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20年：从下岗女工到知名作家（小说）

（小说，内容纯属虚构，切勿对号入座）

杨柳漪站在达海市体育馆门口，看着那张巨大的招聘海报出了神。

海报上印着“诚聘英才”四个烫金大字，底下是一长串岗位名称，从销售到管理，密密麻麻排了十几行。她手里攥着刚从人才市场领到的求职登记表，纸张被汗水洇湿了一小块。

那是2003年的秋天，达海市的梧桐叶开始泛黄。杨柳漪31岁，从国营纺织厂下岗整整四个月了。在此之前，她大学毕业后在厂里干了八年，从技术员做到车间副主任，每个月工资条上的数字稳稳当当，虽然不高，但胜在踏实。谁也没想到，那么大的厂子说关停就关停了。

“杨姐，这边这边！”一个熟悉的声音从人群里钻出来。

杨柳漪循声望去，是原来厂里的打字员小周，正踮着脚尖冲她挥手。小周身边还站着两个年轻女孩，都是厂里的老同事。几个人在纺织厂共事多年，下岗后各自散了，如今在人才市场重逢，倒有种他乡遇故知的感慨。

“你也来了？”杨柳漪挤过去，声音里带着点苦涩的笑意。

小周叹了口气：“不来怎么办？家里还有房贷要还呢。杨姐，你投了几家了？”

杨柳漪扬了扬手里的登记表：“还没投，先看看。”

她没说实话。其实她已经投了七家了，其中有四家看了她的学历和工作经历，态度都很客气，说回去等通知。她等了四个月，一个通知都没等到。

三十一岁，在如今的就业市场上已经是个尴尬的年龄。比她年轻的，有刚毕业的大学生，精力旺盛要价低；比她资历深的，人家觉得你贵，又怕你不好管。更何况她是个女的，招聘的人总会问一句“有孩子了吗”“还打算要二胎吗”，问得她心里发堵。

小周凑近了些，压低声音说：“杨姐，那边有个展位在招办公室文员，大型私企，工资比咱们厂里高出一大截，你要不要去看看？”

杨柳漪顺着小周的手指看过去，只见一个标着“恒通集团”的展位前排着长队，都是年轻姑娘，一个个打扮得光鲜亮丽。她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的深蓝色套装，这还是三年前在百货大楼买的，洗得有些发白了，但还算得体。

“去试试呗。”小周推了推她。

杨柳漪排在队伍末尾，前面的女孩们叽叽喳喳地讨论着薪资待遇，声音里全是兴奋。队伍移动得很快，不到二十分钟就轮到了她。展位后面坐着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戴着金丝眼镜，头发梳得油光锃亮，桌上放着一块铭牌：恒通集团人力资源部经理 王德胜。

“坐。”王德胜抬了抬下巴，目光从简历上扫过，又在杨柳漪脸上停留了几秒，“杨柳漪？名字挺好听的。哪个学校毕业的？”

“达海纺织工学院，现在叫东华大学了。”

“学的是纺织工程？”王德胜皱了皱眉，似乎在犹豫要不要把简历放到一边去。

杨柳漪看出了他的犹豫，主动开口：“王经理，虽然我专业不对口，但在厂里做了八年管理工作，从技术到行政都有经验。电脑操作熟练，英语过了四级，文字功底好，学习能力也很强。”

王德胜又看了她一眼，这次目光停留得久了一些。他翻来覆去地把简历看了两遍，忽然问了一个不相关的问题：“你家住哪里？”

“常浦区。”

“离公司不远。”王德胜点了点头，在简历右上角写了几个字，“明天上午九点，到恒通大厦十五楼面试，带上身份证和毕业证原件。”

杨柳漪没想到这么顺利，连声道谢。她走出人群的时候，心跳得很快，手心全是汗。不是因为紧张，而是因为一种久违的希望，她在那个男人眼睛里看到了一丝认可，虽然她知道那认可里也掺杂了些别的什么东西，但眼下她顾不了那么多了。

第二天早上八点半，稍微打扮过的杨柳漪就到了恒通大厦。这栋大楼在张桥开发区，三十多层，玻璃幕墙在阳光下闪着冷光，跟她在纺织厂待了八年的老厂房完全是两个世界。一楼大堂的地面是大理石的，能照出人影来，她穿着半高跟鞋走在上面，每一步都小心翼翼，生怕滑倒。

面试安排在一个小会议室里。除了王德胜，还有一位四十多岁的女人，是总裁办的主任，姓刘。刘主任问了她几个常规问题，王德胜在旁边时不时插一句，气氛不算紧张。面试结束后，刘主任让她回去等消息，王德胜亲自送她到电梯口，笑着说：“小杨，你条件不错，我这边会帮你争取的。”

三天后，录取电话来了。

恒通集团给她的职位是总裁办行政专员，月薪两千八，比她下岗前多了将近一千块。合同签了三年，试用期三个月。报到那天，刘主任领着她走遍了整个十五楼，把这边的茶水间、那边的复印室、哪间会议室归谁管、哪个柜子里放着什么文具，事无巨细地交代了一遍。杨柳漪拿出当年做车间副主任时的劲头，一条一条记在本子上，生怕漏掉什么。

