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望角”上新，和东南亚史学家共探新政治身份形成的神秘炼金术

20世纪中叶是亚洲历史上最重要的分水岭之一，一系列帝国殖民地通过革命或非殖民化进程宣告成为民族国家。

民族主义犹如伟大的“炼金术士”，将帝国主义统治下如同“废金属”的各殖民地社群重新转化为如同“黄金”的民族国家。在充斥着巨大多样性的亚洲，要实现这样的转变，需要的力量与欧洲从多民族帝国过渡到文化同质国家截然不同。

“好望角”书系第31本终于来了，这一次，东南亚史学家安东尼·瑞德将带你一起探索新政治身份形成的神秘炼金术。

瑞德以东南亚为例，检验了当代有关现代性、民族主义和族群认同之间关系的理论。他从欧洲截然不同的民族主义经验中汲取概念，发展出自己的类型学框架，以更好地阐释印度尼西亚人、马来人、华人、亚齐人、巴塔克人和卡达山人等政治身份的形成。在梳理东南亚多元族群身份演变轨迹的同时，为理解东南亚后殖民时代民族国家的构建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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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叶是亚洲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1945年8月，原子弹爆炸，日本对东南亚和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占领骤然终结。原本可能长期过渡的民族国家演变过程戏剧性地变为突如其来的暴力革命，帝国体制纷纷宣布转型为民族国家。实际上这也是20世纪政治中，受到1945年《联合国宪章》“主权平等”原则认可的唯一合法模式。

董必武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几个世纪以来，一个理论上一切平等、实则充满竞争的世界体系，打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 System）的旗号，在帝国主义“组织化虚伪”（organised hypocrisy）（Krasner 2001）的外衣下被引入亚洲。它宣称只有“文明国家”才有资格加入平等国家俱乐部。1945年后，这种排他性的伪善被一种更为乐观的主张取代,后者试图将世界的每个角落都划分成名义上平等的主权国家，把欧洲国家艰难实践摸索出的主权平等体系生搬硬套到全球政治中。亚洲，这个从古至今充斥着不平等国际关系的地区，到底谁有资格参与这场貌似平等的主权国家游戏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近年来，大量关于民族主义研究的文献认为，帝国崩溃的胜利者必然是具有种族同质性的民族国家。然而，亚洲的情况与欧美不同。在欧美，工业化和印刷资本主义（print capitalism）的发展摧毁了旧日帝国，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文化同质性和民族自信。但在亚洲，似乎没有任何一个主要国家经历的是这样的过程。它们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时，缺乏可借鉴的模式。尽管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和菲律宾等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经历了现代化进程，但它们无一例外地继承了旧日帝国的疆域，并视之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英国和西班牙/美国在亚洲的殖民地在民主化过程中都没有分裂成种族型国家。印度尽管经历了分裂,但这是基于宗教而非种族原因。出于既定疆域完整性可能受损的顾虑，印度尼西亚曾在20世纪50年代末终止了民主化进程，但在1998年重新走上了民主道路；在回归民主的过程中，仅仅受到了一些边远地区族群民族主义者的微弱抵制。

东南亚国家曾经以历史、文化或意识形态为由，多次尝试改变旧日帝国的疆界，但均以失败告终。这充分显示了帝国“炼金术”的威力。泰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期间对柬埔寨西部、缅甸东部和马来亚北部的吞并（1941—1945年）,印度尼西亚对（葡属）东帝汶的吞并(1975—1999年)，越南的分裂（1954—1975年，尽管与其殖民前的分裂历史相吻合），印度尼西亚的地区叛乱（1956—1962年），柬埔寨在东南边境的试探性扩张（1978年）以及越南随后对柬埔寨的入侵等事件都表明，撼动旧日帝国的疆界殊为不易。马来西亚继承了英国遗留在马来世界的烂摊子，不但遭到印度尼西亚的抵抗（1962—1966年），菲律宾也试图趁火打劫，在1962年对沙巴提出了主权要求。当然从长远来看，两个小国——文莱（1962年）和新加坡（1965年）脱离了马来西亚联邦宣告独立，也算对旧日帝国的疆界产生了些许撼动。缅甸虽然力量弱小，但叛军从未成功挑战既有的帝国边界。1975年以来唯一一次受到承认的边界变更还是帝国的自我选择——1999年，印度尼西亚对东帝汶（葡属）的占领经过公投宣告结束，东帝汶的原有领土得以恢复。

