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就亡在这个地方

本文节选自我的新书《两京十三省：明朝政治得失》一书。

三饷加派

万历末年，严重的财政问题，导致危机一步一步地积累，如同脓疮一样越积越大，最终将其戳破的是辽东的战事。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羽翼已丰的努尔哈赤发布“七大恨”，然后发动了对明的战争，攻打明朝在辽东的重镇抚顺、清河等地，明朝猝不及防，遭受了重大损失。朝野上下几乎一致要求对努尔哈赤进行军事打击。但军事行动却遇到了困难，打仗是需要花钱的，有大臣估算了下，打这一仗大约需要花费300万两，本就已经入不敷出的财政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当时仅仅是辽东军就已经欠饷一年之久，合计高达50万两，这种情况下要想作战是不可能的，所以朝廷上下就挖空心思来筹集银两。户部上疏神宗，请求从内帑中拿出50万两来补上这个窟窿，但神宗拿了10万两，然后下令让户部负责凑集银两，不能耽误军机，实际上又把皮球踢了回来。朝臣们经过商议，然后户部东拼西凑，借支南京户、工部银50万两，太仆寺水衡钱70万两，又大肆搜寻天下库藏里面的积余，追缴各地的欠税，裁减一些冗余人员，一共得银230万两，这已经是把大明朝的家底都倒出来才凑齐的银子，就这样距离300万两还差不少。

边饷的问题始终是要解决的，唯一的办法似乎是靠皇帝的内库，但无论臣下如何劝谏，万历帝始终没有大规模从内帑中拿钱出来解决这一问题。最终，朝野上下在无奈之下，只能借鉴嘉靖三十年的办法，向天下加派。除了贵州因为有苗变之外，其余两京十二省，以万历六年《会计录》核定的700万顷土地为基础，每亩加三厘五毫，预计加征约231万两，实际增收了约200万两。

这一次加征，原本计划是一年，在打败努尔哈赤之后，战争停息，加征也就没有必要继续了。但没想到的是，明军在萨尔浒之战中遭受了百年来空前的惨败，三路丧师，一路逃回。而取得大胜的努尔哈赤乘胜继续在辽东攻城拔寨，开原、铁岭等地又相继失守。前线战事吃紧，意味着朝廷还得继续拿钱出来，但此时的户部已经无钱可派，户部尚书李汝华和一众大臣都请求万历帝从内帑中拿出银两，以救国家之急，言辞甚为悲切。

但群臣们的呼喊并没有打动万历帝，也没有等来内帑的拨款。内帑到底有多少钱，肯定是有数据的，但皇帝不会让朝臣们知道，但朝臣们整天嚷着要皇帝从内帑中拿钱，至少可以证明内帑中是有钱的，而且不少，因为万历帝矿税征收已经多年，大把大把的白银流入内帑，有学者统计在万历二十四年到万历四十八年的20多年时间里，一共有2766.3万两白银流入内帑。

神宗的这种爱财如命，置国家于不顾的做法，让官员们极为不满。户科给事中应震上疏说，建国之初，列祖把金花银用作边事的应急，到正统之后才变成御用，这并非列祖的本意，世宗朝的时候金花银全部都充作了边饷，不知道为何今日皇上要将这些钱敛于内库？

应震的话其实涉及一个问题，内库是否属于国家财政的一部分。朝臣们自然认为是，因为内库的钱都主要来自天下的田赋，何况皇帝还如此大肆搜刮，现在国家有难，当然需要拿钱出来解决问题。而万历皇帝则不这样认为，只是象征性地拿了一点钱。皇帝不愿意拿钱，户部尚书李汝华做了一个极为大胆的决定，将广东解来的一批金花银约有11万两截留充作辽饷，实际上就是私自把皇帝的钱用作了辽饷。万历帝知道后大怒，直接对李汝华罚俸两个月，并严令他将此笔钱补给内帑。

