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论李婷老师的「中国离世界杯有多远？」

如李婷老师前文所分析，

中国男足为何无法进入世界杯决赛阶段，可能远比直觉复杂的多。 严肃的人口学八卦组，公众号：严肃的人口学八卦

人口学作为一门极其依赖于统计数据和力求在精细描述后寻求机制的现代学科，其内核往往指向确定性。但确定性并不是一场微观层面的足球比赛以及其背后运行机制的特色，相反，多样性（而不是随机）才是这项运动的底色。

尽管本届世界杯决赛圈阶段的队伍已经扩军到48支队伍，但除开中国，仍然有印度、越南、印尼等具有相当（或在某些解释下具备适宜的）人口规模，并在一定阶段内经历了快速工业化、现代化的国家，长期面临无法进入世界杯的问题。

对于印度，也许我们可以归结为体育市场长期被板球占据，足球难以成为全国性的体育资源集中中心；对于越南，也许我们可以归结于职业市场和人才厚度不足以支撑长期稳定冲击世界杯；对于印尼，也许我们可以归结为虽有足球热情，但制度并不稳固。如果我们把这些国家的特点视为不能进入世界杯的因素，但这些自变量也并不能够构成进入或者不进入世界杯的充分条件。例如美国职业大联盟的商业价值远逊于NBA、NFL、MLB、NHL，美国也能长期稳定进入世界杯决赛圈阶段甚至后半程淘汰赛；国家治理混乱，在南美反而形成了所谓的“低门槛”优势；而更具比较意义的，同在亚洲赛区的中东乃至是中亚的一些国家，在制度失败、也并无长期崇尚足球的历史文化状态下，同样能够进入世界杯。

更为有趣的是，有球迷提出了所谓的“华人悖论”，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北以及华人占比较高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区或者国家的代表队，在冲击世界杯决赛圈的过程中也无建树。但如果要反驳“华人悖论”，其实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所谓的“华人悖论”，其背后强调的是历史上受到儒家文化长期影响以至于进入现代化阶段后，对于教育和稳定的极端重视，由此还涉及到关于国家体制和资源内卷的讨论。但只要指出朝鲜和韩国的例子，并足以再次推翻“华人悖论”。

因而，同许多经典社会议题一样，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出发，进入世界杯并不是一条单线的道路，而是制度、文化和偶然的多种组合，这种组合甚至可以是一系列“国家失败”的因素。而如果需要对中国男足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后没有再次进入决赛圈阶段进行过程分析，一些极为偶然且带有戏谑成分的因素在其中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但作为一名极其热爱足球，立志踢进国家队带领中国队再进世界杯（这个希望已经被传承到我儿子身上），但在12岁放弃校园足球训练的人口学老师而言，还是想为中国足球再多谈些内容。

从生命历程来看，对于李婷老师文中提到的“12岁退役”现象，我作为亲历者，对于该现象的存在，是毫无异议的。但对于如何解释12岁退役以及李婷老师文中提到的第二点「关于选才问题」，则需要将两者联立起来从更为微观的学校内部机制来看待。

客观而言，在义务教育阶段，体育课程或者体育活动时间存在被其他教学内容挤占的现象，但并不意味着体育上的成就不能够成为量化评判教师或者学校成果的内容。许多拥有运动天赋的学生，完全能够在学校的环境下脱颖而出，许多学校也以自身的体育特色为荣，因此，许多具有运动天赋的孩子并不会在小学阶段被埋没。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运动天赋，在众多的体育项目当中是相通的，但不同体育项目的通路和确定性是完全不同的，特别是涉及到个人和集体项目的抉择上。例如擅长足球的孩子，在小学阶段，通常在身体天赋上是突出的（如C罗、孙兴慜、伊布拉希莫维奇等，这里要忽略掉绝对意义上的超级足球天才，如梅西、马拉多拉等），因而极有可能在田径（如长短跑、投掷类项目）、篮球、乃至小球项目上，在同年龄阶段中也展现出统治力。

此时，一个具体的情景并不是孩子更热爱哪个项目，而是基层老师更愿意让其代表学校参加哪个项目的比赛并投入更多的时间。针对小学义务教育阶段的老师，更需要考虑的是孩子能否通过任意一个项目获得优质中学的保送资格，因此单人项目或者人数更少、个人作用更大的集体项目，会成为这些有运动天赋孩子的选择，并成为一种后续发展中相对固化的路径，同时小学阶段老师也能够从孩子的成就当中获得绩效以及激励（例如本人曾就读的Y小学有足球队、田径队等，都能够参加市级比赛，但最终通过体育保送或特招的都是单人项目，尽管获得保送的学生都在足球队内）。

