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了诺奖的文学女巫用上AI？托卡尔丘克立即澄清！一场关于“工具”的集体恐慌与更深层次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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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5月，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在波兹南的Impact'26大会上说了几句话，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文坛地震，但其暴露出来的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

文学女巫用上AI？

首先是LitHub的编辑Emily Temple在报道中称，托卡尔丘克“显然承认了在创作过程中使用AI”，并给出了从波兰语转译的关键段落。据翻译者马克斯·西波维奇（Maks Sipowicz，他在Bluesky上发布了波兰语原文的英文转述），托卡尔丘克当时的原话包括：

“写我最新这本小说的时候……我向这个高级模型提问，我的人物几十年前在舞会上会听什么样的歌，AI给了我几个曲名。”

她还说：

“我经常就直接问机器：‘亲爱的，这个怎么才能写（发展）得漂亮？’尽管我知道幻觉的问题，也知道AI在经济学和硬数据方面有大量事实错误，但我必须补充：在文学虚构领域，这项技术是一个优势，一个不可估量的优势。"

这些引语被LitHub以“显然承认使用AI”的框架解读后，迅速引爆了舆论。

与此同时，托卡尔丘克在同一个活动中还有其他值得注意的表态：

“从纯粹的经济角度来看，作者参与长篇故事这个维度是难以想象的。也许与人工智能的共生未来和协作会帮助他们。与其恐惧，我相信我们作家——由于我们手艺的特殊性——会最快、最紧密地参与进AI工具。我们的文学头脑和心智运作方式完全不同：它们基于宽泛的、非常宽泛的外围和联想性的事实关联，这和学者那种狭窄聚焦的管道式思维截然不同。我给自己买了最高级、最先进版本的一个语言模型，我可以被它深深震撼，它拓展我的视野、深化我的创造性思维的方式，真的太惊人了。”

对于向来对AI保持警惕，甚至还经常联合起来抨击AI、反对大模型公司的作家群体，托卡尔丘克此举注定会引发轩然大波。

对此，同样上了Impac'26大会的波兰作家什切潘·特瓦尔多赫（Szczepan Twardoch）在社交媒体脸书上说要“疯掉了”才会用语言模型搞文学，还补充说与语言模型建立关系像是“嫁给一个振动棒”。

对此，奥尔加·托卡尔丘克也马上做出了回应，综合来看就是她没有真的让AI为自己写小说，她只是在写作过程中用AI做了检索。

她通过出版社发了澄清声明。LitHub在5月20日更新了这篇报道并附上声明全文。她的原话是：

“1. 我和世界上大多数人一样使用人工智能——我把它当作一个工具，可以更快地记录和核查事实。每次使用这个工具时我都会额外核实信息。就像我几十年来通过读书、逛图书馆和档案馆所做的那样。

2. 我的所有文本，包括今年秋天将出版的波兰语小说，都不是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写成的。除了把它当作更快的初步研究工具。

3.我有时候也受梦境启发。但，在这句话也被专家们揪住撕碎之前，我赶紧报告：那是我自己的梦。”

这个澄清很大程度上平息了“AI代笔”层面的指控，但显然有时候立场更能调动读者的情绪，涟漪仍在扩散。

当人们在支持使用AI的时候，在支持什么？当人们在反对使用AI的时候，人们又在反对什么，这实际上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文学的背刺？

让我们先把一个明显的伪问题丢掉：托卡尔丘克有没有“让AI为她写小说”？从她的澄清来看，没有。即使在她最容易被断章取义的原始发言里，她也没有说机器替她写了哪怕一段话。她拿来干什么？查舞会歌单，问怎么“发展”想法，做事实核查。这在任何一个清醒的人的判断里，其实包括那些最激烈的批评者，都算不上“代笔”。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她没做错什么，为什么舆论反应如此猛烈？

这就要说到托卡尔丘克身份的特殊性了。她不只是“一个用AI的作家”，她是诺奖得主。而诺奖得主在公众想象中承载着某种近乎神圣的象征意义，他们是“孤独的天才”，甚至某种意义上是文学黄昏的守门人。

他们的存在某种意义上就像是神话最后的传承人，而当一个诺奖得主说她开始用上AI时，这个神话某种意义上就被动摇了。

颇有一种你舍弃生活追求文学，拿大作家当神；大作家转身就卖你书，靠兜售文学梦来追求更好的生活的味道。

从情感上不得不说，是某种“背刺”。

可真正值得追问的，其实不是“诺奖得主该不该用AI”，某种意义上，这是道德恐慌式的提问方式。作为文学读者来说，更深层次的好奇应该是，为什么一个终身与语言搏斗的作家，会觉得AI能“拓展她的思维”？