户部没钱，皇帝有钱又不愿意拿出来，最终只能把这钱转嫁到百姓头上。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吏科给事中姚宗文在巡视辽东边防之后，请求以每亩三厘的标准再次加饷。上疏之后，神宗选择留中，户部视其为胡说八道。但辽东的局势一日更比一日坏，负责辽东军政的熊廷弼也多次上疏要求朝廷赶紧拨款到辽东。最终朝廷决定从原来的三厘五增加至七厘，直接翻了一倍。到了第三年，军费仍觉不足，在前一年的基础上，每亩再加2厘，全国共增520万两。

但辽饷的加派并没有完全结束，到了崇祯三年（1630年），又缺钱了，所以兵部尚书梁廷栋再次请求加派辽饷，在每亩九厘的基础上，再加3厘，加派165万两白银，加上之前每年的520万两，合计达到685万两。

这里就会有一个疑问，怎么会需要那么多钱呢？520万两已经远超太仓一年的收入了！此时明朝的收支已经基本白银化了，大部分的物资都需要用白银购买。比如一匹马需要15两，9万匹马的开销就已经超过了百万两。每名士兵需要安家银5两，马价银12两，外加盔甲器械等8两，一名士兵的花销为25两，招募10万士兵的花费就是250万两。万历四十七年初议军费的时候计划的是300万两，但到了实际上开销之时，一年已经向辽东拨款400万两，而且还有各地援辽士兵的安家、行粮、衣甲、器械、马匹等费用还要100万两，也就是说辽东一年的军事开销已经超过了500万两。

而熊廷弼在一封奏疏中算了一笔账：辽东用兵18万，马9万匹。每兵一名、一年计饷18两，18万兵则需要324万两，其中包含军月给粮食五斗、需要粮108万石；马每日给豆3升、9万匹需要97.2万石、每日需要15重的草一束，一年之中有4个没有青草，8个月需要2160万束。

熊廷弼如此狮子大开口，朝廷的钱不够，就接连发生争吵，先是户部、兵部和万历帝吵，户部就说了每年600万两的白银进了内帑，皇帝应该拿钱出来。万历帝一听就火了，宫里面几千宫女、一万多太监，还有在京武官的钱都要从这里面出，就这么点钱，朕自己都不够花。生气的万历帝罚了户、兵两部官员的一年的俸禄，当然，这两部官员的主要收入也不在俸禄上。

接着就是熊廷弼和户、兵两部的争吵，熊廷弼上任的时候是列出了自己的条件的，皇帝也是答应了的，现在说好的兵员不够，说好的钱粮不到位，这个仗怎么打？熊廷弼是出了名的火气大，直接质问：请问皇上要辽东否？再问朝臣要辽东否？

兵部尚书黄嘉善也火了，我们全力满足你的需求，你还火气大，开口就是18万人，我哪给你弄那么多人。熊廷弼哪里肯依，向万历帝告状，指名点姓说兵部尚书黄嘉善、户部尚书李汝华这两人都是身担重任，却没有真心想要干事情。熊廷弼甚至直接暗示皇帝，兵部尚书黄嘉善、户部尚书李汝华应该被杀。

但这520万两的加派仍然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在天启帝继位之后不久，户部尚书李汝华就向新皇帝报告：万历四十六年闰四月二十五到泰昌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为止，在30个月的时间里，一共发放辽饷20188366两[1]，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数字。但即便如此，饷银仍然不足，士兵的饷银仍被拖欠。

万历帝不愿意从内帑中拿钱，但后面继位的皇帝相比万历帝更愿意拿钱出来解决辽东问题，毕竟这天下是朱家的天下。万历帝驾崩后，内帑开始密集支出银两，泰昌元年九月拿出了1426000两，十月拿出了超过350万两，可以统计的是，天启帝在泰昌元年九月到天启元年十月间的一年多时间里，已经拿出了超过千万两白银来挽救大明的颓势、来拯救辽东的局势。崇祯帝继位之后，

内帑中的支出大为减少，原因很简单，内帑库存在这个时期已经被消耗殆尽，崇祯朝内帑最大的两笔助饷是来自崇祯元年，这个时期，魏忠贤为首的阉党被抄家，他们的财富被纳入内帑，所以崇祯元年，内帑两次拿出50万两白银支持辽东助饷银。但内帑也有用尽之时，后面我们看到的数据是，内帑每次拿钱出来很少有超过20万两的，甚至有几千两的时候，这说明内帑已经消耗殆尽。

