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租要上涨了，我没有权利说不吗？

去年 6 月，单读与蓝书屋基金会联合发起，支持入选的一位创作者在柏林驻地一个月，期待 ta 能通过对欧洲的观察、体验，提出 ta 在今天对“开放社会”的理解和阐释，并探寻以这样的理念组织起来的社群或具体实践，也希望 ta 的写作能为今天普遍迷茫、愤怒、恐惧的社会氛围带来一点新的可能性。

经单读编辑部评议，获得了在柏林驻地创作的支持。去年 10 月，她前往柏林，以“占屋运动”为切口，开启了对柏林的探索。驻地结束后，她完成了今天分享的这篇文章：《“夺回我们的城市”——在今天的柏林寻找占屋》。

占屋是一群人趁主人不在，闯入家里，然后把好好的房子搞得乱七八糟吗？如果只刷猎奇的短视频，占屋可能会留给你这样的印象。“但真实的占屋不是这样的。”徐鲁青与占屋的亲历者相遇，和他们走在今天的柏林街头，也走回历史的浪潮中。

她将一路听来的故事，搜集到的资料，落成自己的文字。占屋的面貌逐渐具体、清晰起来：他们秉持的理念是什么？他们做过哪些社会实践？他们如何与政府、资本交手？占屋后来为什么停了下来？在新自由主义的监管下，今天还有哪些事可以做？

徐鲁青对柏林占屋运动的探究，始终带着一个中国青年的视角。她带着自己在上海租房的切身之感与柏林展开对话，有时“这和我有什么关系”的疏离感倏尔而至，而在历史中见到与中国相似的情境时，她又会兴致勃勃地追问下去。

文章标题“夺回我们的城市”取自柏林的一个艺术小组。站在全球房价高涨的时期回看占屋，只能遗憾承认它的不可复制，但那些观念、人际网络、另类空间的可能性，坚韧地留了下来，徐鲁青将“夺回城市”的可能性也留给了我们。

“夺回我们的城市”

——在今天的柏林寻找占屋

撰文：徐鲁青 编辑：何珊珊

关于占屋，我有很多美好想象。我身边的朋友们也是，我们打工、租房，讨厌当公务员，但上过的每一个班，社保都只缴最低档。我们每个月要拿出一半的工资，打到房东的账上。

我们早就想占屋了。

2023 年，我住了一年的出租屋到期，被房东扣了两千多押金，最后一点信念，最后一根稻草。我想离开上海，去一个能住得更舒服的地方，至少舒服一点。

我决定先不租房，靠人情先在这座城市里漂几个月。一些网友愿意给我住处，他们有的多出了一间空房，有的偶尔要出差，我可以帮忙照顾猫。那时正是年末，天空和街道都灰扑扑的。我每天都穿同一件黄毛衣，提着箱子，从一个房间流窜到另一个房间。

在找房的帖子里，我写下为什么不想再继续租房：“在交易和雇佣关系以外，我想要更多其他的关系构成我的生活，关于人和人之间互惠与关怀的关系。”

但两个月后，我只想要稳定的水电。一把钥匙，稳稳插入一把锁，拧一下，就能打开我的私人空间，没有人会夺走它，没有人要我等待厨房和厕所，给猫铲屎，从一个家搬到另一个家。它似乎只能靠交易关系实现，我重新下载了贝壳。互惠、关怀，我连合租都不愿意了，我只看一室户。

和 Uwe 聊起这个故事的时候，他笑得很大声。我们喝了太多啤酒，坐在一家叫 Syndikat 的酒吧里。

Syndikat 是一个柏林的街区酒吧，它存在了三十五年，而 Uwe，在这附近住了十五年，认识老板、员工、大多数酒客。我们进来，大胡子老板碰了一杯。

Uwe 在柏林的东边出生长大，是东德人的小孩，这对 1990 年出生的他来说，既没什么意义，又有很大意义。他告诉我，柏林墙垮掉后，父母都失业了，他们住的房子很快被重新处置。东德的产权不属于个人，一些西德人马上用非常便宜的价格，买下了他们居住多年的房子。

“所以你看，所谓‘产权’到底算什么？”他两手一摊。

Uwe 在柏林做了十多年的住房运动。最初，他只是一个住在普通公寓里的普通租客。有一天房东突然宣布要翻修楼道，装修后房租会上涨两倍，他如果付不起，就必须搬走。这不合理，为什么定价权都在房东？他开始逐户敲门，组织整栋楼的邻居一起谈判，最后他们争取到了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从那以后，他没有停下来。

Uwe 向我解释了他现在在租户联盟的工作，他拿工会打比方。

“如果一栋楼的水管坏了，房东不愿意修，或者要租客自己掏钱修，一个人去理论是没有用的，但如果七八成的住户一起告诉房东，你必须修，否则我们就集体减租，事情就不一样了。”

柏林现在的大型租户联盟，最大的有十五万名租客，Uwe 工作的这家排第二，拥有三万租客。他们每周接待不同的来访者，刚落脚的移民家庭、讨价还价失败的租客，还有被迫关门的小店。

Syndikat 在德语里有联合体的意思。它和租户联盟离得不远，有时晚上想喝一杯，走进 Syndikat，会发现白天在租户联盟碰到的那个人，就坐在邻桌。

1985 年，Syndikat 刚开张的地方，只是柏林的边缘地带，一片廉价、混乱的街区。80 年代，从酒吧门口往外望，往右看是工厂区，往左是土耳其面包店，街角的电车站堆着啤酒瓶。附近没有精致咖啡馆，Syndikat 的啤酒只要两马克。

四十年后，谁也没想到柏林房价会涨得那么快，一度成为全球涨幅最大的城市之一，Syndikat 也慢慢变成房地产商的目标。2018 年，一纸租赁终止通知送到酒吧。房东告知，整栋楼已卖给英国的威廉·皮尔斯集团（William Pears Group），一个在欧洲拥有上万处房产的大型房地产集团。Syndikat 要关门了。

Uwe 在这里喝了十多年酒。晚上坐在吧台，总是会遇到来喝一杯的邻居，附近的政治活动小传单，从一只手递到另一只手，最后都堆在 Syndikat 的木质吧台。

收到租赁终止告知后，Syndikat 拒绝搬走，街区居民们也开始组织抗议。大家觉得，跨国集团通过空壳公司收购整栋楼，既没有正当的驱逐理由，也破坏了柏林的社区稳定性。他们在窗户上挂起了条幅：“Syndikat Bleibt”（辛迪加留下）。抗议持续了近两年。

2020 年的清晨，Syndikat 还是关门了。运营者沉默了一段时间，直到三年后才在附近开出新址。我和 Uwe 喝酒的这家，正是重新开的新酒吧，抬头，还能看到酒吧的墙上贴着驱逐时的抗议照片。

曾经的 Sydikat。（拍摄者：Joe Mabel，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

01

起初我以为，占屋是持续不断发生的，街上的涂鸦一层盖上一层，政治标语一张盖上一张。房子也是，白人嬉皮士们晃到空置屋子里，就这么住下来，唱歌、跳舞。几个月后房东打开门，大惊失色。抖音里很多这样的视频。

但真实的占屋根本不是这样，人们不会去占据有明确产权人的房子，那在法律上很麻烦，更不要说还有人住在里面。被占领的房子往往长期空置，几年，几十年，没有人知道它们到底属于谁，与之同时发生的，是越来越多人找不到能住的地方。

有一天，我去一个地图绘制工作坊，卷发小哥给我们展示了一张欧洲移民图，上面画了许多箭头，从非洲、中东四面八方指向欧洲，整块大陆就像磁铁的中心。

“这幅地图有什么问题？” 卷发小哥问我们。

“首先，箭头是棕色的，不是蓝色或者白色。这好像在暗示皮肤。”左边戴鼻钉的女孩说。

“这些箭头都是从欧洲以外指向欧洲，好像只有外来者在流动。但实际上欧洲内部的流动更频繁，为什么他们不算移民？”旁边的男孩接着说，大家点点头。

还有人指出图中的移民数量条形图使用了红色填充，“一种让人焦虑的颜色”。

“是的。”卷发小哥点头，“地图从来不是客观的，它隐藏了不愿明说的东西，也标记它希望强调的东西。制作一张地图，就是在制造一种叙述。”

