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混入”77级的另类大学生

【留美学子】第3836期

13年国际视角精选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陈屹视线】教育·人文·名家文摘

我是混入77级的另类学生

一个裸考生的另类记忆

（上篇）

每当提起77级，人们总会谈起那场改写命运的传奇。

这是文革中断十年后的第一场高考，大门重新打开的那一刻。570万大军涌入考场，录取率仅4.8%。

能跨进大学门槛，本身就是奇迹，没有人敢奢望挑选学校，能进去，就是命运的恩赐。

关于77级，流传着太多动人的故事。

有人的录取通知书险些付之一炬。招生老师把落选的档案扔进火里，最后一刻翻出一张照片，说了句“这姑娘挺漂亮”，再细看试卷，竟是阅卷失误，一个优秀的女孩，就这样从灰烬边缘被拽了回来。

有人从遥远的农村一路狂奔，在报名截止前一小时冲进报名处，连气都没喘匀。

还有人因家庭成分被拒之门外，入学半年后，一篇语文试卷辗转被人发现，阅卷老师看完，沉默了很久，学校最终破格录取，那个还在地里干活的下乡青年，实在太优秀了。

这些故事，有的我亲眼见证，有的辗转听闻。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底色：热泪、骤转的命运，以及深入骨髓的感恩。

我的故事，是另一种。

录取通知书送到我手中那一刻，我没有热泪盈眶，没有欢呼雀跃，我只是站在那里，哭笑不得，心底翻涌起一阵莫名的懊悔：为什么录取我？我根本没准备好。

事情要从1977年夏天说起。

那一年，我刚初中毕业，8月即将升入高一。

我的中学，一个年级十个班，四五百名学生，毕业时面临的选择无非几条路：上山下乡、进技校、参军，或者继续读高中。

那个年代，没有人知道明天在哪里，但技校是公认最稳妥的选择。

毕业直接分配进工厂，拿到城市户口，留在大城市，旱涝保收。

在天津，最好的技校是自行车厂和手表厂，那是整个中国数得上的工业骄傲，能进去，这辈子就算有了着落。

而我，从小学到初中，始终是那个被老师当众点名表扬、让同学又羡慕又嫉妒的“明星学生”。技校随我挑，最好的向我敞开大门。

但这份殊荣，却让我心里翻涌着一股说不清的抗拒。我不想这么早离开中学，更不想这么年轻就看清自己未来的路：工厂的工人。

这种感觉，或许和我的童年有关。

文化大革命的阴影笼罩着我最早的记忆。

五六岁的光景，我眼睁睁看着家里一夜之间被抄得空空荡荡。父母都是海外华侨，我的原生家庭理所当然被划为“黑五类”，扣上“特务”“间谍”的帽子。

父母整日去接受劳动改造，天不亮出门，深夜才归。

外婆，不论数九寒天，每天四五点起身去扫大街，一扫就是几十条街，记忆里那个曾经年轻貌美、出门穿高跟鞋、常被人当成我妈妈的外婆，很早就已经驼背。

那时我最深的渴望，就是像其他小朋友那样，父母能早点回家。

有一次，我偷偷把家里的钟拨快了一两个小时，以为钟走到那个时刻，母亲就会出现在门口。我不知道，母亲是按时间去上工的，钟拨快了，原以为要迟到的她，大冬天提前冲出去，在厂房外硬生生挨冻了一两个小时。回来，我自然被狠狠骂了一顿。

那时的我，和许多童年伙伴一样，是脖子上挂着钥匙的孩子。哪里有父母的呵护？但父母常对我说的一句话，刻进了我的骨子里：“你不要指望我们，别人更没有能力帮你，你这辈子只能靠自己。”

