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天皇夺权：千年失权后的幕府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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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江户幕府末期，社会分化加剧，长期的“锁国政策”使日本社会处于矛盾重重的衰退境地。19世纪40年代，幕府为缓和矛盾，被迫实行改革，以挽救垂危的幕府统治。有代表性的水户学提出“处士横议”(不分身份高低，武士各阶层都能积极参与政治发言)的要求，在1857~1858年的日美通商条约缔结问题和将军后继人问题上，矛盾表现得越来越尖锐。

促使尊王派与攘夷派(合称尊王攘夷派)结合到一起的无疑是美国佩里舰队来日本后出现的对外危机的紧迫感所致。吉田松阴是尊王攘夷思想的代表。在列强的强大压力下，幕府的无能暴露无遗。

吉田松阴等思想家提出迅速“立国”，试图从尊王中寻求攘夷的力量，强调尊王及君臣的大义，要通过对天皇的绝对忠诚，确立日本自身的民族尊严。而这种尊王思想发展的结果，恰恰必然导致幕府政权威信的大幅度下降，也成为改朝换代和维新的前提条件。起初，吉田松阴把拯救日本民族于“死地”的精神支柱寄托在天皇身上，也并不是以倒幕为目的的，然而其结果却导致了幕府的灭亡。

尊王攘夷派要求幕府拒绝与美国缔结日美通商条约，并按照天皇及朝廷的指令办事；在将军后继人问题上，萨摩藩等西南藩反对幕府由多病的德川家定做将军的人事安排，而拥立“年长英明”的一桥庆喜，庆喜也是德川家直系的后代，此前一桥家出过第11代将军家齐。西南藩的主张得到天皇的支持，尊王派与攘夷派都在借助天皇权威。而天皇及皇室也想改变以往在政治上有名无实的不利地位。在此之前，天皇及朝廷已开始介入政治问题。

1846年(清道光二十六年，日弘化三年，即美舰队来日7年前)，朝廷曾向幕府提出加强海防的要求书。远山茂树的研究表明，这是江户时期朝廷第一次介入政治。他认为：幕府在海防及外交问题上被迫开始承认朝廷有发言权，这是“超出了幕藩体制权限范围的重大事态”。此时，天皇及朝廷已不完全是政治摆设。

幕藩体制是江户时期日本国内政治体制的基本框架，在“锁国政策”下还行之有效，但在涉及外交、海防等问题时，幕藩体制就显得力不从心，不得不借助天皇权威来平息国内不满。

在幕府被迫执行天皇的攘夷命令后，天皇及朝廷实际上掌握了“攘夷权”，也就是掌握了统率各路大名共同对外的实际政治权力，为天皇的亲政(直接参政)打下了基础。以西南藩为中心的尊王攘夷派向倒幕派的转变也正是以此为契机的。

幕末政治体制是幕藩体制向天皇制的明治宪政体制过渡的政治形态，或者说，是幕藩体制与明治维新体制之间的过渡、转型体制。明治体制经历了佩理舰队来日而被迫开港(1853)、1867年(清同治六年，日庆应三年)年的大政奉还(把幕府权力重新奉还给天皇)、王政复古等过程，前后大约15年左右的时间。这是日本从锁国走向开放的时期。这不仅是政治过渡时期，也是日本成为近代统一国家的一个始发期、准备期。到明治维新为止，一般百姓对天皇的信仰和概念并不十分明确。

但天皇作为上层建筑的权威性存在，在权力者中却有重要意义，为了争夺权力他们都要树天皇的旗帜，以作为自己依靠并取得正统的工具。不过各种势力都是在利用天皇的权威，是否真正想为天皇争取权力则值得商榷。

另外，各地藩政改革的结果，加强了西南各藩政治、经济实力，形成足以与幕府中央政权抗争的实力。因此，这个阶段日本社会内外形势的巨大变动，确实为日后的倒幕及建立天皇为中心的中央政权做好了充分的物质及精神准备。

