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辅行诀》的“伪书”身份

前段时间，朋友们给我转过来一个视频，是一个关于中医伪书的讲座，里面提到了《辅行诀》。他们询问我，怎么看待讲座里的观点。

首先，感谢朋友们对《辅行诀》的关注。大家看到这个讲座，一定会想，《辅行诀》是收载汤液经法图的书，如果这个书是一个伪书，那么，汤液经法图大概率也是伪图了？相信这是不少人的疑虑。

所以，本着实事求是、学术争鸣的态度，我们今天，就从这个讲座的观点入手，谈一些我们的观点。

其实，我们要感谢中医伪书的讲座中，提到《辅行诀》。因为这样，会让一些原来可能并不关注《辅行诀》的同道，开始认真了解这本书，这就是一件好事。我们热烈地欢迎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这本书，了解这本书，研究这本书。

前提是，大家不要带着有色眼镜，而是把自己变成一张白纸。自己去读，自己思考，自己判断，不要只听我说，也不要只听某个专家说。

好，接下来，我们展开说说。

敦煌莫高窟（图源网络）

（一）

首先，很多人第一眼看到有专家在讲《辅行诀》是伪书，于是就认为，专家在否定《辅行诀》的学术价值和临床价值。

其实不然。

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说的“伪书”，很可能不是你想的那个意思，这里的“伪书”，其实是一个精准而又狭隘的学术概念。

什么是“伪书”呢？在讲座里，专家说得很清楚，这是一个文献学概念，主要指“一本书标称的年代、作者不真实，有时也包括书中部分内容掺假”。意思是说，这本书标称的年代是错的，这本书标称的作者是错的，有时，这本书的部分内容也是错的。

也就是说，这个“伪书”的概念，主要是针对一本书的年代和作者，而不是它的内容，更不是它的学术价值和临床价值。

所以，讲座中明确提到，广义地看，《黄帝内经》和《神农本草经》，也是这样的“伪书”。只不过，大家约定俗成的，宋以前托名的，不追究啦。

为了避免大家的误解，讲座的最后再一次重申：文献的真伪与知识的正误没有直接关系。真文献，知识有可能是错误的；伪文献，知识有可能是正确的。

大家务必要明白这一点。

其实，对于文献学领域来说，这个概念没问题，怎么定义都可以。但是，坦率地讲，我们研究文献的目的，不是为了摆在那里好看的，也不是为了发现一个文物，而是为了学以致用，为了知行合一，为了解决当下的中医临床问题。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中医药全领域来说，这个“伪书”的概念可能就有些问题了。我用了一个夸张的词汇，叫做“精准而又狭隘”，来提醒大家，如果你立足于中医药全域，那么，所谓的这个“伪书”，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它与书中记载的知识正确与否，它与这个知识有没有学术价值和临床价值，都没有直接关系。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研究视域的问题，着眼于局部，还是着眼于整体，看法是不一样的。从文献学的局部领域角度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但放在中医药全域角度，可能不值一提。

就像我们现在读到《黄帝内经》和《神农本草经》，一般也不会直接扣上“伪书”的帽子来大加批判。这是因为，《黄帝内经》和《神农本草经》在中医药全领域的学术价值和临床价值，早已超越了它们在文献学局部领域的“伪书”身份。

所以，对于中医药这个治病救人的学问全领域，从主次重要性来看，越接近临床的知识和概念，就越重要；越远离临床的知识，甚至与内容正误都不直接相关的概念，对不起，越不重要。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们要把最主要的精力，放在最有价值的部分。

长莫长于博谋，败莫败于多私，应该博闻强识，而不能只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中医药人自当如是。

整体与局部的辨证统一（图源 AI）

（二）

接着，在这个讲座中，专家列举了“伪书”的几大特征：来历无从勘、祖本不给看、疑点多能圆、有时现奇观。并且认为，《辅行诀》满足这几个特征。

好，接下来，我们自己分析一下，《辅行诀》是不是满足这几个特点。

在分析之前，咱们先讨论一个简单的逻辑学问题。如果你觉得一个人声称的事情，没有办法证明，无从考察，那么，你应该怎样看待这件事呢？

对，真实性存疑。

注意，不是直接证伪，而是真实性存疑。换句话说，它有可能是真的，也有可能是假的。因为你无从考察，或者说，其他人考察的结果你不认可，所以，真实性存疑。

其实，关于《辅行诀》的来历，在钱超尘教授的《辅行诀五藏用药法要传承集》（以下简称《传承集》）中，有详细的记载。所以，这个问题的关键，不是《辅行诀》没有来历，而是说，现有关于《辅行诀》的来历，有些人不认可，认为是瞎编的，对吗？退一万步，即使不认可，严谨地说，也应该是真实性存疑，而不是直接证伪。