办公室在十五楼的东南角，一个开间里摆了八张桌子，她是第七个来的，分到靠窗的位置。窗外正对着长安路高架，车流如织，声音传不上来，但能看见那些车来车往，像一条流动的河。

杨柳漪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擦桌子、烧水、给刘主任泡好茶，然后打开电脑处理当天的事务。她做事麻利、细心、从不出错，刘主任交代的事情，她总是做得比预期的还要好。

慢慢地，她在这个新环境里站稳了脚跟。

同事们对她的印象也很好。前台小张说她“人实在”，财务部出纳说她“业务熟得很，不像刚来的”。午休的时候，杨柳漪偶尔会带自己做的点心来分给大家，糖醋排骨、可乐鸡翅、有时是自己包的馄饨。同事们吃得开心，她看着也高兴。那些日子里，她觉得自己好像重新找到了活着的意义，那种被需要的感觉，比工资单上的数字更让她安心。

可这种安心没能持续太久。

入职第三周的某个下午，杨柳漪正在整理季度报表，王德胜推门进来了。他不是来办公室找人的，手里端着一杯咖啡，晃晃悠悠走到杨柳漪桌前，倚着隔板，低头看她电脑屏幕上的报表。

“小杨，做得还顺手吗？”

杨柳漪抬起头，微笑着回答：“挺好的王经理，谢谢您。”

“有什么困难就来找我，不要客气。”王德胜说着，一只手搭在了她的椅背上。这个动作本身不算什么，办公室里人进人出的，杨柳漪没太在意。但接下来，王德胜弯下腰，凑到她耳边压低声音说：“小杨，你今天用的什么香水？闻着挺舒服的。”

杨柳漪愣了一下，她从来不用香水。

她不动声色地把椅子往前挪了挪，拉开了一点距离，脸上依然挂着得体的笑容：“王经理，我没用香水，可能是护手霜的味道。”

“护手霜？”王德胜笑了笑，直起身来，那双眼睛从金丝眼镜后面透出一种让杨柳漪不舒服的光，“好闻。”

说完他转身走了，留下杨柳漪坐在那里，手指悬在键盘上方，半天没落下去。她盯着屏幕上那些数字，脑子里一片空白，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她在心里对自己说：可能是想多了，人家可能就是随口一说，当领导的，对下属表示关心也是正常的。

可接下来几天，王德胜来的频率越来越高。他总能找到各种理由来总裁办，送文件、问事情、找刘主任商量工作，但每次来，都会绕到杨柳漪桌前站一会儿。有时候是问工作进展，有时候是夸她今天的衣服好看，有时候什么也不说，就在旁边站上几十秒，那种沉默的注视比说话更让杨柳漪感到窒息。

她开始想办法避开他。早上提前半小时到公司，趁他还没来的时候把手头紧急的事情处理完；午休时间尽量待在办公室里不出去，免得在走廊上碰见他；下班铃一响就走人，一分钟都不多留。可这些办法没什么用，王德胜是人力资源部经理，整个公司的人事都在他手里，他想找谁，躲到哪里都没用。

有一天下午，刘主任出去开会了，办公室只剩杨柳漪一个人在处理文件。王德胜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说是给刘主任的。杨柳漪说刘主任不在，让他放在桌上就行。他没放，反而走到她面前，把那沓文件夹轻轻放在她桌上，然后顺势坐到了桌沿上。

这个距离太近了。杨柳漪闻到了他身上的烟味和古龙水的气味混在一起，让人有些反胃。她下意识地向后靠了靠，椅子在地板上发出轻微的声响。

“小杨，”王德胜的声音压得很低，带着一种刻意的温柔，“你的试用期快到了，我看了一下你的工作表现，总体还是不错的。但是你知道，我们公司对员工的要求比较高，有些地方，还需要再看看。”

杨柳漪的心猛地一沉。

他这是在暗示什么，她不是听不出来。她在国企待了八年，见过形形色色的人，那些话里话外的意思，她比谁都明白。她抬起头，看着眼前这个男人，金丝眼镜后面那双眼睛里有种笃定的光芒，好像已经看到了她屈服的样子。

“王经理，”杨柳漪的声音平静得连她自己都有些意外，“谢谢您的关心。不管试用期能不能过，我都会认真做好每一天的工作。”

王德胜的眼睛眯了眯，似乎没想到她会这样回答。他盯着她看了几秒钟，然后从桌沿上站起来，拿起那个文件夹，冷冷地说了一句“行，那你好好干”，转身走了出去。

门关上的那一刻，杨柳漪的手开始发抖。她把手藏在桌子底下，紧紧地攥在一起，指甲掐进掌心里，用疼痛来压制那股从心底涌上来的屈辱感。她想哭，但眼泪怎么都掉不下来，眼眶又干又涩，像缺水很久的土地。