欧洲和亚洲的帝国为何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这个问题值得深思。民族主义的浪潮于1945年后席卷全球，推动了大量新民族国家的建立。然而欧亚两洲的民族主义运动却有着显著的差异：我们能否想象欧洲的民族主义——如同亚洲对待英国、荷兰、西班牙、法国留下的帝国疆界那样——将哈布斯堡王朝、罗曼诺夫王朝和奥斯曼帝国创造的多民族疆界神圣化？亚洲国家面临着独特的挑战：它们既要保持其多元的民族、政治和文明特性，又要实现从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转型，同时还要维护古老帝国疆域的完整。要实现这一目标，只能依靠魔法——正如标题所述，帝国的“炼金术”。这些古老的利维坦国家必须彻底蜕变，将构建旧日帝国的破铜烂铁重炼成铸造民族国家的黄金。

在这一进程中，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炼金术”：革命派和折中派。革命派胆量过人，力图一蹴而就，在旧日帝国的疆域和结构上套用理想化模型，一夜之间建立现代化民族国家。他们奉人民主权、统一且中心化的国家框架、平等的公民权利以及与旧日帝国的彻底决裂为民族国家的黄金。印度尼西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中国的情况更为复杂，但革命派的影响始终存在。

折中模式则采取了渐进的改革方式，通过一系列妥协方案实现去殖民化和民主化。在这种模式下，旧日帝国的整体框架和疆域得以保留，同时新的民族国家身份也获得国际认可。印度即这一模式的经典案例。在东南亚，马来西亚令人关注的非对称联邦制的形式也是这一模式的体现。

20世纪80年代，一系列深具洞察力的开创性著作为民族主义这一概念提供了清晰的定义，并阐明了它在西方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地位。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经典著作《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以及盖尔纳（Gellner 1983）和吉登斯（Giddens 1985）的研究成果，标志着西方世界终于突破了对民族国家及其前提假设的刻板印象，为更深入地分析民族主义现象奠定了基础。

《想象的共同体》英文版

这三位学者都认为民族主义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这些历史条件塑造了具有同质性的读者群体、教育、语言、工作场所乃至想象力。工业化进程需要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来建立和维系强大的国家，从而契合这种同质性的需求——正如盖尔纳所言，“工业主义不可避免的客观要求所形成的同质性，最终以民族主义的外在形式显现出来”（Gellner 1983：39）。

这些学者强调了民族主义与生俱来的现代属性，有力地抨击了将民族主义视为自古已有的原生概念。尽管他们从未直接预言民族主义会随着这些历史特点的消失而终结，但安德森所描述的“印刷资本主义”被全球电子网络取代的趋势，似乎暗示了这种可能性。然而，正如霍布斯鲍姆（Hobsbawm 1990）指出的那样，民族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学界所引发的广泛兴趣，意味着我们终于有机会探究其背后更深层次的意义。

有人会自然而然地指出：即使没有国家的支持，一些族群也能顽强地生存下去，而且大多数民族国家都是以民族语言为基础构建的（Armstrong 1982； Smith 1986）。但随着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东欧和南欧出人意料地爆发了种族暴力冲突。为了理解这一现象，一个更大规模的学术研究领域应运而生，其核心问题在于：“在第二个千年即将结束、世界变得更加一体化和紧密相连之际，种族冲突和民族主义为何死灰复燃？”（Smith 1995：1）《民族主义与族裔政治》及类似的大量刊物期刊《民族主义与族裔政治》（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以及《社会身份：种族、民族及文化研究期刊》（Social Identities：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Race，Nation and Culture）分别创刊于1995年及1997年。、会议和丛书相继问世，长期被忽视的民族和身份认同的复杂问题突然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焦点。

这些文献大多强调两种不同类型的民族主义之间的差异性：领土/公民民族主义（territorial or civic nationalism）和族群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并且试图区分民族主义中包容性的积极因素和分裂性因素。汉斯·科恩（Hans Kohn）早就指出，民族主义在欧洲东部和西部的发展方式截然不同。“法国民族主义（如同之前的英国和美国民族主义）诞生于对人类事业的广泛热情；而其他民族主义……追寻的目标虽然也值得称道，但却更为狭隘、自我中心，且具有对抗性。”（Kohn 1944： 572573）。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 1986）进一步阐述了其中的区别：他认为早期的民族主义试验发展于地理界定明确的国家（如英国、美国或法国），这些国家最终形成了拥有同质文化的单一民族；而族群模式则恰恰相反，是地理边界模糊的单一族群努力争取合适的边界和政治地位。