同样，《辅行诀》的祖本为什么没有了？在《传承集》中也有明确的记载。而且这个记载，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有可能的，并非完全不能理解。当然，我们同样可以不认可这个说法，但是，即使不认可，严谨地说，也是真实性存疑，而不是直接证伪。

那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直接证伪呢？

来，大家自己分辨一下。第一种说法，《辅行诀》祖本在1966年运动中被毁。第二种说法，《辅行诀》祖本在1966年被女娲娘娘下凡拿走了。对于这两种说法，大家自己觉得，以现在的历史记忆和认知水平，第一种说法显然是有可能的，而第二种说法，可以直接证伪了，对吗？

所以，这里面是有差别的。

我觉得，我们应该公平公正地对待历史。面对一个事件，我们可以认可，也可以存疑。存疑没问题啊，存疑是科学进步的必经之路，我们也经常存疑。但我们不能先入为主的认为，献书的张大昌就是作伪之人，他说的都是假的，对吗？因为这是一种学术偏见，是不公平的。

敦煌卷子（图源网络）

除此之外，讲座中提到的《辅行诀》书中的“奇观”，才是我们最最不能理解的一个观点。

专家认为，因为《辅行诀》收载的方剂是整齐有序的，是有整齐队列形态的（例如五脏大小补泻汤的组方配伍有明显的规律性），而这种情况“古无先例”，所以，这是不可能的，这是其为“伪书”的证据。

注意这四个字：古，无，先，例！

Oh，my，god！

众所周知，人类DNA的双螺旋结构是沃森和克里克1953年提出来的。在此之前，科学界对DNA的认识是四核苷酸结构，或三螺旋结构，从来没有双螺旋的认识。换句话说，在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提出的DNA双螺旋结构，就是“古无先例”的！

如果按照讲座中的观点，因为没有先例嘛，所以，这种诡异的DNA双螺旋结构，就属于是一种“奇观”，是不可能的！

又众所周知，广义相对论是爱因斯坦在1916年提出来的。在此之前，科学界认为时间是均匀流逝的、空间是静止不变的，从来就没有相对论的认识。换句话说，在1916年，爱因斯坦提出的广义相对论观点，也是“古无先例”的！

同样，如果按照讲座中的观点，因为没有先例嘛，所以，这种荒谬的相对论观点，就属于是一种“奇观”，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当时的确有很多科学家都反对。但是，对不起，很遗憾，在随后的科学发展中，这两种“奇观”都被证实是正确的，DNA的双螺旋结构已经得到X射线实验证实，而广义相对论已经得到日食观测实验的证实。

所以，不要再说什么因为“古无先例”，所以就是不可能的。这与人类认识世界的大科学观严重不符。当时反对DNA双螺旋结构和广义相对论的科学家们，无论当时多么荣誉加身，最终都证明了自己不过是……井底之蛙。

具体就中医药领域来说，我们有那么多的医书和本草失传了，例如《黄帝外经》、《胎胪药录》等等。你怎么就能保证，这些失传的书里没有这种先例呢？退一万步讲，即使这些书里都没有，为什么就是不可能的呢？不能创新吗？

国家中医药发展的战略一直是传承与创新并重，新的组方形式有什么错？为什么要对它们直接否定呢？

其实，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辅行诀》记载的这种整齐的组方配伍形式，恰恰是它最大的特点和最应该深入研究的切入点。因为中医组方配伍，不可能只是经验的总结，它一定有华夏文明以天文定人文的理论指导！要说整齐，要说有序，那么，河图洛书整不整齐？二十四节气的划分整不整齐？五脏配属五行整不整齐？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整不整齐？手三阴经从胸走手、手三阳经从手走头、足三阳经从头走足、足三阴经从足走胸，整不整齐？伤寒八纲六经体系以表阳证、里阳证、半表半里阳证、表阴证、里阴证、半表半里阴证来统筹百病，整不整齐？

如果上述这些不算整齐有序，那什么是整齐有序？如果这些可以整齐有序，那凭什么组方配伍不能整齐有序？对吗？

所以，把《辅行诀》组方的整齐有序视为大逆不道，这里面的原因根本不是严谨的学术思考，而是学者自己的学术盲区和学术偏见，这是不公平的。

但人类科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面对“奇观”的正确思路，绝对不是一棒子打死，而是认真研究！因为恰恰是这些所谓的“奇观”，可能成为推动科学进步的动力。

积极面对“奇观”（图源 AI）

（三）

其实，单就文献学角度来说，《辅行诀》的价值，也早就已经得到了医史文献学专家马继兴教授（中国中医科学院）和钱超尘教授（北京中医药大学）的肯定和认可。

但是，这些文献学前辈的辛勤工作，在这个讲座里，完全没有提及。所以，有必要给大家再讲一遍。

马继兴教授的《敦煌古医籍考释》，是最早公开出版《辅行诀》内容的著作之一。其中，专门有“关于《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卷子的再发现过程”，其中明确记载：

