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上物与土地使用权碰撞引发的故意毁财，是否应刑法调整

“地上物”与“土地使用权”碰撞引发的故意毁财，是否该用刑法调整？

一片土地，两个“主人”，同一批被毁的树木，作出三份评估价值天差地别的报告，以及一份最终以“六万元”画上句号的赔偿协议。当被告人佟金国指使铲车司机将王宝春种植的景观树推倒时，他或许认为——土地已经归我，你凭什么赖着不走？这起看似普通的邻里纠纷，却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背景下，被摆上了刑事审判的台面，其背后关于权利边界、私力救济与司法温度的纠葛，远比推倒树木本身更值得深思。

辽宁阜新佟钢案故意毁坏财物部分的庭审现场中，律师激辩。如今，这起案件已经在二审阶段，其中的法律争议点仍尚待解决。

核心事实：一块土地，两次推树，三份鉴定

故事始于2012年。被害人王宝春承包了孙玉林、赵树林位于辽宁省凌海市双羊镇紫荆村的一片开荒地，并投入成本种植了多种绿化景观树。然而，土地的所有权几经辗转，最终通过转让置换落到了被告人佟钢的手中。

土地的“主人”变了，但树还在。2017年4月，佟钢的侄子、被告人佟金国与王宝春商谈挪树的事情，王宝春答应了十天之内就把树挪走。直至2017年8月，王宝春仍未挪树，佟金国便指使铲车司机，分两次将林地上的树木全部推倒。王宝春发现后两次报警，公安机关最初以“合同纠纷”为由，未作刑事案件处理。随后，王宝春通过中间人联系佟钢要到6万元赔偿，并签订了一份赔偿协议。

至此，这起民事纠纷看似平息。然而这6万元的和解并未能阻止刑事追诉的脚步，在公诉机关的指控中，被认定为是在扫黑除恶期间，佟钢因害怕王宝春举报进行的赔偿。经评估，被毁树木价值57600元，佟钢、佟金国二人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

“被推倒”的不仅是树木，还有证据的确定性

这起案件的核心争议点之一，在于被毁财物的价值。根据刑法规定，故意毁坏财物罪“数额较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是入罪门槛。而“数额巨大”更是法定刑升格的条件。因此，评估价值的多少成了决定被告人命运的关键。

庭审现场，律师强烈质疑那份鉴定意见。

首先，是鉴定主体的资格问题。辩护人指出，根据国家相关规定，涉案财物的价格认定应当由各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设立的价格认证中心进行，而本案中公安机关委托的却是一家资产评估事务所。价格认证中心出具的“不予受理”通知书，正是因为树木已经灭失，且无法提供其品种、数量的详细描述，这恰恰说明价值认定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

更令人诧异的是，公安机关委托的资产评估事务所，就同一事件竟先后出具了三份数值完全不同的报告：一份127万余元，一份6200元，最终被采纳的第三份是57600元。而王宝春本人关于树木的数量和品种的陈述，前后也充满了矛盾。

究竟是价值百万的“景观精品”，还是价值区区数千元的“普通树苗”？这种“薛定谔的树木价值”，让司法认定令人质疑。

权利的冲突：私力救济的边界在哪里？

如果说价值争议是技术层面的问题，那么案件的性质则是法律价值的深层冲突。

法院判决认定，佟金国指使他人推毁树木的行为属于“私力救济超过必要限度”。这一认定本身就承认了被告人行为的起因是具有权利基础的——即他对涉案土地依法享有承包经营权。

当王宝春在租赁合同早已到期、且经多次催促后仍拒不挪树、拒不将土地恢复原状时，其行为已经构成了对佟钢行使物权的妨害。根据《物权法》的规定，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那么，在公权力救济效率低下、无法满足生产建设紧迫需求的情况下，权利人是否有权自行“动手”？

刑法作为最后一道防线，具有谦抑性。当一种行为首先应当由民法调整时，刑法的介入就需要格外审慎。判决书中虽然指出，被害人在案件起因上“有过错”，这正是在量刑时对被告人“事出有因”的考量。然而，将一个因民事纠纷引发的、且事后已经达成和解并赔偿的行为，升格为刑事犯罪，尤其是涉黑犯罪的一部分，其合理性无疑会引发争议。

从6万到127万：和解协议的“效力”之争

本案另一个值得玩味的细节是那份6万元的赔偿协议。

本不应当承担补偿义务的佟钢向王宝春支付了6万元。在民事领域，这通常意味着双方对权利义务关系的最终确认。然而在刑事审判中，这份协议却未能“一了百了”。公诉机关认为，这份协议恰恰是佟钢“害怕被举报”，用以掩盖犯罪、逃避打击的手段。

而法院最终认定的损失数额，也出人意料地没有采纳127万余元的“天价”鉴定，而是采信了与和解金额较为接近的57600元。

从127万到5.7万，这巨大的落差背后，折射出的是司法体系在面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时的审慎。但问题是，既然损失数额的认定存在如此巨大的争议，且已经对王宝春进行6万赔偿，继续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是否真的必要？

佟钢系列案，“树木”争议不止一桩

在佟钢系列案件中，“树木”引发的争议不止王宝春这一桩。另一个故事，发生在2018年的大凌河畔，同样的核心矛盾——树的权属不清，同样的刑事后果——只不过罪名变成了“盗伐林木”。

2018年，佟钢承接了河北华北石油建设有限公司的管道工程，施工需要穿越大凌河沿岸的一片林地。这片林地的权属本身就存在巨大争议。蔡咏钢坚称，这是他早年从他人手中承包并亲手栽种的树木，他才是真正的权利人。检察院则认为，这片林地属于原凌海金城造纸厂，树木是国有资产，与蔡咏钢无关。

为给国家重点工程让路，佟钢让侄子佟金国去找蔡咏钢商量砍树。佟金国当时面对的现场情况是：蔡咏钢一直对外宣称树是他种的，蔡咏钢自己也同意砍，相邻地块的树木都是由石油公司统一办理采伐证的——在他看来，砍这些树不过是为国家工程清场，石油公司会统一补办手续，不存在任何违法问题。

然而，这批树一砍，三个人——佟钢、佟金国、蔡咏钢——全部被认定为盗伐林木罪。

这就是典型的“我以为我有权，你以为我犯罪”。与王宝春毁树案如出一辙，核心争议仍然是权利的归属与主观认知的认定：砍树的人认为自己有权，或者至少没有“盗”的故意；而司法者采信了另一方关于权属的证据，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农村土地流转的活跃，“地上物”与“土地使用权”分离引发的纠纷屡见不鲜。

把这两起关于“树”的案件放在一起看，会发现它们指向同一个问题：当物的归属需要借助历史资料、证人回忆乃至政策文件来拼凑，而当事人基于合理认知做出的行为被事后认定为犯罪时，刑法的介入是否应当保持审慎？罪与非罪的界限，往往就在这种“权属迷雾”之中变得模糊不清。

刑法是最后一道防线，不是解决民事权属争议的首选工具。这两棵“树”，不该被如此轻易地搬进刑事审判的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