接下来的日子，王德胜再也没有来找过她。不是他良心发现了，而是他换了一种方式，他开始给杨柳漪穿小鞋。报表被打回来重做，理由是“格式不规范”；请假条迟迟不批，最后说“时效已过”；甚至有一次，刘主任让她去人力领办公用品，王德胜当着几个同事的面说“新员工领用标准不一样，要再审核一下”，让她空着手回来了。

同事们看在眼里，多少都明白是怎么回事。有人私下里劝她：“小杨，要不你去跟王经理说两句软话？这年头找份工作不容易，忍忍就过去了。”也有人替她打抱不平：“凭什么呀？这种人就是欺软怕硬，你别怕他，我支持你。”但真正站出来帮她的人，一个也没有。

杨柳漪不是没有想过低头。她每天晚上回到租住的那间小屋，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算账：房租八百，水电煤气一百五，吃饭交通一个月至少要一千，再加上给老家父母寄的钱，每个月的开销将近两千五。如果这份工作丢了，下个月的房租从哪里来？她银行卡里的存款已经见了底，再找不到工作，她就真的撑不下去了。

有天晚上她给母亲打电话，电话那头母亲的声音苍老而疲惫：“小漪啊，工作还顺利吗？你爸最近腰疼得厉害，下不了床，你弟弟刚考上大学，学费还没凑齐……”杨柳漪听着这些话，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她把手机紧紧贴在耳边，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哭出声来。挂了电话之后，她在黑暗里坐了很长时间，窗外的路灯把斑驳的光影投在天花板上，像一张巨大的网，把她牢牢罩住。

第二天早上，她比平时更早到了公司。她站在十五楼的走廊尽头，看着王德胜办公室那扇深棕色的门，心里翻来覆去地想：走进去，说几句好话，低个头，这份工作就能保住。就这么简单。很多人都是这么做的，这个社会就是这样运转的，为什么我不能？

她迈出了一步。

然后又停下来。

走廊里很安静，只有空调外机发出低沉的嗡鸣声。杨柳漪站在那扇门前，手指悬在半空中，离门板只有几厘米的距离。她能感觉到门板后面那个人的存在，能想象出他看到她进来时那种胜券在握的表情，能预见到事情接下来的走向——如果他得逞了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她会一步步退让，直到退无可退。

她把手放了下来。

那天下班后，杨柳漪去了趟超市。她买了一袋速冻水饺、一瓶生抽、一卷保鲜膜，在收银台排队的时候，看到架子上摆着一排信封，于是顺手拿了一沓。回到住处，她把电饭锅里剩下的米饭盛出来，炒了一碗蛋炒饭，就着一碟榨菜吃完了。然后她坐到那张折叠桌前，从抽屉里翻出信纸，开始写信。

信的抬头是“恒通集团总裁办”，内容是她的辞职申请。理由她想了很久，最后只写了一句话：“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现有职务。”她没有提王德胜，没有提性骚扰，没有提那些小鞋和冷眼，一个字都没有。她不是不想说，而是她知道说了也没用。王德胜是集团的老人，而她只是一个试用期还没过的新员工，谁会相信她？就算信了，谁会为了她动一个部门经理？

辞职信打印出来的时候，杨柳漪看着那页纸，忽然觉得自己像一条被冲上岸的鱼，拼命挣扎着想要回到水里，可浪潮一波一波地退去，越来越远。她不知道前面等着她的会是什么，但她知道，如果继续待在这里，她会变成另外一个人，一个她自己都不认识的人。

第二天一早，她把辞职信交到了刘主任手上。

刘主任看完信，沉默了很久，抬起头来看着她，目光里有种复杂的东西，像是惋惜，又像是了然。“小杨，”刘主任的声音很轻，“你想好了？”

杨柳漪点了点头。

刘主任没有再劝。她站起来，拍了拍杨柳漪的肩膀，说了一句让杨柳漪至今都记得的话：“你这么好的人，到哪里都会有出路的。”

手续办得很快，不到一个小时就全部完成了。杨柳漪抱着一个纸箱走出恒通大厦的时候，天空灰蒙蒙的，像是要下雨。她站在大厦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那三十层楼的玻璃幕墙映出她一个人的影子，小小的，薄薄的，风一吹就会飘走似的。

她在路边站了一会儿，打了一辆车，去了常去的那家邮局。她给父母汇了一千块钱，汇款单附言栏里写着“一切都好，勿念”。然后她沿着人行道慢慢走回家，一路上经过很多店铺，有卖早点的、有理发的、有修鞋的，每一个小店里都有人在忙碌着，为了生计，为了明天。她忽然觉得自己和他们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在这个城市里讨生活的人，只不过她现在暂时找不到可以落脚的地方了。

那天晚上，杨柳漪的初中同学赵敏给她打来电话，说是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个招聘信息，有家房地产公司在招销售，要求不高，底薪加提成，做得好一个月能拿好几千。杨柳漪拿着笔把电话里听到的信息一一记下，挂了电话之后立刻上网查了那家公司的资料。公司名叫“恒达地产”，成立才三年，规模不大，但在达海已经做了两个楼盘，口碑还可以。