不久后，我找到了 Berlin Besetzt，一份让我更加理解占屋历史的地图。它标注了自 1970 年以来，柏林所有被占领过的空间：住宅、公园、临时搭建的帐篷。Besetzt，在德语里，意思就是“占领”。

打开他们的网站，是一张柏林鸟瞰图。灰线是街道和水域，红色线条勾勒柏林墙的位置，圈住了半个城市。直到现在，站在这堵消失的墙朝东西望，仍然能看到景观上的不一样。西边点缀着小洋房，粉扑扑的干净墙面，金头发老人住在里面，阳台上探出几支红蔷薇。再看向东边，灰水泥单位楼成排站立，街道笔直，尽头的电子塔闪烁旧光。

记住这堵墙，它对柏林的占屋历史很重要。

地图上，占领事件以不同颜色标记。80 年代是红色，90 年代是橙色，灰色意味着“已被清理”。在密集分布的小房子图标中，灰色最多，其次是红色，而在 2010 年之后，图标几乎消失了。

Berlin Besetzt 的网站页面，红色线条为柏林墙。

如果给柏林的占屋史做一个比喻，从 1970 年到现在，它就像两股间隔十年的大海浪，密集，剧烈，迅速涌现，又迅速被清除。它们分别出现在受反文化运动影响的 80 年代初，和柏林墙倒塌后，产权概念突然失效的 90 年代初。每场浪退之后，都会留下一些新的法律条文，还有下一轮进场的房地产公司。

80 年代，是柏林占屋运动的第一次大浪潮，它更深层的动力来自 1968 一代的政治遗产，这是一条从学运延伸出来的地下水脉，流入柏林左翼场景，在城市改造与住房短缺的压力中冒头。朋克、自治与酷儿社群、生态运动、反核运动在几年里相互叠加。很长一段时间里，占屋几乎是柏林政治绕不开的主题。高峰期曾有多达约 5000 人住在占屋里，声援示威的人数常在两万人左右，但运动也持续遭遇清场和血腥冲突。1981 年，在反对驱离的示威冲突中，18 岁的 Klaus-Jürgen Rattay 被公交车碾压身亡，这起死亡也成为西柏林占屋年代最刺痛的注脚之一，更反过来影响了参议院内部对“强硬清场”路线的调整。

我住在柏林西南角的 Charlottenburg，一个中产老人的街区，附近密集分布高级诊所、设计店和狗。Berlin Besetzt 在 80 年代的注释里如此评论，“甚至连 Charlottenburg，在 80 年代初也曾出现过占屋”。当时全城有 165 栋房子被占，其中 Charlottenburg 出现了 12 栋，占屋运动广泛地渗进整座城市的肌理里。

第二波占屋浪潮则在 90 年代初出现，与 1990 年的柏林墙倒塌同步到来，随着东德国家机器崩塌，产权失去效力，制度性的真空出现了。在东柏林，人们在许多空屋直接住下，废弃的国营工厂和单位宿舍，这是占用大量空置房屋的窗口期。直到 1990 年 7 月 24 日，市政府发布命令，宣布此后不再允许任何新的占领，到此为止，东柏林已有 130 栋房屋被占，其中约 100 处后来获得合法化。如今排长队的柏林俱乐部 Berghain，它的前身 Ostgut 就曾占用了一处旧铁路维修/仓储建筑群，Ostgut 于 2003 年因城市开发计划关闭，随后才在一座废弃电厂里转生为 Berghain。

Berlin Besetzt 的注释这样总结：

从 1970 年到 2015 年，我们共记录了柏林 641 起房屋、房车社区，以及公共空间的占领事件，其中约 200 起最终实现合法化。更多的是消失、清理与拆除。

90 年代中期之后，前柏林内政参议员 Schöhnbohm 推动了一波更大的驱离，占屋很少再发生，即便发生，通常也会在所谓 “24 小时政策”“柏林线”（Berliner Linie）下被迅速清场。也就是说，一旦发现有新占领，警方要在 24 小时内完成清场。

大浪在此之后退去，占屋在柏林基本只剩下零星的水花。

在 Berlin Besetzt 的网站右下角，有一个邮箱，没有名字，也没有落款。我几乎没抱希望，写了封邮件发过去。我想知道，制作这张地图的人是谁？Ta 在地图里隐去了什么？又在强调什么？

几天后，手机上弹出一个通知：“Hey。”

对方说，明天，下午，我们可以在 Kreuzberg 车站旁见一面。署名，Berlin Besetzt。

02

“Berlin Besetzt”比我到得更早，我们约见面的 Kreuzberg，也是网页上提到的 80 年代西柏林占屋集中地区，在车站，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远远地朝我挥手。

Kreuzberg 街头，这里一半的楼都和占屋历史有关。（作者拍摄，如无特别注明，图片均由作者拍摄）

Tony，他和我握手。

灰外套和双肩包，很普通的穿着，他看起来像搭地铁来上班的，和占屋没什么关系。

Tony 在柏林长大。几十年里，他主要干的事是涂鸦。他活跃在 Reclaim Your City（夺回你的城市）艺术小组，这个小组为占屋空间创作了很多集体壁画。他和朋友们在城市里游荡，桥洞、屋顶、隧道口，有时他们会拦下一辆正在行驶的动车，冲上铁轨，涂满整个车窗。

与此同时，他另外的朋友则在占屋房里忙着别的事。他们对 Reclaim Your City 说，让我们墙上有点东西，Tony 和朋友们就拎着喷头去画画，他们从一个屋子画到另一个屋子，有时候在夜里，有时候在白天。

城市的残酷之处，常常表现在金钱与身份决定了谁可以留下，谁必须搬走。在上海，星巴克们搬到了我住的街道，房租很快就涨起来，我的工资不够，就需要打包行李，搬去没有星巴克的地方。

但在租金上涨之前，有一个更早发生、更不被察觉的过程，一些无法进入资本审美的东西，会在现实里率先被轻视。比如漂亮咖啡馆会被看到，安徽小炒店更难被看到。占屋和涂鸦是相似的行为，涂鸦是一种视线意义上的占领。

做 Berlin Besetzt 的时候，Tony 在一家电子乐俱乐部工作，疫情说来就来，俱乐部很快就不能正常营业。后来，政府给这些地方发了一笔补贴，Tony 于是可以不用去上班，领上一份稳定工资。因为去过很多占屋房画涂鸦，他和朋友们发现从来没有档案在系统记录这些房子，于是想到可以做一张地图，把曾经柏林被占领过的空间全标记出来。不用上班，待在家里没什么事，他慢慢开始找资料。三年时间里，他们一起把 Berlin Besetzt 搭了出来。

我们见面的 Kruzberg，如今是柏林的中心地带，但在 80 年代，这里一度是空房与废墟，也是柏林占屋最集中的片区。那时候，柏林墙还竖立在此，街道紧贴着这面墙延展，许多房子都建在墙的阴影之下，甚至前窗是西边，后窗就是封起来的东边。边缘的地理位置，造成任何政策都在此处难以落地，租金低廉，监管与执法也更加不稳定。

占屋潮正是在此时出现的，70 年代末，西柏林在这一带推动了 “都市更新”（Stadterneuerung），政府想把 19 世纪遗留下来的老旧 Mietskaserne（出租兵营式公寓，典型的密集租赁住房）成片纳入拆除与重建计划，并用更现代的住宅取而代之。规划一旦启动，原有住户往往先被迁出，但随后因为财政、审产权等问题，推土机并没有按时到来，改造的时间表也一拖再拖，成排的老房子在几年的时间里空置、漏水、断电，慢慢变成一大批政策性废墟。

最早的占屋，很多时候都是实用与政治交织在一起的决定。房子空了那么久，人们就搬进去，他们带着工具修理水管、补屋顶、贴防寒胶条，把原本无人维护的空间重新收拾成能住人的屋子。渐渐地，楼上开始挂出横幅，房间里出现了晚餐会、集体会议，对住房政策的直接对抗渐渐在街区变多。警方记录显示，当时整个西柏林约有 165 处被占房屋，其中 86 处集中在 Kreuzberg，柏林墙苍穹下。

Frank Jackson，当时就住在 Kreuzberg 一处占屋楼里，在一篇报道里 [1]，1981 年的他回忆：“至少在过去五年里，占屋一直在发生。真正的转折出现在 1979 年：Kruzberg 东部那些最破败、清拆最激烈的地带开始成为风暴眼。房子一栋接一栋被占领。1980 年圣诞节前夕，警方清场了几处据点，占屋者随之而来的反抗，被后来的人统一说成是‘暴力’。”