里亚·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在她1992年出版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一书中，细致分析了这两种类型在欧洲历史背景下的关系。她认为民族概念最早出现在16世纪的英格兰，指拥有主权并有权在政治体系中获得代表的人民。因此，这一概念与早期现代欧洲民主的兴起紧密相连。但随着民族的概念在18世纪向东传播至欧洲的其他地区，族群的独特性逐渐凌驾于人民主权或民主特征之上。此类民族认为其主权源自与其他民族的区别，而并非具有共同参与性的公民特征。格林菲尔德认为，在公民民族主义模式中，“国籍至少在原则上是开放和自愿的”；而在族群民族主义模式中，“人们认为国籍是与生俱来的——如果没有，无从获得；如果拥有，则无法改变”（Greenfeld 1992： 11）。总体而言，她的“五条道路”分析显示，德国和俄罗斯走的是族群民族主义道路；英国、美国（以及大多数反殖民的新世界民族主义）走的是公民民族主义道路；法国则走了一条更加矛盾但最终倾向于公民民族主义的道路。这实际上暗示着，她的理论体系中，民族国家的演变模式以这五种纯粹欧洲式的模式为典范，似乎亚洲经验无足轻重。

沃克·康纳（Walker Connor）的分类更为严格，他在1994年提出，民族（nation）和国家（state）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但在大众语言中经常被混淆。他希望缩小民族主义和民族的使用范围，用以特指种族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m）；而对国家的认同感，则应该用爱国主义（patriotism）来表示。这样一来，“民族”就特指那些“基于共同先祖血统神话的最大人类群体”（Connor 1994： 214）。康纳认为，民族其实是一种想象出来的亲缘关系，而不是真正的血缘群体（因为大多数人们认为的民族，比如英格兰人、中国人或泰国人，从生物学血统上看都是非常多元化的）。康纳试图解释一个明显的事实：现代受过教育的欧洲人其实很清楚，他们的民族背景在族群上是多元而非单一的。康纳同时认为，尽管这些理论知识早已流于纸面，但“在更直观或感性的层面上，他们（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知道’他们的民族在族群上是纯粹的、封闭的”（Ibid.： 215）。

康纳准确地将“民族”与“归属感的梦想”联系起来，并试图将之与“国家”剥离，这一点很多学者都认同。但问题是，尽管康纳试图将民族的定义范围缩小到虚构的亲缘关系，但他似乎仍然将被国家创造或依赖国家而存在的身份认同都归入民族概念，这反过来制造了更多问题，南辕北辙，难以令人信服。

在本书中，除了引用支持者的用法之外，笔者建议避免使用“民族”这个词。因为这个词过于情绪化，而且含义模糊，无助于分析。笔者将采用史密斯的做法，把一个想象内部存在亲缘关系的群体称为“族群”（ethnie），把他们的政治主张称为“族群民族主义”。相比之下，现代国家通过教育、国家礼仪和媒体所唤起的强烈认同感，笔者将之称为“国家民族主义”（state nationalism）。这一概念并非如安德森（1991： ch. 6）描述的“官方民族主义”（official nationalism）那样带有否定色彩，毕竟所有的现代国家，无论民主还是专制、单一族群还是多族群或者帝国，都拥有激发人民团结感的强大的手段——至于这种团结感是好是坏，就见仁见智了。

《帝国炼金术：东南亚的民族主义与政治认同》

作者 [澳]安东尼·瑞德

译者 高维巍 和玉虹

出版日期 202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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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史专家安东尼·瑞德整合“想象的共同体”在内的多种理论与实证研究，建立不同于欧洲的民族主义理论，深入殖民时期至现代的东南亚，追溯错综复杂的族群脉络，展示现代东南亚国家及民族边界的形成。

[澳]安东尼·瑞德

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其研究聚焦东南亚地区，是当今世界东南亚研究领域重要的学者。代表作品有《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东南亚史:危险而关键的十字路口》《描绘近世东南亚的面貌》《一个印度尼西亚人的边疆观:亚齐人和他者的苏门答腊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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