换言之，短跑天才的确更容易发现，就算是在乡村小学，一个短跑天才也极难被埋没，但田赛、径赛、甚至是乒乓球天才，也可能是足球天才。这个时候，对于足球人才产生挤压效应的是其他的体育项目，而背后的机制也大抵可以解释为体育项目的内部竞争。

各类运动上产生的冠军和金牌，在“数量”上是一致的，这个逻辑在奥运会上就很好理解，体制内部考察的是金牌数量，因此“小巧难女少”被投入了更大的精力。同理，对于小学老师，足球冠军、短跑冠军都是一个冠军，而前者甚至更难，因而在资源限制（大多数小学无专门的足球体育老师）和理性考虑下，老师和具有天赋的孩子都更容易选择其他项目。

进入中学后，需要进一步关注校园和职业的联通问题。

延续上面的讨论，其他项目对于足球的挤压作用并不是绝对的，必然会有一部分、特别是在一些具备足球传统的学校、地区，选择足球作为“特长升学”甚至是职业的路径。在经历了12岁之后，一个关键的阶段是15-18岁，如能坚持至此的青少年足球运动员，将要面临是通过“特长”继续升学、还是直接进入职业梯队的问题。此时，竞争已经从体育项目之间开始进入到体育和教育（特别是高校教育）之间。

当然，体育和教育并不是矛盾的。在欧洲高水平足球国家，15-18岁的高潜力球员通常已经处在职业俱乐部青训体系中。法国克莱方丹学院并不是简单的足球工厂，同样是一种预备职业化的教育机构，既训练球员，也保留学校教育，既强调技术、战术、身体和心理，也重视球员未来的成长路径。而日本的三笘薫更为我们提供了令人艳羡的例子，三笘薫进入筑波大学完成《足球比赛 1 对 1 场景下进攻方信息处理的研究》的论文后进入J联赛，随后进入英超成为绝对主力，在世界杯上也有着出色的表现。

（声明：作者不认可且强烈反对三笘薫的涉政涉史言行）

但在这一阶段，中国足球人才面临的是“足球作为职业资本”还是“足球转化为教育资本”的艰难甚至是单向选择。

其特殊就在于，此时顶尖的青少年足球运动员，往往被综合水平最强的大学吸引，特别是一些高水平大学符号资本极强，进入这些高校就读，在中国社会中能够获得远高于普通职业球员身份的社会承认。对一个足够优秀、但尚未达到绝对天才级别的青少年球员而言，职业足球在中国仍然是一种高风险、高淘汰率、短周期的可能性，而高水平大学提供的则是高度可见、可被家庭和社会立即承认的身份资本。当然，如能建立高校到职业的通路自然能够较好的处理这一问题，北京理工大学就进行过尝试，其足球队曾经以大学生球员为主体进入职业联赛，2006 年冲上中甲，但当前仍然徘徊在中乙中游。

一个冷酷的事实：迄今为止（中国足球职业化后），从未有中国男足国家队队员（不包括U23及以下梯队）经历从大学到职业队再到国家队的职业发展通路。也就是说，中国的高校足球在吸纳中国的足球人才，但却几乎不具备对于足球人才进行加工的能力。将欧洲和日本的例子同中国进行对比，并不是强调其道路的正确性，但至少可以说明，教育（特别是高校教育）在中国往往成为职业路径的替代和退路，但并未成为职业道路的延伸（中国男篮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

中国足球的未来，终究是属于少年和青年的。

本文无意于将中国足球为何“失败”推及至后续的“成人阶段”，开篇对于足球多样性的对比分析，也正是想说明，看待足球不能落于窠臼。今年1月，U23国家队站上了亚洲杯决赛的舞台，5月，U17国家队在亚洲杯决赛再次面对日本，即便上半场大幅落后，仍然扳回2球；一星期前，中国足球小将在U12年龄段历史性地获得了西吉斯蒙迪杯国际青少年足球赛冠军。言至于此，会不由自主地会畅想在2029或是2033年的某个夜晚，大街上欢乐的人群拥溢，人们相互庆祝，一如2001年我们在五里河取得胜利之后一样。20多年前，千禧年的开头，经济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人们喜气洋洋地。进入世界杯不会是“国运平衡器”，但肯定是那时经济上行期的注脚。

李婷老师珠玉在前，从人口高质量发展的角度对于足球进行很好的阐释，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当我们再次冲进世界杯，甚至是触及到我们曾经遥不可及的目标时，这会是一次次竞技的胜利，但也必然意味着一个已经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的民族，能够更加从容的理解生活、理解身体、理解热爱，让人的潜能、人的多样性在社会结构中得以施展。它不会是某种国家失意后的情感补偿，也不会是发展困境中的短暂安慰，更会是一个民族在走向复兴、走向现代化、走向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自然生长出的结果。当我们开始讨论并着手让足球成为我们生活一部分的时候，我们已经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

作者：邱玉鼎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