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72. 用里根时代的海军打赢海上冷战（约翰·莱曼访谈录）

本文是“燃烧的岛群”第1572篇原创文章，作者：阿登的苦林。

作者简介：阿登的苦林，山东人，喜欢二战及冷战军事，尤其是太平洋战争、苏德战争和冷战武器装备，曾在“空军之翼”等网站发表过若干文章。

正文共约8300字，配图10幅，阅读需要17分钟， 2026年6月26日首发。

按：小约翰·莱曼（John F. Lehman Jr.）曾在1981年至1987年间担任美国海军部长达六年之久。之前，他曾在美国海军预备役部队服役长达二十五年，并担任过亨利·基辛格的幕僚、维也纳裁军谈判代表，以及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署副署长。进入21世纪后，莱曼还曾担任过“9·11”事件调查委员会及国防委员会委员。莱曼拥有圣约瑟夫大学理学学士学位、剑桥大学文学学士及文学硕士学位、宾夕法尼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并著有《世界海军：制海权》《海洋冒险:赢得海上冷战》等多部著作。本文编译自德米特里·菲利波夫（Dmitry Filipoff）对约翰·莱曼的访谈，编译本文并不表示赞同原作者观点或证实文章内容，仅供读者参考。配图有改动。

图1.还是一名海军预备役中校的约翰·莱曼在弗吉尼亚州奥申纳（Oceana）海军航空站完成常规训练周的训练后，站在攻击机座舱旁的留影，可见其大半个身子已进入座舱问：您担任海军部长的任期是以里根总统的新国家安全战略为指导的。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海军是如何将这一新战略付诸实施的？

答：里根总统在海军战略和政策上的态度十分明确。在他当选前八个月，他就曾宣称：“我们必须保持海军优势。我们是一个在海外拥有重大利益和责任的国家，我们的海军必须始终领先苏联的扩军步伐。这意味着要让军舰投入服役并发展科技，使美国在未来几十年里能够继续掌控海洋。”他坚信，必须以强者的姿态与苏联对抗并进行谈判——这种姿态既要建立在拥有充足且合适的军事力量的基础上，也要建立在必要时运用这些力量的意志和能力上。美国海军为他提供了这一战略，他完全认同“600艘舰艇”的海军建设目标，包括15个航母战斗群和100艘攻击型核潜艇；同时他也认同“海上战略”（The Maritime Strategy）的核心原则：在海上及从海上发起进攻性、前沿性、全球性作战，以此作为一种进攻性的前沿联合与盟国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在这方面，他得到了国防部长卡普·温伯格（Cap Weinberger）、时任海军部长的我，以及历任海军作战部长的全力支持。在这些基本原则上，我们之间毫无分歧。

“海上战略”的实施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展开：加快海军舰艇的建造与部署计划；制定并颁布相应的作战理念与战术；在纽波特市的海军战争学院及其他机构对这些理念与战术进行推演；以及最为关键且核心的一点，即自1981年里根总统就职之日起，就在前沿及世界各地的海上对这一战略进行展示、演练和分析，这既包括对前沿演习计划的全面调整，也包括对全球范围内现实危机的日常应对。1987年，当美国政府发布其首份正式的国家安全战略公开声明时，实现并维持海上优势已被确立为其核心理念之一。

图2.冷战时期美国海军名场面：编队航行的“企业”号核动力航空母舰、“长滩”号核动力导弹巡洋舰和“班布里奇”号核动力导弹巡洋舰问：苏联是如何回应这一新的海上战略的？该战略对苏联的军事行动和外交政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答：苏联人对这一新战略惊愕不已。起初，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于是采取了以牙还牙的策略：无论我们在他们周边海域何处现身，他们都会接连不断地派出舰队和机群向我们发起“攻击”，因为他们长期以来一直把我们所在的那片海域视作俄国人的后院，并将其作为进一步扩张的关键跳板。对此，我们早有准备，甚至乐见其成，我们将来袭的苏联舰机当作“陪练”，以此完善自身的战术，并向苏联人传达这样一个理念：他们在全球海洋上随意航行的日子已经是过去式了。当然，苏联人也在加速推进他们的造舰计划，让造船工业全速运转，可这一过程反倒助长了苏联经济的崩溃。后来，当苏联人发现我们毫不退让时，便开始收缩防线、收敛锋芒，采取守势。这当然正是我们所期望的，因为这缓解了此前苏联方面对挪威、日本及其他前沿盟国，以及在欧洲和亚洲与苏军对峙的美军和美国盟友所承受的压力。苏联人尤其对美国海军指挥官在海上掩护和欺骗行动中展现出的高超能力感到震惊。要击沉一艘军舰，首先得找到它，而我们的指挥官们彻夜不眠，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地在海上虚张声势、设下陷阱、隐蔽和掩护部队，使其难以被发现。苏联人还公开且高调地抨击我们的“海上战略”。《消息报》用夸张的笔调写道，这一战略“极其可憎，简直难以想象还有比这更糟糕的了”。