幼小的童年里，我已经懂得：我没有大树遮风，没有梯子可攀。那时，给我力量和安慰的只有两件事：写日记，和读书。

学校里几乎没有系统课程，每学期老师能讲完三分之一就不错了，而我习惯把每一本课本都自学完成。我最喜欢周末，可以不被打扰地看书、写作、做梦、反思。后来读到《了不起的盖茨比》，那段盖茨比父亲翻开儿子的旧日记、发现上面密密麻麻写满每日时间规划表的段落，我心里一颤：我在小学五年级，就已经这样做了。

所以，面对上技校还是继续读高中，我挣扎了好几天。

周围所有人都认为这是用脚投票的选题，谁会放着铁饭碗不要，去读一个前途未卜的高中？说不定高中毕业还是下乡，还是进工厂，甚至更惨。父母也不置可否，只是平静地说：“这是你自己的事，你自己的人生，我们没办法替你决定。”

直到截止前最后一个小时，我才做出决定：继续读高中。

不是因为我看清了未来，而是因为我还没做好告别的准备，告别课堂，告别同学，告别那种青春肆意的氛围，告别那些仰视的目光，告别心里还没成形的梦。我不知道那个梦是什么，但我知道，它还没结束。

谁也没料到，1977年10月，一纸公告打破了所有人的预期：高考，恢复了。12月，刚上来两三个月的高一学生，作为在校生，我需要特批，才能走进考场。

学校还没来得及恢复正规的备考节奏，我每天依然忙着上课、参加学生干部的各种集体活动，早起赶公交，路上耗去大把时间。高考，在我心里不过是一次“提前尝试”。我真正的高考，应该是1979年，七九级，那才是我的战场。

走进考场那天，父亲骑自行车送我到门口。我孤零零地站在人群里，打量着四周那些脸上已有风霜、比我大出许多的“社会人”。他们互相寒暄，神情凝重，每个人身上都背着沉甸甸的东西，而我混在其中，心里想的却是：你们慢慢考，我两年后才是正式的。大概，也根本没人留意到这个插进来的黄毛丫头。

考场里发生了什么，考题是什么，我几乎全忘了。怎么进去的，怎么出来的，记忆一片模糊，因为我从来没把它当回事。它不过是我生命河流里一条不起眼的支流，随手淌了过去。

谁也没想到，就是这条“顺手淌过去”的支流，把我推进了大海。

我是混入77级的另类学生

被打碎，再拼回来

（下篇）

录取通知书送到手里，我看清了上面的字：黑龙江大学。

我愣在那里。不是喜悦，是惊吓。

黑龙江，北大荒，那是千千万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地方。我怎么能去那里？我从小在天津五大道长大，那是一片梧桐掩映、洋楼林立的地方，是我全部关于“家”的记忆，而现在，一纸通知，要把我发配到几乎是地球另一面的地方。

我的第一反应是：不去。

我还有两次机会，七九年才是我真正的高考，我才高一，完全可以等。

父母却不知所措，拉着我去见了校长和书记。

他们语重心长地说了两点：第一，你是学校的骄傲，整个天津市，在校高一生里大概只有你一个考进了大学，分数远超其他人；第二，时局变幻，没人知道明天政策会不会变，如果哪天一道令下，凡拒绝录取者终身取消资格，你这一生不就毁了？

谁都不知道未来。

这句话，是那个年代悬在所有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就这样，我稀里糊涂收拾了行李。

77级入学在冬天。我抵达哈尔滨时，是冰天雪地的深夜。

火车站人山人海，烟熏火燎，雾气蒙蒙。除了冷，还是冷；除了乱，还是乱。我一个人孤零零站在人潮里，不知道该往哪走，直到天亮，学校的车来接新生，我才随着人群，跌跌撞撞走进了大学校门。

从此，我开始了这段至今想来仍五味杂陈的大学生涯。

进了班级，我才真正明白什么叫“降维打击”，只不过，被打击的是我。

环顾四周，每个同学都比我年长许多。

他们来自工厂、农场、部队、上山下乡的广阔天地，被命运蹉跎了数年乃至十年，终于重新坐回课堂。他们提出的问题，说出的话，引用的典故，流露出的对世界的判断与洞见，无一不来自真实生活的锤打与淬炼，那是一种我闻所未闻、望尘莫及的成熟。