内帑实际上是大明王朝在财政上的最后一道屏障，作为皇帝绝对控制的一笔神秘资金，当它也耗尽的时候，明王朝实际上已经山穷水尽。

财政的进一步恶化是在崇祯一朝。天启年间，固原、延绥、宁夏三边，缺银极为严重，有些边远的诸堡，甚至有缺饷达3年之久的。而到了崇祯元年（1628年），陕西镇竟累计欠饷多达30个月。崇祯二年，延绥、宁夏、固原欠饷多达36个月。

而后金军的军事压力丝毫未减，后金军先后两次在宁远、锦州受挫，皇太极改变战法，在崇祯二年绕道蒙古，破长城进攻北京。京师告急，崇祯帝下令勤王，明朝的各路大军云集北京城下，有两支勤王军队的遭遇可以说明明朝当时粮饷的紧张程度。

甘肃巡抚梅之焕是一名能文能武的全才，在接到崇祯的勤王令后，就带着兵马前后分成几支队伍往北京赶。但当时朝廷没有给士兵发放安家粮食，入卫的路途长达数千里，士兵们负重行军，又遭军官严令急行。一些士兵开始向军官们要求发放欠饷，遂引起了哗变，参将孙怀忠也因此被杀。这些士兵抢了营中的饷银就往回跑，梅之焕只能率军赶回兰州，平定完叛乱，才又急匆匆地往北京赶。因为耽搁时间太久，梅之焕还是迟到了，崇祯一怒之下，就免了梅之焕的职。

梅之焕还算是幸运的，因为他仅是被免职，而同样参加此次勤王的山西巡抚耿如杞的运气就差太多了。耿如杞与总兵官张鸿功带着5000人赶到北京救援，当时的规定是：军队到驻地之后第二日，确定好防地之后才发饷银。但兵部无银发饷，遂做出了一个荒唐的决定：三天内连续调防耿如杞的军队于通州、昌平、良乡三地，以避免发饷。这些士兵们没有拿到饷银，三天之内还行军200多里，自然愤愤不平，于是一场对普通百姓的劫掠迅速展开，耿如杞也制止不了。事发之后，耿如杞被下狱，后被处死。那5000山西兵无人过问，遂一哄而散。

在整个己巳之变中，后金军于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初二破龙井关，到崇祯三年二月率领主力回沈阳，其间与明军作战长达4个月。皇太极留下了少量兵力驻守山海关内的永平、迁安等四城，如果算上明军聚集大军对此四城的收复之战，整个战争实际上直到五月才全部结束。其间，明军近40万兵力云集，与后金作战，军事开支达到一个新的高峰。户部尚书毕自严在事后报告：旧例兵马银需要321万两，新增食、新饷兵马银134万两，各处入援兵盐、菜、草料169万两，加上一些杂项开支，以上合计约654.5万两。加上新召买的辽米、辽豆、草束以及海运等项开支约163万两，合计则为870万两。

870万两这个数字太大了，须知万历年间朝鲜之役整整7年，粮食运输量更大，很多士兵都是拿的双饷，才消耗700万两白银，而崇祯二年的开支竟然比整个万历朝鲜之役还多花了170万两。

后金并不是只是明朝唯一的心头之患，陕西的农民起义到了崇祯三年、四年之时，已经愈演愈烈，三边总督杨鹤制定的策略是招抚，但是在缺乏赈灾银和粮食、灾害严重、贪腐严重等因素的干扰下，杨鹤所实行的招抚政策实际上已经破产。陕西的军事开销也逐渐增大，这也成了朝廷的一大负担。

一个巨大的疑问就此产生：一边是空前的加饷，另一边是空前的欠饷，这二者之间是说不通的。既然已经加饷，那就应该支付欠饷，所欠士兵的饷银应该减少才对。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边军饷银上涨源于两个方面：

