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历史神话故事小说《玉屏拾遗记》千年县衙传｜作者：唐驳虎

神话故事小说《玉屏拾遗记·补遗卷三十二》

千年县衙·洪雅官韵

开篇诗曰：

青衣江畔古城中，百代衙署立晚风。

隋帝开皇初置县，唐宗贞观始称洪。

绰楔三间书德政，明伦百载沐春风。

千四百年兴废事，都付老吏笑谈中。

第一折 县衙千年

洪雅人说起自家的县衙，脸上总要带几分得意。

这事儿确实值得得意。中国之大，县治千千万，但能在一千四百年的漫长岁月里，始终立在同一个地方的，屈指可数。洪雅县衙，从隋开皇十三年（593年）始建，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拆除，原址从未迁移，整整存续了一千三百五十七年。这是四川少见的千年县治遗址，在整个西南地区都算得上一桩奇事。

县衙的选址大有讲究。

隋朝开皇年间，文帝杨坚统一天下，分置州县，洪雅从此成为一方治所。负责建县的官员请了风水先生，翻山越岭选了半年，最后定在了青衣江北岸、洪川镇这片高地上。此处背靠玉屏山——当地人称“靠山”，面朝青衣江——取“面水”之意，前有滔滔江水可为天然屏障，后有层层山峦可作退守之地。更重要的是，这里正好在成都通往西南夷的官道边上，交通便利，进可攻、退可守。负责选址的官员曾在一份残存的文书里写道：“此地南临大江，北枕高岗，东扼要道，西控诸山。建衙于此，可保百年无虞。”

他低估了“百年”二字。这座县衙何止保了百年，它保了十四个世纪。

县衙的格局几经变迁，但有一条始终未变——坐北朝南，前堂后寝。这八个字是中国古代官署建筑的铁律，洪雅县衙也不例外。明代成化十九年（1483年），知县王让在隋唐旧址上重建县衙，奠定了此后数百年的基本格局。王让是一位能干的官员，他到任时，县衙已经破败不堪，便下定决心重建。他亲自勘查地形，亲手绘制图纸，跑遍了嘉定府和成都府筹款。工程竣工后，洪雅县衙焕然一新，从南到北的格局如下——

最南端是三道绰楔，也就是牌坊。左坊题“节用爱人”，右坊题“正己格物”，中坊题“德政”。这三座牌坊是洪雅县衙的门面，也是知县对百姓的承诺——“节用爱人”是说要节俭用度、爱护百姓，“正己格物”是说要端正自身、探究事理，“德政”则是为政以德的宣言。三道牌坊立在那里，每一个走进县衙的人，抬头都能看见。

绰楔之后是丽谯，四楹高耸，巍峨壮观。丽谯是县衙的钟鼓楼，晨钟暮鼓，报时警众。据老辈人说，洪雅县衙的丽谯上挂着一口大铜钟，重逾千斤，钟声浑厚悠远，天气晴朗的时候，青衣江对岸都能听见。

丽谯之后是仪门，六楹宽阔。仪门是县衙的第二道门，平常不开，只有上级官员来访、新官上任、或者举行重要典礼时才打开。平时的出入，走的是仪门两侧的侧门。仪门西侧是监狱的入口，犯人从此处进入，即入“鬼门”。仪门之内，立着一座戒石铭亭。

戒石铭亭是县衙中最重要的警示建筑。

亭中立着一块石碑，碑的南面刻着“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个大字，这是从五代后蜀孟昶的《戒谕辞》中摘录而来，宋太宗颁行天下州县，此后历代沿袭。碑的北面刻着“廉耻”二字，字体雄健，据说为明代书法家所书。戒石铭亭正对着大堂，知县每日升堂，一抬头就能看见这十六个字，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你的俸禄来自百姓，你的权力来自朝廷，切莫贪赃枉法，上天不可欺瞒。

戒石铭亭的东侧是预备仓，储存粮食以备荒年赈济。亭后东西两侧排列着六房——吏、户、礼、兵、刑、工，每房三间，另有承发司、架阁库、铺长司各一。东边的三房是吏、户、礼，西边的三房是兵、刑、工。六房的书吏是县衙中最辛苦的人，每天天不亮就要到岗，天黑才能下班。他们的俸禄微薄，全靠灰色收入维持生计。但洪雅县衙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书吏可以收“纸笔费”“跑腿费”，但不能贪赃枉法。谁要是坏了这个规矩，就会被全衙的人排斥，再也混不下去。

六房的后面是吏廨，即书吏们的宿舍。这里既是他们休息的地方，也是他们处理文书、誊抄案卷的场所。吏廨不大，只有十几间屋子，但收拾得整整齐齐。

六房之后，便是县衙的核心——大堂。

洪雅县衙的大堂，额曰“牧爱堂”。牧者，治也；爱者，仁也。“牧爱”二字，取“治理百姓、爱护百姓”之意，是明代知县命名的通例。堂面阔五间，进深三间，高约四丈，是整座县衙最高的建筑。大堂正中的地面上，镶嵌着一块青石板，比周围的砖石略高一些，这就是“跪石”——犯人跪下受审的地方。跪石上有两个深深的凹坑，那是几百年来无数犯人膝盖跪出来的痕迹。