女巫真正有趣的论点

在她那番被炒得沸沸扬扬的讲话中，最值得认真对待的其实是关于“文学头脑”和“学者思维”的那个对比。

她敏锐地捕捉到小说家和AI在思维机制上的某种相似性：

小说家做的，本质上就是一种“松散联想”，即把看似不相关的事实、意象、记忆拉到一起，让它们产生化学反应。而语言模型最擅长的，恰恰也是联想跳跃，比如从一个词跳到另一个词，从一种关联爬到下一种关联。

某种意义上，AI确实模拟了作家的自由联想。

所以托卡尔丘克的“被震撼”，也许不是她个人判断力的崩塌，而是她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文学头脑，她第一次看到了一面镜子，虽然这是一面弯曲的、有幻觉的、没有灵魂的镜子。

LitHub报道中对这个细节的处理很有意思，编辑Temple在给出翻译后加了一句辛辣的评论：“当然。托卡尔丘克还说她当前的项目将是她的最后一部长篇，因为她认为读者已经不再对复杂的文学作品感兴趣了。她说她为旧时代感到惋惜，但似乎也已接受了它们一去不复返。想想原因吧。”

“想想原因吧（Wonder why）”这句带着明显的讥讽意味，暗示托卡尔丘克对AI的拥抱和她对“读者变了”的抱怨之间存在逻辑上的不协调：如果你觉得读者不愿意读复杂的作品，又用AI来“帮助”创作，这不等于在加速你自己的预言成真吗？

这个观察其实指出了文学未来的真正困难所在：如果文学创造力和AI的联想机制在表层上有某种相似性，那“创作”的独特性到底在哪里？

是关联本身，还是关联背后那个选择、判断、赋予意义的“人”？

托卡尔丘克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她甚至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但她的批评者，即那些冲上去喊“丧心病狂”的人同样没有回答。

谁在真正害怕AI？

文学界对AI的恐慌，比起其他行业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特点：它本质上是一种本体论危机，而不是生存危机。

出租车司机怕AI是因为饭碗没了；插画师怕AI是因为客户跑了；写手怕AI，不过，写作这个行当目前还没有完全被AI取代的迹象，更何况文学界对AI的敌意却比任何一个行业都大。

为什么？因为“写作”是最后一块被人类声称“机器永远做不到”的领地。作家，尤其是自诩严肃的作家，通常对自身手艺的定义中包含了某种不可让渡的“人性”。当AI写出像模像样的购物文案时没人慌，当AI写出流畅的新闻简报时也没人慌。但当AI能“帮你发展小说想法”的时候，哪怕像托卡尔丘克这样只是想几个歌曲名字时，恐慌就来了。因为这意味着文学创作中那个神圣的、神秘的、不可复制的“灵感”环节，可能不过是一种可模拟的联想过程。

这才是托卡尔丘克事件真正的火药味所在。

她在一个最敏感的时间点（之前大批作家还在反对平台上的AI作品）、用最清晰的方式（直接自己用了），捅破了那层窗户纸，即作家，或者至少是一些作家和AI之间的界限，恐怕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坚不可摧，但是想想如果连诺奖作家都能将写作的工作部分转交给AI，那么还有哪个级别的作家比她站在文学更高处呢？

大量的严肃文学本就以“特殊性”自诩，纵使没有读者也自认为作品会有独特的价值，如果连这层特殊性都消失了，那么所谓的文学性不就成了“皇帝的新装”了吗？

工具平权？

聊到这里，我们就不需要再“人类何去何从”的宏大叙事往下滑了。我们可以换一个更朴素也更具体的问题：

托卡尔丘克说她用AI查了角色在几十年前舞会上可能听的歌，但是也有文章批评，大意是说查清这些细节是创作中最有趣的部分，用机器人替代的意义何在？

这话不无道理，但也暴露了某种特权立场。

不是每一个作家都拥有一屋子参考书。不是每一个作家都有一整层图书馆和档案馆的资源。托卡尔丘克在澄清声明里说“就像我几十年来通过读书、逛图书馆和档案馆所做的那样”，这句话看似轻描淡写，可实际上是几十年的积累，以及她有精力、有时间、有途径去“逛图书馆”。

而一个初出茅庐的写作者，没有诺奖得主级别的学术网络和资料储备，面对一个需要考据的历史细节，五十年前某个小镇的酒吧会放什么歌，他可能根本不知道从哪里下手。AI确实给了他一条“捷径”。

