、都要被⼈看不起？难道我们只能认命？”

那时候的她们还⽆法想象，所谓的命和诅咒不过是⽗权制对⼈性的压迫，也是贫瘠⼟地与经济困顿共同书写的⽣存悲剧。当海风卷不⾛贫穷时，⼈们便将对⼟地的绝望转化为对男丁的执念，⼥性的⼦宫被异化为⽣产资料，⽣育选择沦为⾚裸裸的经济算计。⽽在⼤哥作为“长孙”降⽣之后，全家这份沉甸甸的期盼与爱，在后来漫长的岁⽉ ⾥化为桎梏。

困在命⾥的还有好多好多⼈。我也是后来才知道：为什么阿太⽣前总是⼀个⼈望着阳台发呆，为什么我要喊妈妈的姐姐舅妈，为什么成绩优异的舅妈最终早早结婚⽣⼦……即便离乡多年，即便已经说得上是苦尽⽢来，但上⼀代⼈的伤痛，故乡、时代的烙印早就刻进⼈的⾻缝，又顺着⾎液和朝夕相处传给下⼀代⼈，就像⼀根根藏在下⼀代⼈体内的细⼩银针，始终刺痛、折磨着⼈。

时⾄今⽇，我的⽗母虽然依然没有⾛出传统窠⾅，经常催我结婚⽣⼦，会幻想我发⼤财，期望我成为⼀个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且圆满的⼈。我很痛苦，但我也会想到，其实他们已经⽆数次为了我和妹妹撞开铁门：⽐如，我从⼩就被教育着喊母亲的⽗母“阿公阿嫲”⽽不是“外公外嫲”；再⽐如，在我⾼考选择远离家乡、独⾃到北京求学时，全⼒⽀持我的远航——对⽐起许多不被⿎励出省的同龄⼥孩，我真的⾜够幸运。

我的阿公阿嫲亦是如此。年近暮年、时过境迁，他们越来越温柔平和，但依然拥有突破的⼒量。就像在和他们畅谈之前，我⽆法想象阿公阿嫲会对我说“结不结婚不重要，照顾好⾃⼰最重要”，更预料不到他们已经放下了对男丁的执着，甚⾄⾔语之间还有对所谓传统 和风俗的反抗和愤恨。

命运从来不只是神明的圣杯，它是宗族制度、经济浪潮与个⼈抉择交织的⽹。如果这篇故事有幸⾯世，想必也会有⼈指责我的⽂字是在加深旁⼈对闽南、对家乡的刻板印象，但沉默何尝不是另⼀种扭曲？那些被污名化的“重男轻⼥”和“番客梦”，也许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普通⼈⽣存策略的真实写照；闭口不谈视⽽不见甚⾄未曾经历，并不代表它不存在。

⽆论如何，⽍命可以⽤奋⽃改变，传统的桎梏也可以⽤爱来扭转。当母亲试探着询问我的写作进度，我就知道，这些⽂字正在完成它最隐秘的使命：让银针化作细⾬，让伤口长出新的叙事 。

就像阿嫲说的：“风浪会带来波折危险，也会带来新的鱼汛。”

（以上为样章，如果对本书稿感兴趣的出版机构可以联系：三明治keepintouchsmz@gmail.com）

关于作者

陈诗妮，⽣于闽南，19岁随家人移居香港，现居⾹港。曾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专业，毕业后在凤凰卫视担任新闻节目主编（初级），现投身出版文化行业，开始尝试从追逐“时事”转向打捞“时光”。期望以新闻的笔法求索真实，以文学的耐心体察人心，为沉没于时代浪潮下的“平民史诗”，筑起对抗遗忘的文字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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