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学平｜代理的一起行政诉讼案件实现二审逆转胜

这些年，除了主要代理刑事案件以外，我也会偶尔代理一些行政诉讼案件和刑民交叉类案件。跟刑事辩护一样，行政诉讼也是跟公权机关打对手，向来以胜诉难著称。甚至某直辖市法治白皮书公开宣称，该市行政机关连续十年行政诉讼零败诉。但就在日前，我收到了一份行政诉讼的二审胜诉判决。这个结果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

一、代理经过

本案源于绍X市生态环境局认定委托人的企业排污致土壤地下水污染，并称已委托第三方编制修复方案、组织施工修复。当然了，相关费用均由委托人方M承担。因程序及实体均疑点重重，M于2024年12月委托我向绍X市生态环境局申请公开共七项信息，包括：修复设计方案、风险评估报告、修复工程验收报告、施工记录、专家咨询会议的专家名单和会议记录、相关内容的专家评审意见及主管部门批复材料等。

针对申请，绍X市生态环境局对全部信息均不予公开。理由包括：“信息不存在”、“属内部信息”、“涉及第三人商业秘密且第三人不同意公开”等。我们又代理委托人向绍X市Z府提起行政复议，逐项反驳绍X市生态环境局的理由。虽然我们申请公开听证被拒绝，但是绍X市Z府还是撤销了绍X市生态环境局的不予公开决定并责令其重新作出答复。此后，绍X市生态环境局被迫公开了部分信息，但仍对部分信息不予公开，理由变成了“信息不存在”和“属过程性信息”。

为此，我和我的助理施金萍律师代理委托人向绍X市越城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虽然代理团队在庭审中有理有据、论证充分，但是一审法院仍然驳回了委托人的全部诉请。迫于无奈，我又代理委托人上诉至绍X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参加了后者主持召开的问询听证。问询听证结束后，我在我的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上公布了二审代理意见，并且录制短视频客观说明案情原委。经过审理，绍X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原一审判决，判令绍X市生态环境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向委托人公开包括施工记录、专家咨询会议的专家团成员名单等绝大部分信息。至此，案件在二审获得逆转胜。

二、核心观点

行政诉讼胜诉概率越低，对律师法律论证的要求就越高。不把道理讲透，不把对方逼入死角，很难有胜诉的可能。在一审和二审代理环节，我们针对绍X市生态环境局的答复理由，提出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抗辩：

其一，针对相关信息“不存在”。我们从法律规定、合同约定、常识逻辑三个维度论证相关信息应当存在。这种应然性不完全等同于实然性，但至少有力证明了相关信息客观存在的高度盖然性。若行政机关坚称相关信息不存在，那么就应当向法庭说明不存在的原因，作出合理解释，而非简单的重复不存在的结论。

更重要的是，我们指出被告单位未能尽到充分检索义务。包括无法证明相关信息全部录入到了特定的信息系统。即便全部录入，因为检索关键词设置不当（设置了太多的形容词和限定词），也不能因为使用特定关键词检索不出就得出信息不存在的结论。在二审问询临近结束时，虽然被上诉人绍X市生态环境局允诺可以变更检索关键词，但鉴于其之前的傲慢和一审法院的盲目背书，我们坚持要求法院依法裁判，拒绝了法院的调解提议。

其二，针对部分信息属于“过程性信息”。我们援引了相关法律规定及司法判例指出，涉案信息不属于过程性信息。即便认定部分信息属于过程性信息，也应当加以区别进行分别处理。我当庭强调，专家名单本身就是静态属性，不构成任何意义上的过程性信息。更何况，过程性信息也并非一律不予公开，而只是可以不予公开。在公共利益面前，执法部门需要做仔细的利益衡量。特别是涉案执法关乎环境保护等公共利益，相关司法解释明确赋予执法机关较高的信息公开义务。本案的执法已经结束，过程性信息已经转化为执法依据，依法当然应当予以公开。

当然，我们也实事求是的给法院留下了必要台阶。我们主张，如果法院认为每个专家在会议中的具体发言需要给予特别保护，以免影响专家发表不同的观点从而损及决策科学性，那么也应当做区别化处理，对不涉及个人发言内容的专家名单、会议议程以及会议结论单独予以公开。幸运的是，律师的代理意见几乎全部转化为二审判决的裁判理由。

行政诉讼与刑事辩护，向来是诉讼业务中难度最高的。近年来，我代理的行政诉讼案件上至国家部委下至基层Z府的职能部门，有赢有输，总体还是取得了不少成绩。典型的案例包括：因新能源车补贴代理某汽车公司诉财政部案、因商标续展纠纷代理某自然人诉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案、因企业分立纠纷代理某企业诉某省工商局案、因交通标识设置代理某自然人诉交通行政管理部门案等。

代理此类案件特别是涉企类行政诉讼案件，不仅需要律师做好扎实的庭前准备工作，而且需要律师洞察社会并灵活运用诉讼策略。毕竟，很多案件并不一定要获得一纸胜诉判决，而是要推动相关问题的解决、最大程度争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时，提起诉讼只是为了创造一个对话谈判的场域，累积一方的谈判博弈筹码，从而推动相关诉求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