课堂上，我有时鼓起勇气提一个问题，换来的是周围人略带惊讶的眼神：“这你也不懂？”有时我想开口，却发现全班似乎都已经知道答案，只有我还懵在原地，话又咽了回去。他们读过的书，我没读过；他们经历过的事，我连想都没想过。更震撼我的是，连老师有时也招架不住他们。

那些年，老师们自己也荒废了许多年，而这些学生用十年的积压与渴望，把自己逼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自学者”。课堂上，学生反驳老师、补充老师、与老师激烈辩论，是常有的事。

有一次，几个班合并上课，原来的教室坐不下，老师说换个大教室。一个同学立刻说：“老师别换了，就在这儿挤着吧，我们都是拖家带口的，折腾一回太辛苦了。”

我坐在那里，听得目瞪口呆。“拖家带口”这四个字，对十七八岁的我来说，像是从另一个星球传来的语言。同学们合影时，那叫“合家欢”，从祖辈到叔伯到孙子都有，我当然是那个最小的辈分。

还有一次，系主任把大家召集到操场上，大半夜，庄严宣布：有同学违反校规，男女之间发生了拥抱行为，严重败坏校风。

我站在那里，张口结舌，以为全场都会和我一样义愤填膺。却没想到，旁边一个男同学凑过来，压低声音淡淡地说：“这老师也太缺德了，感情的事是人家自己的，这样大张旗鼓，不是侮辱人吗？”

我看了看他，心里默默想：难道你也是这么“不正经”的人？后来我才慢慢明白，“不正经”的，其实是我自己那把幼稚的尺子。

与其说我在读大学，不如说我在拼命追赶，还被甩出去十条大街。

从前在中学，我只用一半时间读书，另一半全花在社会活动上，依然遥遥领先。如今我把全部身心押在学习上，却还是跟不上他们。

更残酷的是，那种扑面而来的求知欲，那种燃烧的饥渴，同学们都比我更聪明，更努力。清晨六点，走廊里、操场上，到处是捧着书背单词的身影。图书馆的座位要提前去占，周末照样座无虚席。东北的冬天奇寒，只要楼道里能容下一个人站立，就有人站在那里捧着书看。

我后来才慢慢理解：对他们而言，这间教室不是理所当然的，是用十年等待换来的，是用命运的重量押注的。他们怎么可能不拼？而我，不过是顺顺当当走进来的。

这种落差，不只是学识上的，更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孤独。

他们聊起各自的经历，那些话题与我毫无交集；他们的笑话，我听不懂；他们的默契，我插不进去。我夹在这群人中间，像一个混进成人世界的孩子，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在这里做什么，那是我至今想来仍隐隐发疼的一段迷失。

就在我最茫然的时候，一位大姐姐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小陈屹，你不要紧张。你知道吗，就算你毕业的时候，也比我们现在还年轻。你有的是时间，去成为最好的你自己。”

这句话，鼓励着我，帮我熬过大学四年。它没有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却像一根细线，把我快要散掉的心重新串了起来。

