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
2024年12月，上海松江，一位八旬老人李老伯上了一辆公交车。
两分钟后，他开始擦汗、喘气，然后闭上眼睛，靠着椅背，看起来像是在休息。
他没有在休息。他的生命在一点点消逝。
售票员发现异常，8分钟内完成了呼叫120、引导车辆到派出所汇合、协助送医的全部动作。
李老伯还是走了。猝死。
然后，他的家属把公交公司告上了法庭，索赔超过11万元。
理由是：公交车上没有AED，没有急救药品，没有第一时间实施有效救助，事后没有及时提供监控，缺乏人道关怀。
法院驳回了全部诉讼请求。
我先说法院的判决。
我认为，这个判决是对的。
售票员8分钟内完成了他能做的一切，这不是敷衍，是真实的尽力。猝死的原因是老人自身的健康状况，和公交公司的运输行为没有因果关系。法院在这两点上的认定，我没有异议。
公交车不是医院，售票员不是急救医生，要求一辆城市公共汽车配备AED并由售票员熟练使用，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和行业标准下，尚未成为强制义务。
所以这个案子，法律上，公交公司赢了，输了的是家属。
但我不想就这样结束。
因为这件事里，有一个问题，判决书回答不了：
一个老人，在一辆公共汽车上死去，而车上没有任何可以在那几分钟里争一争的设备——这件事，正常吗？
AED，自动体外除颤仪，心脏骤停发生后，每延误一分钟，存活率下降7%到10%。4分钟之内使用，存活率可以超过50%。超过10分钟，几乎没有可能。
售票员从发现异常到120交接，8分钟。
如果车上有AED，如果有人会用，那8分钟，也许是另一个故事。
也许不是。猝死的情况太复杂，没有人能保证结果。但"也许"本身，值得被认真对待。
这让我想起之前写过的另一件事。
云南曲靖马龙区通泉中学的调解室里，一个父亲因情绪激动猝死。学校有AED，但在场的没有人会用。
那篇我写过：AED摆在那里，像一件精心陈列的展品，用来证明"我们是有应急设备的"，但没有人会用。
这一次，公交车上连展品都没有。
李老伯的家属，把公交公司告上法庭，输了。
我理解这场诉讼背后的情绪。一个老人死了，家人悲痛，他们需要找到一个理由，找到一个可以承担责任的对象，因为"他就是死了，没有人的错"这个答案，太难接受。
人在悲痛里，很容易把"有没有做得更好的可能"，变成"你没做好，所以你有责任"。这是人之常情，不是恶意。
但把这种情绪变成诉讼，指向一个8分钟内尽力完成救助的售票员所在的公司，在法律上站不住脚，在道义上，也有失公允。
那个售票员，做了他能做的。
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这家公交公司，而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在中国的公共交通系统里，AED的配置标准是什么？培训要求是什么？覆盖率是多少？
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近年来陆续推进公共场所AED配置，地铁站、机场、大型商场，覆盖率在逐步提升。
但公交车呢？
一辆公交车，每天运载数百人，老人、病患、心脏病高危人群，都在里面。它是城市里流动的密闭空间，是最有可能在没有医疗支援的情况下发生突发情况的地方之一。
目前，把AED列为公交车强制配置的城市，少之又少。
法院判了公交公司无责，这个判决保护的，是现行标准下合规经营的公司。
但现行标准，够不够？
这才是这件事真正的问题所在。
李老伯的家属，把诉状递到了错误的地方。他们应该追问的，不是这一辆公交车、这一家公交公司，而是：为什么到今天，公交车上还没有AED？谁在制定这个标准？什么时候会改变？
这些问题，法院判不了，但可以问。
一个八旬老人，上车两分钟，闭上眼睛，没有再睁开。
售票员尽力了，法院判了，家属输了，案子结了。
但那辆公交车，今天还在跑。车上没有AED，也没有人知道下一个闭眼的乘客，是在休息，还是在告别。
这件事的问题，不在法庭里，在标准里，在那辆车的急救箱里，或者说，在那个空着的、本该放AED的位置上。
来源/济南时报《上海一老人坐公交车2分钟后突发疾病去世，家属起诉公交公司索赔11万；法院驳回家属诉求》、环球网《上海八旬老人公交车上突发疾病，尚未购票便昏迷；售票员8分钟内拨打120、驶至会合点、协助急救，仍抢救无效去世！家属起诉公交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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