第二天她就去了。

面试在恒达地产位于东湖的办公室里进行。公司不大，整层楼也就两百多平方米，装修倒是很讲究，红木家具，水晶吊灯，墙上挂着几幅油画，显得很有品位。接待她的是一个三十五六岁的女人，打扮精致，说话利索，是销售部的经理，姓钱。钱经理上下打量了她一番，让她做了个自我介绍，问了几个关于销售的问题。

“你以前没做过房地产？”钱经理翻着她的简历，眉毛微微挑了挑。

“没做过，但我学东西很快。”

“这个行业压力很大的，你能不能扛得住？”

“我在国企做了八年管理，什么压力都见过。”

钱经理看了她一眼，那目光里有种审视的意味，像是在掂量她的话有几分是真的。最后她把简历往桌上一放，说了句：“行，明天来上班吧。先去售楼处，从最基础的做起。”

就这样，杨柳漪成了一名售楼小姐。

售楼处在闵行一个新开发的楼盘，叫“翡翠湾”。说是售楼处，其实就是几间临时搭建的活动板房，外面刷了一层涂料，远远看着还算体面，走进去就能闻到一股板材和胶水的味道。杨柳漪第一天到岗的时候，发现加上她一共六个售楼小姐，清一色的年轻姑娘，穿着统一的白衬衫和深色西裤，胸前挂着工牌，一个个笑靥如花。她站在她们中间，觉得自己像是混进了一群刚毕业的大学生里，怎么看怎么不太对劲。

带她的是销售组长老孙，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在这行摸爬滚打了十几年，嘴上功夫了得，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老孙把厚厚一沓楼书扔到她面前，说：“先背熟，我下午考你。记不住没关系，一边卖一边学，关键是要会跟客户聊天，聊开心了，房子自然就卖出去了。”

杨柳漪把那沓楼书翻了一遍，上面是楼盘的基本信息：总建筑面积、容积率、绿化率、户型图、周边配套、贷款政策……密密麻麻的数据和术语，看得她头晕眼花。但她有一个好处，就是肯下功夫。那天中午别人去吃饭了，她一个人坐在售楼处背资料，把那些枯燥的数字一条一条抄在本子上，反复默念，直到闭上眼睛也能说出一二三来。

下午老孙来考她，问了好几个问题，她都答上来了。老孙有些意外地看了她一眼，说：“可以啊，明天开始接待客户。”

杨柳漪接待的第一个客户，是一对三十出头的年轻夫妻。男人穿着西装，女人拎着LV的包，看起来条件不错。杨柳漪迎上去的时候，手心全是汗，声音也有些发紧，但她强迫自己微笑，把事先练好的开场白一字不漏地说了一遍。那对夫妻看了沙盘，问了几个关于面积和价格的问题，又看了看样板间的照片，说回去商量商量，就走了。

这个“回去商量商量”的结局是，再也没有回来。

第一天，零成交。第二天，零成交。第三天，还是零成交。杨柳漪看着其他几个售楼小姐一单接一单地签合同，那些哗哗的翻页声传到她耳朵里，像针扎一样难受。她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选错了路，三十一岁转行做销售，是不是太晚了？那些年轻姑娘嘴甜腿勤，见人三分笑，她做得到吗？

第四天，她在售楼处遇到了她的第一个贵人。

那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姓陈，做钢材生意的，穿着很随便，一件灰色的夹克衫，脚上一双老北京布鞋，乍一看像个退休工人。他走进售楼处的时候，其他几个售楼小姐谁都没动，她们的眼睛毒得很，一眼就能看出一个人兜里有没有钱。可杨柳漪没看出来，在她眼里，所有走进来的客户都差不多，她只知道要上去接待，这是她的工作。

“先生您好，欢迎来到翡翠湾，请问您是第一次来看房吗？”杨柳漪微笑着迎了上去。

陈老板看了她一眼，嗯了一声，没有多说话。杨柳漪也不急，倒了杯水递过去，然后开始介绍楼盘的情况。她介绍得细致但不啰嗦，数据准确但不枯燥，该说的说清楚了，不该问的绝不乱问。陈老板听了一会儿，忽然开口打断她：“你新来的吧？”

杨柳漪愣了一下，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是的，我刚来几天，说得不好的地方您多包涵。”

陈老板摆摆手，说：“你说得挺好，比那些油嘴滑舌的好。”他顿了顿，又问了一句让杨柳漪意想不到的话，“你是大学生吧？”

“是的，东华大学毕业的。”

陈老板点了点头，脸上露出一种“果然如此”的表情。他放下水杯，在沙盘前站了十几分钟，指着一套三室两厅的户型说：“这套，你们给我算算，全款的话有什么优惠？”

杨柳漪手忙脚乱地拿出计算器和价目表，算了好一会儿才算出结果。陈老板看了一眼数字，也没还价，直接在认购书上签了字，当场刷了五万块定金。

这一单的提成，是四千八百块。

杨柳漪看着POS机吐出的小票，整个人都是懵的。她不敢相信，刚才那十几分钟的交谈，就挣了以前在厂里将近两个月的工资。钱经理过来拍了拍她的肩膀，笑着说：“可以啊小杨，开门红。陈老板是我们这里的老客户了，他名下已经买了三套房了，你运气好。”