Oranienstraße 198 与居住其中的占屋者。该楼于 1980 年 10 月 10 日被占据，1983 年 6 月 18 日遭清场。（图片来源：Umbruch Bildarchiv）

“很多人长期住在拥挤破败、条件糟糕的房子里。我们当时统计出，城里大约有一万套空置公寓。我们试图通过法律手段对参议院施压，要求把这些房子租出去。一开始我们得到很多口头上的让步，还以为已经争取到了什么，但最终并没有任何真正的进展。” Frank 当时正在一家租房联盟工作（Uwe 的老同行），他告诉记者，一边是大量空间空置，一边是大量人无家可归，资源没有短缺，只是制度性地抽离使用，占屋者开始反对其中的默许逻辑。

Tony 带着我从 Kreuzberg 车站出发，顺着主街 Oranienstraße 往前走。街道两侧是成排的老楼，灰黄色的外墙上斑驳着多年的涂鸦。有一栋楼的阳台上，两个人靠着栏杆抽烟，看见我们，抬手打了个招呼。Tony 也挥了挥，那是他朋友。

“这栋楼也是 80 年代被占下来的，现在已经合法化了，到现在几十年，他们一直住在里面。”

Tony 指了指我们走路的整条主街，也是如今的“柏林亚文化”最热打卡地，酒吧、古着店、livehouse。“这条街上，百分之五十的楼和占屋历史有关。”

后来的学者，把 80 年代的这波占屋称为“修缮式占屋”（Instandbesetzung），占屋者公开宣称自己占领的目的，是把破旧的老房子从拆除中救回来，亲手修到可以继续住人为止，这并非传统想象里的，只是为了短期栖身，然后把一栋中产阶级好房子破坏得乱七八糟。“修缮式占屋”往往发生在即将拆迁或大规模改造的街区，居民迁走了，房屋却因为规划迟迟无法动工，于是在原地空置多年，有时为了防止房屋再次被使用，甚至会出现故意破坏建筑结构的行为，为了保证它只能是即将拆除的废墟。

修缮式占屋就是在这种灰色地带里出现的反向工程，占屋者搬进去，开始维修水管、屋顶，恢复供电与供暖，清理垃圾，把房子重新变成居所。而修缮本身也是一种证据：我们是对这栋房子有持续、具体投入的人，我们是在把城市的存量住房重新修理成可用状态，不是你们口中破坏房子的短暂闯入者。这种做法让争论很容易从“非法侵入”转向讨论“谁在浪费住房”。在柏林，占屋墙上常能看到一句口号：“宁可修缮式占屋，也不要把房子占着不修直到坏掉”（Lieber instandbesetzen als kaputtbesitzen）。

80 年代柏林占屋场景也包括街头对峙与死亡。1981 年 9 月 22 日，柏林当局出动约 2000 名警力清场 8 处被占房屋；就在内政参议员在刚被清空的 Bülowstraße 89 举行记者会时，18 岁的示威者 Klaus-Jürgen Rattay 在警方驱赶中被一辆 BVG 公交车撞倒并拖行致死。当晚随即爆发了悼念游行和激烈冲突。今天，在他死亡的路口仍立有纪念牌。（图片来源：Umbruch Bildarchiv）

03

做 Berlin Besetzt 的时候，独立档案馆帮了 Tony 很大的忙，灰色、边缘的小东西，没有进入国家档案系统，却在独立档案馆们更容易被找到。海报、传单和贴在电箱上的贴纸，作为历史的边角料，组成了另一种叙述。

许多独立档案馆都与占屋历史紧密相连，它们在占屋社群发源，也常常生存在占屋空间里。Tony 带我去了做地图时经常找资料的档案馆 Plakatearchiv，就建在一栋占屋楼里。这栋楼叫 Bethanien 旧医院，是一栋典型的 19 世纪中叶慈善医院建筑，走廊像修道院一样往两侧深深延展，也是西柏林占屋史的重要地点。

Bethanien 旧医院，位于 Kreuzberg。它既是 19 世纪留下来的医院建筑群，也是柏林占屋史的重要地点。

Plakatearchiv 一开始成立，只是源于占屋房里几个朋友的习惯，他们去很多街头活动，自己印刷也收集一些传单海报，做完就丢掉太可惜了，于是有人开始按年份和议题把它们收起来。材料越积越多，档案馆也在不同空间之间辗转，直到 2006 年，他们搬进了 Bethanien 南翼，才第一次有了相对稳定的空间。

在 Plakatearchiv 网站上，简介里这样写：“这是一个靠自筹、捐赠和志愿劳动维持的‘活的档案馆’。馆藏聚焦社会与政治运动相关印刷品，同时还有一个规模很大的海报收藏（‘几千张’！），且持续增长。”档案馆把材料出借给外部，让它们继续产生知识，他们也提到了 Berlin Besetzt 正是这类延伸——“一张互动地图加数字档案，试图把柏林历次占屋/占地的地点与故事整理出来，让人看到城市空间并非自然生成，而是一次次争夺的结果。”

Bethanien 侧门。除了 Plakatearchiv，这里也是 New Yorck 的入口——一个由占屋斗争延续出来的重要独立政治空间，长期容纳柏林左翼、反种族主义和女性主义团体在此组织开会与活动。

“城市空间并非自然生成，而是一次次争夺的结果”，档案室所在的 Bethanien 就是一个例子。作为柏林最早的占屋空间之一，1970 年，Bethanien 医院停止了作为医院运作，所属的教会把这处巨大院落以 1050 万德国马克卖给柏林市，但接下来围绕是否拆除、如何再开发，以及最终用途归谁决定的争议一直悬而未决。拆除与新建方案曾被提出，又在抗议与文保压力下反复摇摆，院落因此长期空置，它就像 Kruzberg 其他的成排废墟一样一直空置着。

一年之后，悬置被一次动员行动打断。1971 年 12 月 8 日，几百名年轻人在柏林工业大学参加了一场活动，一方面纪念左翼活动者 Georg von Rauch 的死亡，另一方面讨论 Bethanien 这处自 1970 年停用后一直空置的院落是否能被接管成一个“自由共和国”式的空间。讨论后，人群顺势涌向了 Bethanien，他们把床垫和乐器都搬了进去，一夜之间，它被占领了，他们挂出“BESETZT”的横幅，给它取名“Georg-von-Rauch-Haus”，即“Georg von Rauch 之家”。

随后几年，当地的年轻人和艺术家陆续开始占用 Bethanien 其他空置的附属楼。每占下一间房，相当于向政府又施加了一层压力，更难再用“这里无人使用”来合理化拆除，相反，这里正在被我们使用，正在卷入我们的社区生活。

1973 年，Bethanien 主楼最终被重新命名为“文化与社会中心”。如今医院的老病房低价租给独立组织们，走廊依旧深长，墙上贴满了活动海报。

Bethanien 只是与“争夺”相关的一个例子。沿着这条线往外看，柏林拥有许多自治酒吧、书店、小剧场，它们像菌落一样散布在整个城市，很多都与占屋史有关。在某个历史节点上，人们从产权悬置里夺回了这些空间，一批不必按商业租金自证值得的空间。

Georg-von-Rauch-Haus 的住客们，1971 年 12 月被占据后，这里成为一处自我管理的居住集体。它以柏林城市游击队成员 Georg von Rauch 命名，后来长期被视为无家可归青年的联络点，至今仍自我定位为一个面向弱势年轻人的自助项目。（图片来源：Umbruch Bildarchiv）

我和 Tony 走到一个十字路口，车流在脚边散开又汇拢。

“看到楼上的字了吗？”Tony 抬手指向街对面。一栋五层楼的立面显出了褪色的黄，楼底层挂着几块手绘招牌。顺着他的指尖望去，顶楼的墙面上印着几行旧字：“Luisenstadt, 1986.”。

1986 年，“Luisenstadt”成立了。也是在 80 年代后期，政府开启了占屋运动清场，占屋者被告知必须离开，但他们已经在这些废弃房子里生活多年，修理好了它们的屋顶、墙面、楼梯间。他们向政府提出了另一个想法，自筹资金，以“长期使用权”（Erbbaurecht）的形式，从政府手中接管这些原本年久失修的楼房。法律上，房屋归合作社集体所有，不得流入市场。每位成员都拥有不动产权，但无法卖出。