我开始学着放下从前的自己，那个走到哪里都被夸奖、被仰视、习惯站在聚光灯下的“明星学生”。我开始试着坐下来，安静地看着身边每一个人，去欣赏他们，向他们学习。

山外有山，楼外有楼。与其争，不如学。这个心态的转变，是大学四年给我最珍贵的礼物。

大学里，也留下过一些令我哭笑不得的记忆，也许很多人早已忘却。

毕业分配时，暗流涌动，“后门”之风远超想象。名额一变再变，城市的名额悄悄流走，没人说破，却人人心知肚明。

倒是毕业前的政治统考，给了我一个意外的结尾。

那次考试一反常规，不是死记硬背，而是开放性的分析大题。很多同学准备落空，考了六七十分，而我，那个一路追赶、一路迷失的“混入者”，考出了九十多分。

作者摄于1982年大学毕业前夕

还有省游泳比赛，自由泳我拿了百米第七名，捧着奖品回到教室，却被一个同学问：是不是参赛者只有八位？我瞪了他一眼，然后，当玩笑释怀。

还有一次校乒乓球女子比赛，观众几乎全是男同学。冠亚军决赛，我败下阵，笑着与冠军握手。后来许多陌生的男同学跑来向我祝贺胜利，我告诉他们，我是亚军，为什么认为我是冠军？他们都很惊讶，因为他们看到的，是比冠军还潇洒的王者风范。

我也感谢那些知青师哥师姐，给我诉说他们在北大荒战天斗地的经历，诉说他们在冰天雪地牺牲的战友，也诉说起十二月党人的高贵。他们警示着我谦卑、珍惜、努力。

他们中许多人，也给予我无尽的温暖，甚至超出友情的追求——我感恩，我难忘，但那个还不“懂事”的我，终究无法去接受和欣赏在我眼中那些如同大叔般的炽热。

不知何时，我早已不在意分数，不在意输赢。因为我看到了某种东西：在那些跌跌撞撞的四年里，我的判断力、分析力、面对成就时的淡定、永不言弃的坚毅的种子，悄悄地长了出来。

大学毕业后，我迫不及待想走入社会，想成为一个全新的自己。没过几年，在80年代最早的一批自费留学生中，我靠自己考取了全额奖学金，去了美国。

那时的我，已经不再是那个走进考场时觉得“等着吧，我才是来试试的”的小女孩，也不再是那个从小被夸到大、骄傲得不知天高地厚的“明星学生”，我知道山有多高，也知道自己能飞多远。

1986年美国校园里的作者

在美国大学的那些年，是我学生时代真正的爆发，那种如鱼得水的感觉，那种被欣赏、被鼓励、被认真对待的感觉，我至今记得。

而那一切的底色，是黑龙江大学那四年，是哈尔滨零下几十度的寒夜，是图书馆里永远占不到的座位，是那位大姐姐轻描淡写的一句话，是被打得粉碎之后，一块一块把自己重新拼回来的漫长过程。

77级的毕业，又是在冬季，这大概是历史上，大学里独一无二的毕业季。如同我自己混进去的，需要时间来见证。

有时候，恰恰是那些没有准备好就被推上舞台的人，最终学会了在任何舞台上站稳脚跟，把孤独留给自己，把泪水咽下，把顽强刻进生命里。

记得在中央电视台一次访谈中，我曾这样说过："七七级大学生，绝非中国最聪明的一群人。之所以被贴上优秀的标签，是因为他们在那条看不清方向、望不见终点的马拉松跑道上，硬是咬牙跑到了终点。"

我何其有幸，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更在他们的浸润下，长成了今天的自己。无论你们身在天涯海角，我这个77人，向大家致敬！

一群曾在天津和平区五大道一起长大的小学同学，恢复高考后的79级大学生们，于1983年前后重逢。照片中身着蓝裙的为本文作者

陈屹视线

中国1977级大学生，旅居美国40余年，90年代初即任纽约知名企业高管，伊始1999年担任《北京青年报》《北京青年周刊》“陈屹视线”专栏作家，著有教育、管理、情感类畅销书七部。

曾在“新中国60年60位世界华人杰出女性”评选中，荣膺1977级代表人物；中央电视台特别系列《生于1977》，作为入选的10位七七级大学生代表之一，专题人物报道。

30余年来，在海内外数十家主流媒体发表纪实作品数百万字，深度访谈逾千人，采访对象涵盖美国名校校长、各国驻华大使夫人、世界企业精英、名校家庭及海外知名学者、作家等。

2014年创办“留美学子”公众号，致力于记录教育、跨文化、成长历程，具有广泛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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