大堂正中的太师椅上方，悬挂着一块匾额。这块匾额可不是寻常之物——它是大清康熙皇帝御笔亲题的“清慎勤”三字。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朝廷颁赐“清慎勤”匾额于全国各省、府、州县衙门，洪雅县衙奉旨悬挂，从此这三字匾额便高悬于牧爱堂之上，历经二百余年风雨，墨迹依然清晰如新。“清”者，清正廉洁，一尘不染；“慎”者，谨慎用权，如履薄冰；“勤”者，勤勉政务，夙夜在公。这三字是清代官箴的最高准则，也是一代明君对天下官员的殷切期望。

大堂的东西两侧，各有配厅。东侧为“勤政厅”，是知县处理日常公务、批阅文书的地方；西侧为“赞政厅”，是知县召集幕僚商议政务、接待宾客之处。两厅的命名各有深意——勤政者，勤勉政务也；赞政者，辅佐政务也。大堂之后是二堂，二堂之后是三堂——即知县宅，是知县的住宅区，外人不得擅入。

勤政厅的后面，是主簿宅。主簿是知县的副手，掌管户籍、赋税等事务，官居正九品。赞政厅的后面，是典史宅。典史掌管缉捕、监狱，虽然官阶不高，却是县衙中最有实权的人物之一。主簿宅与典史宅分列左右，拱卫着中间的知县宅，形成了“三堂鼎立”的格局。

王让奠定的这座县衙，从成化十九年建成，到明末战乱被毁，整整存在了一百六十一年。这一百六十一年间，洪雅县衙不断增修完善——

正德十五年（1520年），知县刘泽在典史宅东侧修建石库。石库是储存重要文书、档案和贵重物品的地方，相当于今天的金库。石库以青石砌成，墙壁厚达三尺，门窗包铁皮，防火防盗，固若金汤。据说石库建成后，刘泽在里面存了三千两白银的县库储备，这是洪雅县历史上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金库”。

嘉靖十七年（1538年），知县韩立在主簿宅西侧修建銮驾库。銮驾库是用来存放迎接圣旨、钦差所需的仪仗器具的地方——龙旗、黄伞、金瓜、钺斧、朝天镫，一应俱全。銮驾库建成后，韩立又做了一件大事——将仪门向后移了数步。别看只是数步，这一改动使县衙的格局更加开阔，站在仪门外就能看见大堂的全貌。给事中彭汝实为此专门写了一篇记，盛赞韩立“知大体、识时务”。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知县万人杰对县衙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补修。他修缮了六房，翻新了吏廨，油漆了牧爱堂的梁柱，又在戒石铭亭四周加了一圈石栏。万人杰亲自撰写了碑记，刻石立碑，以志其事。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洪水袭击了洪雅。青衣江暴涨，洪水漫过堤坝，冲进县城。县衙地势较高，主体建筑幸免于难，但西侧的监狱被洪水冲垮，墙倒屋塌，囚犯险些逃散。知县束载临危不乱，一方面组织军民加固堤防，一方面抢修监狱。洪水退后，束载重建监狱，工艺比之前更加精良——墙壁加厚了一尺，地基抬高了三尺，排水沟挖深了五尺。这座新建的监狱，此后一百余年没有出过任何事故。

明末清初，天下大乱。张献忠的军队、清军的军队、南明的军队、地方豪强的武装，你方唱罢我登场，洪雅城几易其手，县衙成了兵家必争之地。崇祯十七年（1644年）到顺治十五年（1658年），这十四年间，洪雅县衙被烧了三次、砸了两次、占了一次。到顺治末年，整座县衙只剩下牧爱堂还算完整，其余的建筑全部化为瓦砾。

那条赤蛇还在地下沉睡吗？那块会哭的碑还在吗？没有人知道。

清康熙三年（1664年），天下初定。一个叫李果的官员被派到洪雅做知县。李果是个务实的人，他知道洪雅百废待兴，第一件事不是催收赋税，而是修县衙。没有县衙，就没有官府；没有官府，就没有秩序。

李果在废墟上站了很久。他让人把还能用的砖石、木料从废墟里扒出来，分类堆放，能用的用上，不能用的另作他用。然后，他按照明代王让奠定的格局，一砖一瓦地重建县衙。牧爱堂是现成的——明末战乱中，全城烧毁殆尽，唯独牧爱堂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李果修缮了牧爱堂的屋顶，更换了腐朽的梁柱，重新粉刷了墙壁，将康熙皇帝御笔的“清慎勤”匾额恭恭敬敬地悬挂在堂上。仪门、二堂、三堂、花厅、六房、戒石铭亭，一座一座地重建起来。用了将近两年时间，洪雅县衙终于恢复了往日的面貌。

李果在县衙的修复过程中，做了两件有意思的事。一是在戒石铭亭后面重立了一块碑，刻着那十个字——“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二是在花厅两侧各放了一口太平缸，蓄水防火，兼作观赏。这两口太平缸，是明代万历年间的原物。洪雅县衙在明末战乱中被烧了三次，偏偏这两口石缸完好无损地保留了下来。

太平缸是青石凿成，每一口都有八仙桌那么大，三尺来高，缸壁上刻着精美的浮雕——一口刻的是“鲤鱼跃龙门”，另一口刻的是“喜鹊登梅”。两口缸的缸沿上，各有一圈绳纹，既美观又防滑。缸底有排水孔，可以定期换水。缸里养着几尾红色的锦鲤，种着一株莲藕，夏天荷花盛开，别有一番景致。