这是一个拒绝市场逻辑的住房模式，更通俗一点讲，一种永久会员制公共住房。Luisenstadt 合作社就这样诞生，出资加入的人，能够获得一套公寓的永久使用权，支付稳定可控的租金，拥有无限期的居住安全，但没有转卖的可能。没有人真正“拥有”它，但要不要修厨房、刷油漆、换新水管，由住户共同决定。

占屋者后来能采取这一策略，主要靠的是两件事，资产结构和组织形态。

在不少案例里，这些年久失修的楼房掌握在城市的资产盘里，它们并非私人房东所有，而政府既想结束占屋纠纷，也需要有人承接维护责任。Luisenstadt 所利用的 Erbbaurecht，常被译成“长期使用权”，意思是：土地（往往连同建筑的最终归属）仍在公共方手里，但公共方把一栋楼的长期使用与改造权租给某个主体，期限动辄几十年，甚至接近一个世纪。使用方每年支付地租（Erbbauzins），能在合同期内像“业主”一样去运营；与此同时，公共方也能把用途和转让限制写进合同，比如“保持社会租金”“不做投机转卖”，这些都是有违约后果的条款。

另一方面，Luisenstadt 之所以更容易在德国落地，也因为合作社长期以来在制度上就是一个可操作的主体。eG（合作社）是一种成熟的法人形式，能开账户，贷款，并持有资产，也拥有稳定的内部治理规则。德国的公共住房与城市更新体系长期习惯与这类集体主体打交道。

街角黄色的楼由 Luisenstadt eG 管理，80 年代的一部分房子后来通过合作社形式被保留下来，成为柏林去商品化住房实践的一种延续。

2022 年，Luisenstadt 继续接手了 Kreuzberg 的一栋旧楼，15 个住宅单元、4 个商业单元。出售的前提是“保持社会租金”，也就是交易后继续维持住户可负担的租金水平，保护现有租约，避免卖房变成涨租起点。为此，卖方接受了明显低于市场价的成交方式。合作社买下后再把房子锁进非投机结构，使其难以转卖套利，租金也不再按市场上浮。

从市场手中拿回空间，再封锁它的商品属性，这是他们一贯的策略。合作社住房或许是一种去商品化的自由，生活不被市场左右，不必靠投机才能维系一个稳定生活。

如今， Luisenstadt 在柏林一共管理着 21 栋房屋，住户超过 400 人，房子的一层通常是酒吧、书店，或者非盈利的小空间，合作社有自己的筛选标准，要求的租金大幅低于市场价格。小店维持着人流和文化网络，上层则是普通居住单元。

“如果所有空间都按商业租金收钱，那你每做一场演出，就得先计算票房，但要是有很多空间可以不按市场租金定价，情况就不一样了，它能让没有钱、没有资本的人，也有空间坚持自己的想法。”Tony 觉得，Luisenstadt 改变了这一带。因为它掌握了分配权，合作社能决定底层商铺交给怎样的经营者，这看起来只是选租户，但它实际决定的是让什么样的生活继续在这里发生。直到现在，即使 Kreuzberg 是柏林热门旅游区，但许多房子和商铺都以长期非营利的方式维持着。

“公共不等于政府所有。政府也曾经卖房，驱逐穷人，和开发商合作，因此公共性不能被简单地交托给国家，需要通过民间不断定义。”Tony 说。

Luisenstadt 在 Kruezberg 所管理的街区的一层铺面，既有政治海报店，也有像 Piko 这样的锁匠与配钥匙店。

Schokofabrik，也位于 Kreuzberg。1981 年 5 月，一群来自自主女性运动的女性占据了这座原巧克力工厂旧址，并将其设想为一个女性街区中心。此后，这里从占屋延续为长期存在的女性主义基础设施，至今仍容纳咨询、活动、体育、工坊和儿童项目。

Schokofabrik 内部的的历史说明牌：从 1888 年的巧克力工厂，到 1981 年被女性与女同性恋者占据并改造为女性中心，再到 2000 年代由女性合作社购下房屋。

04

我和 Tony 一起逛的 Kreuzberg，是 80 年代占屋浪潮最踊跃的地带，而到了 90 年代的第二波大浪潮，他发现很难找到相关资料。档案馆里的报纸传单，一下就变少了。 “80 年代的材料还算完整，90 年代基本是空白的，那个时期的占屋发生在东德，柏林墙倒塌的那个瞬间，是一件更自发、更偶然的事情。”

实际上，柏林墙倒塌后，许多西柏林原本就有占屋经验的人也向东移动，但长期以来，第二波东德的占屋浪潮和第一波西柏林的占屋，是被割裂讲述的，Tony 做完地图才第一次直观地看到两场运动在空间里的交汇。

不久后，我就遇到了 Rainer，他经历的正是 90 年代，和东德有关的占屋。

来德国之前，朋友打电话要我尽量早一些到，最好赶在国庆之前。“今年的国庆会很热闹。”她在电话里说。今年（2025）是德国统一三十五周年，“街上一定会有很多人的”。

街上的确有很多人，在勃兰登堡门附近的广场，白人老人们成群结队，举着欧盟的小旗帜，脸上贴十二颗星纪念贴纸，摆出拍照的造型。我是在那个国庆遇见 Rainer 的，他的艺术工作室离广场不远，米特区 Linienstraße 144 号，走下几级石阶，推开一扇沉重的黑铁门，是一间狭长的地下室。这里原本是一座东德的熔炉铸造厂，那天，他对外开放了参观。

“国庆”这个词并不是德文直译，更准确一点，应该叫做“统一日”。在德国，对国的定义就足够吵上好几天，比如 Rainer 就曾经是一个东德人，可以说在 1965 年，他出生的是另一个国家，在那个政权里度过了漫长的童年和青春期。三岁，他的父亲因为散发非法政治传单被逮捕，出狱不久后就自杀了。Rainer 做出一个用枪崩头的动作。

Rainer 父亲当时发的传单，意思是：柏林人，别忘了这堵墙。因此，请要求这座城市重新归于一体。不要支持任何维系这种不公的事物。大多数人已经厌倦了他们的谎言。对边防士兵来说也是一样：杀人就是杀人。

十五岁，Rainer 开始在工厂打工，下班之后他不爱和同事喝酒，总是自己在家画一些画。没多久，他被选进了艺术学校，那是 80 年代后期的东德，压抑和混乱并存，整个国家是一台即将崩溃的巨型机器，史塔西虽多，但并非无孔不入，而且大多数都没有真正在工作。

Rainer 喜欢混迹在东德艺术小团体里，他们会偷偷钻进东德各地的空房间。在东德，房子由政府分配，公务员们看报喝茶，没人真的检查每间房到底在干什么。整个国家四散着空置房，像星星一样闪闪放光。谁都不知道钥匙是怎么来的，只是从一个嬉皮士递到另一个嬉皮士的手里。“占屋”这个墙对面的词，在东边没有人听说过，大多数人只是叫它Schwarzwohnen（“黑住”），偷偷住下，在空置的小公寓，办小型展览、派对、读诗会。

Rainer 在东德时期和朋友们的艺术实践记录：1982 年，他们在柏林环城高速附近的废轮胎堆中进行了一次带有行为艺术性质的“摄影行动”。

Schwarzwohnen 在东德并不罕见，甚至牵涉到成千上万人，因为行政体系里监管的人手不足，流程迟钝，很多事情只要没闹大，就可以暂时不处理，于是整个国家散落着大量黑住房间。

80 年代的最后几年，东德的年轻人们就这样生活着，没人想过墙真的会消失，直到那一天真的到来了，几天时间里，西边的年轻人涌入东柏林，他们带来了更成熟的占屋经验，这让另一种更公开、更带对抗性的占领出现了。但对 Rainer 来说，这两种占屋经验之间并不那么割裂。

在他的工作室，我们一起参观了他对东德的回忆——在国家突然消失的手足无措里，他和朋友们提着袋子到停摆的东德老工厂捡到的金属垃圾。他们管这些叫做“碎片”，“是增长驱动的社会，面对崩溃时产生的碎片”。

他突然停下来，拉住我，指向柜子里的一块铁制说明。上面印着简体中文：

直流工业电机车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一架来自中国的机器。三十五年前，它和其他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钢铁一起轰隆隆在工厂运转着。

