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多年中国经营最成功的城市（一）

过去的区域经济竞争，县域是主战场，现在则转移到大城市。

前几天关于杭州经济逆袭成功原因探讨的文章，引发很多读者对于各城市经营成败的留言，笔者本文想详细谈谈这个问题，这一篇谈经营成功的城市。

在总结中国崛起的原因时，张五常、钱颖一和巴里·温加斯特（Barry Weingast）等，都认为中国虽然是大一统国家，但是其实改革中做到了给地方保留了很大的空间，形成了一套“市场联邦主义”（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这种体制下，地方间形成的财税、政绩竞争是中国崛起的原因之一，即蒂伯特模型（Tiebout Model）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的翻版。

对于地方间的竞争，笔者认为工业化早期主体是县域竞争，谁能就近转化劳动力，进而把税收和制造业留在本地，谁就是胜利者，所以90年代到2010年前后，县域经济排行榜非常引人注目，江阴、顺德（撤县改区前的时候）、晋江、龙口、荣成、慈溪等都是引人注目的经济明星。

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后，经济竞争转向高端科技研发、消费服务，这需要综合立体的资源和庞大消费资源的支撑，县域经济重要性退化，城市经济成为区域竞争主战场。现在各地都在搞强省会战略，还有的搞省内副中心城市，都是应对这种经济竞争模式转换的表现。

西方工业化以来的区域发展其实也遵循这种路线。第一二次工业革命中，只要有原材料矿产、劳动力或经营人才，一个地方就会成为经济中心，表现出相当大的机遇均衡，是以很多小镇也可以有机会产生全球500强企业。现在欧美日发达世界的经济资源也都越来越向大都会区集中，大城市与一般市镇的差距也是越来越大，中部小镇已经极难成长出麦当劳、IBM、沃尔玛这种企业。

现在也有很多文章讨论现代中国谁是经营最成功的城市，我觉得都是做的非常肤浅，大同小异，基本都是找一个起止年份，然后看GDP增长了多少，增长多的、前进名次多的就是成功者。笔者觉得这里面也有几个问题也值得探讨。

第一是时间断代问题。多数排行榜以1978年为界，往往就得出深圳GDP增占了1万多倍，是最成功的城市的结论。笔者对深圳是改革开放以来经营最成功的城市的结论没有意见，但是对于1978年为起点的研究比较方法有异议。

因为1978年至1992年之间的改革是局部性改革，仅有极少数地方享有“先行一步”的特权，那时候谁先得到外资引进权、外贸出口权或者某项改革试验权，谁的经济就会出现爆发式增长。而很多地方想改革发展而不得，比如大连在1980年也想开设经济特区，但是不被允许；整个80年代，武汉作为中国最重要经济中心之一，外资引进额也就是几千万美元，根本不到广州的零头。

所以，1992年前各地享受的经济发展政策是不公平的，大家不在同一起跑线上，改革红利仅被东部少数城市吃到了。而1992年“十四大”之后，经济改革逐渐在全国推开，区域间政策空间差异越来越小，一个地方发展好坏，更取决于经营能力。所以，笔者以1992年或1993年的比较数据为基本起始点。

第二是破除唯GDP论。现在讨论城市经营成败，往往都是GDP增加了多少倍作为、前进了多少名次作为最关键指标。笔者认为在过去GDP作为地方政绩考核最重要指标情况下，GDP注水或造假很普遍，一个地方很容易通过大力举债、超规模房地产、超需求的基建、扩大行政区域面积、贴钱式招商等方式实现剧增，但是这种增长最终没有根本改变一个城市的经济创造力，反而会带来很多的后患，这些城市非常多，因为文章审查风险，我就不一一点名。

所以，本文列举的城市，不一定是GDP增长倍数最多的，更要参考这个地方500强企业数量、500强民企数量、上市企业数量、发明专利数量、企业所得税额、个人所得税额等反映创新力、企业活力、居民收入能力的指标，这些更反映一个地方的影响力的变化。

这其中还排除了资源型城市这种特殊的跳跃式增长情况（如鄂尔多斯、榆林、延安等）。在计划经济时期，矿产都是国营体制下的统一调配，一个地方自然资源再多，也不能转化为本地的收入，改革开放后地方获得了部分资源开采权，资源也充分市场价格化，因此矿产资源城市GDP出现了井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创新能力、公共管理水平提升，尽管很多矿产资源城市人均GDP比北上广深还高，大家还是普遍不认为它们是发达城市。