一是急于招募人员和战士提高待遇。此时人人皆知辽东屡战屡败，去往前线就意味着九死一生，所以要想招到足够的人员，就不得不大幅提高待遇。新招募士卒的待遇甚至是老兵的一倍，新兵月饷在一两五钱到二两之间，甚至更高，而老兵的月饷一般为六七钱。所以也出现了很多旧兵逃亡之后，又冒充新兵入营的情况。

同时，因为战争的爆发也不得不大幅度提高士兵的待遇。比如在万历朝鲜战争期间，为了能够让军士进入朝鲜作战，给予双薪，经过计算下来，一名军士一年可以拿到惊人的43两白银，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数字，明王朝根本就无法承受这样高的军饷。

实际上如果花了大量的钱，真的能招募到能战之士，那也尚可，但真实的情况是招募到的士卒之中，很多都是来混饷银的。

按自有东事以来，其贻祸最烈者无如募兵，盖招募之兵率皆市井乌合，御敌则不足，鼓噪则有余，前后糜金钱数百万，曾不得一卒之用，甚者逃而为盗，奸民饥民揭竿从之，中原自此多事矣。

二是边疆地区的物价高、白银购买力低。输粮的确存在着运费奇高的问题，但改输银之后，虽然减轻了运输之苦，减少运输中的消耗，但是新的问题也很快出现了，因为边疆地区物资匮乏，所以物价昂贵，白银的购买力严重低于关内。熊廷弼就曾经说过这件事，他说辽东的一切衣食用度皆价增往日十倍，每银一两不额当内地二钱之用；步军每日的耗费是八分，马军每日的耗费是一钱三分。这样计算下来步军月需二两四钱，马军月需三两九钱。

袁崇焕对这种物价腾贵的景况，在天启六年之时说：“每名军士月饷2两，已经非常丰厚了，但没有屯田也没有粮食，各类货物难通，物价昂贵，2两白银的购买力尚不及关内数钱，士兵因此而逃亡。”

这里还会有一个问题，明朝在辽东的士卒也并不算太多，最多也未曾有超过20万人的，为何加派了520万两的辽饷，仍显得不够，拖欠军士饷银的情况还是继续存在。520万两已经是一个极大的数字，万历时期太仓一年的收入也达不到这个数字。其实这里面是存在着猫腻的。当时往辽东运粮，无非海运和陆运两种方式。海运显然比陆运更便捷，但是海运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问题，那就是损耗很大，海运的运粮官如果能够将十之七八的粮食运送到前线，那便要对运粮官论首功。

总督漕运王纪称：

改造河舡四十只，新造千斛五十只，及应天、山东运舡二十七只，于七八月间次第由海出发，卒然飓风骤起，舟楫飘荡，七十六舡相继化为乌有。

这种损失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海浪，但是不是所有的损失都来自风浪就很难说了，以风浪导致倾覆为由，而从中中饱私囊的情况并不少见，明朝的贪墨是众所周知的。

海运如此，陆路运输的消耗则更大。万历四十七年，姚宗文在巡查辽东之后提及了陆路运输的情况：运输粮食的主要工具是牛车，分守道阎鸣泰等人提议新增添车3.7万辆，牛7.4万头，运送人员、牛、车的合计费用是1365700两。

而更严重的是吃空饷、侵吞的现象。

宁远委官阎栋在崇祯元年到三年之间共侵吞米豆44587石；崇祯二年，海运厅书役王昌等冒支米5827石。这样的事情层出不穷，举不胜举，在整个官场糜烂的情况之下，层层盘剥，朝廷承受着财政上的巨大压力，而军士们又得不到自己应该有的待遇。边事一日更比一日倾坏，而将士们一日更比一日穷困。由于官场的腐化，十羊九牧，一瓢百舆的事情屡见不鲜。军队之中，有将帅，有监军，有督抚，有御史。每一位官员的到来，都需要增一官的费用，每一决策的颁布，则多一事之耗费；而真正对于辽东有效的政策并不多。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辽东的军费一年更比一年高，辽东的局势一年更比一年坏。