1974年初张氏用“赤脚医生”之名将抄本寄送中医研究院，初未引起重视，后此件转交我手，经我反复考察验证抄件中保留与引用的古俗讳字、药名、药量、人名、方名、书名、篇名以及病症名称、方剂配伍特征、文章结构与风格等多方面内容，确定绝非今人仿造赝品，其成书下限绝不晚于宋初以前……为了进一步征求有关文史专家的意见，1975年我曾将此卷子释文及其有关情况，请教了社会科学院张政烺和李学勤两教授，经他们鉴定，在结论中也提到：“此书不是近代的伪作，但也不可能早到（南北朝）梁代的作品。作为一种古籍的传抄本，还是有保存的必要的”。 《敦煌古医籍考释》P4

也就是说，马继兴教授从文章用名、行文风格等多个方面进行过考证，同时请教了两位社会科学院的教授，均认为不是伪作。甚至，为了突出这个结论，在原文中使用了“绝非今人仿造”这样强硬的笃定语气。

敦煌古医籍考释（图源网络）

同样，在钱超尘教授的《辅行诀五藏用药法要传承集》中，花了大量篇幅，引用了《伯希和西域探险记》《敦煌石室中的典籍》等诸多旁证，更为详细地记载了寻访抄本、考证出处的过程。例如：

“隋书”无“辅行诀”名，则《七录》亦未著录。然据陶氏本传云“唯弟子得之”语，或“辅行诀”为弟子所得而递相传承欤，卷中所引人名皆汉末至梁前著名医家，“山林隐居”与陶氏经历合，则旧题“华阳隐居陶弘景撰”疑非出于依托也。 《辅行诀五藏用药法要传承集》前言P1

又如，

“王圆箓多次监守自盗，《辅行诀》为王圆箓监守自盗的卷子之一……《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为藏经洞所藏，绝无疑义。王圆箓将《辅行诀》绢本卖予张偓南，绝无疑义”。 《辅行诀五藏用药法要传承集》P443

也就是说，钱超尘教授在追访各个抄本的过程中，在考察敦煌莫高窟相关史料文献的过程中，证实了《辅行诀》出自藏经洞的说法。甚至，为了突出这个结论，在原文中使用了“绝无疑义”这样强硬的笃定语气。

《辅行诀五藏用药法要传承集》（图源网络）

除此之外，中国中医科学院的王雪苔教授也曾经专门撰文， 就《辅行诀》是否为伪作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他曾经多次前往河北威县与张大昌先生沟通，积累了宝贵的一手资料。

原文收载于 《辅行诀五藏用药法要传承集》P445-455。现截图2张，大家自己品鉴。

读着这些文字，大家感受到什么？

我的感受是：此时此景，恰如彼时彼景。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所以，《辅行诀》是不是今人伪作，已经有多位医史文献专家进行过详细的研究和考证，也给出了结论。当然，其他专家不认可，有自己的学术观点，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只字不提前人的考证细节和研究结论，这显然是不妥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很多后学不了解前面的这段历史，不清楚当时考证的具体细节，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就要先交代清楚前面的历史，而不是自说自话。

作为旁观者，我们在面对正反两种观点时，更要仔细了解与分析双方观点的内容细节，都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都有什么样的支撑依据。比如说，大家觉得，你是相信人名、药名、地名、讳字的逐一考证呢，还是相信在某些人眼里是“古无先例”的“奇观”就被否定掉呢？

我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年轻人都会独立思考的！

历史周期律（图源 AI）

（四）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一段关于《辅行诀》发现历程的记载：

《辅行诀》卷子发现过程（图源 《传承集》P37）

大家注意其中的细节，怕露财的谎言、路过西安装裱、红色缎子、高八尺许、三皇四神二十八星宿图等等，如果《辅行诀》是张偓南或张大昌作伪，那么，为什么要编造这些细节？为什么要与敦煌莫高窟扯上关系？要知道，对于一个伪造的内容，牵扯的人物、地点和细节越多，越容易被人看出破绽。

还有，《辅行诀》原文中透露出浓厚的道家概念，例如“永年”、“内视”、“修真”、“真景”、“含灵”等等，试想，如果没有深厚的道家文化底蕴，又怎么作伪？可是，从目前的史料来看，无论是张偓南还是张大昌，都不是道家中人，又如何信手拈来这些道家概念呢？张大昌行医多年，自有著述，收录在《张大昌医论医案集》这本书中。如果《辅行诀》是张大昌作伪，为何又要另写一本《张大昌医论医案集》？大家可以亲自去比较一下，这两本书在论述深度、论述风格、论述内容上，到底有没有区别？有没有可能出自同一人之手？