杨柳漪知道这不全是运气。陈老板后来再来售楼处的时候，特意跟她多聊了几句，说他之所以愿意在她手上买房，是因为她“不势利”，因为其他几个售楼小姐看到他穿着普通，连水都不倒一杯，只有杨柳漪一个人迎上来了。“做销售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人品。”陈老板说，“你这个人实在，以后我有朋友买房，都介绍给你。”

从此杨柳漪像是开了窍。她开始琢磨销售的门道，不只是背楼书、记数据，而是去研究客户的心理，去了解每一个楼盘背后的价值点，去学习如何在一两句话之间建立起客户的信任。她发现，真正好的销售不是卖房子，而是帮客户找到他们真正需要的家。那些第一次看房的年轻夫妻，最担心的是贷款压力；那些改善型换房的客户，最在意的是小区的品质和邻居的层次；那些投资的客户，最看重的是地段升值的潜力。每一种客户，都需要用不同的方式去沟通。

她把每一个客户都当朋友来处，不催不逼，不急不躁。客户有疑问，她想方设法去解答；客户有顾虑，她站在对方的角度去分析。有些客户看了三四次都下不了决心，她就陪着看三四次，从来不嫌烦。慢慢地，她的老客户越来越多，老客户带来的新客户也越来越多。她的业绩从倒数第一，一点点往上爬，第三个月进入了前三名，第六个月就成了全公司的销冠。

那时候的杨柳漪，穿着精致的职业装，蹬着尖头高跟鞋，拎着大大的皮包，每天早出晚归，手机二十四小时开机，随时准备接客户的电话。

她的包里永远装着楼书、户型图和名片，走到哪里都不忘带上。她从一个说话都会脸红的售楼小姐，变成了一个面对任何客户都能从容应对的销售高手。这份工作让她吃了很多苦，也让她赚到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钱。

业绩最好的那一年，她的年收入突破了三十万。

她给父母在老家盖了新房子，帮弟弟交了大学的学费，自己也搬出了那间每月八百块的小屋，在离公司不远的地方租了一套一室一厅，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阳台上能晒到太阳。搬家的那天晚上，她站在阳台上看着远处的万家灯火，忽然想起来一年前的自己，也是站在窗边，只不过那时她在恒通大厦的十五楼，看着延安路高架上的车流，心里满是对未来的迷茫和恐惧。

一年，不过一年的时间，她的世界已经完全不同了。

在恒达地产的五年，是杨柳漪脱胎换骨的五年。她从最基层的售楼小姐做起，一步步做到了销售主管、销售经理，最后成了公司的销售副总。她参与开发的楼盘遍布了整个达海市。她不仅学会了卖房子，学会了拿地、规划、营销、融资，房地产行业的每一个环节她都摸了个遍。

但最让她在业内名声大噪的，是2007年的那场翻身仗。

那年，恒达地产在东海拿了一块地，位置不算好，在三林那边，周边配套不成熟，前面已经有两家开发商在那里折戟沉沙了。公司内部对这块地的开发前景争议很大，有人主张把地转出去，哪怕亏一点也比砸在手里强。董事长老周是个有魄力的人，把杨柳漪叫到办公室，问她怎么看。

杨柳漪研究那块地已经研究了两个月。她跑遍了周边的每一个小区，跟附近的居民聊天，去区规划局查未来三年的市政规划，甚至连那块地旁边的河道什么时候清淤都打听清楚了。她站在老周的办公桌前，把一沓厚厚的调研报告放到桌上，说：“周总，这块地能做，关键是定位要对。周边的竞品都在做大户型，瞄准的是改善型客户，但我们换个思路，做小户型、低总价，面向的是首次置业的年轻白领。我算过了，这边的单价做到周边竞品的八成，总价控制在他们的六成以下，这个市场是空白的。”

老周把她的报告翻了翻，沉吟了很久，最后拍了板：“按你说的做，你来负责这个项目。”

那是杨柳漪第一次全权负责一个楼盘的开发和销售。她把所有的心血都扑在了这个项目上，从户型设计到装修标准，从定价策略到开盘节点，每一个环节都亲自把关，她甚至亲手操刀了营销文案，文笔之温馨优美让策划公司的总监都不得不服气，告饶说杨总啊，手下留情，留口饭给小店吃吃啦......