Rainer 指给我看的来自中国的铁制机器说明牌。

临走前，他递给我一支细圆珠笔，我在纸上写下邮箱。Luqing，大多数德国人念不准这个名字。“Luqing。”他又念了一遍。我们拥抱，再见，东德小屋。

回去后在邮件里，我告诉 Rainer，他工作室里那些社会主义破洞烂铁，也是我从小家里堆满的东西，在湖南县城，六十平米公家宿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和我们同一阵营的好兄弟，也是一个听上去那么遥远的地方。他的“黑住”时期，和我外婆的青年时代在时间上交错重叠，只是在湖南，没人知道占屋是什么。我还想知道他的青春期是什么样的，他有过单位吗？他是怎么占屋的？

过了几天，我收到了他的回信：

亲爱的 luqing：

非常感谢你来我的地下空间。这次参观非常有趣。我在想，也许我可以用德语写一些内容，再让 KI（一个人工智能）来帮忙翻译，这样可能进展会更快。

你问我当年的占屋故事，需要说明的是，我的视角是一名来自前东德社会主义亲历者的视角。在上世纪 90 年代的许多占屋场景里，东、西德人的实践交织在一起。与此相对的是，在国家叙述中，至今仍是西德的立场在主导话语。

关于我们当时是如何占屋的，我可以简单回答。

A：柏林墙倒塌的时候，那栋房子正在计划翻修，但工程中断了，整栋楼几乎是空的，只有一间老旧的画框作坊还在使用。我们最先在里面办了一间“场景画廊”和一个小酒吧，并且居然顺利运作了一段时间。

这一切之所以在当时可能，是因为正好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空档期，东德的法律已经不再真正生效，而西德的法律又尚未完全接管。对我们东德年轻人来说，90 年代初是一个“盛大的派对时代”。

柏林墙倒塌后，我们组建了一个东西德艺术家团队。后来我们找到了房子最早的房主，帮助她重新取得在社会主义时期失去的产权，再以我们能够承担的、相对合理的价格，从她手里买下了这栋楼。

当时的柏林在动荡里，市政府组织过一系列“支持和平住房项目”的计划。这些计划其实是从 80 年代的西柏林占屋运动中发展出来的。

（而在柏林墙倒塌之前的东德，事情又有些不同。更常见的是人们对单个公寓的占用，并非像我们这种整栋房子。有段时间，我自己在德累斯顿、莱比锡和柏林各自都有一套我和朋友们占用的公寓。）

后来，我们通过大量亲手劳动，终于把这栋房子扩建并修缮完成。如今房子已经真正属于我们，贷款也全部还清了。如果没有当年的那场占屋，像我们这种尚未站稳脚跟的艺术家，根本没法在今天租金奇高的米特区继续生活。但这是一个少见的积极例子，大多数占屋最终都以被驱逐告终。

B：从更大的历史视角来看，独立空间的前景目前相当黯淡，因为这座城市正越来越多地被单纯的逐利逻辑所支配。

到了 2025 年，许多曾经被占领的房子，已经从当年的非法占屋转变成了合法形式。不过，资本主义的产权控制体系，使得如今的选择空间，远比过去东德“疏于管理的社会主义”要少得多……

附注：我只能希望人工智能翻译得够好。今天我写到这里，接下来几天我会继续回信。

祝好！

他在德累斯顿、莱比锡和柏林各自都有一套被占用的公寓！读完信我只记得这件事了。我回了邮件，Rainer，你说的“资本主义的产权控制体系更加严密”是什么意思？

不久后，我们在他邮件里提到的、年轻时占下的屋前见上了面。它坐落在如今柏林最中心的地带，路的尽头是柏林塔，太阳快下山时，道路会闪烁明亮的反光。再往西边走几分钟，就是柏林墙公园，周末有大型跳蚤市场（另一个“柏林亚文化”旅游打卡点）。很难想象这里成排都是空置楼的样子。

我走近那栋楼，Rainer 穿着花衬衫，朝我远远挥手。

这是两栋五层高的老楼，中间围出一个安静后院。每一层至今还住着当年艺术小组的成员，以及他们后来组建的家庭。侧楼一层被改成陶艺工作室和小型画廊，对外开放，靠街的一间店面，以很低的价格租给了一家小书店。我们路过时，陶艺工作室的女主人正在拉坯，她是这个社群的老成员之一，看到我们抬头笑了笑。

Rainer 和朋友们一起住的社区后院。

Rainer 和朋友们用低于市场的便宜价格把一楼铺面租给了一家书店。

他们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得到了这几栋楼，住了进来，90 年代是漫长的、闪光的十年派对。到了新自由主义加速的 2000 年，以及“资本渗入每一处缝隙的 21 世纪 10 年代”，这里变成了房价最高的地方，年轻艺术家们都老了，他们拖家带口都住在里面。

“你们当年多少钱买下它的？”我问。

都记不起来了。那时候用的还是马克，马克和现在的欧元又该怎么换算？但总的来说，那不是一笔大钱。

Rainer 带我去了他的家，在顶楼，一间结构复杂、窗户很多的旧房，非常大，除了住，也能当他和伴侣的工作室。这栋东德建筑已经很老了，声控的黄灯泡，咳嗽一下，就散开漂浮的灰尘。

回来后，我给他写了一封回信：

亲爱的 Rainer：

谢谢你今天带我参观你的家。

你写到 90 年代初柏林墙倒塌后的占屋经历，我能理解那时候政权混乱，处于短暂的历史真空期，人们可以做很多事情。

但我比较意外的是，你说你在德累斯顿、莱比锡和柏林各自都有一套占用的公寓。那是更早的东德时期，为什么在治理如此严密的社会，占屋仍然有可能？你是怎么占领它们的？

祝好！

Luqing

05

一个人很难在柏林赚到钱，免费的东西太多了。街边栏杆时不时会挂着几件衣服，是附近的人不穿了，晾出来给路人顺手带走。一些大纸箱偶尔出现在路边，里面堆着不用的旧书、唱片，马克笔用德语写着：“免费取需”。

往城市的东边走，能找到更多免费晚餐，人们叫其“Küfa”，Küche für alle，“人人厨房”。很多占屋楼里都能吃到 Küfa，总是素咖喱，热气腾腾，煮上一大锅，淋在米饭上。大锅旁放着旧钱盒，自由捐赠，食物就这样一天天流转下去。我经常从西边的住处，搭地铁到东边，去不同占屋房排队吃 Küfa。

走在柏林街头，街边栏杆时不时会挂着几件随机流转的衣服。

在 Rigaer 94，我吃到了最好吃的 Küfa ，番茄、红豆和茄子，煮成稠稠的酱汁，还配上炸过的糯米球。旁边的老女人和我并排坐，吃了一半，突然对我说几句德语，我摇摇头，她指指我的蓝头发，“I like your hair”。

她是这里的住户，这里，是柏林唯一没被合法化的占屋房。

在 Tony 画下的地图上，柏林历史上的六百多处占屋，大多数被清除，剩下的一部分，在另一种更温和，也更漫长的方式里被处理——Rainer 信中提到的“和平住房项目”，和政府或房东签约，占屋变成低价租赁的社会住房项目，走向合法化。这些房子还保留着占屋留下的自治条约，以及墙上的涂鸦，但在法律意义上，它们已经回到系统之内。

这是柏林处理占屋的经典方法，政客与住客，互相妥协一点点。对占屋者来说，有合同意味着不用再随时面对警察清场，还可以用低价把空间租下来，继续自己“别的生活方式”（alternative life）。但另一方面，也有房子始终拒绝合法化，这被称作“不谈判的房子”（Nicht-Verhandlerhäuser）。

Rigaer 94 由于产权混乱，还有住客的坚持，一直是一栋“不谈判的房子”。

这栋楼是 90 年代第二波占屋浪潮留下的，如果把柏林想成一张靶纸，Rigaer Straße 在靶心偏东的位置，它所在的街区在东德城市结构里是很典型的工人普通住宅区，很多房子年久失修，也没有足够的预算翻新，一直空置着。柏林墙倒塌后，仅 1990 年，东柏林就有约 130 栋房屋被占，Rigaer 大街是最显眼的那一片。