从历史角度看，律令制(公元681年，唐开耀元年，日天武十年)以前被称为“大王”的君主在7世纪末一度被称为天皇。天皇本来是中国道教用语，把宇宙最高的神的天帝称为天皇。但在此之后天皇的称谓也没有在日本广泛使用，从中世纪到近代，天皇先后被称为帝、大内、朝廷、主上、天子、院等等。

1841年光格上皇去世后被加封光格天皇的谥号，这成为天皇称号复活的划时期开端。到了明治时期，为了使用与绝对权威相适应的称号，就选中了天皇的称呼。

天皇是倒幕派及幕府双方争夺的对象。萨长藩为中心的倒幕派利用天皇权威，以尊皇树立正统性实现维新，夺取政权。当然不到16岁的明治天皇睦仁并不是一开始就执掌权力，朝臣即天皇近臣的作用不能低估。具体地说如三条实美、岩仓具视等天皇近臣成为日后维新的领袖，也是早期政权的决策者，他们也依靠天皇的权威。所以无论在维新中，还是明治宪政体制中，天皇都是政权基础和核心，没有天皇在政治及精神上的积极配合和支持就不可能实现这场维新，就没有明治宪政体制。

倒幕派在理论上的精神支柱或者说明治维新的思想基础是尊王攘夷论。本来尊王论者(吉田松阴等)是主张把天皇作为主从关系的最高地位者加以尊祟，而攘夷论则受到“中华思想”的影响，要求对试图侵略“神州”(日本)的“夷狄”(列强)进行排斥打击。

面对1853年美国佩里舰队来日的压力和开港要求以及1858年(清咸丰八年，日安政五年)签署日美修好通商这一不平等条约等严峻的国际形势，“征夷大将军”已不得不屈服于外来压力，无法保证日本国家主权的状况已经暴露无遗。在这种情况下，幕府被迫请出天皇。此时幕府的本心也只是希望依靠天皇的权威，通过天皇敕许(开港)条约，来克服棘手的外交和内政危机，而不是要使天皇重新处于政治权力的中心。

但事与愿违，以幕府向孝明天皇请求对开港做出敕许为开端，孝明天皇及近臣抓住了这一可能提升自身政治地位的机会，下达了与将军幕府期待相反的废约攘夷的敕令。这样一来不仅使天皇自己成为体现国家意志的主权者，也把天皇高于将军的优越地位的事实公之于天下。当然，此时天皇及朝廷希望的只是“把所有外国人一个不剩地从日本赶出去”，这就使幕府陷于困境，因为幕府期待的是天皇敕许条约，而攘夷则是幕府无法办到的事。

1860年(清咸丰十年，日万延元年)9月以公武合体(朝廷与将军幕府的联合执政)为契机，幕府放弃政权垄断，朝廷宣布孝明天皇之妹和宫下嫁将军家茂。从而使朝廷与幕府建立较和谐的关系，而孝明天皇又要求幕府在一定期限内攘夷。

对此，幕府表示“幕府也有攘夷的要求，只是目前须充实国力，首先应向天下显示公武合体人心归一的局面，然后通过7到10年与列强交涉，或者废除不平等条约，或者以武力解决攘夷问题”。在皇室及各藩压力下，幕府同意拒绝与列强外交，攘夷是孝明天皇要求提出具体措施，幕府是不得已而认可的的攘夷令使天皇成为民族英雄，幕府则背上了接受不平等条约的“黑锅”。

在这一回合的较量中，天皇扭转了千百年来政治上的被动局面，重新登上政治舞台。

毫无疑问废约攘夷的决定本身是朝廷给幕府出的难题，天皇及朝廷也面临着一场政治权力的竞争和对外风险危机。开始孝明天皇希望的不过是实现以天皇、朝廷为中心的权力复归，并不一定要同幕府直接对抗。