当然，苏联人也有自己的反制手段，那就是利用安插在美国的间谍，包括水兵和政府文职人员，让他们成袋成袋地将我们的计划和命令递送给他们，而他们则尽可能地利用这些贪婪之徒。最后，苏联人发起了一场大规模宣传攻势，呼吁采取一系列海军军备控制措施。对这一点，我们原本并未做好充分准备，因为那些军控措施几乎不会影响苏联人自身的能力，却会让我们彻底瘫痪。所幸，不仅是美国海军，整个美国都挺身应对了这一挑战，识破了苏联人提案的本质——那不过是在削弱并限制我方关键海军能力的同时，为他们自己争取亟需的保护，并使我们在海上面对苏联的挑战时变得脆弱不堪。在20世纪80年代快要结束时，苏联人开始关闭在非洲及其他远离苏联本土的前沿作战基地和设施，并开始报废那些早已超过服役年限却仍保留在舰队名册中的舰艇。但直到苏联解体前，苏联人始终在向海洋中下水大量装备精良的新锐舰艇，这一挑战让我们不得不保持警惕，直至那个国家不复存在。

图3.1988年2月12日，苏联海军“克里瓦克”级反潜护卫舰“忘我”号在黑海撞击美国海军“提康德罗加”级宙斯盾巡洋舰“约克城”号，该事件发生在苏联领海内问：美国的海上优势如何促成了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

答：在促成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的过程中，美国的海上优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海军确保苏联的前沿兵力，如驻扎在古巴、非洲和印度洋的部队在爆发战争时无法投入战斗，而我们自己庞大的前沿部队和盟军则始终能够投入战斗，并从北美获得增援和补给。海上优势意味着我们可以从各个方向威胁苏联，无论是同时还是分阶段进行；我们可以灵活地调集兵力，在挪威海、北冰洋、东地中海和西太平洋对苏联发起进攻，从而迫使苏联人必须集中兵力保卫本土并将防御部队集中在本土附近，从而无法进入广阔的海洋来威胁我们的海岸。美国的制海权意味着，如果美国总统作出决定，那么苏联的弹道导弹战略核潜艇部队，即被苏联军事理论视为必要的后备核战略力量的那支兵力将无法在战争爆发之初幸存。最后，美国的海上优势也意味着苏联人永远赶不上我们，无论他们造多少新式舰艇或收买多少间谍，我们都将始终力求领先于他们并且一定能做到。正如1989年在马耳他近海的苏联游轮“高尔基”号上，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对布什总统所说的那样：“我们被你们的海军包围了。”

问：您的大作《海洋冒险:赢得海上冷战》（Oceans Ventured: Winning the Cold War at Sea）的书名源自一次重要演习，且全书内容主要围绕演习展开。为何要如此侧重演习？这些演习对美国海军乃至国家安全整体而言为何具有重要价值？

答：新的“海上战略”包含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举措，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前沿海上演习。与其他演习一样，这些演习有一系列至关重要且值得追求的目标：训练、测试、试验、演练、磨砺。但更重要的是，这些演习，尤其是最早期的演习，比如在挪威海举行的“海洋冒险81”演习以及在北太平洋开展的初期配套演习旨在向苏联人发出最强有力的信号，并且确实做到了这一点：里根竞选总统期间的口号“以实力求和平”如今已成为美国坚定不移的政策，而非用完即抛弃的竞选口号。这些演习同时也向挪威等我们的北约盟友、日本、韩国及其他国家传递了一个信号，即美国将再次与他们站在一起。我们确实做到了。另外，这些演习还向那些来自败选的民主党阵营以及更倾向于地面作战的美国和盟军总部里的反对者发出了信号，敦促他们加入我们，因为里根总统及其任命的那些志同道合的官员是认真的，并且掌握着大局。

图4.前景为西班牙海军“戴达罗”号轻型航空母舰（PA-01，原美国海军“独立”级轻型航母“卡伯特”号）；背景中为参加“海洋冒险81”演习的“巴利阿里”号护卫舰（F-71）