Rigaer Straße 94，1990 年前后东柏林占屋潮中留下来的自组织住宅项目之一，也长期被视为柏林自治左翼与反士绅化运动最鲜明的象征之一。

很容易把 94 号楼和周围建筑区分开来。涂鸦，从屋角蔓延到屋顶。走到门口，大门旁排着十二个门铃，像十二块黑巧克力，只有一个键是能按的。

新来的人，我，站在 Rigaer 94 门口很快会感到不安，满墙涂鸦看着我，这里欢迎一个陌生人吗？我看起来居心叵测吗？还好我是个戴着眼镜的亚裔，可是我是个戴着眼镜的亚裔。我去了四次，没有一次看到过别的亚裔。

很快有人开了门，她什么也没盘问，微笑带我走过长长的走道，就这样进来了？前楼是普通的出租房，后楼和侧翼是占屋的核心，楼里除了住的地方，还有一部分是地下室厨房。每周的 Küfa、全楼会议和派对都在这里。空气里混着啤酒和煮菜的味道。

一周两次 Küfa，住户轮流做饭。厨师们摇摇铃铛，不到一会儿，住客们就端着盘子陆续走了进来。放眼望去，来吃 Küfa 的人大多数互相认识，朋友带朋友。地下室厨房空间不大，墙上贴着抗议传单。几乎每个 Küfa 都有主题，比如“为 Bleiberecht（居留权斗争）筹款”的 Küfa，吃完饭之后总是会有人继续组织讨论会。

Rigaer 94 里的宣传单，来自雅典占屋社区 Prosfygika 的募款与分享活动，不同国家的占屋网络之间常常保持着联系。

有人在这里住了十几年，大多数人是三四年。最近几年，频繁的警察上门让人们越来越疲惫。大概两个月前的一个清晨，两百个警察进来搜查证件，为了推进房东的驱逐诉讼，法院要求弄清楚到底谁住在这栋楼里。

整座城市一直在收紧。2016 年，五百名警察包围了 Rigaer 94；到 2020 年，这里的地下酒吧被迫关闭。住在前楼的一位租户 Maria 在《每日镜报》的采访里说，她每天穿着职业套装出门，沿着贴满海报的楼梯往下走，跨过警方设下的封锁线去上班，有一次，警察用工具锯开大门时，她正坐在厨房里吃饭。

Rigaer 94 的门口像一块持续被改写的公告板。 左侧窗上写着“找 Akelarre 请按 Kadderschmiede 的门铃”，上方贴有 “Feminist Popular Education AKELARRE” 的告示；右侧则密密麻麻叠着各类政治贴纸和海报，包括 “FEED THE PIGEONS”“FREE PALESTINE”“ANTIFA SOLIDARITY – FREE THEM ALL”，以及支持性工作者权利的 “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

在 Rigaer 94 被围堵的时候，更多房子走向的是另一条路径。签合同，进入 Rainer 信中提到的“和平住房项目”。

这套占屋合法化机制，大致在 90 年代初逐步定型。它最早借鉴的是西柏林 80 年代的经验，那一波占屋来势汹汹，警方与占屋者在街头正面对峙，冲突不断升级。后来，政府决定把处理方式转向妥协，久而久之，这些被合法化的占屋房被统称为 Hausprojekte（自管房）。

两德统一之后，这套机制几乎是整套搬进了东柏林。墙倒之后的几个月里，占屋在东边集中爆发，随后市政府在 1990 年 7 月 24 日之后明确表示“不再容忍新的占领”。Mainzer Straße 在 1990 年 11 月的清场，常常被视为占屋浪潮的转折点，当时警方出动了三千多人，对峙持续多日，最终有 417 人被捕，在那之后，市政当局也更倾向于把剩余的占屋导向谈判与合法化，而不是无限期地打街垒战。

我的好朋友 K，就住在这套历史延伸下来的自管房里。

K 去年搬到了柏林读博士，我去找她那天，冬令时刚刚开始，下午四点过后，天就黑了下来。我们裹紧围巾往她的房间走，风沿着街道灌进我们的身体。

这座自管房也在 Rigaer 94 附近，1990 年前后，作为东柏林占屋最密集的地区之一，这一带有一百多栋楼被陆续占下，K 住的这栋楼就是其中之一。一栋六层建筑，1990 年被占，不久后合法化，一直沿用至今。

在 K 所住的自管房客厅，也贴着其他占屋房的运动海报。Liebig 34，是柏林最有标志性的占屋之一：它位于腓特烈斯海因（Friedrichshain），1990 年前后在柏林墙倒塌后的空置房浪潮中形成，后来发展成一个无顺性别男性参与的无政府、酷儿、女性主义自组织住宅项目，也长期被视为反对驱逐、反对地产投机和城市绅士化的象征。2020 年 10 月，这座存在了约三十年的房子被警方清空。

当然，同样是合法化，走到今天已经高度分化，有的变成合作社，住户成员锁定使用权，房屋不再具备市场意义上的升值通道，也有相当一部分——比如 K 这栋——仍然是私人产权，靠长期租约把租金维持在低于市场价的位置。它们看起来像普通住宅楼，但在生活方式上仍保持某种自治的结构。

每个搬来柏林的人都会经历地狱式找房阶段，K 在半年里搬了四五次家，直到她在一个另类租房平台看到这栋房子在招人。之所以用“招人”，是因为在柏林租房就像找工作一样难，租客要提交申请，层层面试，最后拿到租房 offer，才能住进一间可以长租的房子。她提交了申请，经历两轮面试后，最终被选中。

房子一共六层，上楼梯，大门上贴满了标语贴纸，但走道看起来比 Rigaer 94 要干净得多。她说房东不让他们随便涂鸦。房东是早年的占屋一代，在这条街上还有几套房子，现在都租出去了。

“他就是个生意人。” Sofia 说。

Sofia 是 K 的室友。我们坐在餐桌边聊天时，她从房间里出来做饭。这栋楼在三楼和五楼有一个大厨房，是住客们常常碰面的地方。晚饭前，总有人在灶台边做饭碰上，简单说几句话，又各自回房。

K 从袋子里拿出土豆、花菜和胡萝卜，开始煮咖喱。房子里各自买菜，最后做着做着，总会混在一起。每个人很多时候会多做一点，放在公共的锅里，后来的人想吃可以随便盛。

但她告诉我，现在楼上楼下之间，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往来。

楼里的一些活动通常会设“正常价”（normal price）和“团结价”（soli price）两档，愿意的人可以选择多付一点，额外的部分会用于支持左翼行动。有的移民觉得不合理，自己的生活已经很拮据，或者说，本身就是需要被支持的对象，为什么还要和德国本地人交一样的钱？

“分歧也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楼里每两周会开一次会，参会的人当场讨论、投票，没有到场的人也可以事后在群里表达意见。但大家没有建立起一套清晰的决策机制，比如什么事可以少数服从多数，什么事必须经过所有人同意。”

屋子里住着一个房客，是最早期的成员，他拥有一个很大的房间，住了快二十年。二十年，他或许早就厌倦了社区生活，厌倦了和其他人协商、讨论一切。他基本不参与房子里的事情，也不爱和人打招呼，有时候他来开会，但明显兴趣很低。

我们泡了不知道是谁的薄荷茶，窗外完全黑了下来。

在自管房的公共厨房，我们用其他住户留下的蔬菜做了一顿晚餐。大家会把快吃不完的菜发到群里，做饭的人就尽量全部用掉，避免浪费。

“我爸是做基层工作的。” K 告诉我。她爸在县里什么都干过，知道怎么开会，怎么吵架，怎么撕破脸之后和人继续好商好量，她后来给他爸打电话，问屋子的人吵架怎么办，

“我跟他说，我们开会是自愿参加的，时间定好，来的人就投票，不来的人也算进去。我爸说这不对。”

电话里，他爸教她该怎么开会：“你们要规定多少人到场，投票才有效。其他人就必须接受。就算你不来，也是你自己选择不来的。”

要先确立规则，再讨论别的。她问了一圈其他自管房，发现大多数也没有清楚的规则。“没有哪个屋子是不吵架的。”

大多数冲突都和政治有关，更深的一层是，“大家不知道自己的优先级是什么，也不清楚这个屋子到底是干什么的”，K 说。Sofia 做好了饭，端来盘子和我们一起聊天。她住的时间比 K 久，面试的时候，她没有明确告诉 K 这栋房子是什么样的，想要一起做什么，房子很早就失去了一致目标。但他们希望来的那个人政治立场是尽量包容的。“你看我们门口的贴纸，”她说，“贴什么政治标语都有，你就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房子。”

