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过40，人生归零，开始“写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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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青年学者周琳做了一件在周围人看来挺疯狂的事儿——辞去四川大学的教职，无业在家，专心“写故事”。

清华历史学博士，年过40，人生归零，没什么钱，上有老下有小。自己都禁不住吐槽自己：一个人究竟是有多么“作”，才能干出这样的事儿？

工科出身的丈夫不爱读历史书，但无条件支持她的选择。执意从学术圈跳脱出来，周琳想去做点一直想做但没有机会做的事儿，比如，写点儿不一样的中国历史。

欧洲史学率先向“科学化”转型的思潮在20世纪初影响到中国历史学。但当科学分析工具多种多样、推陈出新，历史研究也不知不觉地变成了方法论的“军备竞争”——

学术著作和论文，必须用精致、时尚的理论进行包装。许多学术作品读起来像穿行在迷雾丛林，只有拨开晦涩的语言、刻意的炫技，才能理解作者究竟想说什么。历史学最质朴、最直击人心的“讲故事”，却被视为落伍、媚俗、没有深度。在“学院派”的评价标准中，面向大众的通俗作品是“闲书”；阅读或写作这样的作品，则会被调侃或自嘲为“不务正业”。

但其实history这个词，很可能来自古希腊爱奥尼亚方言Τστορια，其动词形式ίστορέω，意思就是“叙述打听到的情况”。历史天然就有故事性。

从五代两宋落笔，周琳写着写着就发现，历史上有太多被掩藏的真相和再明显不过的疑点，但我们往往不以为意。比如古代和政治沾边的女性数来数去就那么几类，不符合这些“原型”就基本不会被记住，但这些美女工具“模子”都是谁塑造出来的？北宋的开国故事疑点重重，所谓的政治神话压根儿就站不住脚，可为什么人们或多或少都会去接受这种轻飘飘的逻辑？摄政11年也被结结实实骂了11年的太后刘娥，去世一个月之前非要穿上天子衮服主祭太庙，真的只是一时任性想玩一把权力的游戏吗？王安石的新法处处和百姓过不去，是出于他本人没有一点人性吗？

影视剧里的刘娥形象，《清平乐》剧照

还有宋徽宗赵佶、宋高宗赵构、韩世忠、辛弃疾、宋慈，这些两宋历史上响当当的“大人物”，到底有没有“真正”被看见过？

如周琳所说，《浮生明灭》这本书重在叙事，既不参与学术争论，亦未就诸多学术问题给出新的结论、解释，只是希望理解一些具体的人，讲述他们的生命故事。

毕竟历史归根结底是每个人最真实的处境，好的历史作品必然能映照出人性的温度。

以下内容为《浮生明灭：历史深处的宋人》一书序言。

《浮生明灭：历史深处的宋人》，周琳 著

在历史的处境中，看见人性的温度

2017年初，“明清史专题研究”课程的期末考试中，一群大学三年级的同学拿到了一个让他们相当吃惊的考题：

如果有机会穿越到1644年，你最希望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国籍、居住地、性别、职业、年龄等）？请试着描述他（她）眼中的中国与世界。

在他们面面相觑的时候，他们的老师——我，心中亦是忐忑不安。这样的考法行吗？同学们会怎样作答？他们背地里会不会抱怨这个老师太促狭？

可是当试卷交上来的时候，我得到了大大的惊喜。同学们穿越回“清军入关之年”，都过了一段相当精彩的人生：有的同学选择做一位前明福建知县，目睹明清易代的惨状，心生幻灭，浮海去往东南亚。

有的同学坦言，在那样一个年代，每一个人都极端痛苦。但如果做一名不求进取的八旗子弟，痛苦可能会少一些，或许还能庇护一些可怜人。

还有的同学成了一名漠南蒙古草原的牧民，对草原外的世界充满好奇，但也隐隐感觉到机会和风险都在扑面而来……

更有意思的是，这些20岁出头的年轻人，大多愿意做30岁以上的中年人。

8年以后，再读当时同学们的答卷，我仍然会被这些故事打动，会从这字里行间看到他们真挚的情感、饱满的人性。我也真切地感到，在同一个历史时空中，个体生命的差异会那么大。