某种意义上，AI确实也成了“平权”的工具。

自然这不是在为AI唱赞歌。

恰恰相反，我们是在说，当效率被摆上神坛的时候，失去的正是那些"低效"但珍贵的体验，翻书翻到手酸、找到答案时的惊喜、甚至找错方向时的意外收获。托卡尔丘克用“更快”来描述AI的价值，她的谴责者和辩护者都没有追问：小说是否应该以"更快"为标准？

成名是要趁早，但是成名之后是否还要更快？更快的意义是什么？

文学的“忒修斯之船”

某种意义上，围绕“AI能不能帮助创作”的争论，从一开始就找错了靶子。

托卡尔丘克有足够高的文学修养，她可以把AI当作玩具来玩，玩完了仍然写出自己的书。她有足够强大的审美判断力和风格意识，AI的一句错话不会污染她的语言。但对一个尚未建立起自己声音的年轻作者呢？对一个还在模仿阶段的初学者呢？AI的“联想”是均值回归的、是最可能的路而不是最好的路吗，如果你每次都让它“帮你想”，你最终得到的是一篇被悄悄平滑过的、毫无棱角的文本。

正如一位网友在Lithub文章下的评论：

“真正的问题不只在于托卡尔丘克是否用了AI。更大的问题是我们缺乏一个共享的框架来区分AI辅助和AI代笔。研究性提问、事实核查和联想性探索，和委托声音、结构、意义和最终判断不是一回事。真正的作者权问题是人的创意控制权留在哪里了，以及在哪个地方（如果有的话）放弃了？”

这段话好就好在它把问题从“用还是没用”这个二元判断，拉到了“在哪个环节用”这个层次分类上。

或许，这才是有意义的讨论方向，虽说这也是一道窄门（“忒修斯之船”本身就是个难解的哲学问题）。

所以，真正的分界线不在于“你用了AI还是没用”，而在于“你有没有足够的能力对AI说不”。托卡尔丘克可以问AI“这个想法怎么发展”然后拒绝所有的建议；初学者问同样的问题，可能把AI给的平庸答案当成了灵感。这是文学训练的问题。但我们的讨论完全不涉及这个维度，因为“文学训练”是一个缓慢的、不性感的、较难制造爆点的议题。

值得说的一句闲笔是，在这场争论里，双方使用的语言本身就很有意思。

托卡尔丘克的原话“亲爱的，这个怎么才能写得漂亮？”这个措辞，如果是一个作家对她的编辑说的，没人会觉得奇怪。如果是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说的，叫“文人雅趣”。但同样的措辞对AI说，就被视为“越界”。很难说这里面没有某种纯粹美学上的（而非理据上的）反感？

特瓦尔多赫的比喻更损了，“嫁给一个振动棒”。这显然是想恶心人（甚至还有些厌女的味道），但它的暗示很有意思，作家与AI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性化的、私密的、让人不安的亲密关系。

如果AI真的只是“工具”，为什么需要这个比喻？这个比喻本身恰恰说明：即使是批评者，也在潜意识里承认AI对作家的诱惑力可能远大于一个普通工具。

这些事情，都比“托卡尔丘克有没有作弊”值得多谈几句。

而LitHub那篇报道本身用了“apparently used AI to write her latest novel”做标题，却在正文中提供了翻译和语境，这实际上自然会招骂，但是也暴露了文学媒体自身在两难中的摇摆：不抓眼球没人看，抓了眼球又容易被指责断章取义。

To be or not to be（确实也能翻译成生存还是死亡），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不是结论的结论

这篇文章没有任何“结论”。

我们也没有能力来告诉你“AI是朋友还是敌人”，这种两分法确实也显得浅薄，而且回避了所有真正的困难。

值得一说的是，托卡尔丘克不是第一个用AI的诺奖作家，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比起“封杀”还是“拥抱”这种少年式反应，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建立一个更细致的分类学，哪一类使用是对创作的增益，哪一类是损耗？在什么条件下，一个工具从“助手”变成了“代笔者”？

这些都是新问题，意味着我们现有的美学和伦理框架都不够用了。

而一个作家在面对不够用的框架时，唯一能做的（也是最应该做的）就是写出更好的书来，但是好的标准其实也在与时俱进，不断更新。

换句话说，这可能也是文穴不断迭代书评创作的价值之所在。

或许，可以等到托卡尔丘克那本用了AI查歌单的小说真的出版的那一天，我们再翻开它，用文本说话。

在此之前，所有的先验判断都只是立场，显然不算批评。

编撰：阿洛

审核：Jen

来源：lithub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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