这两口太平缸，是洪雅县衙现存唯一的明代原物。它们见证了洪雅县衙从明末战乱到清初重建的全部历程。

第二折 红蛇守衙

洪雅县衙的地基之下，埋着一个天大的秘密。

这个秘密，要从隋朝说起。

开皇十三年（593年），洪雅正式建县，负责督建的官员叫赵元楷。他带着三百名工匠，从成都出发，走了半个月才到洪雅。动工那天，赵元楷摆了香案，祭拜天地山神，然后一声令下，工匠们开始挖地基。

挖到三尺深的时候，一个工匠的锄头碰到了一个硬东西。扒开泥土，露出一只通体赤红的陶罐，肚大口小，用红布封口。红布已经朽烂了大半，露出黑洞洞的罐口。赵元楷让人把陶罐取出来，往罐子里一看——盘着一条蛇。通体赤红，筷子粗细，蜷缩不动，像是死了。可当赵元楷凑近细看时，那条蛇忽然抬起了头。它的眼睛是金色的，像两粒小米，直直地盯着赵元楷。然后，它张开嘴，吐出一个字：

“守。”

赵元楷吓得连退三步。再看那条蛇，已经闭上眼睛，重新蜷缩成一团。

工匠们议论纷，此时，赵元楷连夜派人去成都请教蜀王杨俊。杨俊回信只有一句话：“赤蛇守衙，当为吉兆。陶罐置地基中，不可移动。”

赵元楷遵命行事。他将陶罐重新封好，放在县衙大堂地基的正中心，上面盖上厚厚的三合土，再铺上青石板。洪雅县衙从此有了一个代代相传的秘密——大堂下面埋着一只陶罐，陶罐里盘着一条赤蛇。据说那条蛇一直没有死，它以地气为食，守护着这座县衙。每逢县衙有大事发生——火灾、兵祸、官非——那条蛇就会在地下沉睡中翻一个身，于是县衙的地面就会微微震动，像是在提醒什么。

这个传说在洪雅的官员和衙役中口耳相传，传了几百年。明代成化年间，知县王让重修县衙，听说了赤蛇的传说，嗤之以鼻：“荒唐！一条蛇在地下埋了八百年，早就成灰了。”他让人搬开牧爱堂正中的青石板，往下挖了三尺，果然挖到了一只陶罐。陶罐完好如初，罐身赤红如新。王让蹲下来，小心翼翼地打开封口，往罐子里一看——罐子里盘着一条蛇，通体赤红，筷子粗细，蜷缩成一团，像是睡着了。

王让的手猛地一抖，差点把罐子摔了。他把罐子重新封好，放回原处，盖上青石板，从此再也不敢提“荒唐”二字。

那条赤蛇后来又出现过几次。明末崇祯十七年（1644年），张献忠的军队攻入四川，洪雅城危在旦夕。知县朱国栋夜里坐在大堂上愁得一夜白头。三更时分，他忽然觉得地面微微震动，低头一看，大堂正中的青石板上多了一条裂缝，裂缝里透出微微的红光。朱国栋俯下身，从裂缝里看到了一双金色的眼睛。那条赤蛇在看他。朱国栋浑身一震，猛地站了起来，忽然有了一种莫名的勇气。他连夜召集乡勇，布置防守。第二天，张献忠的军队攻城，洪雅城岿然不动。第三天，官军援兵赶到，围解。朱国栋后来对人说：“那条赤蛇给了我五百年的底气。”

清嘉庆年间，洪雅县衙年久失修，明伦堂的屋顶漏雨，檩椽朽坏。知县陕西人某侯——洪雅县志上只记载他姓“陝”，大概是陕西人——到任后，不顾军务紧急、财政吃紧，毅然决定重修。他在《重修明伦堂记》中写道：“戎出于教，未有文事弛而武备张者。”意思是说，军事力量的强大，根本在于教化。没有文教，武备就无从谈起。这大概是洪雅县衙历代知县中最掷地有声的一句话。明伦堂修好后，他又在堂左建了一座舍堂，供宴饮休憩；在堂右拓建了一座厦堂，作为教书先生的座席。他还捐粮赈济孤寒，表彰孝子节妇，兴学造士，一桩桩一件件，都做得扎扎实实。据说这位陝侯在任期间，那条赤蛇格外安静，从未惊扰过任何人。

民国时期，马玉之第一次到洪雅上任。他听说了赤蛇的传说，一笑了之。可在他的任期内，洪雅的土匪被剿灭、水利被修复、吏治被整肃，那条赤蛇似乎真的没有再翻过身——或许是因为，它觉得不需要再提醒什么了。县衙的政务清明，百姓安居乐业，赤蛇便可以安心沉睡了。

洪雅人至今相信，那条赤蛇还在地下沉睡。它等着下一个清官的到来。它等了一千四百年，不在乎再多等几年。

第三折 宋碑夜泣

洪雅县衙的二堂后面，原本立着一块石碑。碑不高，只有五尺，碑身青黑，表面光滑如镜。碑上刻着两行字，字迹古朴苍劲，是唐代贞观年间洪雅县令张彦远所书。碑文只有十个字：

“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

据说这是张彦远从唐代名臣魏徵的《谏太宗十思疏》中化用而来，刻在县衙中，用以自警。这块碑在洪雅县衙里立了将近四百年，到北宋时，发生了一件怪事。

北宋熙宁年间，洪雅来了一个姓钱的县令。钱县令是个能吏，上任不到三个月，就把洪雅的赋税、刑名、仓储打理得井井有条。但他有一个毛病——贪。他贪得不多，但积少成多，不到一年，就攒下了上千两银子。他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没人知道。

