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岁入狱、女儿自杀，他凭什么还能让王石、俞敏洪集体致敬？

2019年3月5日，91岁的褚时健在玉溪去世。消息传出的那个下午，无数企业家在社交媒体上写下悼念文字。

俞敏洪说，褚老“用一生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企业家精神”。

王石引用巴顿将军的话评价他：“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准，不是看这个人站在顶峰的时候，而是看这个人从顶峰上跌落低谷之后的反弹力。”

一个曾因“贪污”被判无期徒刑的国企厂长，凭什么让中国最顶尖的企业家群体集体致敬？

因为他的人生，是一部关于“做事”的教科书。

从15岁丧父、辍学养家的少年，到51岁接手濒临倒闭的玉溪卷烟厂；从71岁锒铛入狱、女儿自杀的至暗时刻，到74岁保外就医后承包荒山种橙，他用两次截然不同的创业，回答了一个问题：一个人被剥夺了一切之后，还剩下什么？

答案是：把事情做到极致的能力。

01

从烟叶到橙子，他只信一件事

褚时健这辈子做过糖、做过烟、种过橙，跨了三个完全不相干的行业。但底层逻辑始终如一：好产品是唯一的护城河。

1979年，51岁的褚时健走进玉溪卷烟厂时，面对的是一团乱麻。员工执行力差，拳头产品“红梅”一年只有10万箱产量，还大半积压在库房。而当时的云烟，也根本算不上“云烟”，因为洋烟占据高端市场，国产烟只能在中低端厮杀。

面对这样的处境，褚时健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搞营销、不是拉关系，而是去英国买机器。

1981年，他引进新型卷烟设备，把每天三班倒改成两班倒、每班11小时，减少换班时间，留出两小时检修设备。

虽然有了先进的设备，但他很快发现，光有先进的设备还是没用，因为决定产品最根本的东西，烟叶质量跟不上。

于是他又把目光投向了田间。他请来美国烟草专家，手把手教农民种植技术，规范种烟方式，把烟农当作“第一车间”的职工。

这在当时让很多人无法理解，一个烟厂厂长，跑去管农民怎么种地。但只有他知道，没有好的烟叶，在先进的设备都只是锦上添花。

事实证明，他所做的这些是正确的。

1987年，玉溪卷烟厂上缴利税7.63亿元，年增长49.7%。1988年11.9亿元，1989年20.3亿元。到1993年巅峰时期，年利税达到85亿元，这相当于当年360个中等农业县一年财政收入的总和。

1995年，红塔山品牌价值被评估为320亿元，高居全国榜首，第二名长虹只有87亿元。

回头来看，褚时健效力红塔的17年间，卷烟产量从27.5万箱增长到225万箱，累计为国家创造利税991亿元，加上品牌价值400多亿元，总计贡献至少1400亿元。

但这17年褚时健本人的总工资不超过88万元，平均一年5万出头。

这个巨大的反差，埋下了后来一切的伏笔。即便在人生的最低谷时，褚时健对“产品”的执念也从未改变。

2002年，74岁的他保外就医，承包了哀牢山2400亩荒山种橙。冰糖橙从栽苗到挂果需要五六年。对一个70多岁的老人来说，这意味着他可能根本等不到收获。

“弄错了不光损失钱，更重要的是损失了时间。”他说。

他把烟厂那套打法搬到了果园。肥料是自己配的，用烟梗调制有机肥，不含任何化学成分，还能防虫。每棵树只留240到260朵花，确保每个橙子都能享受足够的阳光和养分。

他实行“作业长+农户”的管理模式，作业长负责制定计划、培训农民、检查工作，相当于车间主任；农户只管种植。

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较真。他说：“做一件事，力气一样的花，马马虎虎地做力气都白花了，认真做总是没错。”

十年后，褚橙进京。

本来生活网的买手测试后发现，褚橙的甜酸比达到了理想的24:1。2012年11月5日，双方签订200吨销售合同，在北上等地被抢购一空。2014年，褚橙销售额过亿，纯利润超过7000万。

一个75岁出狱的老人，用十年时间，在完全陌生的行业里，再次做到了极致。

02

利益共享，是唯一的领导力

褚时健的第二个底层逻辑，是利益平衡。

他是最早实行“包干制”的企业家之一。在玉溪卷烟厂时，他将工资、奖金与产量挂钩，打破了平均主义。

虽然在今天这些事大家早已习以为常，但在上世纪80年代的国企，这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分配制度上接经济体制、下接个人利益，稍不小心就乌纱帽不保。

