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钱”规则：张之洞与慈禧的“两元”暗战

文│刘磊

清中期之后，其统治整体上呈现颓败之势，内忧外患，变局丛生。故而，从维护清廷的角度观察，有所谓“中兴四大名臣”之说，其中曾国藩缔造湘军，李鸿章创建北洋，左宗棠收复西北，皆为军功显赫的人物。另一位名臣张之洞，除了以推行洋务和东南互保等事迹，与上述三者齐名之外，还在中国近代货币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纵观张之洞的一生，与“钱”打交道的事迹颇多，留存于史料的相关记载也不少，究其原因，缘于他深度参与了中国近代的币制改革和造币事业，且在每个关键节点处，都有其身影出现，可谓“一个南皮张香帅，半部近代货币史”。

无标之准

张之洞

千里奔波，马不停蹄。张之洞调任岭南总督两广，其实与造币和币制一点儿关系也没有，他就是来“救火”的——解决中法战争（ 1883-1885 ）中清军屡战屡败的不利局面。张之洞没有辜负朝廷对他的期望，凭借着主要靠“动嘴”的清流领袖身份，积极主战并多有筹谋，最终靠“动手”结束了这场晚清时期唯一获胜的大规模对外战争。作为前线军政主脑人物的张之洞，在“忠”字上固然稳稳过关，在“能”字上亦加分不少，使得清廷中枢对于其奏请多有恩准，其中就包括请求设立广东钱局“拟以新法铸造银铜钱币”。

谈到广东钱局，就不能不提如今在钱币收藏界大名鼎鼎的“广东七三反版”和“广东七二反版”系列银元。对于初涉钱币铸造和货币发行领域的张之洞而言，上述系列银元无疑兼具首创和试验双重性质，既无前车之鉴，亦无法定之衡，在无“标”可循的情况下，一切被后世定为“准”则的东西，其实都是靠着“摸石头过河”探索出来的。因此，在广东省造系列银元“孵化”时期的两个细节，是值得后人思考和推敲的。

广东钱局造币厂旧影

孰“正”孰“反”。所谓“广东七三、七二反版”，系指广东钱局最初生产的两套银币，正面皆以英文环绕汉字和满文，背面则用汉字环绕蟠龙图案，与后来大量生产、流通的广东省造光绪元宝系列银元，存在正背面外圈的英文与汉字互换位置的情况。其后，各省设立的银元局，甚至清政府的中央造币机构，所铸银元之图文设计，都是从清廷批准的“广东省造光绪元宝七钱二分系列银元”上“抄作业”。由于这些银元流通广泛，加之有清政府权威背书，故而后人都以流通版为“正”，试铸版为“反”。但是，对于张之洞而言，当初亲自拍板发行的“广东七三”系列银元和呈送御前审阅的“广东七二”系列银元，币面图案就是他心中的“正版”——正反两面都有本国文字乃是国际通例，如西班牙本洋、墨西哥鹰洋等皆是这般设计。既然广东的机制银元系仿制西洋银元，并希图与其混合流通、取而代之，对于主事者张之洞而言，当然需要有样学样，越像越好，“反正”商民能够接受、使用就好。至于户部在广东钱局的第二批产品——“七二”系列银元送审的时候，才提出中外文字集于一面、洋文环绕皇帝年号与体制不合的说法，只能理解为朝廷中枢机构对于维护帝王尊严的意识更强罢了。

“广东七三反版”银元

孰“轻”孰“重”。目前，近代货币研究和钱币收藏领域通常认为，张之洞最初奏请铸造发行的“广东七三反版”系列银元，其主币重量定为库平七钱三分，是希望在重量上压过当时市面流通最广的“番洋”——墨西哥鹰洋，以便抵制并驱逐之。作为广东钱局的创办者，张之洞对首套银元的重量、成色等方面的筹划，肯定参与了讨论并最终拍板定案。那么，张之洞自1884年6月奉诏来粤，到1899年8月调离两广的五年多时间里，作为文武大员中第一个奏请设立近代机器造币机构的“吃螃蟹者”，以其老成务实的行事作风，必会派员调查广东市面流通的外国银元情况。因此，张之洞一定了解到广东钱局的产品将会遇到的主要竞争对手——明代中晚期流入的西班牙本洋和1823年开始铸造发行的墨西哥鹰洋（通常重27.07克，约合库平七钱二分六厘），以及1870年开始铸造发行的日本龙洋（通常重26.96克，约合库平七钱二分三厘）、1873年开始铸造发行的美国贸易银元（通常重27.22克，约合库平七钱三分）、1885年开始铸造发行的法国贸易银元（俗称坐洋，通常重27.215克，约合库平七钱三分，1895年后减重至27克）。