可他不知道，那块碑什么都知道。

那年秋天的一个夜晚，月明星稀，县衙里的人都已经睡了。打更的老王头提着灯笼从二堂经过，忽然听见后院传来一阵呜呜咽咽的声音，像是有人在哭。老王头吓了一跳，循着声音找过去，发现声音是从那块碑的方向传来的。他壮着胆子走近一看——碑面上湿漉漉的，像被水浸过一样。不，不是水，是眼泪。那块碑在流泪。

碑上的十个字被泪水浸得模糊了，特别是那个“廉”字和“公”字，几乎看不清了。

老王头吓得跌跌撞撞跑去报告钱县令。钱县令披衣起来，到后院一看，脸色顿时白了。他没有说话，转身回了房间，一夜没睡。第二天一早，他让人把那块碑擦洗干净，然后把自己攒的上千两银子全部拿出来，捐给了县学。

从那以后，钱县令再也不敢贪一分一毫。他后来官至知府，政绩卓著，死后入祀乡贤祠。临终前，他对儿子说：“我这辈子最感谢的，是洪雅县衙里那块碑。它会哭。”

那块碑后来的命运颇为曲折。南宋末年，元兵入蜀，洪雅城破，县衙被焚，那块碑也不知所踪。有人说它在战火中被砸碎了，有人说被元兵运走了，也有人说它沉入了青衣江底。但洪雅人相信，那块碑并没有消失，它只是躲起来了。等到洪雅再出一个清官，它就会自己回来。

这个传说流传了七百年。有趣的是，洪雅人历代都有一种朴素的信仰——清官是会得到上天回应的。不是升官发财的那种回应，而是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认可。那块会哭的碑，就是这种信仰的化身。

清康熙年间，知县李果重修县衙，在二堂后面立了一块新碑，上面刻的还是那十个字。李果在碑记中写道：“前人立碑以自警，后人见碑而自省。一碑之微，千载所寄。某不才，愿继前人之志。”

这块碑至今犹存。

第四折 明伦兴教

洪雅县衙的东侧，隔着一道墙，便是县学宫。

学宫的格局，与县衙一脉相承。它坐落在洪雅城的东南隅，南临街市，西接民宅，北靠正街，东邻文庙。学宫的前面是一座大门，稍后是仪门。仪门之后是露台，露台之上，便是学宫的核心建筑——

明伦堂。

明伦堂，是洪雅县学的讲堂，也是全县读书人聚集论道的地方。堂名取自《孟子》“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明白人与人之间的伦常关系，是教育的根本目的。

明伦堂面阔五间，进深三间，高敞明亮。堂内正中悬挂着“明伦堂”三个大字的匾额，据说为明代书法家所书，笔力遒劲，气韵生动。堂的左侧是博文斋，取自《论语》“博我以文”；右侧是约礼斋，取自《论语》“约我以礼”。博文斋和约礼斋是学生们读书习字的场所，斋前各建有一排号舍，东西两侧各二十楹，共四十间。号舍是学生们的宿舍，每人一间，里面只有一床、一桌、一椅、一灯，简陋却清雅。

明伦堂的后面是教谕宅，是教谕——也就是县学的校长——的住所。教谕宅的后面，原本有二十间外号舍，是给家境贫寒的远道学子免费住宿的。可惜到清代嘉庆年间，这二十间外号舍已经坍塌了，只剩下残垣断壁，令人唏嘘。

从号舍东行，穿过戟门，便是训导宅。训导是教谕的副手，掌管学生的品行考核。训导宅比教谕宅小一些，但五脏俱全，有书房、卧室、厨房和小小的庭院，庭院里种着一棵桂花树，每到秋天，满院飘香。

洪雅县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成化十九年（1483年）。那一年，知县王让在重建县衙的同时，也重建了县学宫。明伦堂、博文斋、约礼斋、号舍、教谕宅、训导宅，都是在王让的主持下一一建成的。嘉定府知府吴逊亲自为学宫的落成写了一篇记，盛赞王让“兴学造士，功在千秋”。

正德十年（1515年），知县杨麒对学宫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他增建了号舍，修缮了明伦堂，又在学宫四周加筑了一道围墙，使学宫与县衙、街市隔离开来，形成一个安静的读书环境。监察御史熊相为此写了一篇记，文中说道：“杨侯治洪雅，政通人和，乃兴学以育人材，可谓知本矣。”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知县万人杰对学宫进行了一次全面的修葺。他翻新了明伦堂的屋顶，油漆了梁柱，又在露台上铺了新砖。万人杰自撰碑记，刻石立碑于明伦堂前。

明伦堂的东侧，有一座敬一亭。亭子不大，但意义非凡。亭中刻着当朝皇帝的御制《敬一箴》，以及宋代大儒范浚的《心箴》、程颐的《四箴注》。这三篇文章，是明代皇帝对天下读书人的教诲——敬者，敬畏也；一者，专一也。读书人要敬畏天道、专一用心，才能成为国家栋梁。敬一亭是知县贾銓所建，此人虽在洪雅任职时间不长，但做了一件泽被后世的善事。