以往的历史教材，权威的历史著作、论文，常常会告诉今天的人：某一个时代是伟大的、黑暗的、动荡的、安定的、繁荣的、停滞的……然而没有切身经历过某一个逝去的时代，谁又有资格给它下一个精准的断语？在1644年明清鼎革之际，蒙古草原、中原腹地、南方海滨，怎么可能一言以蔽之？

就算有人具有洞察一切的“上帝之眼”，他也不可能代替每一位历史当事人去体验、去感受。就像1644年的草原牧人、八旗满人、关内汉人，他们的悲喜、信念、期待、境遇恐怕大多是不相通的。

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越来越关注历史中那些具体的、个体的生命。本书就是截取中国历史上五代十国、北宋、南宋3个时代，讲述了生活在其中的9个人的故事。在本书的副书名中，他们被统称为“宋人”，从而呈现出时代之间的关联。

作为一个时代的“宋”，其实脱胎于“五代十国”。尤其是北宋，其建国机缘、开国人事班底、核心政治理念、社会形态、官僚体系、军事体制，要么是直接从五代继承下来的，要么是基于五代的经验、教训而设计的。而北宋的首位辅政太后，也是奠定北宋稳定局面的重要人物——刘娥，则是来自十国中的“后蜀”。所以，“五代十国”就好比“宋”的“前史”。生活在五代十国的人，在经历、行为、价值观方面，与生活在北宋初年的人近似。甚至同一个人可能前后经历了这两个时段。以“宋人”来概括本书的所有人物，也是一种文字上的妥协——如果把副标题叫作“历史深处的五代十国·北宋·南宋人”，未免太冗长了，读起来也不好听。

《太平年》剧照

然而关于宋史的书已经很多了，关于五代十国的书也不少，为什么还要增加一本呢？就是因为这本书重在叙事，既不参与学术争论，亦未就诸多学术问题给出新的结论、解释，只是希望理解一些具体的人，讲述他们的生命故事。

不管在古今中外、任何时代，历史都有“讲故事”的责任。

据说英文中的history一词，来自古希腊爱奥尼亚方言Τστορια，其动词形式为ίστορέω，意思就是“叙述打听到的情况”。所以历史天然就有故事性。在古代中国和欧洲，历史作品中都有大量的、精彩的叙事，历史学家通常是讲故事的高手。

然而从19世纪开始，欧洲史学率先向“科学化”转型，追求像科学一样构建一套通用的概念和理性分析方法。这种思潮20世纪初影响到中国历史学。近几十年来，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人口学、统计学、医学、环境学、大数据、人工智能……纷纷被引入历史研究。这显著提升了历史学的问题意识、分析力、洞察力，也在历史学家之间构建了一套更易交流的概念、方法体系。我们这一代的历史学者在受教育、从事研究的过程中，大大地受惠于此种学术氛围。

然而任何事情都有它的反面。当科学分析工具多种多样、推陈出新，历史研究也会不知不觉地变成方法论的“军备竞争”。学术著作和论文，必须要用精致、时尚的理论进行包装。许多学术作品读起来像穿行在迷雾丛林，只有拨开晦涩的语言、刻意的炫技，才能理解作者究竟想说什么（我自己就曾如此）。历史学最质朴、最直击人心的“讲故事”，却被视为落伍、媚俗、没有深度。在“学院派”的评价标准中，面向大众的通俗作品是“闲书”；阅读或写作这样的作品，则会被调侃或自嘲为“不务正业”。

按照这样的标准，这本书当然是“不务正业之作”。不过没关系，反正写学术论文也不再是我的“正业”。只要写出真实、好看的故事，撕开被讲述的人物身上的刻板标签，就已经很好。

在过去4年磕磕绊绊的写作中，我深深地体会到了“故事的力量”。

《浮生明灭》实拍图

第一，故事让“人”回归历史。

过度理论化、分析化的历史，有时会让“人”变成若有若无的符号。比如我曾经指导过的一位同学，研究清代服饰，她的论文中用了大量的篇幅讨论礼法体制、社会观念、统治策略、消费潮流、全球化对清代人穿衣打扮的影响。这当然很有意义。但是当我抽出她搜集到的一张“雍正皇帝鹿皮行裳”的图片，问她这个东西究竟要怎么穿？穿在身上起什么作用？她一下子愣住了。其实，即便不知道这个物件是穿在里面还是穿在外面，以及为什么要穿，她的论文大概率也能顺利通过。但我觉得，这未免有些遗憾。