所以，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我们就不能轻易地将其定为今人伪作。

大家想想，如果这作为一个悬案，请刑侦警察介入的话，我刚才说的这些问题，是不是都应该是在分析案情时，非常重要的细节和线索？是不是都应该逐一分析各种可能性？

所以，我想请教那些将《辅行诀》认定为今人伪作的专家，我们前面讨论的所有这些问题，你们可曾考虑过？有没有什么可信的结论？

还有，就是关于汤方出现年代的问题。

讲座中，专家认为，典型汤方出现大约是在东汉初年，到了东汉末年的《伤寒论》才多用汤方。

从文献学角度看，现有史料记载的确指向这个结论。但我认为，这只是现阶段的结论，并且，存在值得商榷之处。

至于原因，我引用两段报道，大家自己看。

第一段，《天回医简》是近年来中医考古的重大发现，被认为是秦汉时期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中医出土文献。根据竹简上的文字特征和齐国方言推断，医简的年代约为秦末汉初。

就在《天回医简》的《治六十病和齐汤法》中，明确有汤液方的记载，当然这里的汤液方的概念更大，学者称之为“汤液医学”。也有很多研究论文发表，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

这个考古研究提示，汤方的出现时间可能更早。

《天回医简》研究示例（图源 中国知网）

第二段，根据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官方网站，在杭州市萧山区（原萧山县）跨湖桥新石器遗址，出土了一个陶釜，碳十四测年距今8000-7000年。陶斧的外壁布满烟熏焦黑痕迹，明确经柴火长时间加热熬煮，而釜底整齐蜷缩一捆植物茎枝。

学者普遍认为，这捆茎枝不可当作主食直接食用，而陶釜是煎药器具，釜裂报废后连带药渣一同丢弃，可能是史前汤药煎煮的直接物证。

当然，这捆茎枝也可能不是中药，而是茶叶，或者一种植物性食物。但其实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是 距今8000-7000年 左右的文物。这说明什么？说明在新石器时代（ 距今8000-7000年 ），中国人就已经学会了把谷物、果实、树枝、肉类这样的东西，放在锅里，加水煮，然后食用。

那么，试想一下，当新石器时代的先民在日常生活中已经成熟运用水煮食物这种方法的时候，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再过5000年，才开始采用汤液方（水煮草药）治病呢？况且，很多草药本身就是药食同源的食材啊，对吗？

所以，把具有治疗作用的中草药，放在锅里加水煮然后服用，这完全是一个很自然的人类进化获得的生活经验，根本不需要等到东汉以后的人，才去突然发现和使用这件事。

大家看看商朝的历史，在中国商朝，我们已经有了成熟的天文历法和国家礼制、高超的青铜器制造工艺、大规模的耕作养殖畜牧业、完善的都城建设、还有精湛的铸铜、制玉、制骨、制陶、漆器、纺织技术体系，大家想想，商朝已经做到的这些生产生活成就，如果没有对水和火的成熟运用，能实现吗？那汤方不就是水、火和草药的联合反应吗？然后你现在告诉我，商朝没有汤液方，商朝人还没有学会把草药放在水里煮后治病这件事。大家觉得，这可能吗？

反正我觉得不太可能，值得商榷。

我觉得，我们不能只从文字记载来还原中医汤液方的历史，我们应该从中国人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史料，来还原中医汤液方的历史。

好，说了这么多，越来越有一种感觉：

这个讲座似乎不是一个严肃的学术研究，而更像是一种学术情绪的宣泄。那些认定《辅行诀》是伪书的所谓依据，让人感觉到的更多的，不是严谨的逻辑分析和证据陈列，而是一种先入为主的学术偏见，是对同行前辈（马继兴教授、钱超尘教授和王雪苔教授）辛勤工作的学术屏蔽，是那种因为“古无先例”所以一定不可能的学术傲慢。

这实在是令人遗憾！

其实，今天说的这些内容，还都没有涉及《辅行诀》所载汤液经法图的科学价值。如果真的可以从这个图的理论内涵、数理逻辑和临床价值角度来展开，如果大家真的可以静下心来，阅读比较一下《黄帝内经》“脏气法时论”与汤液经法图内容的异同点；如果大家真的抛开成见，看看汤液经法图对医方、中药和医案的解读；如果大家真的有机会，亲自感受一下汤液经法图的临床战斗力，我相信，你就更能理解，我们今天写了这么多文字的原因。那就是，我们真的不想你，因为一个不那么严谨的学术讲座，失去探索中医药真正奥秘的机会！

现在的学术圈已经很浮躁了，建议每一个中医药人，本着负责任的学术态度和历史责任感，不要带着任何学术成见，深入到每一个内容和细节，认真思考这些依据的可信度，然后，做出你自己的判断和选择。

最后的最后，本文仅为学术探讨与争鸣，难免有错误，还请谅解！如果本文有用词不当之处，提前致歉，还请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