清嘉庆年间，明伦堂已经矗立了三百余年，风雨侵蚀，日渐凋零。屋顶漏雨，檩椽朽坏，墙壁开裂，露台上的砖也碎了不少。知县陝侯——就是那位在财政吃紧时毅然决定修衙的陕西人——到任后的第二天，正月初一，他去文庙拜谒先师，登上明伦堂，望着破败的堂舍，心中十分焦虑。他说：“明伦堂是阐明人伦的地方，不应该如此破败。我打算重修它。”

当时正值军务紧急，地方财政捉襟见肘，有人劝他缓一缓。陝侯说了一段掷地有声的话：“戎出于教，未有文事弛而武备张者。”——军事力量的强大，根本在于教化。没有文教，武备就无从谈起。这话说到了根子上。他当即筹措材料，雇佣工匠，开始了重修工程。新栋宇，甃露台，修斋号，整训导宅，辟戟门，铺石径，一桩桩一件件，都做得扎扎实实。

明伦堂修好后，陝侯又做了一件让洪雅读书人感动的事——他从自己的俸禄中拿出粮食，赈济孤寒学子；他考核学生的品行，表彰德才兼备者；他采访民间节孝故事，编成教材，教育学生。有人问他为什么如此重视教育，陝侯说：“教化兴，则人才出；人才出，则国家强。这是为政的根本。”

洪雅的读书人没有忘记陝侯。他们把他供奉在乡贤祠里，与历代兴学有功的官员并列。每逢春秋二祭，学生们都要到乡贤祠拜祭，在陝侯的牌位前恭恭敬敬磕三个头。

洪雅县学与洪雅县衙，一东一西，一教一政，相辅相成。县衙治理百姓的身体，县学滋养百姓的心灵。没有县学的教化，县衙的治理就是无源之水；没有县衙的保障，县学的教育就是空中楼阁。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政教合一”的精髓所在。

第五折 天启奇案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洪雅县衙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川的奇案。这个案子被记录在《洪雅县志·杂记》中，虽然只有寥寥数语，但在洪雅民间，它的版本多得数不清。

案情其实很简单。

那一年，洪雅县衙的六房书吏集体罢工，拒绝在公文上用印。起因是知县赵某克扣了他们的“纸笔费”——按照惯例，书吏每处理一份文书，可以向当事人收取三分银子的纸笔费。这笔钱数目不大，但对书吏们来说，是主要的收入来源。赵知县却把这些钱全部收归县库，一文也不分给书吏。书吏们忍了三个月，实在忍不下去了，于是联合罢工，六房空无一人，文书堆积如山，县衙陷入瘫痪。

赵知县大怒，以“抗命不遵”的罪名，将六房书吏全部拘押。书吏们也不含糊，在被抓之前，联名写了一封举报信，派人送往嘉定府——举报赵知县贪污受贿、克扣下属、鱼肉百姓。

嘉定府派了一个同知来洪雅查案。同知姓刘，是个老官油子，来洪雅之前就已经想好了——各打五十大板，两边都不得罪。他到了洪雅，先是把赵知县训斥了一顿，然后把书吏们放了出来，让他们继续回去办公。纸笔费的事情，他判了一个折中的方案：三七开，三分归书吏，七分归县库。

赵知县不服，书吏们也不服，但谁都不敢再闹。案子就这么结了。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

就在刘同知离开洪雅的当天夜里，县衙大堂里忽然传出一声巨响，像是什么东西塌了。赵知县带着人赶到大堂一看，只见牧爱堂正中悬挂的那块匾额——不是康熙皇帝的“清慎勤”，那时候还没有——从中间裂成了两半，掉落在地上，摔得粉碎。

赵知县吓得脸色发白。他蹲下来查看碎匾，发现匾额断裂的地方，木头的纹理中竟然渗出了红色的液体——不是油漆，是血。

更诡异的是，那块碎裂的匾额上，原来的字变成了八个字——“明镜已碎，高悬不悬”。

赵知县连夜派人去请风水先生。风水先生来了，看了半天，说了一句话：“大人，这块匾额是洪雅县衙的镇物。镇物碎了，说明大人的官运到头了。”

赵知县不信。

半年后，他被调离洪雅，改任一个偏远小县的教谕——从七品知县降为八品学官，相当于连降三级。

赵知县走后，新来的知县姓胡，叫胡应麟。胡知县到任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做了一块匾额，挂在大堂上。挂匾的那天，他焚香祷告，对着匾额磕了三个头，说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记住的话：“匾可碎，心不可碎。明镜在人心，不在木头。”

胡知县在洪雅做了五年，清正廉明，百姓爱戴。他离任的时候，百姓在县衙门口摆了一张桌子，桌上放着一碗清水、一面铜镜。这是洪雅最高的送别礼仪——寓意“清如水，明如镜”。

天启奇案的故事，在洪雅流传了四百年。洪雅人讲这个故事，不是要讲鬼神，而是要讲一个朴素的道理——县衙的匾额可以碎，但人心里的那杆秤不能歪。

第六折 清缸遗韵

明末清初，天下大乱。张献忠的军队、清军的军队、南明的军队、地方豪强的武装，你方唱罢我登场，洪雅城几易其手，县衙成了兵家必争之地。每一次易手，县衙都要遭受一次劫难。崇祯十七年（1644年）到顺治十五年（1658年），这十四年间，洪雅县衙被烧了三次、砸了两次、占了一次，到最后，整座县衙只剩下牧爱堂还算完整，其余的建筑全部化为瓦砾。

