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鲁作家吉安专访：人口迁徙塑造了深圳的特质，这点令我着迷

近日，持续两个月的2026“全球作家写广东”计划圆满结束，来自新加坡、韩国、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秘鲁、越南6个APEC成员经济体的7位作家，在深圳深扎驻地创作。为期两个月的深度参访、文学交流与驻地创作，让来自不同国家的作家深受感触，收获满满。秘鲁青年作家、诗人吉安·皮埃尔·科达鲁波（以下简称吉安）就是参与作家之一。吉安曾出版诗集《一只鸟在海上死去》，获秘鲁金色瓦努科全国小说及诗歌奖首奖。他的最新诗歌集《尸歌》，由诗人方妙红首次翻译成中文。

日前，南都记者对他进行独家专访。了解到他也曾有过多样的底层工作经历——中学教师、鱼厂工人、外卖员、中餐厅后厨、旅社管理员，这些丰富的生活经历构成他写作的土壤。他对记者坦言，自己学习中文的目的，不只是翻译中国当代诗歌，更是想借助异质语言，拆解固有的表达习惯，寻找全新的语言去命名世界。他认为诗歌本源就是吟唱，文学精英圈不应该轻视这类民间创作，写诗并非少数人的特权。他坚信所有生活经验都会进入文字，否认这一点的人都是谎言。

“我预感这段经历最终会凝结成一本诗集”

南都：在深圳生活近2个月了，有哪些深刻的印象与感受？

吉安：在深圳这两个月，无论是个人层面还是创作层面，都给予我极大的滋养。首先，我来到了一座和我的家乡西班牙马德里完全不同的城市。最让我震撼的一点，是深圳过去四十年间翻天覆地的变化，渔民村就是最好的例证。

与此同时，这段经历让我有机会接触当下中国全新的诗歌创作方向，认识不少小众诗人，直接和这些思考、书写当代诗歌的创作者交流。我关注青年群体，也追溯过往的脉络，相信代际之间的对话。在这里我结识了许多朋友，希望这份友谊可以长久留存。此外，这段驻留经历，也让我和中国产生了更深的联结。

南都：觉得深圳最吸引的地方是什么？

吉安：这座城市吸引我的东西很多，不只是摩天大楼，还有普通人的日常故事。我可以走进朴素的小店吃饭小酌，始终感觉安稳，不会遇到冲突。下沙文化广场是我在深圳最喜欢的地方之一，我常在那里寻访诗意、寻找诗句。

我认为这座城市最打动我的，是在高度现代化之下留存的缝隙。也就是说，令我惊喜的是，在这座被称作“未来之城”的区域里，仍有裁缝、修裤带手艺人的一席之地。这点让我惊叹：即便满城灯火，城市依旧留有让人惊奇的空间，留存着那些或许终将随时间消逝的老手艺。它们或许会慢慢消失，但此刻仍在此地，抵抗着时代的冲刷。

南都：会如何把这段生活融入自己的创作中？

吉安：我在中国南方的这段经历，已经开始融入我的作品。我主要写诗，也撰写文章与纪实随笔，发表在各类平台。我是巴拉圭《ABC COLOR》文化增刊的驻外通讯员，我记录下的所有见闻，都会写成文章和随笔在该刊物发表。这点对我很重要：我不是要把中国讲给中国人听，而是想输出我对这片土地朴素的感受，做一座文化桥梁，让那些可能永远不会来到中国南方的人，通过文字认识这里。未来会衍生出什么，尚未可知。

另一方面，我正在创作的诗歌里，已经出现中国南方，尤其是深圳的意象。我在这里写了好几首诗，但它们更像是草稿，后续会不断修改、打磨、删减。对我而言，诗歌属于另一种时间，需要慢慢消化，不能急躁。这些都只是初稿，我还会持续修订。两个月太短，不足以消化所有感受，或许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沉淀出更深沉的文字，或是脱离即时见闻、依靠回忆力量沉淀下来的沉思诗歌。

我预感这段经历最终会凝结成一本诗集。但我并不打算模仿、照搬中国古今诗人的写法，我认为那样会犯下巨大的错误。我想做的，是用我自己的风格，消化在深圳观察到的一切，以及接触到的各类文本。正如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所说：不临摹，不抄袭。要创造出新的东西，我不知道能否做到，但我的全部心力都投入于此。

“我很享受在每一座城市漫游，试着迷失在街巷之间”

南都：你在深圳的创作顺利吗？是否完成了自己的创作设想？

吉安：我的创作状态非常好。我从来没有在这么短的时间写下这么多文字。我全身心投入文学创作，这里提供了所有理想条件，最核心的就是时间——有时间写作，也有时间放空：散步、听音乐、观察、品尝食物、四处探索。诗意，恰恰诞生于这种“无所事事”之中。我完成了大量文稿，已经超出驻留项目要求的最低字数。对我来说这是一段美好的体验，我希望未来还能收到邀请，去到中国其他地方继续写作。期待这次相遇能催生更多成果，比如出书。