2008年初项目开盘的时候，正赶上金融危机，整个房地产市场一片萧条，同行们都替她捏了一把汗。但让所有人跌破眼镜的是，开盘当天，三百多套房源一抢而空，销售额破了三个亿。

这一仗打完之后，杨柳漪在恒达地产的地位彻底稳固了。老周直接把她升为集团副总裁，分管营销和产品研发，年薪开到了一百万。那年杨柳漪三十六岁，在房地产行业里算是少有的女性高管。

庆功宴上，老周端着酒杯跟她说：“小杨，你是我见过最聪明、最拼的女人。我老周这辈子佩服的人不多，你算一个。”杨柳漪笑了笑，把那杯红酒一饮而尽。她看着宴会厅里觥筹交错的场景，那些西装革履的男人和珠光宝气的女人，忽然想起七年前自己站在人才市场门口的样子，手里攥着被汗水洇湿的求职登记表，像一粒被风吹到墙角的种子。

可人生这东西，从来不会一帆风顺。

2009年春天，恒达地产的老周查出了肝癌晚期。消息传出来的时候，整个公司都乱了。老周是恒达的灵魂人物，也是唯一能镇得住场子的人，他一倒下，公司内部的权力斗争立刻浮出了水面。老周的儿子周晓东从美国回来接手公司，这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虽然学历光鲜，但对国内房地产市场的了解几乎为零，更糟糕的是，他身边围了一圈居心叵测的人，个个都想借着这个机会上位。

杨柳漪很快发现，自己在公司的位置变得微妙起来。她是老周一手提拔起来的人，在老周眼里，她是公司的功臣、左膀右臂；但在周晓东眼里，她只是父亲留下的旧臣，是必须小心提防的对象。新来的财务总监是周晓东的同学，三天两头找各种理由查营销部门的账，鸡蛋里挑骨头；销售部的预算被一砍再砍，连正常的广告投放都要层层审批；更让杨柳漪心寒的是，她提出的每一个方案都被要求写详细到令人发指的报告，然后被搁置在某个抽屉里，再也没人提起。

她知道，这是有人在逼她走。

2010年初，恒达地产的几大股东联合发起了一场管理层收购，老周家族被迫出让控股权。公司改制为股份制企业，新的董事会成员全部换成了股东方面的人，杨柳漪这个老臣自然成了第一批被清洗的对象。解聘通知书是快递送到她手上的，她签收的时候甚至没有打开看，因为她早就知道这一天会来。

拿到补偿金的那天，杨柳漪在自己的别墅里整整一个下午。阳光从阳台洒进来，把地板晒得发烫，她赤着脚坐在客厅的地毯上，看着窗外那片她再熟悉不过的城市天际线。手机响了无数次，有猎头打来的，有同行来挖她的，也有一些老客户听说她离职了打电话来问候的。她一个都没接，任由那些号码在屏幕上闪了又灭，灭了又闪。

赋闲在家的头三个月，杨柳漪每天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睡觉和发呆。她太累了，不是身体上的累，是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疲惫，好像过去七年她一直在爬一座很高的山，现在终于到了山顶，却发现前面已经没有路了。

每天早上她还是会六点半醒来，那是她七年养成的生物钟，但她不再急着起床，而是翻个身继续睡，睡到自然醒，醒来的时候常常已经是中午了。她看着手机屏幕上那些未接来电和未读消息，心里空荡荡的，像一间搬空了家具的房间。

有一天下午，她在整理旧物的时候翻出了一本泛黄的笔记本。那是她在纺织厂工作时用的工作笔记，扉页上写着“杨柳漪，1998年3月”，底下还有一行小字：“记录工作中的每一个问题，研究它，解决它。”她翻开笔记本，里面的字迹工整得近乎刻板，每一项工作内容、每一个技术参数都写得清清楚楚，旁边还画了些简单的示意图。她看着那些二十年前的字迹，忽然觉得那个年轻时的自己有些陌生，那是怎样一个认真到近乎执拗的姑娘啊，对未来怀揣着那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却又有一种让人心疼的笃定。

笔记本的最后几页，夹着几张已经发黄的纸。杨柳漪小心翼翼地展开，发现是几篇手写的文章。她愣了一下，然后想起来了，那是她大学时在校报上发表过的散文，有《外滩的早晨》《弄堂里的栀子花》《父亲的旧皮箱》，还有一些没有发表过的随笔。她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下去，那些二十年前的文字青涩而真诚，像是一双干净的眼睛在看这个世界，笨拙，但不虚伪。

她读完了最后一篇，把稿纸放回笔记本里，合上。

从小到大，杨柳漪一直是个人见人爱的才女。尤其是她的文笔，在学校时就是校文学社的主角，作文大赛拿过好几次第一名，在报纸杂志上也曾经发表过文章。说到底，她曾经是一名文学女青年。

那个晚上她失眠了，不是因为焦虑，而是因为脑子里忽然冒出了很多很多东西，小时候跟着父亲去城隍庙看花灯，母亲在灶台前炸春卷的背影，纺织厂里那些永远嗡嗡作响的机器，恒通大厦十五楼那扇深棕色的门，翡翠湾售楼处板房里的板材味，陈老板穿着老北京布鞋走进来时的样子，老周在庆功宴上一饮而尽的那杯红酒……这些画面像电影镜头一样一帧一帧地闪过，有些是彩色的，有些是黑白的，有些清晰得像刻在骨头上，有些模糊得只剩一个轮廓。