马伯庸先生的小说《长安的荔枝》示范了历史的另一种写法。虽然题目是“荔枝”，重点却是在写围绕着荔枝的权力展示、官场倾轧、权谋算计、山川地理、世态炎凉。一颗今天看来平平无奇的荔枝，竟能改变一个基层小官员的命运，牵动大唐无数人的心念、欲望。

《长安的荔枝》剧照

虽然小说并非历史，但私以为历史作品如果能写成这样，才是真的带劲儿。细腻地描摹人的处境，人与人之间复杂的互动，人的行为的深层动机，最后升华为一种不得不如此的宿命感。

总之，不管理论潮流如何变化，好的历史书写一定是源于人、关于人、影响人的。弱化“人”的历史，就像王阳明所说的“岩中花树”，美则美矣，却“与汝心同归于寂”。

第二，故事让常识回归历史。

学术化的思维有其缜密、深䆳之处，却也容易忽略基于日常生活的朴素经验。例如本书会讲到的南宋词人辛弃疾，他于23岁时脱离金国，投奔南宋，此后终生致力于推动南宋北伐，却始终未能得到南宋朝廷的重用。

这样的情况，历来被归因于南宋军事战略、集权体制的狭隘性等等。这些分析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从人情事理来看，辛弃疾对自己的来历、身份的叙述有很多可疑之处，他极有可能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隐瞒了投奔南宋前的很多事情。在南北对峙紧张、胶着的时刻，南宋朝廷怎么敢用辛弃疾？如果他是北边的间谍怎么办？如果他是金国故意放到南宋“引战”的诱饵怎么办？

《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剧照，王子奇饰演青年辛弃疾

换言之，辛弃疾在南宋被“雪藏”这件事，就算不上升到国家战略、政治体制和爱国的宏大、抽象层面，仅用人们日常观察、鉴别人的思路，就可以解释得七七八八。而讲故事的写法，最容易触及此种人情事理。因为故事需要描摹细节、推演过程，就像刑侦破案一样。如果有细节与常识不符，肯定就推不下去，就会逼着写作者发现那些被隐藏起来的颠覆性事实。

总之，在大多数情况下，历史要还原到用人们朴素的经验都说得通时，研究者才能真的松一口气。

第三，故事让情感回归历史。

学院派的研究中，常常是弱化甚至回避情感的，因为那不够理性。然而历史是关于人的学问，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人都有着丰富的情感，所以历史研究——至少是一部分的历史研究——必须直面人类的情感。

加入了对情感的思考，一些历史事件才变得可以解释。比如北宋的第一位辅政太后刘娥，在晚年时突然提出要穿戴天子冠冕祭祀太庙。这件事令北宋人和后来的历史学家相当为难。从刘太后日常的言行来看，她并没有当皇帝的打算。这次祭祀之后一个月，她就去世了，更没有当皇帝的可能。那她为什么要这样做？从现实的角度怎么也讲不通。

然而从情感的角度，这件事就可以解释。因为她太愤怒、太委屈了，她就是要用这种看起来很荒诞的行为给自己的人生画上句号。这种复杂且未被言说的情感，让北宋历史呈现出紧张、爆发的一面。但是在讲究理性、不假辞色的宋代史书和当代学术论文中，这个问题很难得到很好的解释，故事却能展现出情感的跌宕起伏、百转千回。

《浮生明灭》目录

第四，故事能够帮助已逝之人讲述他们没有机会开口言明的真相。

在最近4年的写作中，我越来越觉得历史的服务对象是“双向”的，不仅包括现世之人，也包括逝去之人。换言之，历史研究有时像一种“通灵术”。

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去年我看到了一份清代巴县（今属重庆）的司法案卷，是关于一位妇女的死亡。当时县衙的审理结论是自杀，司法文书中所有的当事人、证人、死者家属也都说她是自杀。而且所有司法文书相当规范，情节也很具体。但不知为何，我越看这份案卷越觉得不对劲儿。后来一步一步地推演各种情节，分析文书中的逻辑漏洞，居然还原出一桩凶杀案。这位妇人其实是被夫家合伙虐杀的。