墨西哥鹰洋

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中法战争的前线军政大员，张之洞搜集了大量法国在法属印度支那地区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情报，其中就包括出使英法的曾纪泽，于光绪五年（1879）写就的奏章内容，“法国现铸造大元银钱，用之于安南等处地方，并拟用之于附近各国”。此外，张之洞的幕僚郑观应在战争期间曾潜伏在西贡（今越南胡志明市）和金边（今柬埔寨金边市）等法属殖民地，其提供的情报中也包括法国殖民地当局铸造货币等信息。

因此，张之洞对广东钱局首套银币重量的设定，究竟是想要在币值混乱、番洋横行的广东地面上与西班牙本洋、墨西哥鹰洋等分出高下，还是对标法国人“拟用之于”中国的“坐洋”，防止其以重量上的优势成为“鹰洋第二”呢？这个问题也许永远没有答案。

不过，当“广东七三”系列银元遇到“亏耗重”而“流通滞”的问题后，张之洞听从外商的建议，迅速将银币标准向商民惯于接受的、重量接近库平七钱二分的墨西哥鹰洋靠拢。由是观之，张之洞更加在意的，应该是广东钱局铸造的银元能够在日常交易中获得商民认可，从而占有更大流通份额，而非在重量上与“洋银”论短长。

非诚之忠

湖北银局造币锻压机

光绪三十年秋，张之洞向朝廷上奏折，要在湖北试铸一两银币。满朝官员都大吃一惊，只有慈禧笑而不语。

三年之前，清廷颁布《变法诏书》，拉开了晚清新政的序幕。一年之前，朝廷根据施行新政的宗旨，拟订《整顿圜法章程》，开始就未来国家货币的主币单位征求意见。当时，距离张之洞筹建广东钱局已经过去了16年，距离他主办湖北银元局也已经过去了8年，而上述两地钱局铸造的、以库平七钱二分为主币的系列银元，约占大清自铸龙洋市场流通份额的三分之一，在两广、两湖、川、赣、豫等省份广受欢迎，广东省造一钱四分四厘银币（即俗称的双毫银元），甚至是华南地区小额交易的标准货币。因此，若说朝中大员、各地督抚哪个最懂造币最懂币制，张之洞恐怕是当之无愧的人选。

自从《整顿圜法章程》颁布之后，朝廷和地方的官员就迅速化作两个对立的派别，一派支持“两”制，认为银两制度是中国沿用已久的传统，国家赋税、财政统计都以“两”为单位，“祖宗之法”岂可随意改变；一派支持“元”制，即以库平七钱二分作为主币标准的“元（等同于西方近代银币的ONE DOLLAR），如此既可在对外贸易、关税征收上与国际接轨，又可以顺应行之已久的商民交易习惯，也符合《变法诏书》中提到的“取外国之长”的新政宗旨，可谓一举三得。这就是清末币制改革中著名的“两、元之争”。

湖北本省光绪元宝七钱二分银元

要斗争就要有斗争策略。获得官场上重量级人物的支持，很快成为“两”、“元”双方共同的目标，而张之洞就是那些“重量级人物”中的重中之重。可是，张之洞眼都不眨地站队“两”派，令一直他抱有莫大期望的“元”派倍感失望——你在广东首创官办机制钱局用的是全套西洋机器，你鼓捣出的“广东省造七钱二分”系列银元现已成为全国机制银元的范例，你在湖北主政期间又造出数量巨大的“湖北省造七钱二分”系列银元通行各地，你你你，你这个“浓眉大眼的家伙”怎么就突然叛变成为“两”派了呢？

其实，张之洞自己比“元”派诸人更加惊讶——我可从未改变，尔等切莫将老夫当作同道中人。从思想上看，张之洞确实属于保守派，始终坚持“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的皇权专制，在维新变法期间撰写《劝学篇》肉麻地吹捧清廷统治；从政治上看，张之洞的仕途始终伴随着慈禧的提携和推动，属于铁打的“后党”大将，不仅在广东搞机制银元得到慈禧的默许和支持，就是在庚子国难时期参与震惊中外的“东南互保”也没有被追责；从施政上看，张之洞属于灵活的两面派，即采取“中体西用”式的办事风格，只要能够维护封建帝制和伦理纲常，他就可以学习西方铸造机制银元，就可以学习西方引进近代工业，就可以学习西方开办新式学堂。

1861年，奕䜣奏请设立外语学校，培养外语人才和外交人才

也许正是由于张之洞在学习近代西方工业、教育等方面动静太大、用力太猛，才使得不少人认为他笃定会支持他一手推出的“七钱二分当壹圆”的币制，而忽略了其保守思想和“后党”身份。对于张之洞自己来说，当初几番周折后才获得成功的“广东省造七钱二分”系列银元，与今天支持以“两”为国币主币单位毫不违和——当初不过是推行洋务的权宜之计，如今碰到“中”、“西”对立，“帝”、“后”相争，在这个节骨眼儿可不能有丝毫差错，跟着老佛爷挺“两”派就对了。