户部尚书毕自严曾经愤怒地讲了一件事：崇祯三年分岛粮饷司饷道已经报过15万，但实际上收到的尚不到8万，被侵吞的部分几乎过半。最终毕自严只能高呼：法纪何在！

崇祯十年，此阶段明朝将主要的精力用在平定内患之上，皇太极此时采取对明朝的主要打击方式是每隔一段时间即派大军入关劫掠，这也就是皇太极所讲的“砍大树”，一刀一刀地慢慢砍进大明的身体之内，虽然每一刀都不致命，但伤口却在一滴一滴流干大明的血。立足于沈阳的清朝对于明朝的威胁虽大，但鉴于一时之间还要不了大明王朝的命，所以明王朝就将主要精力放在对付国内起义上，想要解决了内忧，再集中去解决皇太极。这也就是杨嗣昌所提出来的攘外先安内，为了实现这个计划，杨嗣昌要求练兵12万人，这么多人肯定是要花钱的，杨嗣昌核算出来需要280万两。

杨嗣昌这人心思缜密，也算得上是崇祯朝的一个能人，他还给出了280万两白银的四个来源：因粮、溢地、驿递、事例。因粮就是按照以前丈量土地的基础进行加派，之所以要提出是“因旧额之粮，量为加派”，主要是针对后面“溢地”这一条来说的。因粮是这四个来源的核心，一亩征收六和，一石等于一百合，一石粮折银八钱，仅仅这一项就得银192.5万两。溢地，就是当初土地丈量之全国后这么多年过去了，又有新开垦出的土地，这些土地是要交税的，这一项的收入也不低，有40.6万两；驿递，驿站是国家为了保障传递军事情报和执行公务的官吏在途中吃饭、住宿、换马而设立的场所。由于当时通信的不便，驿站的设立就尤为重要，一个个驿站串联起来，就成为国家一条条的血管，保证信息的上传下达，也确保军情的及时送达。御史毛羽健上疏裁撤部分驿站，以节省费用，最终的结果是节省出68.5万两白银，现在杨嗣昌要求从节省的费用里面拿出20万两来；事例就是卖国子监的名额。

这280万两征上来之后，杨嗣昌虽然未能在许诺的3个月之内消除农民起义，但也一年多的时间里，打得李自成率领十八骑逃入深山，张献忠投降，似乎效果明显。但这都只是暂时的，李自成很快卷土重来，而张献忠复叛。

为了彻底解决问题，杨嗣昌在崇祯十二年提议再行加派，这一次的加派尤为沉重，按照每一亩一分来加派，计划是加派730万两白银。试想万历朝末期分三次加派才九分，尚不及这一次加派的数额，可见这次加派的负担之重。

对于杨嗣昌的这个建议，崇祯帝多少还是有些犹豫，因为田赋已经多次增加，已经激起了农民的激烈反抗，百姓也不是不涸之泉，再行加派，只怕农民起义会更加一发不可收拾。杨嗣昌就劝崇祯帝，大概意思是这样的：加田赋对老百姓根本就没有伤害，老百姓手里根本就没有田，田都在大户人家手里，所以最终是大户人家承受了田赋，一百亩土地才加三四钱，而且还可以抑制土地兼并，因为兼并过来的土地要加税，兼并者就不会去兼并土地了。

初嗣昌增剿饷，期一年而止。后饷尽而贼未平，诏征其半。至是，督饷侍郎张伯鲸请全征，帝虑失信，嗣昌口：“无伤也，加赋出于土田，土田尽归有力家，百亩增银三四钱，稍抑兼并耳。”大学士薛国观、程国祥赞之。于是剿饷外复征练饷七百三十万。

杨嗣昌有一点没有说假话，那就是农民手里是没有土地的，在河南，九成农民已经没有土地，沦为租地主土地的佃户。那增加的田赋真的被大户人家承担了吗？这同样是自欺欺人。既然是大户人家，定然有权有势，他们会把土地上的田赋转嫁到佃户的身上。佃户每年交给地主们的粮食是固定不变的，至于朝廷新增加的田赋，佃户们就自己想办法吧！佃户能怎么办，交不起租就只能逃离，沦为流民，其中很多人因此加入了农民军。