真正使天皇及朝廷具有同幕府进行对抗的政治、经济力量的是被幕府疏远了的外样大名和下级武士。

根据岩仓具视的建议，朝廷利用外样大名与幕府的矛盾，由孝明天皇通告西南地区49个外样大名，要求其效忠天皇朝廷，此举得到了外样大名的积极响应，这是外样大名介入中央政治的时机。

皇室与幕府政治地位发生逆转的契机是1862年11月27日在江户城将军接受孝明天皇攘夷敕书的历史性时刻。敕书的内容与孝明一贯坚持的攘夷政治没有区别，但接受敕书的形式发生了重要变化。以往提交敕书的方式是：将军坐在大客厅的上座，敕使则在下座拜伏等待幕府官员叫敕使的官名，敕使待将军同意后膝行至上座，低头奉上敕书，再膝行退到下座。但是该日的敕使权中纳言三条实美则对德川幕府的此种传统方式提出异议，认为这种做法是有损朝廷威严的，是对朝廷的侮辱。

最后幕府被迫接受三条的抗议，在敕书的接受方式上采取了同惯例相反的做法，即先由敕使走到上座，将军家茂则在中座等待敕使的意会，然后走到上座拜受敕书。此时也就成为朝廷与幕府地位转变的决定性瞬间，皇室与幕府地位逆转事件马上被各藩所得知。至此，德川幕府严格实行260多年的禁止大名入京朝拜天皇的禁令失效了，各地大名纷纷绕过“参勤交代”的路线，到京都朝拜天皇，日本政治中心也从江户(东京)转移到了京都。

这一时期先后发生的英舰炮击萨摩藩事件和四国(英、美、法、荷)军舰炮击下关事件等，都表明武力攘夷是不可能的，攘夷的失败使日本排外主义运动基本瓦解。萨摩、长州两藩——即日本当时最发达的地区和明治维新的主要力量马上承认西方军事力量的优越地位并准备全面学习之。为实现此目标，尊王倒幕就成为上述两藩政治联盟的共同基础，而幕府则成为攘夷失败的替罪羊。

近代日本政治体制中的双重结构——幕府与天皇，成为可能调整、改革政治体制的重要载体。这与中国清末在内政外交上的状况形成对照。因为中国并没有可以取代清王朝承担鸦片战争责任的替罪羊，也没有能够取代清王朝来进行全面政治改革的政治势力。

1865年(清同治四年，日庆应元年)在列强军舰聚集大阪的压力下，孝明天皇被迫敕许条约。表面上这个结果同当初幕府期待的一样，但在现实中并没有使幕府政权地位得到恢复和稳固。此后，日本政局的焦点开始转移到如何适应新的内外局面上，即是继续以幕府拥戴朝廷、主导政权为中心的旧体制，还是通过倒幕而建立适应新国际形势的新政权。

倒幕派首先在长州藩出现。以1865年12月高衫晋作等在长州马关(即下关)的造反为标志。他与其他尊攘派的最大不同是，计划与改革派合作建立“一藩勤王体制”，策划通过操作敕淀(取得天皇敕令)介入中央政局，并炮击外国船只，努力废除日美通商条约等不平等条约，这些是地方势力单独采取的攘夷行动，但结果既遭到列强的报复与打击，也遭到中央政界的否定。

高衫虽再次利用敕淀起兵，却遇禁门之乱，以至被天皇、朝廷所唾弃，其勤王攘夷之举在幕府第一次征伐长州的战争中失败。

倒幕派通过改革建立了以少壮官僚武士为核心的政治、军事一元化体制，这种权力结构又通过第二次征伐长州和戊辰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强化。在幕府接受法国援助，以集中权力，推进军备现代化之时，倒幕派则把希望寄托在天皇身上，并以尊王作为与幕府相对抗的筹码，从而确保自身行动的正统性，也使大量尊王攘夷志士的矛头都指向幕府。