许多贴纸从语言上，仍然继承着过去年代的政治词汇，比如“反资本主义”“自治””“合作社”。但自管房生存方式已经进入制度内部。

“现在有些人，一个月赚三千欧，也住在这种房子里。”Sofia 说，“他们还会跟别人炫耀，觉得这样很酷。但自管房明明是社会性住房，是给更需要的人住的。”Sofia 觉得很多新住进来的人，首先是被柏林艰难的租房市场逼来的。首先这里是一个能住的地方，其次才是政治空间。

最近因为巴以冲突，这栋楼一度分成了两派。甚至有人提出请调解员，两天收费两千欧。在柏林的占屋楼里，巴以问题是最容易引爆争吵的话题之一，德国的历史让问题变得更加敏感。

“我跟几个人说，从我们现在的状况出发，其实不太适合站队。”K 说。

“什么叫不站队？”

“就像你跟你爸妈讨论政治立场的时候，你们意见也不一样。这个房子本质上不是政治组织，但怎么组织自己的生活本身就是政治的，比如怎么分配厨房时间，开会时怎么发言，要不要请翻译，这些事本身就是政治。”

茶凉了，K 总结，最重要的是要办个 party。

“你不能一天到晚开会。”她前晚刚去了另一栋自管房的派对，她对 Sofia 说，我们平时没有自然的接触，只靠讨论和投票总是会冷站，你是反德左翼 [2]，我支持巴勒斯坦，根本说不到一起去。但如果每周都有 Party，大家能坐在一起喝点酒，事情就会变得容易起来。

06

流窜在不同的占屋房和 Küfa 桌，渐渐地，我开始认识更多的人，比如 Alak，在 Rigar 94 吃饭时，她坐在我的对面，先用德语和我搭话，我摇了摇头。这个女孩画着好看的白色眼线，看起来比其他人好相处。Alak 告诉我，她来自德国南部小镇，大学时搬来了柏林，她此前一直在一辆房车里生活。他们一大群人，开着好几辆房车，停在城市不同的空地上。后来她又去住过别的自治房，但和那里的政治立场合不来，没多久就搬走了。

所谓 “政见不合”，在柏林年轻人里，一般指的都是巴以问题，Alak 受不了“那些反德左翼”，说到这里，蹲在一旁听的 Tom 也做出了一个呕吐的动作。在“反德左翼”大楼里住了几个月后，Alak 就搬到了这里。

那天 Küfa 后，有一个关于墨西哥萨帕塔原住民社区的分享会，分享的人去了恰帕斯山地，告诉我们在这里，萨帕塔人建立了自己的自治村庄，一个在现实中已经运作了三十年的去国家样本。地下室清出来一块不太规则的空地，三四十个人围着坐，两个女孩轮流读着她们在萨帕塔写下的日记。“comrade”，她们互相这样称呼彼此，同志，Alak 在我旁边泪眼盈盈，德国男孩女孩们沉默着。我心情复杂，环顾整个房间，心想这里没人比我更懂这个词。

往来在占屋房，听人吵巴以问题，听人互称“同志”，我慢慢开始感到虚无，这一切和我有什么关系？不久后，我收到了 Rainer 对于我之前问题的回信，他告诉了我一些更感兴趣的事，比如当时，他是怎么在东德体制里自由活动的：

在许多与冷战有关的叙述中，东柏林常被描绘为一片沉寂、灰色的空间。但它远比想象中更活跃。东德曾有大量的黑住户。1979 年在腓特烈斯海恩（Friedrichshain）的一次清查中发现 534 套被非法占用的空置住房，而 1987 年普伦茨劳贝格（Prenzlauer Berg）的住房部门登记了 1270 套租赁关系不清的住房。历史学者后来形容，这是一种“谨慎的占屋者，与克制的官僚之间的默契”。

黑住户的大背景是，东德长期存在住房短缺，要是想通过官方分配获得一间住房，通常要先在住房办公室登记排队，有时候要等上十年。不少人索性绕过制度，直接搬入这些无人管理的空置房。街道干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知道自己没有资源维修这些老房子，也不能给所有申请者分配新房。有时候，干部们象征性开出罚单，五十马克，一百马克，然后补签一份租约。

Wörther Straße 37，1985 年。像这样的旧楼修缮项目，是东德晚期住房危机中的另一条线索，在更多未被正式修复的老房子里，黑住户以私下占住和自行修缮的方式进入住房体系的灰色地带。（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

亲爱的 Luqing，Rainer 向我写道：

或许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柏林墙倒塌之前，在那个自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民主专政”的体制中，80 年代的东德，仍然能出现一些自由的小空间？

原因很简单，很多公寓破旧不堪，长期缺乏投资，而投资意味着控制，当国家的投资力不足，控制力也就随之减弱。行政系统难以应对一切，因为政治控制本身就已消耗大量精力。

从 80 年代末到共产主义崩溃的那段时间，是一个小空间时代，半合法的画廊、被默许的占屋，还有被默默容忍的地下活动。没有人真的敢走上街头，毕竟那仍然是社会主义，没有人富有，但也不存在如今真正意义上的贫穷与无家可归。

我现在正在乡下工作，没有网络，直到周一才会上线。

致以最好的祝愿，

Rainer

在这种“因为政治控制本身就已消耗大量精力”、巨大机器即将崩溃的灰色状态里，地下文化在东德蓬勃发生着。什未林，一个剧团搬入了原本要拆除的楼房，在废弃客厅里演出；耶拿，黑住的房子发展成了文化反对派的聚集地；莱比锡，“愤怒的冲动”乐队偷偷占据空置公寓，在里面排练，后来那里成了东德朋克聚会的据点，直到 1982 年被迫撤离。

特别是 1986 年以后，在一些大城市，尤其是莱比锡和柏林，冒出了越来越多的黑咖啡馆、酒吧、非官方画廊。据统计，当时东德约有四十多个私人展览空间，其中许多设在黑住户的地方。

我回复 Rainer：

我最近想到了你曾经告诉我的，“东德从上世纪 80 年代到共产主义崩溃，是一个拥有许多小空间的时代”。即便是最僵硬的系统，也总会有裂缝，它和我现在面对的处境很接近——治理看起来很集中，但仍然有许多小小的自主空间在出现。

这个月在柏林，我经常想到这种对照。我和占屋的年轻人聊天，提到中国也有自组织空间，很多人并不觉得我们在做的事足够严肃，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正面冲突，他们会问如果这样的空间被关掉，我们会组织起来做点什么吗，但我们不会这样做。

这个月，我看到了很多占屋的例子，但我发现欧洲对于替代性生活（alternative life）的争夺，和中国环境里出现的争夺，其实很难直接比较。

你回忆里的东德黑住时代，是我更想理解的事情，那些存在于高压系统裂缝里的小空间，我想听听你的看法，为什么在看起来不够自由的社会环境里，这些空间仍然可能出现，甚至你认为相比于现在，东德有过更多可能的空间？（如果这不是一种怀旧情绪的话。）

东柏林，1982—1984 年，室内聚会场景。它未必能被明确指认为黑住房间，但与 80 年代东德非法居住空间的文化功能高度贴近，许多黑住的房间，也会成为创作者聚会、朗读和派对发生的地方。（图片来源：Barbara Metselaar Berthold，Parties in East Berlin, 1982–84 系列，转引自 WePresent）

07

每当我对德国人说，我过来一个月，来写这里的“占屋运动”，他们都会愣一下，问我，“现在还有占屋吗？”

没有。我摇头。柏林现在已经没有占屋了。

占屋可以发生，是因为房子真实地空着。八九十年代的柏林遍布空置房屋，是一张能被书写的白纸，但对 90 年代末的一代来说，白纸上已经填满了网格。

还记得在租户联盟工作的 Uwe 吗，时不时，我会和他在 Sydikat 见面喝一杯。

“你怎么理解占屋？”我一直想问 Uwe 这个问题。他很少向我提起占屋，即便他的工作和占屋一样，都属于广义的住房运动。Uwe 告诉我，距离上次他去 Rigaer 94 吃 Küfa，已经是很多年前了。

“占屋是一种‘直接行动’。如果你要一个住的地方，这里又有很多空房，那就直接住进去。空置的房子，能有人去住是好事。”