崇祯十二年（1639年），杨嗣昌以大学士身份自任督师，意图剿灭农民军，廷臣多请抽练边兵，宣府、山西、大同练兵17.88万人，延绥、宁夏、甘肃、固原、临洮练兵15.57万人，辽东、蓟镇练兵24万余，又设保定总督，合畿辅、河北、山东兵，练兵15.7万人，合计练兵73万。

如此大规模的加饷，虽然能够在前期迅速增加收入，但这种杀鸡取卵的做法不会也不可能长久。

崇祯十六年（1643年），户部尚书倪元璐上疏说当年正饷、兵饷只收到1174800两，未完成的为7875200两；关税、盐税、仓助共完成689400两，未完成2654400两。合计应收12393800两，实际只收到1864200两，只收到了应收总额的15%，崩溃就在眼前。

清朝建立之后，多尔衮在分析明朝灭亡的原因时，就把加税作为最重要的原因：“前朝弊政，厉民最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而复加剿饷，再为各边抽练，而复加练饷。惟此三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远者二十余年，近者十余年，天下嗷嗷，朝不及夕。”

财政崩溃之下，加派、杂项也已经无济于事。

到了崇祯十七年（1644），朝廷已经拿不出任何的银两，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李自成的大军已经向北京进发。崇祯召开御前会议商量对策，其实此时哪还有什么对策，所以崇祯在会上长吁短叹，说自己没有脸面去见祖宗，决定亲征，与那李自成决一死战，随后痛哭流涕。这种情况下，内阁大臣纷纷跪下请求代帝出征，但内阁成员们的申请崇祯都没有批准，当刚刚入内阁两个月李建泰申请之时，崇祯立即满口答应，因为这个李建泰是山西的巨富，崇祯想让他拿自己家的钱来招募兵马，抵御李自成的大军。

李建泰是天启五年（1625年）的进士，担任过国子祭酒，此后一直名不见经传。突然在崇祯十六年（1643）五月被提拔为吏部右侍郎，在当年十一月即入内阁，这种火箭般的速度，很有可能是崇祯早就看中了他家的财富。

李建泰也很识趣地担下了这个责任，主动要求用自家银两招募10万人马抵御李自成。崇祯大喜，亲自为李建泰挑选了500京营军士，并亲自目送李建泰出城。李建泰出城没多久，军士即大多逃亡。当时兵荒马乱，李建泰要自筹粮饷，其中的含义就是可以纵兵劫掠，所以一路上很多城池竟然都不放李建泰进城。李建泰的目的是到山西曲沃老家用家财来招募军马，但他还没有到，李自成的军队就已经攻下了他的老家，所以他就躲在保定城中，最后在李自成大军破城后，成了俘虏。

但身在北京的崇祯帝对李建泰抱有极大的期望，时刻关注着李建泰的情况。真定城丢了之后，崇祯帝就问兵部尚书张缙彦：“真定城丢了，你是否知道？”

张缙彦回答：“不知道。”

崇祯一下子就火了：“我都知道了，你怎么还不知道。”

张缙彦回答：“兵部没有钱，派不出信使，我也就收不到情报，城丢了我也不知道。”

兵部连派一个信使的钱都没有，国之窘迫可见一斑。

而此时的北京城，也是一片混乱。

王章是当时的一名科道官员，他被崇祯从边疆调入北京巡视京营。王章拿到京营军的名册，发现尚有11万人，遂大喜，“兵至十万，犹可为也”。等到他实际去查验军队的时候才发现，有一半的人已经去世，剩下的士卒都是来充数的，毫无战斗力，矢折刀缺，听到炮声则吓得掩住耳朵，骑上马，马尚未跑就摔下来。更要命的是，已经半年没有发饷银了。王章上疏请求崇祯从内帑中拿钱出来发饷，没有任何回应。过了一个月，真定陷落，京师大震。负责北京城防的襄城伯李国祯发营卒5万在城外扎营，李自成大军到了之后，这5万明朝士卒立即作鸟兽散。

当清朝人在编纂《明史》的时候，当然要论及明亡的原因，

其中有一句话：

明之亡，亡于流贼，而其致亡之本，不在于流贼也。

也就是说，打进北京，倾覆明王朝的是李自成为首的起义军，但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并不在李自成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