为了表示忠心，光绪三十年腊月（1905年1月），张之洞下令湖北银币局开始铸造湖北省造库平一两大清银币，成为“两、元之争”时期唯一发行流通的一两银币。尽管该枚银币币面设计端庄大方、背面双龙雕工精湛，但其只能作为张之洞向慈禧表忠的投名状，而非具有货币职能的流通币。发行不久，湖北省造库平一两大清银币就在成色不足、换算困难、商民拒用的尬尴境遇中被大量回收熔毁。

银币发行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慈禧脸上的笑容却表达了她对张之洞始“忠”如一的满意。三年后，张之洞奉调入京，担任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迈入仕途的顶点。

未终之局

年近古稀的张之洞视察京汉铁路的建设

站在紫禁城外，张之洞的眼神有些迷离，此时的他已是古稀之年，对入阁拜相并无丝毫雀跃之情，相反倒显得有些忧心忡忡。慈禧太后是张之洞仕途上的领路人，从金榜题名到外放督抚，慈禧一直是他背后的靠山和推手。但是，张之洞心中明白，慈禧对他的使用原则是可以做事、不能成势——主政湖北十八年，手握新军和兵工厂，应该就是调他入京的主要原因；另外，中枢之内奕劻与袁世凯沆瀣一气，慈禧把他调入军机处也是想要“掺沙子”；再有，借着施行新政，慈禧提拔了一批皇族新贵，例如载沣、载泽、载涛、载洵等年轻一辈，让他来京也是怕这些满清子弟做事操切。

周围有官员走过，向他作揖道贺，张之洞的嘴角动了一下，想起了当年与盛宣怀一唱一和，力主施行“元”制的载泽，如今已经坐到度支部尚书的位置，又弄个《整顿币制以图法币推行折》出来，还不是想着以“元”代“两”改革币制嘛。施行“两”制的道理，当年都已在奏折里面讲清楚了，老佛爷也表示支持，量这些“载字辈”的也折腾不出什么新花样儿，再说中枢里面还有袁世凯这个支持“两”制的重臣呢——张之洞心里琢磨着，慢慢向紫禁城的门洞走去。

1905年，慈禧诏定镇国公载泽在内的五名大臣出访欧美

让张之洞有些愕然的是，慈禧虽然没有批准载泽的奏折，但却同意了度支部牵头对于币制改革进行前期调研和论证，他从中得出一个结论——慈禧有意在朝堂之上培养爱新觉罗家族的政治势力，即使她并不完全同意“载字辈”们的意见，但也不想挫了他们的锐气。从此，张之洞对于币制改革甚少发表意见，一切以慈禧太后的马首是瞻。

然而，张之洞的“天”塌了。光绪三十四年冬天，公元1908年11月14日和15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以载沣为首的皇族亲贵迅速成为朝堂的主角。当初，慈禧还在世的时候，载泽就在天津铸造了造币总厂光绪元宝七钱二分系列银元，成为清代“中央造”“元”制银币的先声。如今，慈禧太后驾鹤西去，“两”派的靠山消失，袁世凯也被贬回原籍，能够阻挡“元”成为国币主币单位的，只剩下张之洞一人。张之洞很清楚，载泽挑头进行的币制改革，最终目的是要收回地方督抚的财税大权，并将造币权力归于中央，作为三朝老臣，他只要点个头儿，就能在大清帝都安然养老。

印有载沣半身像的大清银行兑换券

可是，张之洞不愿意，他看不上这些缺乏政治手腕又飞扬跋扈的皇族子弟，不喜欢他们打着币制改革的旗号实行中央集权，也不接受这些人违背他心中的原则底线，以西洋的币制取代传统的银两制，哪怕，那可能是顺应时代发展的。所以，在张之洞仕途的终点，他还是坚持“两”制，不肯退却一步。究其原因，到底是对载沣等人的蔑视让他用执拗去消解心中的不满，还是真地认为新贵集团胡作非为、视治国如儿戏，只有“两”制能够救大清呢，真相早已随着张之洞于宣统元年的去世而烟消云散了。

滚滚长江东逝水。宣统二年，在载泽的大力推动下，清廷颁布《币制则例》，规定“国币单位定名曰‘圆’”，主币重库平七钱二分，标志着“两、元之争”中的“元”派获得胜利。一年之后，武昌起义爆发，清朝统治结束。

袁大头

民国肇始，从河南项城（今河南省周口市项城市）回到北京的袁世凯成为大总统。民国三年（1914），北洋政府颁布《国币条例》，与清朝《币制则例》的内容几乎一致，并铸造了以其头像为币面图案的银币，即今天文物市场上俗称的“袁大头”。

清朝灭亡后赋闲在家的醇亲王载沣，赢得了币制输掉了国家，好在后来既没有参与封建复辟也坚决不投靠日寇，1951年病逝于北京。

张之洞死后，清政府从户部拨出三千两白银，为这位在生命尽头还支持“两”制的晚清名臣办理丧葬。张之洞最后葬于祖籍河北南皮（今河北省沧州市南皮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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