第三，发达不等于经营成功。有很多地方在90年代初本来就已经在全国遥遥领先，这三十年来，它们尽管仍旧是排头兵位置，但是相较于它们的基础和资源禀赋来说，只不过是考出了全国平均发展速度，所以，这些城市也不能称为成功城市。笔者认为有上海、广州、南京、无锡、珠海等，这些年它们在各自区域内，优势其实在缩减，上海由一家独大变为相对领先，广州反被深圳超越，无锡被宁波、杭州等超越。

第四，要考虑资源禀赋和基础基数等现实难度差异。东南沿海很多城市天时地利人和都占，它们增长30倍，要比中西部城市增长10倍都容易；有的城市排名本来就很靠前，比如北京、深圳、苏州，如果以GDP增长倍数、排名上升次数来计算，它们不占优势，但是它们的产业结构升级，全球产业链阶位有提升，也是一种巨大的成功，这种成功的难度和价值，并不比一个本来起点很低的城市GDP增长了100倍逊色。

基于以上几点，本文结论如下，欢迎拍砖。

奇迹级的城市：深圳、合肥

尽管1992年以来深圳GDP排名至上升了6个名次，从第九上升到第三，但是它的地位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1993年深圳还是个普通的二线城市，经济体量跟无锡、沈阳、青岛、烟台和佛山相当，只有上海的28%左右，但是2025年深圳GDP已经是上海的70%，或者无锡的2.2倍、佛山的3倍、沈阳的4.2倍。

深圳在这期间实现了两级跳。第一步是从1993年到2007年，从一个次级制造业中心，变为中国第二大工业中心，1993年深圳第二产业增加值为242亿元，仅为上海902亿元的，全国排名10名开外，2007年深圳已经超越北京、广州和天津，成为全国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工业中心，由此奠定了“北上广深”的一线城市地位。

第二次跳跃是2008年后，产业升级成功，成为全国三大金融、科技中心之一，在经济资源分配中已经成为与北京、上海并肩的总体枢纽性城市，这是1993年的深圳根本不可能具备的实力。

如果说深圳依靠农民工搞制造业容易，但是能够在短时间内成为全国科创研发中心实属奇迹。本世纪初深圳的高教资源还是非常贫瘠，高学历人才也匮乏，2000年人口普查中，北京、上海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重达到18%左右，而深圳仅为1.8%，但是深圳还是在人才和科技资源的荒滩上建立了奇迹。

在中国近代以来城市演化史上，跻身前十做次中心城市比较容易，但是能够成为与北京、上海齐名的一线城市非常难，就像高校排名进前十比较容易，但是形成跟北大清华鼎立的态势难，深圳成为例外、做到了。

合肥是地位提升跨越度比深圳更大的城市。1993年合肥GDP为97亿，全国排名第93，不仅宁波、武汉、济南、大连这些看起来遥不可及，就是比新乡、安阳、枣庄、邢台这样的普通地级市也差很多。2025年合肥GDP排名已经超越了厦门、佛山、东莞、西安等经济强市，达到第19位，依照这个劲头，有望用5年左右的时间，再超越郑州、长沙等城市，跻身前15。合肥是近三十年来经济地位上升最快的省会和计划单列市。

并且合肥发展难度远远大于深圳。深圳的跨越，有天时地利人和诸因素加持，想不优秀都难，合肥在长三角内属于最边缘化的城市，与杭州湾和环太湖城市竞争起来也丝毫没有优势，加上是一个建国后才晋级省会的地方，产业底子非常薄弱，1990年代以前跟普通地级市没有差别。所以，合肥的成功是典型的运营智慧的成果，能够在中国区域内部竞争最激烈的地方异军突起，更是一个奇迹。

当然合肥的发展绝非体现在GDP的增长，上面提到了，很多地方的强省会战略下，省会城市GDP增速都是很惊人的，但是大而空洞，始终没有形成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集群。

但是合肥在产业塑能方面，是全国最优等生之一，现在已经形成了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量子计算、工业机器人等方面的领先地位。合肥A股上市公司已经达到88家，全国排名第11，已经超越经济总量排在它前面的天津、济南、青岛、郑州，是郑州的二倍还多，如果下半年长鑫科技上市，合肥可能一跃成为全国上市公司股值前七名的城市。

另外两个很耀眼的指标是，在自然出版集团发布的全球城市自然指数排名，也就是最顶端科研成果排名中，合肥位居全球第12，已经高于香港、首尔、费城等地；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PCT专利百强城市名单中，合肥位列第39，全国排名第8。