那条赤蛇还在地下沉睡吗？那块会哭的碑还在吗？没有人知道。

清康熙三年（1664年），天下初定。李果重修县衙，在花厅两侧各放了一口太平缸。这两口太平缸，是明代万历年间的原物。洪雅县衙在明末战乱中被烧了三次，偏偏这两口石缸完好无损地保留了下来。

太平缸是青石凿成，每一口都有八仙桌那么大，三尺来高，缸壁上刻着精美的浮雕——一口刻的是“鲤鱼跃龙门”，另一口刻的是“喜鹊登梅”。两口缸的缸沿上，各有一圈绳纹，既美观又防滑。缸底有排水孔，可以定期换水。缸里养着几尾红色的锦鲤，种着一株莲藕，夏天荷花盛开，别有一番景致。

李果对这两口太平缸情有独钟。他在自己的诗文集里写道：“花厅左右，石缸两口，古色古香，不知其所始。询诸故老，曰明万历间洪雅知县某公所置。沧桑变幻，人事代谢，而此缸独存，岂非有灵物护持耶？”

这两口太平缸，是洪雅县衙现存唯一的明代原物。它们见证了洪雅县衙从明末战乱到清初重建，从民国改用到现代拆除的全部历程。现在，它们被收藏在洪雅县博物馆里，静静地立在展厅的一角。缸壁上的浮雕已经有些模糊了，缸沿上的绳纹也被岁月磨得光滑如镜，但如果你凑近了看，还能看见缸壁上隐隐约约刻着几个小字——“万历三十三年，知县张”。

张是谁？《洪雅县志》上记载，万历三十三年在任的知县叫张绍祖。这个人名不见经传，在洪雅只做了三年知县，政绩平平，史书上只留下一句话：“绍祖在任三年，无所表见，惟修花厅，置石缸二口。”没想到，他唯一被历史记住的事，就是这两口太平缸。

千年县衙，一朝夷为平地。多少风流人物、多少风云事件，最终留下来的，竟然是两口不起眼的石缸。

这或许是历史最大的幽默。

第七折 民国风云

民国元年（1912年），清帝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洪雅县衙改成了洪雅县政府，建筑格局没有大的变化，只是把大堂的匾额换成了“以民为本”四个字，把太师椅换成了藤椅，把跪石拆掉了。

民国初年，四川局势动荡，洪雅县长一职像走马灯一样轮换。早期的县长史料零散，只留下几个模糊的名字。据《洪雅县志·民国卷》记载，1912年至1934年间，洪雅历任县长不下二十人，但大多任期短暂，政绩平平，在百姓心中没有留下什么印记。

其中较为知名的，有毛昌然和杨卓人二人。

毛昌然是保路同志会成员，辛亥革命后在洪雅被推举为县长。他是洪雅本地人，出身农家，粗通文墨，但为人刚直，敢作敢当。民国元年，洪雅遭遇大旱，粮食歉收，百姓饥荒。毛昌然打开县库，将存粮全部发放给灾民，自己却饿着肚子办公。有人劝他给自己留一点，他说：“我是县长，我饿不死，老百姓就要饿死。这是什么道理？”他在任只有一年，却被洪雅百姓记了一辈子。

杨卓人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三月到任，做了两年县长。此人精明强干，善于理财，在任期间整顿了洪雅的税收制度，清理了多年的积欠，县库第一次有了盈余。但他为人苛刻，不近人情，得罪了不少人。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据说他在一次民变中被赶下台，狼狈离任。

这些早期的县长，像流水一样从洪雅县衙里流过。他们有的留下口碑，有的留下骂名，更多的是什么也没留下，连名字都被历史遗忘了。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一个真正让洪雅人记了一辈子的人来了。

这个人叫马玉之。

马玉之是四川忠县（今重庆忠县）人，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是著名作家马识途的父亲。他深受川军将领刘湘赏识，被派到洪雅担任县长。他第一次到任是1934年11月，那时洪雅的局势正乱——土匪横行，吏治腐败，百姓苦不堪言。马玉之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剿匪。

洪雅的土匪，以瓦屋山、玉屏山一带为巢穴，少则数十人，多则上百人，打家劫舍，绑票勒索，无恶不作。历任县长都剿过匪，但每次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因为土匪和地方豪强有勾结，官匪一家，根本剿不干净。

马玉之不一样。他到任第三天，就带着县保安队亲自进山剿匪。他不坐轿，不骑马，和士兵一起爬山涉水，吃的是干粮，喝的是山泉。他制定了“先断粮草，后封山路，最后围剿”的策略，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不到半年，就剿灭了盘踞在瓦屋山的大股土匪，匪首被擒，公开处决。洪雅百姓奔走相告，说“洪雅来了个真县长”。

剿匪之后，马玉之开始整肃吏治。他撤换了六个乡的乡长，查封了三家与土匪勾结的商号，把县衙里吃空饷的、贪污受贿的书吏一律清退。有人劝他：“马县长，你这样搞，会得罪人的。”马玉之说：“我得罪的是坏人，怕什么？”