不过，尽管包括我自己的研究在内，关于“海上战略”及其影响的论述已有很多，但人们对那些演习却鲜有关注。实干家们出海执行任务，而文人则负责撰写文章；即便这些文人中也有实干家，他们也总是低估演习的作用，转而看重对秘密情报或兵棋推演作用的学术剖析，或者是对文件演变历程的阐释，抑或是对构成“海上战略”这一“完美风暴”的诸多其他要素的探讨。我写这本书是想为这一重要却失衡的文献体系——参见书中的参考文献——注入些许平衡，同时也是向那些在北冰洋、巴伦支海、挪威海、地中海、鄂霍茨克海、日本海及其他海域筹划并开展这些演习的勇敢而聪慧的海军人员致敬，要知道，其中许多行动是冒着恶劣天气进行的。

问：正如您在书中所述，这些演习往往由那些以狡黠著称的指挥官主导和设计，例如汉克·穆斯汀（Hank Mustin）海军中将和埃斯·莱昂斯（Ace Lyons）海军上将。像他们这样的杰出的战役战术创新者，其独特之处何在？

答：美国海军确实很幸运，其队伍中不乏大量“实战派人士”，这些水兵、飞行员和战术专家热衷于出海，并乐于让军舰、战机及其船员接受实战考验。正如我的老导师朱姆沃尔特上将常说的那样，对他们而言，这正是“乐趣与激情的极致体现”。在海军中要找到这样的人并不难，因为大家对谁是“老海狗”和“好手”都心知肚明。但要将他们安置在能充分发挥才能的高级作战岗位上却不容易，海军部长必须参与的一项最重要工作，就是发现这些中流砥柱，并确保他们被派往能最大限度发挥作用的要职。我在担任海军部长期间，在这方面投入了相当多的精力，我相信我的大多数选择都取得了良好效果。苏联方面也是如此，你可以参见我在书中写的那桩轶事：冷战后俄罗斯海军将领们挤在窗边，只为在会议上看一眼埃斯·莱昂斯。

图5.埃斯·莱昂斯上将，曾任美国海军作战部副部长、太平洋舰队司令

说到埃斯，他还阐明过另一个重要观点：海军中许多技术最娴熟的操作人员，往往也是在海军战略、政策和全球舰队作战方面受过最高教育、经验最丰富的人员。同样，关键在于尽早发现这些人才，并通过交替安排海勤和岸勤，以及让他们在规划和政策制定岗位上多多任职来培养他们，以便他们在晋升至高级别将官时，其经验能够具备必要的广度和深度。在大海上，埃斯是著名的舰船指挥官和欺骗战术专家，但在晋升为将官之前（顺便提一句，那是在我入伍之前很久的时候），他还曾在OP-06（美国海军作战部中负责核动力推进与武器系统的部门，即如今的N3/N5）任职四次，并先后在海军战争学院和国家战争学院进修过。所有这些经历，加上他的进取心、智慧和想象力，使他成了一位令人敬畏的海军领导者。

你提到的另一位著名海军领导者汉克·穆斯汀也有类似的特殊背景，包括在海军研究生院和海军战争学院的学习经历、在越南内河里的作战经历，以及在海军作战部多次负责水面战规划，并参与制定了海军作战部长朱姆沃尔特上将提出的“六十天项目”（Project Sixty，这是朱姆沃尔特就任海军作战部长后，在60天内快速制定的一份舰队现代化蓝图，也是后来的“海上战略”的前身）。因此，美国海军拥有这样的将领：他们具备正确的教育背景、丰富的经验、进取的心态和想象力。现在就看最高领导层能否明智地规划他们的职业发展，并迅速将他们提拔到最具挑战性的高层职位上，即使这意味着要打破一些“神圣不可侵犯”的惯例，比如千篇一律的晋升模式和“轮流上任”的传统。

图6.汉克·穆斯汀中将，他是一位职业水面作战军官和舰队指挥官，曾主持开发过众多构成美国海军舰队核心的舰船和制导武器系统问：阁下曾描述过一种“良性循环”，它使战略始终保持与时俱进并不断演进。正如您在书中所写的，这个循环由舰队演习构成，这些演习为战略研究小组、海军分析中心、海军战争学院等关键机构的工作提供依据，而这些机构的研究成果又反过来指导新的舰队演习。请谈谈这个“良性循环”是如何运作的。