东柏林真空的那些年，“直接行动”像呼吸一样自然。逻辑很朴素，申请和审批只是国家机器的虚张声势，需求与空间之间没什么不可逾越的东西。

但 Uwe 觉得单靠占屋，永远解决不了柏林更大的住房问题。因为就算把所有空屋都住满，仍然会有成千上万人没有房子。

空房消失的速度比运动本身还要快。90 年代初，统一后的柏林背负着巨额债务，政府需要尽快变现资产来填补赤字，原本属于市政的社会住房被成批出售。光是在 90 年代末到 21 世纪初，就有二十多万套公共住房被推向市场，住房也相应变为了基金报表里的数字。

最关键的一笔交易发生在 2004 年。柏林市政府一次性将 6.5 万套市属住房整体打包，卖给由高盛与博龙牵头的投资者财团，理由是债务与财政困境，成交价大约 20 亿欧元，这也是柏林租赁住房金融化的重要节点之一。原本带有公共属性的存量住房，被交给了金融资本的收益逻辑来管理，房屋随后几经并购，最终集中到了今天柏林人最熟悉的两个名字手里，Deutsche Wohnen 和 Vonovia。

“这两家公司，控制了全城将近四分之一的住房。”Uwe 对我说，35 万套。

研究者 Manuel B. Aalbers 与 Andrej Holm 在 2008 年梳理柏林住房私有化时指出：自 1990 年以来，柏林约有 20 万套公共住房被私有化，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发生在统一后的数年内。

这是一种新自由主义机制，Syndikat 的木桌前，Uwe 向我说起了这个概念。“二战”之后，德国曾经有过更强的社会民主住房安排，公共住房、长期补贴与租赁监管更明显地存在着。但在柏林，这套体系在 90 年代被迅速改写，财政压力与市场更有效率的想象叠加在一起，大量公共住房被卖向房产商。

那时候，新自由主义的浪潮席卷了世界，柏林也不例外。英美主导的市场化改革在 80—90 年代成为一种国际趋势，私有化、放松监管、让资本更自由地流动，扩展为一种市场优先的治理方式。

与此同时，带有社会住房性质的住房存量还在因为补贴到期而持续减少（2022 年就减少了 23,266 套）。公共承诺退场，市场定价也加速扩张，住得起的空间于是加速收缩。

“水、电都走过同样的路。” Uwe 说。水务在 1999 年部分私有化，后来柏林在 2012 年开始逐步回购并重新实现公有控制，电网也在拉扯多年后于 2021 年回到柏林州政府名下。但住房至今仍主要在私人资产结构里运转。“我们现在希望做的，是让住房重新变成公共的。”Uwe 说。

2021 年 9 月，柏林市民以 56.4% 的支持率，通过了“征用拥有 3000 套以上住房的大型房企”的公投。这是德国战后第一次，通过全民投票表达出如此大规模的反住房金融化诉求。

这场公投的海报上，写下的口号是“住房不是商品”（Wohnraum ist keine Ware），这句话最早出现在 80 年代 Kreuzberg 的占屋墙面上。从“修缮式占屋”到现在，它成了一条跨越年代的暗线，把早年的占屋运动、今天的租户运动、公共化项目串联在一起。

一张柏林住房运动的活动传单。上面写着“Mietenpolitischer Ratschlag”，意思是“住房政策讨论会”或“租房政治协商会”；时间是 2025 年 11 月 2 日 13 点，地点在 Dragonerareal。斜着印的 “Mietenwahnsinn” 直译是“租金疯狂”，也是柏林住房抗争中很常见的口号。

这张时间线梳理了 2011 年至 2022 年间柏林住房运动的重要节点：从公投、示威、占屋清退，到租金上限政策与“大房东社会化”讨论，住房问题如何一步步从街头冲突进入制度议程。

资产化不只意味着房租上涨，也改变了与住房有关的语言，它们开始更多与估值、回报相关。Uwe 说：“我们越来越多的时间和注意力被吸进市场波动的轨道里。”为了负担租金，人们要改变工作节奏，为了通勤不得不搬家，远离曾经的朋友。居住成为被持续评估、不断调整的风险管理行为。

“所以说，占屋对柏林来说非常重要，它们改变了城市的气质。但它们大多数是脱离日常生活运转的，我会说，他们是一群很酷的年轻人，但它终究只是‘热锅上的一滴水’。”

Uwe 抬起手，比了一个动作。那是一句德语老谚语。一滴水，溅在烧得滚烫的铁锅上，激起一声清脆的滋响，但几秒钟后就蒸发了，铁锅没有任何变化。

那天逛完 Kreuzberg，Tony 和我在一家咖啡馆坐下。他用手指在桌面上画了一个圈：圈里是柏林，圈外是柏林以外的德国。

“柏林在之前就是一座孤岛。‘二战’之后，整座城市被墙圈住，像一块被遗落的飞地。因为特殊的政治安排，当时西德普遍要服兵役，西柏林却是例外，于是所有讨厌军队的人都往柏林跑。当时的物价非常便宜，任何人都能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

我在柏林见到的所有人，都会和我抱怨这十年里，物价涨得飞快。

现在的年轻人很难再闯入一栋建筑，街上不再有空屋，于是他们开始创造像 Luisenstadt 合作社、Uwe 的租户联盟、Berlin Besetzt 等其他的争夺方式。

“对我来说，它们都是同一场斗争。” Tony 说，在一个被资本高度组织的城市里，任何不完全按市场逻辑运行的空间，都是一种抵抗，只是人们在用不同的方法，拿回通往城市的权利。

Tony 带来的 BITTE LEBN。这本由 Reclaim Your City 艺术小组编写的书，试图从行动者内部梳理 2003—2021 年柏林的亚文化与“城市权利”运动，许多墙面、屋顶、街头行动和消失中的开放空间，都被收进了这本档案里。

Kreuzberg 的 Kottbusser Tor 车站前，Kotti & Co 搭起的 Gecekondu 抗议小屋。2012 年，社会住宅住户在这里持续集结，反对租金上涨和搬迁压力，它后来也成为柏林住房运动里最著名的街头据点之一。

过了几天，我收到了 Rainer 的回信，他试图回答我的问题：

我认为每个系统都会有压制性的规则，关键在于它们服务于什么目的。当一个大系统开始管得太多，过度规训就会变成一种自我循环——规训本身不再是手段，反而成了维持权力的目的。

权力运转得太过用力，会让国家组织和它的机构变得笨重、迟缓，难以灵活运作（当然，管得太少也同样有害）。这有点像自身免疫疾病：本来用来保护整体的机制，一旦过度，就会反过来伤害整体。

而在所有逐渐变得僵硬的结构之间，总会不断出现更小、更灵活的空间——自由的空间。总有一天，这些空间会汇流起来，被错误拦住、被堤坝蓄起来的水，会形成新的自由力量，而没有出口的堤坝和围墙，终究会被冲破。

东德当年，就是如此。

1990 年后，堤坝崩溃了，但水并没有一直泛滥。很快，那些曾被默许的灰色地带开始被逐一清点，新一轮更精密的测量开始，这也就是 Rainer 在信里写的，“资本主义的产权控制体系，比当年甚至更加严密”。

而他们那一代人，横跨在两个制度之间，一边是正在解体的铁幕世界，另一边是正在成型、还未收紧的资本市场。系统尚未定型的短暂窗口，是可能性最大的时刻，空房、不知所措的警察、悬置的权属，他告诉我，现在的柏林年轻人，再也无法看到那样的缝隙。

最后一次打开 Rainer 的工作室网站，我看到他下个月又要做一次工作室导览。日期是 11 月 9 日，也是柏林墙倒塌的那一天。页面最末，他留下一句像注脚一样的英文：

Never before have so many new walls been built, as since the fall of the Wall.

或许墙并没有真正消失，只是变化了形状，成为算法、报表、金融机构的利率曲线。它不再被看见，于是我们该怎样谈推倒？

注释

[1] “Interview with a Squatter—Frank Jackson”, libcom.org, April 6, 2021,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Bar Fax, August 1981, https://libcom.org/article/interview-squatter-frank-jackson?utm_source=chatgpt.com.

[2] Antideutsche 是德国特有派别，他们的一般逻辑是，德国有反犹历史原罪，所以必须无条件支持以色列。这一派别在 1990 年后在柏林左翼圈中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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