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土化到自主性——“5·17”重要讲话发表十年来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创新发展

公共管理学是治国理政之学，是一门“国家的艺术”。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历经40多年的演进，走过了从“西学东渐”到逐步“本土化”，再到近十年凸显中国特色与知识体系“自主性”的发展历程。以“5·17”重要讲话为起点的十年来，中国公共管理学发生着以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为核心的发展转向、范式迭代、方法改进、主题拓展、学科转型和专业升级的系统性变革。

实践新场景。十年来，中国和全球公共治理实践发生了深刻改变。当下，智能时代（智能社会）的来临与世界大变局的加速演进刻画了我们所处时代的境况。一方面，随着数智技术的日益广泛应用，引发了人类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深刻变革，推动了公共治理尤其是政府治理的转型，催生了“数字政府”“智慧政府”“生成式治理”“GovGPT”等政府治理的新实践模式。另一方面，随着全球高风险社会或“乌卡时代”的来临，公共治理及全球治理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公共管理学科原有的基本假设、知识、理论和方法及技术已难以破解这些复杂多变的政策与治理问题。那些植根于西方公共治理实践场景与文化传统的西方公共行政学理论，更是无法用于解释当代中国公共治理实践及其经验。因此，学科的改变势在必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新场景，“中国之治”则开辟了公共管理学发展的新境界。而中国式现代化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推进，则构成近十年中国公共管理创新发展的实践基础。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第五个现代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具有引领作用。新时代的中国公共管理学必然要回应时代精神呼唤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在实践上，必须跟踪中国与全球公共治理实践的新趋势与新变化，服务国家的改革与发展战略，提出新方案，解决新问题，不断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理论上，必须顺应中国与全球公共治理实践的新趋势新变化，推动中国公共管理学创新发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以及自主知识体系。

发展新成就。公共管理学界自觉反思学科发展逻辑及知识生成路径，构建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及其自主知识体系成为学科发展主旋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与“新时代系列教材”之公共管理系列教材建设的实施、公共管理类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新时代公共管理创新教材大系”建设项目的启动，以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中国公共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重大专项（群）“中国公共管理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研究”等课题的发布等为标志，构建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成为学科发展的目标取向。公共管理学者坚持以问题为导向，面向改革开放与中国式现代化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从治国理政的历史传统与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的实践经验中提炼标识性概念与原创性理论，力求将“中国之治”升华为“中国之理”，并将党的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的创新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引入公共管理学的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之中。

在数智技术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双重驱动下，公共管理的研究范式与知识生产方式正在发生转变。数智化的新浪潮推动了科学研究范式由“第四范式”（数据科学）向“第五范式”（科学智能）迈进；而“融合科学”的新范式以及“开放科学”的实践运动则进一步推动了学科交叉和知识融合。可以看到，公共部门管理研究经历了“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公共管理、公共治理四次主要范式变迁”；公共治理正在经历从“数字公共治理”到“智能公共治理”（“AI+公共治理”）的范式迭代；知识生产方式正在经历从“经验归纳”到“数据驱动”的变革，学科则正从“解释性学科”向“构造性学科”演进，问题意识正从单纯的“治理结果测量”转向深层的“治理机制生成”，等等。

十年来，公共管理研究方法（论）经历了激烈更替，呈现出“新旧交织”景象：实证/经验研究及量化研究和实验研究的趋势不断加强，围绕公共政策、数字政府、智慧城市、应急管理和人工智能治理涌现出一大批国家级、省部级和校级的实验室与数据库；诠释学、民族志、扎根研究等自然研究方法（论）或质性研究方法的价值被重估，案例研究方法大行其道；“AI+社会科学”兴起，大数据分析、社会计算、数字孪生、大型语言模型、AI科学家一类的数智技术或平台的应用日益广泛。而如何避免“精致的平庸”或“精致而无用”的学术产出，实现从“方法崇拜”到“方法自觉”、从“方法驱动”到“问题驱动”、从“工具崇拜”到“方法多元”的转变仍有待推进。