写完这个故事，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我第一次发现，历史写作原来还可以为几百年前的逝者申冤。虽然实际上改变不了什么，但这份冤情、这位女性的生命故事，说与不说，至少对她来说是不一样的。

总结以上诸点，我认为“讲故事”其实是一种深深的共情。它承认在史料允许的情况下，每个人的经验、感受都值得被“看见”，而且是不可替代的。

在写作这本书时，我的眼前常常浮现出一个画面：我独自穿行在一条幽暗的时间隧道中，擦肩而过的是一些若隐若现的人。当驻足下来，仔细辨识，认真地与他们攀谈，渐渐地就像有一束光，稀释了周围的黑暗，他们的一颦一笑也清晰起来，正如本书的书名——浮生明灭。过往众生隐没于时间之中，只要有人停下脚步，真心看见，生命就如洗去尘封的明珠，绽放出动人的光芒。

《清明上河图》局部

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更加彼此疏离。了解他人的经历、体验他人的喜怒哀乐，或许也能带来心灵的共振，传递些许善意和柔软吧。

在“看见”这个层面，这本书与既有的许多历史作品还有一点不同。近年来，随着“微观史”的兴起，历史学家在越来越多地“看见”独特的个体生命。然而微观史的关注对象，大多是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比如《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宇宙》，描写了16世纪意大利乡村一位磨坊主的人生；《马丁·盖尔归来》，描写了16世纪的法国农村，一位冒名顶替的丈夫，和一位面对真假丈夫艰难抉择的乡村女性；《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1857—1942）》，刻画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位退居乡村的传统知识分子。

这些隐于烟尘的众生，呈现着顽强、多样、生动的个体生命，他们的故事是引人入胜的。但是如果认为微观史的观察视角只适合于书写小人物，或者只有小人物的故事是丰满、鲜活的，则又显得偏颇了。

如果说在过去漫长的历史中，小人物始终是不被“看见”的，可是所谓的“大人物”又何尝被真正地“看见”？其实在很多情况下，正因为某个人是“大人物”，他就一定要扮演某个角色，被贴上某种标签。于是，在“工具人”“面具人”之下的个人特质，恰恰更不容易被看见。举两个例子：本书中会讲到的辛弃疾，因为他是被祭上神坛数百年的“爱国词人”，所以人们看不到他隐藏身份的痛苦，看不到他的灰心、幻灭；被公认为“中国法医学鼻祖”的宋慈，人们看不到他与众不同的人格特质，看不到他的孤独、不被世人认可。

其实每个人的内在世界都是一片深邃的星空，有许多曲折低回、未被充分理解之处。写作者一旦掌握充分的史料，用平视的眼光去看待所谓的“大人物”，也能够看到大人物的千人千面，勾勒出他们拒绝被正统叙事抹杀的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所谓“大人物”和“小人物”，在写作者的笔下应该是平等的。

所以在本书中，对于想要给予“深度描写”的大人物，我会称呼他或她的名字，而不是官方头衔。比如称呼“赵佶”而不是“宋徽宗”，称呼“刘娥”而不是“刘太后”。这也算是带自己和读者“入戏”的一个小心机。

当然，本书可能还会面临着一个疑问：加入许多叙事、感性、共情的笔法，会不会牺牲历史的真实？

《浮生明灭》内封

毋庸讳言，本书所讲的内容不一定是完全真实的，因为要深度理解一个人、一件事，在史料不足之处，就一定会有不同程度的推理和想象。比如刘娥的内心世界、辛弃疾的身份之谜、韩世忠的性格软肋等等，都没有任何文字给予清晰的记载，而逝去的人又不可能真的开口说话。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广泛查阅了史料和既有研究论著，不断地“拷问”自己的思路和判断，去呈现一个尽可能真实的历史。如有推理错误或者不合分寸之处，亦诚心期待读者的反馈和指正。

行文至此，看到8年前自己写下的一句话：

历史归根结底是每个人最真实的处境，好的历史作品必然能映照出人性的温度。

兜兜转转8年过去，所幸这份初心仍未失未忘。

周琳

2025年6月26日

于深圳市科技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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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生明灭

历史深处的宋人

周琳 著

于史料缝隙中打捞被忽略的处境与真相

以细腻笔触拆解历史的神话与谎言

李伯重 仲伟民 龙登高 张向荣 周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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