我们在这里写下的作品都会出版，但我也很期待推出个人单行本。我希望能在这里出版诗集，或是以远程的方式持续和中国保持创作联结。我可以成为中国、西班牙与拉美之间的桥梁。我愿意持续和中国诗人、出版社合作。我本人也在西班牙担任编辑，供职于Ultramarina C&D出版社，如果能在那里出版中国当代诗歌，会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我们可以着手推进，还有很多事情值得去做。

南都：这次驻留深圳创作，还去了中山、珠海、广州、江门等大湾区城市，感受到这些城市与深圳有哪些关联与异同？

吉安：这些城市彼此各不相同。除广州以外，其余城市规模相比深圳更小，但各有魅力。比如中山那种安宁的氛围十分动人。深圳是一座永不停歇的城市，来自各地的人在这里谋生、追寻更好的生活。珠海毗邻港澳，承担着直接的联通角色。如果说深圳是商业之城，广州则底蕴更古老。

尽管深圳历史很短，但它身上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至少深深打动了我。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人口迁徙塑造了这座城市的特质，这点令我着迷。当下，多元文化在很多地方正遭受冲击。我指的是在美国和欧洲，多样性常常被针对、遭受排挤，甚至为此付出代价，却无人担责。虽然中国的情况不一样，有着不一样的历史进程，但任何身份遭到打压、否定，都永远没有正当理由。我很享受在每一座城市漫游，试着迷失在街巷之间，而且我做到了。对我来说，漫无目的地行走是很好的体验。诗人本就不寻找终点。

南都：你去了深圳诗人许立志的家乡吗？这段寻访对你有什么启发？

吉安：我确实去到了诗人许立志出生的村子。最早读到他的诗，是拉迪娜·迪米特洛娃在墨西哥翻译的版本，我一下子就被他的诗歌打动。后来，借助一位中文教授的帮助，我找到了他身后出版的唯一一本诗集。这次寻访之后，我写了一篇长篇纪实随笔，详细记录了此行见闻。但除此之外，能抵达这里本身就让我感慨。这件事再次印证：伟大的诗人大多出身乡土。他们不一定受过大学教育，生活本身与自发阅读，就足以滋养创作。一位诗人哪怕是大学教授，也不代表他写得更好，不能证明他比没读完书的写作者更优秀。

诗歌源于直觉，直觉是它唯一的向导。写作最重要的就是大量阅读，凡是能读到的，都去读。我没能去到许立志的家中，他的家人不愿接待外人，我完全理解，也不愿冒昧打扰。有些边界不能逾越。不过我看到了他童年与短暂人生里的山川风物。希望有朝一日，他的全部诗歌能在西班牙或者拉美出版，或许这件事，会由我来完成。

常常主动跳出秘鲁诗歌的范围，去发掘更多不同的声音

南都：能否谈谈你的成长，你是如何走向写作这条路的？

吉安：我在秘鲁皮乌拉国立大学攻读语言文学专业，之后去西班牙交换，又在安第斯大学修读了半年智利诗歌课程。但诗歌在我童年就已经进入生命。我看待事物的视角，总容易留意旁人忽略的细节。小学的时候，我很擅长写藏头诗，那时我就隐约觉得，自己将来要以写作为生。这份好奇，慢慢变成确定的信念。

十五岁那年，我坠入爱河，唯一想做的事就是写诗。我不写小说，不写叙事文本，我的文字充满抒情的力量。我家里没有藏书，只有一本封皮破损、闲置的《圣经》。我真正开始阅读，是当诗歌不再只是爱好，而成为我栖身于这个世界的方式。那段时间，兰波、波德莱尔、魏尔伦、布兰卡·瓦雷拉、塞萨尔·巴列霍、聂鲁达等人的作品给了我巨大启发，之后我又读到唐诗。最初提笔写作，只是为抒发爱意。很简单，因为恋爱了。诗歌就这样从少年时代一直陪伴我。

后来人生几经变动：母亲和兄弟姐妹移居智利，我去到西班牙并定居于此。在西班牙，我于孔子学院学习中文，同时研究其他诗歌体系，比如日本诗歌与西班牙诗歌。我的人生变了，写作也随之改变。在西班牙，我结识世界各地的诗人，成为编辑、新闻通讯员，接触到更先锋的诗歌理念，尝试跳出自身传统——不只是地理、语言层面的传统，去探索纯粹以图像构建的文字。

我开始研究西班牙与世界实验诗歌，同时研读巴西具象诗，也在加马利埃尔·丘拉塔等作家的作品里寻找自我与根脉。在这个探索过程中，我研究西班牙诗人费利佩·博索的作品，并在西班牙Arrebato Libros出版社编选出版了诗集《失语：费利佩·博索实验诗作（1970–1983）》。同时，我整理莱昂西奥·布埃诺的作品，由Ultramarina C&D出版社推出《爆破者的喜悦：诗选（1966–2014）》。这两本书都由我负责选篇与撰写序言。对我而言，这是和我欣赏的文本展开对话，尽管这两位作家风格迥异。我持续研究、大量阅读。