在数智时代的新场景下，数字政府、智能政务、数字城市（智慧城市）、数据治理、敏捷治理、计算公共政策、计算公共治理、人工智能治理以及技术与政府、科技政策与伦理一类的主题或分支领域成为公共管理研究的焦点和热点；全球高风险社会或“乌卡时代”的来临推动了诸如全球治理、应急管理、风险治理、韧性治理、健康与卫生管理、国家安全一类主题的研究；适应中国式现代化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需要，则拓展或深化了关于党的全面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制度基础与治理效能、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政府与市场和社会关系、公共服务与民生改善、共同富裕与现代化国家、民主治理与公共价值、“大变局”与全球治理、基层治理、城市治理和社会治理等主题领域的研究。总的来看，公共管理学呈现出主动打破壁垒，向外与计算科学、国家安全、区域经济等领域深度融合，向内回归政府治理或行政管理核心，夯实学科发展根基的双向互动态势。

十年来，公共管理学科结构调整的力度加大，学科体系逐步完善。在2022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的新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中，分设“公共管理学”与“公共管理”，形成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并重的格局。二级学科构成则从原有的5个（行政管理、社会保障、土地资源管理、教育经济与管理、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扩展为11个，增加了公共政策、应急管理、社会组织管理、数字公共治理、城乡公共治理、全球治理6个二级学科。原来的“教育经济与管理”“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的名称也更新为“教育政策与管理”“卫生政策与管理”。在学位点设置与建设方面，经过2017年、2020年、2023年三轮学位授权审核，学位点规模扩大，布局趋于合理，学科专业实现内涵式发展。十年间，博士学位授权点从43个增加到71个；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MPA）培养单位从200个增加到300余个；到2025年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学术型硕士点也有250余个。在学科交叉和知识融合的大趋势与新文科建设大背景之下，许多高校纷纷撤销或改造旧专业（例如十年中有超过百所高校撤销了公共事业管理专业），设置新专业、专业方向或微专业，打造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文理渗透、文工结合的交叉学科知识框架，打破学科专业壁垒，建设以新兴技术支撑的公共管理类的新文科专业（如“大数据+行政管理”“AI+公共治理”“计算社会科学”“数字治理”等），开设新课程，融入新课程内容，采用新教学方式，探索人才培养新模式。

未来着力点。面向未来，公共管理学科要在新的起点上下大力气推进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及其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加快实现研究范式转变、学科转型与专业升级。

——充分认识知识生产方式转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随着智能时代的来临及“AI for Social Science”（AI4SS）等新范式的兴起，包括公共管理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主体、范围、主题和方法以及知识产生方式与知识图景正在发生深刻改变。公共治理的知识生产正在由传统人的研究模式转向人机协同/人机共生模式。公共管理学者必须积极拥抱这种知识生产新范式或知识生成的新路径，提升公共治理知识生产的质效。

——着力构建中国公共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要以指导思想与方法论为起点，明确中国公共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指导思想、价值导向、基本原则和研究方法；以历史传统和实践基础为依托，阐释中国公共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历史逻辑；以独特话语的概括与标识性概念提炼为主要抓手，形成中国公共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范畴表达；以理论体系与主题内容构建为核心任务，推进中国公共管理的主体性、原创性理论体系构建；以知识体系的系统集成与逻辑推演为基本路径，构建体系化、学理化的公共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

——以解决公共政策与治理的复杂问题为依归。始终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强化问题导向。要着力研究和解决国家、地方的重大公共政策与治理中的复杂问题或“棘手问题”，推动我国治国理政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当代国家治理实践经验的总结推广，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尤其是国家治理及地方治理现代化的重大需求。

——彰显学科的中国特色与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实践性、经验性及地方知识是公共管理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坚持自主性和原创性，注重基于本土的自主知识创造，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同时要树立全球视野，坚持中西对话，文明互鉴，批判借鉴国外公共治理的合理理论和方法成果。既要实现古代治国理政思想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又要完成对西方公共行政理论体系的超越，更要在中国实践和经验的基础上推动理论原创性突破，最终形成既能解释中国之治和中国经验又能贡献于全人类国家治理文明的自主知识体系。

总之，在“5·17”重要讲话的指引下，近十年中国公共管理学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转变，构建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及其自主知识体系，推动学科的转型与重构成为主旋律。

作者系厦门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罗浩

新媒体编辑：程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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