但褚时健不管这些。他的逻辑很简单：企业不赚钱，国家就没有积累；工人不挣钱，谁跟你干？

种橙子也是如此。

他把农户的利益和果园的收成绑在一起，要求严格，但回报也丰厚。他知道“利益的产生是个相互作用的过程，与人合作必须给人利益，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只有一个人赚钱的生意”。

不过，最耐人寻味的，还是褚时健对“体制”的态度。

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在拜访褚时健后曾写道，褚时健一辈子都在解决问题。当年购买进口设备需要外汇，但外汇是国家管控的紧缺物资。褚时健提出：“我创造外汇，能不能给我留一个额度？创100美元，我用25块。”

这个来自一线厂长的提议，最终演变成了国家层面的“外汇留成制”，虽然最终定的是20%，不是25%。

周其仁还感慨：“中国的改革不是在北京写文件写出来的，北京凡是好的文件都来自于底层，类似于像褚时健这样解决问题第一线的改革家贡献的实践经验。”

褚时健的管理哲学可以概括为两句话：对自己，永远“闲不住”，必须做事；对别人，永远算好利益账，不让合作者吃亏。前者驱动他不断突破边界，后者让他每次创业都能凝聚人心。这两种品质的组合，极其稀缺。

03

至暗时刻与二次创业

1995年2月，一封匿名检举信寄到了中纪委信访室，举报河南烟贩通过向褚时健家人行贿获取卷烟指标。

随后发生的事情，改变了褚时健的一生。他唯一的女儿在河南狱中自杀身亡。1999年1月9日，71岁的褚时健因贪污174万美元被判处无期徒刑。

一个缔造了千亿税利帝国的企业家，17年合法收入不到百万，最终因174万美元入狱。而就在他被判刑两年后，接替他的红塔集团掌门人，年薪加奖金超过100万元。

这个巨大的时代错位，让褚时健成了“中国最具争议性的财经人物”。

2002年，因严重糖尿病获保外就医的褚时健，本可以在家颐养天年。但他选择了另一条路——承包荒山，种橙子。

王石第一次去哀牢山看他时，看到的场景令他终生难忘：一个穿着破烂圆领衫的老头，正跟修水泵的师傅讨价还价，你开80、我还60地扯皮。很难想象，20年前这个人随便批个条子就是几十万的收入。

更难想象的是，他真的坚持了下来。

果园从2400亩扩张到上万亩，年产量从1000吨发展到一万吨。他给自己的橙子取名“云冠”，立志种出云南最好的橙子。但市场给了它一个更响亮的名字——褚橙。

2012年，84岁的褚橙通过本来生活网进京，迅速成为全国话题。王石、柳传志、潘石屹等企业家纷纷转发微博捧场。一个坐过牢的古稀老人种的橙子，被称作“励志橙”，卖成了中国最知名的水果品牌。

显然，褚时健最令人震撼的，不是他登顶时的辉煌，而是他跌入谷底后的选择。绝大多数人在71岁入狱、女儿自杀后，会选择沉默终老。但他选择“再干十年”。

这种反弹力，不是鸡汤式的乐观，而是一种近乎本能的生存哲学：“莫闲着”，闲着就会胡思乱想，闲着就会垮掉。

04

褚时健留给这个时代的三条商业启示

第一，专业主义是穿越周期的通行证。褚时健做糖、做烟、做橙，行业完全不同，但底层逻辑一致，即死磕产品，把事情做到极致。

王石说，褚时健身上有“中国传统的工匠精神”，“用专业精神专注地将事情做到极致”。在一个机会主义盛行的时代，这种“笨功夫”反而成了最稀缺的竞争力。

第二，利益共享是最硬的领导力。无论是烟厂的“包干制”还是果园的“作业长+农户”模式，褚时健始终在解决同一个问题：怎么让跟着你干的人挣到钱。

他不唱高调，不算计别人，相信“不存在只有一个人赚钱的生意”。这种朴素的利益观，让他在人生最低谷时仍有人愿意追随。

第三，解决问题的勇气比什么都重要。周其仁说，褚时健“背着很大的不公正包袱也要解决问题”。他没有抱怨体制、没有沉溺于冤屈，而是把精力花在“怎么把事做成”上。

这种“问题导向”的思维，让他从糖厂到烟厂到橙园，每一次都能在废墟上重建。

财经媒体人秦朔说，褚时健之于中国企业家最大的意义，“不是人在高处行时总结出的各种管理经验，而是人坠落到低谷后，仍然保持一份生命尊严、向着大自然求索价值、并为社会创造价值的平常心和进取心”。

褚时健虽然走了，但他留下的问题还在：当一个人被剥夺了地位、财富、自由甚至尊严之后，他还能剩下什么？

他用91年的人生回答了这个问题，而你我的答案，则取决于我们如何度过接下来的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