她在黑暗中坐起来，摸索着打开了床头的台灯，又打开了笔记本电脑。她已经很久没有写过工作之外的东西了，上一次提笔还是恒通集团的那封辞职信，再上一次，大概要追溯到大学时代。她用纤长的手指缓缓地敲下了一行字：

“二〇〇三年的秋天，我从一家国营纺织厂下岗了。”

她写得很慢，像是在重新经历那段日子。她写自己站在上海体育馆门口看招聘海报时的茫然，写恒通大厦大理石地面映出自己影子时那种格格不入的感觉，写王德胜坐在桌沿上凑近她时那股烟味和古龙水混合的气味，写辞职信打印出来时手在发抖却一个字都没有改的那种倔强。她写了很多平时从不跟人提起的事情，那些压在心底很多年的委屈、恐惧、愤怒和不甘，像被打开了一个阀门，哗哗地往外涌。

等她停下来的时候，已经是凌晨四点了。窗外天色微明，远处的高架桥上已经有车在跑了。不知不觉写了将近五千字。

她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多年不写，手生了，有些句子写到一半就拐到了别的方向去，还有很多错别字和不通顺的地方，但那种一气呵成的感觉，那种写着写着忽然想哭又想笑的感觉，是她很久很久没有体验过的了。

她没有把这篇东西给任何人看，而是把它放在文档里。但那天之后，她开始每天写一点东西，有时候是一千字，有时候是三千字，有时候只是几百字的碎片。她写大学时代和初恋在苏州河边散步的黄昏，写纺织厂老师傅教她操作机器时的严厉和温情，写第一个客户在认购书上签字时自己砰砰砰的心跳声，写老周病床前拉着她的手说“小杨，对不起，我没能保护好你们这些跟了我的人”时她强忍着没掉下来的眼泪。

她写得很自由，完全不去想什么章法、结构、起承转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她在搜狐、新浪各开了博客，那些文章有的发在她的博客上，有的贴在豆瓣日记里，偶尔有几篇投稿给杂志和报纸，竟然陆续发表了。

杨柳漪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写作自由的新时代。人人都可以成为一名创作者在网络时代书写自己的人生。总之就是世界变了，自媒体让写作更自由。

运气好得一塌糊涂。她的文章每篇都有无数读者阅读，写了无数的阅读超过十万加，百万加的文章。

第二次下岗的杨柳漪不知不觉成了著名的网红作家。

纸媒也来凑热闹，《青春》用了她一篇关于下岗经历的散文，《新州晚报》夜光杯副刊登了她一篇写弄堂生活的随笔，《达海文学》的一位编辑看到她的博客后主动联系她，说很喜欢她的文字，“有一种经历过生活之后才能有的质感”。

她的粉丝数越来越多，还蛮有号召力 国内各大平台的总编都来向她约稿，并且盛情邀请她去开设专栏，好运来了真是挡也挡不住，许多读者向她的文章赞赏，又有著名品牌来读合作事宜，在她专栏下放广告，一年下来收入不菲。

那些日子杨柳漪最开心的是每天醒来之后，倚在床头打开手机，看着银行短信收入入账的提示，许许多多读者给她写信，夸赞她.......

杨柳漪觉得自己成了皇后娘娘，每天接受众人的山呼万岁。她想起自己当年做售楼小姐时第一笔提成是四千八百块，那份喜悦和此刻何其相似，却又有那么一点不一样。卖房子赚到钱的时候，她的快乐是征服的快感，是对自己能力的证明；而写文章赚到稿费的时候，那种快乐更安静，像一杯温过的酒，慢慢地暖到心里去。

曾在房地产打拼的杨柳漪其实已经财富自由，写作赚到的钱对她来说是心灵的愉悦，生命价值的体现。

她的写作从散文起步，渐渐扩展到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她发现自己特别喜欢写普通人的故事：下岗女工、出租车司机、售楼小姐、小商贩、建筑工人，那些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却依然在努力活着的人。她写他们的挣扎和坚持，写他们的眼泪和笑容，写那些微小到不值一提却又珍贵到无法替代的瞬间。她的文字不华丽，不炫技，就是老老实实地讲故事，但正是这种老老实实，打动了很多很多人。

一位出版社的编辑在网上看到她的作品后找上门来，问她有没有计划出书。杨柳漪犹豫了很久，她不是中文专业，也没有接受过专业写作的训练，出书对她来说是一件太过隆重的事情，她觉得自己还不够格。那位编辑很有耐心，跟她来来回回聊了三个月，最后说了一句让她动心的话：“杨老师，您的作品最打动我的地方是真诚。现在市面上太多作品都在追求技巧和形式，但真诚的东西越来越少。您不要觉得出书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您只是把您心里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而已。”