答：这个“良性循环”的作用体现在多个方面，而且都至关重要。首先是正式的联系机制。例如，海军作战部第603处（OP-603）那些受过良好教育且经验丰富的战略人士起草了《海上战略》简报，海军作战部和部长们每年都会以此作为启动《海军计划与预算》制定周期的依据。许多OP-603的军官都曾就读于海军战争学院或接受过类似的民间教育，这些经历使他们掌握了海军战略的原则。这些专家还会向海军作战部长和我本人、战略研究小组以及纽波特市海军战争学院的教授们，以及众多其他人士——比如其他军种、国会山和国外的代表——简要汇报他们的研究成果。他们在进行简报的同时也积极倾听，并将汲取的新见解带回，用于更新和完善简报内容。同时，我负责提供海军转向更具进攻性态势所急需的关键政治指导，我的幕僚则确保我的演讲及其他政策文件能传达到OP-603、战略研究小组及其他相关部门，从而引导并影响日益发展的战略规划及“600艘舰艇海军”计划。经过两年的这种迭代，那些不断修改、不断完善的幻灯片演示文稿才得以转化为正式文件，不过最终还是完成了。得益于所有这些投入，这些文件最终产生了非凡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战略研究小组利用其自主权和高层接触渠道，对战略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扩展，探索了各种变体和替代方案，并将这些成果提交给我和各军种参谋长，其中一些内容随后被纳入下一版战略简报。在随舰出海的海军分析中心的运筹分析员的支持下，舰队指挥官们在五角大楼和国会山就受战略影响的演习进行了详细汇报。由此，项目规划人员和预算制定者得以了解关于战略以及他们负责的项目的第一手资料，比如在海上对抗苏联的“逆火”式轰炸机编队和潜艇时的情况，并了解需要调整之处。同时，海军战争学院每年都会举办一次全球战争推演，以检验战略的各个要素。参与者包括战略研究小组的工作人员和研究员、国会山工作人员、OP-603的战略人士、海军战争学院和海军研究生院的教授、联合司令部代表，当然还有各舰队人员及其他人员。他们会把从演习中获得的见解带回各自的指挥部、办公室和课堂，并向演习组织者提出建议，给出来年可以改进或调整的地方，同时也向OP-603提出建议以修订基本教义。贯穿始终的是来自海军情报人员和海军分析中心的意见，这些意见为战略理念和媒体注入了重要且反直觉的“红方视角”，并使该战略能在不同保密级别上得到进一步发展。

图7.美国海军战争学院进行兵棋推演的场景

此外，“海上战略”也得益于美国海军的轮换政策，前提是该政策得到明智的运用。战略构想者与实践者之间会定期互换岗位，此类例子不胜枚举。例如，埃斯·莱昂斯上将从负责“海洋冒险”及其他“海上战略”系列演习，转入OP-06任职（负责更新战略简报和文件），随后调往太平洋舰队，在堪察加半岛和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海域，通过富有创意地运用焕发新生并实施前沿作战的第三舰队，将自己学到的知识付诸实践。汉克·穆斯汀中将同样经历了类似的职业轨迹：他先是以大西洋第二舰队司令兼大西洋战略作战司令部司令的身份（他因此被称为“峡湾中的穆斯汀”）主持了富有创意的演习，随后调入OP-06任职。此类经历不仅限于高级将领，比如拉里·西奎斯特（Larry Seaquist）上校就先是从战略研究小组调任OP-603战略处，随后在海上指挥“衣阿华”号战列舰参加“海上战略”演习，之后又在联合参谋部和国防部长办公室担任战略参谋职务；美国海军中杰出的北约专家之一的雷·康拉德（Ray Conrad）中校从OP-603调任驱逐舰舰长，他在严寒的北太平洋演习中做到了“说到做到”，随后调往北约总部，在那里向一代盟军军官和文职人员灌输了“海上战略”的原则；彼得·斯沃茨（Peter Swartz）也加入了康拉德中校的团队，此前两人曾在OP-603共事过，在后来的海湾战争期间，斯沃茨被时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科林·鲍威尔将军选中，担任特别助理。

事情就是这样一步步发展下去的。到20世纪末，海军高层以及五角大楼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幕僚中已经满是那些曾以各种身份参与制定和实施“海上战略”的军官们，他们同时也担任下一代军官的导师。

图8.冷战年代的“衣阿华”级战列舰问：1980年时的美国海军在许多方面仍深受“越战后遗症”的困扰，必须从侧重力量投送转向针对大国竞争对手的夺取制海权，同时仍需保持全频谱作战能力。如今美国海军也存在类似的问题。那么，当年美国海军是如何调整思维方式和提升战斗力，以应对这一挑战的？