他还兴修水利。洪雅的农田多靠青衣江灌溉，但年久失修的水渠常常决口，淹了庄稼，也淹了民房。马玉之组织民工，加固了青衣江堤坝，疏通了灌溉水渠，新增灌溉面积数千亩。老百姓为了感谢他，自发在堤坝上立了一块碑，上书“马公堤”。这块碑至今还在。

马玉之在洪雅做了两年县长，政绩卓著，口碑极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1月，他调离洪雅，临行那天，洪雅百姓自发到县衙门口送行，有人拉着他的手哭，有人在地上磕头。马玉之也红了眼眶，说：“我马玉之何德何能，受此厚爱？”他走后，洪雅百姓在县衙门口摆了一张空桌子，桌上放了一碗清水、一面铜镜——“清如水，明如镜”，这是洪雅人对马玉之的最高评价。

马玉之走后，洪雅的县长又开始了走马灯式的轮换。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月，张雨湘到任。张雨湘是四川江安人，为人温和，但缺乏魄力。他在任期间，洪雅的土匪死灰复燃，县保安队进山围剿，反而被土匪打了个埋伏，损失惨重。张雨湘引咎辞职，只做了两个月。

同年3月，马玉之第二次被派到洪雅。洪雅人听说马玉之要回来，全城张灯结彩，像过节一样。马玉之这次回来，带来的不只是剿匪的决心，还有他在刘湘那里争取到的两百条枪和一批军事教官。他用这些枪装备了县保安队，又招募了一批年轻力壮的乡勇，组建了“洪雅剿匪总队”。

这一次，马玉之的手段更加凌厉。他不再只是进山围剿，而是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对愿意投降的土匪，既往不咎，编入保安队；对顽抗到底的，坚决消灭。不到一年，洪雅境内的土匪被彻底肃清，百姓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马玉之的第二次任期只到1940年。他走后，洪雅又陷入了县长频繁更替的怪圈。

1940年2月，周文藻到任。周文藻是四川灌县人，在任期间做了一件大事——修建了洪雅县第一条公路，连接洪雅和夹江，结束了洪雅没有公路的历史。但他在任只有八个月，公路尚未完工就被调走了。

1940年9月，张国炜接任。张国炜是四川崇庆人，在任期间完成了周文藻未竟的公路工程，又修建了洪雅县的第一座公路桥——洪雅大桥。他在任两年，政绩平平，但总算把公路修通了。

1942年11月，范德明到任。范德明是四川温江人，此人清廉自守，但过于古板，不谙世事。他在任期间，洪雅遭遇大洪水，青衣江堤坝决口，他亲自上堤指挥抢险，却因为不懂工程技术，指挥失误，导致决口扩大，淹了半个县城。范德明引咎辞职，洪雅百姓虽然原谅了他，但这件事成了他一生最大的遗憾。

1944年2月，黄鹏到任。黄鹏是四川郫县人，此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也没干。他在任一年半，既不剿匪，也不修路，既不兴学，也不劝农，每天在县衙里喝茶看报，无所事事。洪雅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黄大老爷”，意思是说他像个大老爷一样，什么都不管。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传到洪雅，全城沸腾。那天晚上，洪雅城万人空巷，人们举着火把、敲着锣鼓，涌到县衙门口庆祝。县长朱启明——四川崇庆人，1945年8月到任——站在县衙大门前，举着喇叭大声宣布日本投降，嗓子都喊哑了。他在任期间，做了两件事：一是接收了洪雅境内的几处抗战物资仓库，二是安置了一批从沦陷区逃来的难民。他虽然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政绩，但总算是个负责的人。

1946年11月，张植初到任。张植初是四川长寿人，他是民国时期洪雅最后一任县长。1949年12月，洪雅解放，张植初穿戴整齐，捧着花名册和县印，站在县衙大门前等候。他把花名册和县印交给解放军代表，然后脱下官帽，深深地鞠了一躬，说：“洪雅县署，自隋开皇十三年始，至民国三十八年终，历一千三百五十七年。今日交于人民，望善用之。”

说完，他转身离开，再也没有回头。

新政权接管了洪雅县衙，改称“洪雅县人民政府”。1950年代，旧县衙的建筑被逐步拆除——先是拆了六房，盖了新的办公楼；然后拆了二堂和三堂，建了新的政府宿舍楼；最后拆了大堂和仪门，盖了新的大礼堂。到1960年代初，洪雅县衙的旧建筑基本上拆光了，只剩下花厅两侧的两口太平缸，被人搬到院子里当摆设。

据说在1970年，两口太平缸被移到了洪雅县月珠寺保存至今。

第八折 缸中日月

如今，洪雅县博物馆的展厅里，静静地立着两口青石缸。

它们已经在这里站了四百多年。缸壁上的浮雕被岁月磨去了不少棱角，“鲤鱼跃龙门”的鱼尾巴只剩下一半，“喜鹊登梅”的梅花也模糊了轮廓。缸沿上的绳纹被无数双手摸得光滑如镜，在灯光下泛着幽幽的青光。缸底有一些沉淀物，像是泥土，又像是铁锈，谁也说不清那是什么。

博物馆的讲解员每次带游客参观，都要在这两口缸前停留一会儿，讲一讲它们的来历。讲隋代的赤蛇，讲唐代的碑，讲宋代的泣，讲明代的重修，讲清代的幸存，讲民国的乱象，讲最后的拆除。游客们听得津津有味，偶尔会有人问：“那只陶罐呢？那条赤蛇呢？”

