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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大畏版《暴风骤雨》连环画,应该是这部小说的最后一版连环画了。
从施大畏的这版连环画上、下两册的风格日益粗放的递进变化来看,作者的耐心在创作过程中显然处于被磨砺得越来越粗糙的状态,前方步步进逼的1985年的连环画崩盘的下挫点,正在以瀑布临界点的远望警醒,发出越来越轰响的震颤。画家应该感受到了这种垂直下落的哀遍华林呼号,所以下笔的时候越来越缺少精雕细琢的打磨与精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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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册中的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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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册中的画页
在缺少生活阅历上的支撑与深入生活的长久修炼的创作现实之下,施大畏选择了向前辈与同行学习的捷径,他的这一版《暴风骤雨》向电影版借鉴了人物造型与画面构图,也曾经向1964版《暴风骤雨》的画家王纯信登门求教,索取前版连环画一观,从中吸取精华,为我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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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大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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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纯信版
在施大畏之前,粗略统计《暴风骤雨》连环画有八个版本,其中包括一本印量很稀少的《元茂屯的胜利》,加上王纯信分别主绘了白描版与黑白版两个风格完全不同的连环画,这样,加上施大畏这一版,累计起来有九个版本。
可以说,之前的八个版本的《暴风骤雨》各有千秋,都体现出画家对一部经典名作的形象复现的理解与创造功力。
这其中,傅洪生版《暴风骤雨》出版于1966年3月,采用白描风格,表现的是电影剧本的内容,相对来说,由《暴风骤雨》作者周立波的第三任妻子林兰改编的剧本,浓缩了原著上下部的精华部分,调整了故事前后顺序,使小说里有一些生涩与锈蚀的情节链条更加顺滑而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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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洪生版
实际上,我们注意到,周立波小说里的“斗争韩老六”在一次、二次之后,陷入到难以进行下去的尴尬,因为纯粹召开大会进行现场揭批,无法攻破地主堡垒的收缩性防卫,小说里的工作队面对着近乎是一个缩入龟壳里的老地主,怎么着都对他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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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洪生版
电影里增添了一个情节,充分证明周立波夫人林兰对情节编制方面深谙电影逻辑自洽的刚性要求以及观众对电影因果关联的柔性期许,这就是工作队查抄了韩老六偷运出去的枪支,说是藏在了他的姑父家,小说里并没有这个情节,由此导致韩老六丧心病狂起来,把暴露信息的责任,归咎于家里放猪的小猪倌,立刻诉诸于武力,开始杀人灭口,行凶报复,率先动用了暴力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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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洪生版
土改工作队抓住了一直找不到切入点的缝隙,一举把韩老六抓了起来,电影里还把土匪反扑说成是韩老六的所作所为,让最后一次斗争韩老六放在了消灭土匪攻击之后,这样的韩老六就是一个恶贯满盈的终级BOSS,为最终送他踏上不归之路铺垫了充足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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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洪生版
这就是周立波夫人对小说改编的富有说服力、无可挑剔的设计。但这样的构思,周夫人曾经陪同作家全程地参与了土改进程、并且陪伴了作家写出小说,为什么在周立波创作小说时没有提出建议,反而在她获得改编之权之后,才融化了小说里的艰涩部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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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洪生版
这固然可以归因于周夫人更具人道主义的电影创作底线的约束,更为关键的可能是电影拍摄的1960年,包括周立波本人都有可能在事隔十多年之后,能够以更为缓和的温润态度,重新排列组合小说里的针锋相对的乡村角逐的前后砝码,从而更能获得新的时代背景下的观众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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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洪生版
因此,傅洪生的版本,按照电影剧本的情节线来绘制,故事情节更紧凑,人物更丰满,行动因果更具说服力。
八十年代施大畏受命创作《暴风骤雨》连环画,曾经来到故事发生地蹲点了一段时间,虽然他可以接触到那一片曾经波澜壮阔过的地域,但时间线已经发生了改变,他不可能通过时间隧道回到过去,对四十年代的小说里的风物,他不得不借助于外力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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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洪生版
这就造成了施大畏在创作过程中,对之前《暴风骤雨》电影、及同类画作的接受与模仿。
那么,施大畏有没有“偷艺”傅洪生版《暴风骤雨》?
我们不作结论,下面,我们将相关页面摆放在一起,供各位自行作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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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洪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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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洪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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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里的四轮车
按小说交待,工作队一行来到乡间,乘的是四马四轮大车,施大畏画的是两轮大车,显然不符合小说里的语境。电影里是四轮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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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洪生版
注意上面两幅画,马的姿态完全是复制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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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下面两幅画的细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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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洪生版
桌上的烟枪工具,是否有相似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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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洪生版
再看看画中的一只伏在几案上的猫,在小说里并没有提到屋内有猫,傅版里画出了猫,施版顺势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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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洪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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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洪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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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洪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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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洪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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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洪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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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洪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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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洪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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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洪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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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洪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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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洪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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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洪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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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洪生版
我们这样进行对比与类比,并不是贬低施大畏的艺术创作,反而是证明了艺术创新,必须立足在继承的基础上,任何一种艺术的标新立异,都是在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上才能够实现。
通过这样的类比,我们可以看到傅洪生的绘画功力还是可圈可点的,他曾经绘制过《平原枪声》《烈火金刚》等今天依然重版的经典连环画,他对北方的风土人情有着比较稔熟的感知,笔下人物带有鲜明的地域特征,这一点,对于生在南方的施大畏来说,是在入手北方题材连环画的时候迫切需要洇染与沉浸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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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我们注意到傅洪生的生平资料介绍,非常稀少,在正规的出版物里,很少有他的身份介绍。网络上介绍他生于1930年,去世于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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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些断片式的介绍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他过去曾经在辽宁美术出版社从事连环画创作,创作速度很快,稿费颇丰,受到了批评,他后来索性跳槽到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从事连环画创作,这也是他的作品大多由天津出版的原因。
文革期间,大约在1974年的时候,他参加了由天津市静海县文化馆、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组成的《银沙滩》连环画三结合创作组,四位绘画者,依次是县文化馆干部丁昉,出版社画家傅洪生,当地农民代表、天津艺术学院绘画系连环画年画班工农兵学员施振广和天津插队知青赵金龙。这本连环画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曾经出版过,但版权页,并没有注明画家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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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他大概看到连环画的颓势渐显,果断抽身,转向工艺品制作生产,之后,他的身影消失在书画界。
傅洪生版《暴风骤雨》近年由连环画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分别重版,可见,他的这一套连环画作品还是有着独到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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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用优美的艺术形象留存一个时代、同时感染了一个时代受众的艺术家们,这其中就应该包括傅洪生与施大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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