第一本书的稿约就这样签了。

那是一本短篇小说集，收录了她两年间写的十五个故事，主角全是女性，全是从二十岁到五十岁这个年龄段的普通女人。书名是她自己起的，叫《她们》。

新书出版的时候，出版社办了一个小小的首发式，就在福州路一家书店的三楼，来了大概四五十个人，有老同事、老朋友，也有一些在网上一直默默关注她作品的读者。

那天杨柳漪穿了一件藏蓝色的连衣裙，头发放下来，化了淡妆，站在书店临时搭起的小讲台上，拿着话筒，看着台下那些熟悉和不熟悉的面孔，忽然觉得眼睛有些发酸。

她想起很多年前，自己站在恒通大厦十五楼的走廊尽头，看着王德胜办公室那扇深棕色的门，犹豫着要不要走进去。她想起自己抱着纸箱走出那栋大楼时回头看了一眼，玻璃幕墙上映出她一个人的影子。她想起翡翠湾售楼处那个从零开始慢慢爬到销冠的自己，想起被恒达地产扫地出门时那份快递送来的解聘通知书。

那些事情不过才过去了七八年，可她觉得像是上辈子的事。

《她们》上市后反响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首印八千册很快卖完，加印了三次，总销量突破了三万册。这个数字在纯文学领域算不上畅销，但对于一个新人的短篇小说集来说，已经是非常难得的成绩了。更让杨柳漪意外的是，权威书评人给予了她很高的评价，《文学报》上有一篇评论说她是“近年来少有的真正会讲故事的女作家，她的笔触冷静而不冷漠，温暖而不煽情，在琐碎的日常中打捞出生活的诗意”。

《她们》这本书还获得了达海地区最高文学奖：达海文学奖。

站在领奖台上的杨柳漪从白发苍苍的颁奖老者手上接过大红缎的荣誉证书时，忍不住告诉颁奖老者她从小就喜欢这位德高望重的作家写的书，万万没想到有一天竟会由老作家来给她颁奖。

第二本书、第三本书接踵而来。第三本长篇小说出版那年，杨柳漪登上了中国作家富豪榜，版税收入惊人。消息传出来的时候，她的手机被打爆了，无数祝贺短信涌进来，有熟悉的老朋友，也有早就断了联系的老同事，还有一些八竿子打不着的远亲。她一条一条地回复，每一个收到回复的人都觉得她很贴心，但没有人知道她在回复那些信息的时候，心里想的不是这个榜单，而是十几年前下岗那天的自己。

杨柳漪想起那天下了很大的雨，她在邮局给父母汇完钱出来，没带伞，就站在邮局门口等雨小一些。她看着雨帘里模糊的城市，看着来来往往奔跑躲雨的人，心里有一个很清晰的念头：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必须想办法活下去，而且要活得好好的。

她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靠写字为生。就像她没有想过自己能从下岗女工做到集团副总裁一样。生活从来没有给过她一个明确的剧本，她只是在一个又一个岔路口做出了选择，有些选择是对的，有些是错的，但重要的是，她一直在往前走，从来没有真正停下来过。

2023年的秋天，杨柳漪受邀回到母校东华大学做了一场讲座。讲座的题目是“从下岗女工到作家：我的二十年”。阶梯教室里坐满了人，连过道里都站满了学生。她站在讲台上，背后的大屏幕上投着她这些年的照片，有纺织厂车间里的集体照，有恒通集团的工牌照，有翡翠湾售楼处的团队合影，有恒达地产庆功宴上的举杯瞬间，有《她们》首发式上的留影，还有最近拿到的某个文学奖的领奖照片。

她讲完的时候，台下响起了很长的掌声。互动环节有学生问她：“杨老师，您觉得您成功的最重要原因是什么？”

杨柳漪想了想，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不觉得自己算成功。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做了很多份工作，走了很多条路，有些路走通了，有些没走通。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原因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一直相信一件事，人这一辈子，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要把自己看扁了。我下岗的时候三十一岁，所有人都觉得我完了，可我告诉自己，我还年轻，我还可以学，还可以试，还可以从头再来。这个念头像一根柱子，撑着我走过了很多很难的时刻。”

讲座结束后，有个小姑娘在门口等她，眼眶红红的，手里攥着一本《她们》。她说：“杨老师，我今年大四，马上毕业了，今年就业形势特别不好，找了好几个月工作都没找到，特别迷茫。今天听了您的讲座，我觉得自己又有力气了。”

杨柳漪接过那本书，翻开扉页，写下一行字：“你还年轻，什么都可以从头再来。杨柳漪，2023年秋。”

她把书还给那个姑娘的时候，忽然想起了很多年前，自己站在人才市场门口时那种天塌下来一样的绝望。

如果那时候有人能告诉她，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前面的路还很长很长，也许她就不会在那些夜晚哭得那么厉害了。但也许，正是因为没有人告诉她，她才咬着牙走了下来，才活成了今天的样子。

回家的路上，出租车路过东湖开发区。杨柳漪透过车窗看到恒通大厦的灯光依然亮着，三十多层，玻璃幕墙在夜色中闪着冷光。她把视线移开，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车里的广播正在放一首老歌，声音很轻，旋律很旧，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飘来的。

她睁开眼睛，看着车窗外飞速后退的城市灯火，嘴角慢慢弯了起来，杨柳漪想起初恋说过的话：你笑起来最好看，眉眼弯弯像杨柳依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