但是，此时还不能说天皇对政治权力的绝对权威已经树立起来了，倒幕派是在利用天皇的权威，来达到其倒幕的政治目的。1865年孝明天皇下达第二次长州征讨敕令，在倒幕派看来，这不是孝明天皇的意思，或者即使是天皇的意思只要不符合倒幕派的利益，一样可以推翻。所以尽管接到天皇的征讨敕令，尊王攘夷派领袖大久保利通却在给西乡隆盛的信中表示，“只有万民都信服的才能称为敕令，如果不是如此，即使是天皇的命令，也不能称为真正的敕令。如果是错误的国家方针，就是天皇的命令也不必服从”。

可见倒幕派对天皇指令也有二心，是把天皇权威作为其取得国家政权的手段。尊王本身不是目的，而建立集权专制政权，实现日本的主权独立才是根本目标。

同时，倒幕派也了解能够对外面对列强，对内保持国家统一的唯一权威只有天皇，天皇是其唯一可以利用和选择的对象。特别是在推翻了君临日本长达260年的德川幕府之后，新政权的正统性需要得到天皇的支持和认证，所以把长期对日本社会保持超然地位的天皇作为明治新政权的旗帜，就成为最佳选择。

1866年(清同治五年，日庆应二年)9月第14代将军家茂去世，由一桥庆喜以德川庆喜名字，担任最后一代将军。12月，孝明天皇去世，睦仁践祚成为明治天皇，此时倒幕派的核心力量是萨、长两藩，但双方并没有联合起来，坂本龙马成为萨长盟约的牵线人。此前的6月，坂本起草了“船中八策”，提出“将天下大权奉还朝廷，设立上下议政局”，主张建立“公议舆论”政治体制。萨长盟约与公议政体是实施明治维新最重要的两大步骤。

前者使倒幕的政治、军事势力得以团结一致，后者则是对德川将军幕府长达260年的幕藩专制政治体制的改良甚至否定，也成为日后大政奉还、王政复古的基础。作为过渡性体制，公议政体成为新政权的基本政治模式。

一般的说，明治维新开始的标志是1867年10月14日，将军庆喜被迫提出辞去将军职务，15日天皇同意庆喜辞去将军一事，这实际上是宣布幕府体制被废除和以天皇为中心的维新政权的成立。尽管自幕阁阿部正弘之后的幕末政治已经成为“公武合体体制”，其特征是，第一，出现了朝廷(公)-幕府(武)-诸雄藩(武)三者之间的力量平衡。第二，幕府时代(幕藩政治)以幕府为顶点的将军与大名(诸侯)之间上下级的权力结构变为三种势力均衡的结构。第三，幕府的独裁地位发生动摇，各种政治势力向联合政权的方向发展。这时政治的中心已经变为天皇，而不再是幕府将军了。但将军的辞职是德川幕府时代的结束，也是明治时代的开始。

1868年1月初再次发生宫廷政变，卫戍宫廷的卫队由萨摩、土佐、长州、肥前等藩兵所接替，原来幕府指挥的会津藩兵则被取代。已辞去将军职务的庆喜又被迫辞去内大臣(掌玺大臣)职务并交出封地。1月31日清晨，庆喜从京都逃到美国军舰“伊勒夸”号躲避后，又逃往江户(东京)。2月8日，新政府正式通知各国公使，称天皇已重新亲政，“以前条约中所用的大君称号应改为天皇的称号”，这就是“王政复古”，建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新政权。

8月27日睦仁正式举行即位仪式，9月8日正式改年号为“明治”，此时政变式革命已完成，天皇为中心的明治政权已基本建立。从时间顺序看，明治维新是在明治天皇虽已继承，尚未改元时进行的，即维新政权确立在前，年号改元为“明治”在后，实际上应是“庆应维新”。当然以后的国家体制一系列改革和维新都是在明治时期进行的，所以称“明治维新”也属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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