目前我正在整理玻利维亚诗人希尔达·蒙迪1936年出版的讽刺诗集。我常常主动跳出秘鲁诗歌的范围，去发掘更多不同的声音，这对我至关重要。

“比起博尔赫斯，我更偏爱上世纪50年代巴西诗人”

南都：拉丁美洲的文学在中国曾很受作家热爱，比如小说家马尔克斯、诗人博尔赫斯、聂鲁达、帕斯等，你如何看这些作家，这些人对你的创作是否有影响？

吉安：很高兴拉美文学能在中国被熟知。马尔克斯最打动我的是想象力，他擅长用口语叙事，文字兼具幽默感，这是我喜爱他的地方。博尔赫斯是出色的短篇小说家，是拉美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但我对他的诗歌兴趣不大。我更喜欢他的散文与短篇小说，作为诗人，我不会和他的诗歌对话，但当然读过。比起博尔赫斯，我更偏爱上世纪50年代巴西诗人，他们更大胆。哈罗德·德·坎波斯与奥古斯托·德·坎波斯的创作理念深刻影响我的写作，源头则是奥斯瓦尔德·德·安德拉德与《食人宣言》。

如果只翻译这些被奉为“圣人”的经典作家，会掩盖其余创作者的光芒，拉美文学的版图远比这广阔。我知道中国读者很熟悉聂鲁达，但可以看得更远。半个多世纪过去，新一代诗人已经发展出新的创作路径。另一方面，聂鲁达和帕斯两座高峰太过巨大。不可否认聂鲁达属于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尽管他也有平庸之作，但《地球上的居所》《漫歌集》是难以逾越的高峰，诗作深邃，抵达极高的境界。

我偏爱敢于突破边界的那个聂鲁达。帕斯于我亦是如此。他是拉美知识分子的标杆，很多人想追随他的脚步。帕斯几乎触及所有议题。虽然我并不喜欢他全部作品，但读到《太阳石》《Blanco》时，我由衷敬佩。当然他还有很多作品，作为散文家，他极具魅力。

不过，我不会说他们深刻影响我的创作，聂鲁达或许稍微多一点。真正贴近我的，是塞萨尔·巴列霍、卡洛斯·奥肯多·德·阿马特、加马利埃尔·丘拉塔、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近年我还会提到埃莱娜·阿辛斯、罗达斯的西米阿斯、费利佩·博索、何塞·路易斯·卡斯蒂耶霍、ZAJ艺术团体、希尔达·蒙迪、阿图罗·博尔达、艾梅·塞泽尔、尤妮斯·奥迪奥。我扎根秘鲁诗歌，但永远想去探索更多。

“全部生活都会渗入文字，否认这一点的人，都是在说谎”

南都：你的母语就是西班牙语吗？在你的母语中，你觉得写诗，最重要的什么？

吉安：西班牙语是我的母语，我用它吟唱。写诗歌没有万能诀窍，但至少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去寻觅诗歌本身，让心灵做好准备，等待灵感降临。阅读，持续不断地阅读非常重要，但永远不要忘记，最根本的是去生活。我学习中文，一方面是为翻译当代诗歌，另一方面也是为打破母语的惯性。我不是要创造一门全新语言，而是去寻找新的言说方式，找到可以安放自我、命名世界的全新表达。

南都：你有些什么样的工作经历，你觉得这些经历对你写诗是否有影响？

吉安：我做过很多工作——在秘鲁当中学老师，在智利鱼厂打工，帮人写论文，在西班牙外卖送餐，做代笔，餐厅打包，服务员，披萨师傅，中餐厅后厨帮工，圣地亚哥朝圣之路旅社的管理员，读书会主持人，目前在墨西哥经济文化基金会担任图书管理员。所有这些工作与人生体验，都是我的写作素材，完完全全，无一例外。全部生活都会渗入文字，否认这一点的人，都是在说谎。

南都：在你的国家，有多少年轻人还喜欢文学，热爱写作？

吉安：在我的祖国，有成千上万年轻人全身心投入文学、写诗。形式多种多样，不只是诗歌朗诵会、诗集分享，很多人通过嘻哈、说唱接触创作，从里面汲取养分，走向诗歌。我觉得这非常棒。诗歌最初不就是吟唱吗？当然，精英文学圈很多人依旧轻视这类艺术形式，固守诗歌只属于少数精英的想法，但事实并非如此。任何人都可以学习写诗。就像画家学习绘画，诗人也需要学习写作。诚然，人会自带天赋倾向，但每个人都可以写出一首诗。未必能走上诗人的道路，但可以在简短的文字里获得内心平静与喜悦。

南都：回国后，你会如何向没来过深圳与广东的好朋友介绍此地？

吉安：我关于深圳的一切，都写在这里的诗歌、随笔与报道之中。除此之外，我会鼓励他们亲自过来，品尝美食，与人交流。中国南方十分动人，我带着对深圳、整个广东的喜爱离开。在这里我过得非常快乐。希望这只是一个起点，我们未来还能重逢。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 谢湘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