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对纸尿裤，宽待调查记者，别把理中客当刀子

吐槽青年出品

摘要：舆论监督和调查报道所指，常常是掌握着不小权力的部门和人，作小人物喉舌，向大人物喊话。他们不可爱，他们不完美，他们身上有刺，报道可能有瑕疵，一个社会最需要的容错，最大的包容、善意与保护，应该留给这种可敬的力量。原则问题上装愣卖傻，细节瑕疵上撒泼打滚，这样的舆论生态只会让本就稀薄的舆论监督更加战战兢兢。

“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疑云”报道陷入罗生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进行核查，中国行业报协会发声称坚决维护行业媒体行使正当舆论监督权，涉事纸尿裤品牌称产品未检出甲酰胺，发文恳请相关政府抽检机构尽快公布检测结果。《经济参考报》记者王文志在个人微博发表长文《只为那些体内检出甲酰胺的孩子》，对“编造数据”“利益方施压”等相关争议进行了回应。第一爆料人王东鉴受访时称：如果我错了，道歉、赔偿甚至坐牢，都接受。

相比以往舆论监督报道一边倒的舆论助攻，此次报道和记者受到了不少来自舆论和专家的质疑，有的批评记者被爆料人主导，有的批评调查很不专业，缺乏关键闭环，验证方法闹了笑话，非凡的主张缺乏非凡证据的支撑，个人英雄主义压过新闻专业主义。——这些讨论很有价值，笔下有财产万千，笔下有人命关天，舆论监督报道往往事关重大，自然也须面对来自各方的监督和检视。这些批评与质疑不是消解舆论监督的意义，而是捍卫真相和专业的权威。舆论监督不只是机构媒体的一两篇揭丑性、曝光性的报道，也包括这些围绕报道所形成的舆论讨论，一起逼近真相，守护婴幼儿安全，也保护企业的正当声誉。

我不是来和稀泥的，我的观点是，应该严对纸尿裤问题，把最大的包容留给调查记者。舆论监督和调查报道作为当下特别稀缺的存在，调查记者当作特别需要勇气的职业，面临太多不对称的风险，需要一个社会最大的包容、最大的善意。记者的报道抛出的是一个带着种种疑云的问题，而不是一锤定音的判决。应该沿着线索去追问甲酰胺来自哪里，而不是带着“坐等反转”“坐看笑话”的看客与帮闲心态，急于摁着记者的头去反思。

为什么要严对纸尿裤问题，而把最大的包容留给调查记者呢？因为以下几个不对称。

其一，后果逆转的不对称。严对纸尿裤问题，即使调查报道所指的方向可能有误判，相关纸尿裤没有问题，甲酰胺是乌龙，但后果是可逆的。——品牌没有问题，负面影响是能够消除的。品牌形象受到的损害，行业受到的影响，纸尿裤的消费，在正名后能得到正常恢复。而如果不严对问题，焦点转移下问题被掩盖，甲酰胺给婴幼儿带来的伤害，是不可逆的。就像当年奶粉中三聚氰胺给无数孩子和家庭带来的悲剧，是无法逆转的。一个可逆，一个不可逆，在不可逆的问题上，必须严厉。

我的意思不是“宁可错怪企业，不可误伤记者”，记者报道如果有问题，专业声誉会受损，也须承担报道失实的相应法律责任。而是说，在事实不清及种种疑云之下，基于风险的不对称，应该选择包容舆论监督，以“有问题推定”看待甲酰胺疑云。

其二，利益驱动的不对称。调查报道及舆论监督代表着一种公共利益追求，私利可能性很小。而纸尿裤中的甲酰胺疑云，背后则可能隐藏着见不得阳光的私利追求，有着巨大的不正当利益驱动的可能性。当以公共利益为追求的舆论监督，遭遇有着巨大的、不正当私利追逐可能的产品质量问题，事实不清时，应以公共利益优先为原则，对有着鲜明公共属性的舆论监督保持最大限度的包容，对“合理的问题怀疑”保持严厉的对待。

事实和真相优先，这是勿庸置疑的“正确的废话”——现在问题就在事实处于待核查、线索处于待确证阶段，报道也许没有做到板上钉钉，存在一些瑕疵，这时须有“公共利益优先”去推进事实的调查。当然，也可以怀疑记者报道的“动机”，还有爆料人的利益追求，但相比纸尿裤中的甲酰胺问题，记者与媒体的“私利性”受到透明舆论很强的约束，水不能被人搅混。

这也是我说的第三个方面，透明与不透明的不对称。媒体和记者发出报道后，就把自己交付给了舆论，置于阳光之下，成为舆论监督的一部分，受到带着放大镜的全方位敞视。而纸尿裤中的甲酰胺，却处于不可见的隐藏状态。白纸黑字，如果有问题，一个字都回避不了。而看不见的甲酰胺，却可能金蝉脱壳。媒体报道的问题才应该成为被监督的焦点，脱焦到记者和报道身上变成对舆论监督的审判，只会窒息这个社会的透明可见空间。

其四，个人英雄与行业力量的不对称。虽然调查报道和舆论监督背后机构媒体力量的托举，甚至有国家通讯社力量的支持，但基于调查的特殊性，往往需要个人英雄的加持，也就是调查记者。一篇类似的舆论监督报道，很多时候背后是一个孤勇者在努力，而他面对的，往往是一个拥有强大资源能力的大企业，一个能量巨大的行业，一个牵涉到众多利益群体的产业，一个你有任何瑕疵可能被撕咬得很惨的巨无霸。这个时候，理性中间客观不是“无原则地站在中间”，而是宽容那个孤勇者，那个有点错就可能被踩踏的个人英雄，把最大的包容留给努力让社会变得更好的舆论监督。不要让理中客成为一把戳心的刀子，原则问题上装愣卖傻，细节瑕疵上撒泼打滚，这样的舆论生态只会让本就稀薄的舆论监督更加战战兢兢。

其五，媒体调查可借助的资源与影响力之间的不对称。媒体不是中纪委，不是审计署，不是公安部门，不是监管者，缺乏全方位调查的绝对资源，只能穷尽有限的努力让问题暴露出来，引起疗救的注意。当然，这种“不对称”一方面需要记者在报道要足够的谨慎和节制，避免言过其实，防止结论超过论据所允许的限度。另一方面需要舆论的包容，包容其调查能力的有限、专业的局限可能带来的瑕疵。事后在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审视甚至审判媒体报道，热衷于吹毛求疵教训记者，而不是凝聚舆论监督力量一起抽丝剥茧追问“甲酰胺到底来自哪里”，这种挑剔实在用错了地方。

舆论监督和调查报道所指，常常是掌握着不小权力的部门和人，作小人物喉舌，向大人物喊话。他们不可爱，他们不完美，他们身上有刺，一个社会最需要的容错，最大的包容、善意与保护，应该留给这种可敬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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