讲解员总是笑着摇摇头，说：“那是个传说。”

但洪雅人知道，那不是传说。

洪雅城南的魁星楼还在，玉屏山的抱朴洞还在，青衣江的水还在流。那条赤蛇或许还在县衙的地基下沉睡，那块会哭的碑或许还在等待下一个清官的到来。洪雅县衙虽然没有了，但它的魂还在。那魂就在洪雅人的心里，在一代一代的口耳相传里，在两口古旧的太平缸里。

每逢初一十五，总有老人到洪雅县衙旧址——现在是洪雅县政府大院——的门口转一转。他们不进去，只是站在大门外，看看那两棵老树，看看那块地基，看看脚下的泥土。有人会蹲下来，用手摸摸泥土，像是在摸一个老朋友的脸。

有人说，如果你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蹲在洪雅县政府大院的院子里，把耳朵贴在地面上，还能听到地底下有一种细细的声音。不是风声，不是水声，而是陶罐的嗡嗡声——赤蛇在地下沉睡，偶尔翻一个身，陶罐就会发出一声轻响。

那声音，是洪雅县衙的心跳。

而在洪雅人的记忆中，有一个名字始终闪闪发光——马玉之。那个在洪雅最混乱的时期两度出任县长的人，那个不坐轿不骑马亲自进山剿匪的人，那个在县衙门口被人拉着衣角不让走的人。洪雅人至今还在传唱一首当年编的歌谣：

马县长，进山岗，

土匪听了心里慌。

马县长，坐公堂，

贪官见了脸发黄。

马县长，走时忙，

百姓拉住哭断肠。

马玉之不是洪雅人，但洪雅人把他当成了自己人。他离任后，洪雅百姓自发在县衙门口立了一块“去思碑”——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因为他做了一个县长该做的事。

清官的标准，从来就不高。

尾声

千年一瞬。

隋开皇十三年（593年）的那一锹土，开启了洪雅县衙一千三百五十七年的历史。这一千三百五十七年里，多少人来，多少人去；多少官升，多少官降；多少案破，多少冤沉。大堂的匾额从“牧爱堂”到康熙御笔“清慎勤”，再到民国的“为民服务”，换了一轮又一轮；跪石上跪过的膝盖不计其数；花厅里的笑声和哭声交织在一起，分辨不出哪个是哪个。

如今，一切都归于尘土。只剩下两口太平缸，像两个沉默的老人，坐在博物馆的展厅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

缸壁上的“鲤鱼跃龙门”还在努力地跃，虽然尾巴已经残缺。

缸底的那一点沉淀物还在，虽然谁也不知道那是什么。

但洪雅人知道，那口陶罐还在深深的地下。那条赤蛇还在沉睡。那块会哭的碑还在某个角落里等着。它们等了一千四百年，不在乎再多等几年。

洪雅县衙死了，但它也活着。它在这些故事里活着，在这些传说里活着，在洪雅人的记忆里活着。只要还有一个人记得那条赤蛇，记得那块会哭的碑，记得明伦堂里朗朗的读书声，记得马玉之进山剿匪的身影，记得洪雅百姓在县衙门口送别时流下的眼泪，洪雅县衙就永远不死。

这正是：

隋唐遗址石缸存，风雨千年尚有痕。

赤蛇犹卧黄泉下，青碑曾警贪吏魂。

绰楔三间书德政，明伦百载沐君恩。

牧爱堂前御笔在，清慎勤字照乾坤。

民国几度风云变，唯有马公留口碑。

莫道衙署今已矣，千载官箴在人心。

（《玉屏拾遗记·补遗卷三十二》终）

后记：

此卷所载，隋代赤蛇守衙、宋代石碑夜泣、天启奇案、明末战乱等故事，取自洪雅民间传说与洪雅县志、地方轶闻等地方文献，经艺术加工而成，与正史记载有不一致的地方，故事改编，如有雷同，纯属巧合！洪雅县衙的建制、明伦堂的修建沿革、戒石铭亭、绰楔题字、御赐匾额等，均依据《洪雅县志·建设》《重修明伦堂记》等史料整理。康熙皇帝御笔“清慎勤”匾额，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颁赐洪雅县衙悬挂，有县志明文记载。

马玉之等民国县长的史实，依据《洪雅县志·民国卷》《洪雅文史资料》等史料整理，其中马玉之两度出任洪雅县长、剿匪修水利等事，皆有据可查。马玉之即著名作家马识途之父，马识途在《夜谭十记》等作品中多次提及父亲在洪雅的政绩。

太平缸为明代万历年间原物，现存洪雅县城北月珠寺内，是洪雅县衙唯一幸存的实物遗存。洪雅县衙虽已拆除，但其遗址所在位置——洪雅县洪川镇原县政府大院——仍可辨认。

至于那条赤蛇是否还在地下沉睡，那块会哭的碑是否还在等待，就只有天知道了，据说现在县委大院还有蛇出没，但从未伤害过人。中华历史神话故事，有着独特的历史史学研究价值，也是中华文化智慧的精髓，希望我们在这些故事中寻找古人“警醒世人”的良苦用心！

（全卷完）

（小说作者：唐从祥，笔名唐驳虎，历史神话故事小说《玉屏拾遗记》，依据地方志与传说故事改编，内容非正史，请谨慎阅读！已经申请著作权登记保护，侵权必究！未经允许不得转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