答：嗯，就20世纪80年代而言，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准确，尽管它确实符合海军作战部长朱姆沃尔特上将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观点。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面临的挑战是，必须同时加强和提升制海与力量投送能力，此外还包括战略威慑、战略海运及前沿存在等能力。我们需要更多的航母和攻击机，更多且更先进的两栖舰艇和登陆艇，更多能在冰层下活动的攻击型潜艇，以及更多海上预置补给舰和海运舰船，以便将陆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运送到所需地点。此外，我们还需要迅速将“战斧”式巡航导弹、“宙斯盾”巡洋舰、垂直发射系统（VLS）以及全新系列的弹道导弹战略核潜艇引入舰队。这一切我们必须全部做到，因为我们面对的是武装到牙齿的超级大国苏联，而且这个对手的军队在全球范围内部署——不仅是他们的海军，还有陆军、空军，以及苏联的盟友和卫星国。

图9.冷战期间的美国海军航母舰载机编队

为了重塑美国海军的思维方式和战斗力，我们需要做到以下三点：

首先，制定并颁布一项全球性、前瞻性且具有进攻精神的海洋战略，明确我们需要做什么、如何做以及在哪里做，并持续进行理念重构、演习演练、模拟推演、分析评估、讨论探讨和优化改进。

其次，确立“600艘舰艇计划”的资金保障目标，其中包括15个航母战斗群、4个战列舰水面战斗群（SAG）、100艘攻击型核潜艇，足以维系一支海军陆战队两栖舰队和一个海军陆战队两栖旅的两栖运输能力，以及装备“战斧”式巡航导弹和“宙斯盾”武器系统的巡洋舰。

最后，开展一项强有力的行动以推动并保持成本控制，包括将问责制和决策权交还给军官而非官僚机构、采用固定价格合同、促进竞争、执行合同纪律、使用通用子系统、通过分阶段升级实现技术创新、终止低效的研发项目、控制过度设计和设计变更，以及削减官僚层级。

问：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个海洋强国。中国在数千年间一直专注于发展大陆实力，直到最近才开始认真将发展海洋实力作为其崛起的核心组成部分。俄罗斯的海洋实力已不复苏联时期的辉煌。关于海洋实力对大国的价值以及大国之间的竞争，历史能告诉我们什么？

答：没有海权，一个国家便称不上是大国；没有海权优势，一个大国便称不上是超级大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或者说实际上整个世界都因我们作为超级大国的地位而获益匪浅。这一局面至今仍在延续。如果让我们的超级大国地位滑落，那么无论对美国自身还是对其他盟国而言，都将是一场空前绝后的悲剧。然而，维持超级大国地位的核心在于海上优势。正是美国的海上优势，保障了全球贸易的航行自由，将我们与盟国及世界各地的无数利益联系在一起，并使我们能够在和平与战争时期，将海洋作为决定性的全球活动空间而加以利用。

在我担任里根政府海军部长的六年时间里，美国每年用于国防的开支几乎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这一投入比例为我们赢得冷战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如今，我们的国防开支仅略高于GDP的3%。鉴于前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发布的《国家防务战略》中列举的诸多挑战，如果美国民众及其代表不愿作出更深层次的财政承诺以维持我们的海上优势，从而保持美国作为世界上不可或缺的超级大国的地位，那么很难想象，我们在未来该如何继续应对那些挑战。这是为了我们自身和世界而必须做且应当做的事。作为地球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我们完全有能力承担。美国能够也应当做到这一点。

图10.冷战时期的美国海军航母战斗群

此外，这种海上优势必须在全球范围内以及前沿地区得到运用。纳尔逊是在埃及和西班牙海域击败拿破仑的，而不是在英格兰海域。约翰·保罗·琼斯是在约克郡海域击退英国人的，而不是在纽约海域。在太平洋战争最早期、最黑暗的日子里，我们曾从海军航母上起飞陆军的轰炸机，轰炸了东京。我们在科拉半岛、堪察加半岛、日本海西部、地中海东部以及北极冰层下赢得了冷战，而不是在圣迭戈或诺福克。超级大国的海上优势要求我们在“危险海域”开展前沿行动。因此，我们必须配备人员并让人员接受训练且拥有装备，以便在全球范围内及前沿地区战斗并取得胜利。

问：您还有什么想在最后分享的感想吗？

答：我是在阵亡将士纪念日那天完成我的著作的。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那些为了让我们拥有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而付出巨大牺牲的人们。水兵、海军陆战队员、陆军士兵、空军飞行员、海岸警卫队员，以及政府文职人员和承包商，都曾献出生命来维护美国的强大、自由与繁荣，其中就包括一些在我书中所描述的演习和行动中牺牲的人。他们对我们打赢冷战至关重要，我们绝不能忘记他们。

- 全文完，敬请期待下一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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