单从科技竞争力或新质生产力规模上讲，合肥已经基本赶上诸多强二线城市（如天津、南京、武汉、重庆、西安等），跻身前十强。

还有一个不为人注意的指标是，在全国70个大城市债务情况中，合肥债务余额的GDP占比为20.3%，属于最低档，仅深圳、北京、上海、无锡等财务情况最好的城市稍高，而很多知名大城市这个比值超越了50%；债息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仅为0.77%，是债息负担最轻的五个城市之一，仅为天津的十二分之一，或者南京的三分之一。这说明合肥发展模式是具备可持续性的，是靠给企业赋能、增加税收而发展，而非很多中西部强省会战略下的举债发展。

笔者断定，合肥由于基础太薄弱，城市经济腹地也太小，冲击准一线城市可能性不大，但是有望成为小而强的，在关键领域具有竞争优势的城市，类似于旧金山、杭州。

普通地级市逆袭的典范：东莞、芜湖和临沂

这三个城市即非省会，也非计划单列市，都是普通的地级市，在本省内就非常不占优势，但是靠自己准确的定位和战略，实现了跨越式逆袭。

东莞尽管改革初保持很好发展劲头，但是因为底子太差，1993年GDP只有115亿，全国排名第68，在东南沿海属于较弱的地级市，经济规模只有佛山的三分之一或者无锡的四分之一，工业以小规模的代工加工厂为主，技术含量低。

不过东莞在代工上做到了极致，到2008年左右就已经成为有500万产业工人的全球最大的代工基地。继而东莞也实现了从加工制造到创造的转变，依托代工形成的原材料供应链，培育出OPPO、VIVO、小天才、慕思、徐福记、华美、都市丽人、马可波罗等知名品牌。

东莞现在还越来越成为珠三角的一个重要科创中心，聚集了中国科学院东莞材料科学与技术研究所、华为松山湖研发基地、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华南协同创新研究院等机构，现在全市R&D研发人员超过了20万，比天津、武汉、成都这种传统区域科研中心研发规模还强大，PCT专利数量已经超越全国20多个省份，相当于山东省的1.5倍或湖北的两倍。

现在的东莞已经从三线城市变为强二线城市，今年第一季度GDP第一次历史性超过了曾经遥不可及的佛山，或者等于无锡的85%，全国排名达到第22，是第五强的地级市，创新力已经超过多数省会城市。

1993年的芜湖是全国建制市中经济总量最小的之一，GDP约50亿，仅相当于廊坊、枣庄、衡阳的一半左右，全国排名第173。但是到了2025年，芜湖的经济总量排名已经上升到第59位，前进了110多个名次，远远超过了当年在他前面廊坊、枣庄和衡阳等地，芜湖可以说是地级市中名次进步最快的一个。

芜湖不仅在GDP规模上已经成为地级强市，在竞争力上更是普通地级市望尘莫及。芜湖拥有两家全球500强企业，分别是奇瑞汽车和海螺水泥；拥有三只松鼠、三七互娱等知名企业；拥有32家境内外上市公司（A股22家，港股美股10家），在汽车供应链、新能源和人工智能方面都形成了颇为成熟的产业集群。

如果说合肥市省会中的小霸王，芜湖则是地级市中的小霸王，这些数字恐怕是中部地区地级市中独一无二的。合肥、芜湖等皖中城市群的崛起，也给安徽的未来刻画了大致的前进可能性。受太平天国战争和建国后主政者多偏“左”影响，安徽是近现代百年衰落最严重的省份，从江南富庶之地跌为贫困省份，现在则预示着安徽开始复兴，超越江苏、浙江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但是成为与福建相当的发达省份，还是很有希望。

临沂过去也是贫困的代名词，拥有千万级别人口的临沂，1993年工业总产值只有65亿，只占山东省总量的2%左右，不要说远远比不上济南、青岛、淄博、烟台四大强市，就是比枣庄、泰安也落后很多，只有二者的二分之一左右，彼时的临沂经济总量全国排名在百名之外，如果以人均计算是全国最低的地方之一。

2025年临沂的经济总量排名，全国位列46，已经超越哈尔滨、南宁、太原等省会城市，在全国地级市中则名列第21位。在山东省内，临沂GDP占比上升到6.5%左右，总量已经超过济宁、泰安等，位列第五名。临沂现在已经成为北方物流和电商枢纽性城市之一，五金、家具、机械等产业中心。

并且，结合南北经济分化大趋势看的话，在北方城市普遍走低的情况下，临沂是屈指可数的，没有矿产资源加持就可以逆势迅速赶超的普通地级市，这一点尤其是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