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里漂来一颗人头骨，死者是村里唯一的大学生 | 这个案子太邪门25

大家好，我是陈拙。

你是否真的认为，自己一定了解了生活的全貌？

很多朋友看到这个问题，一定会想，当然不了解。如果了解的话，可能就不会来天才捕手看故事了——我记录那么多的亲身经历，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帮大家看清这个世界多一点，然后更好地去生活。

我也不认为自己能看清生活的全貌，因为每一天，我都对人生有了更多的看法。我分手当晚发的朋友圈第二天醒来看会后悔，我曾经最信任的朋友，后来发现他伤害我最深。

我请大家来讨论这件事，就是因为我想要在天才捕手做了一个新尝试。

这个新尝试叫【天才重版出来计划】。

有许多的故事，我和作者当年去做的时候，只了解到了局部的信息。随着时间过去，我们得到了新线索，采访到了新的主人公，我们也常常因此纠结，要不要讲给你们听？

如果不讲，抓耳挠腮。

如果讲了，又怕你们骂我炒冷饭，为拖更找借口，在留言区里给我把门都踹了。

我最后的决定，是讲，但要高品质地讲：

第一，故事在第一次刊发的时候，就引起了大家极大的关注或赞赏。

第二，故事在刊发后，我和作者在素材方面取得了巨大的突破。

第三，故事制作过程要像第一次刊发时那样真诚。

今天为你们重版的故事，是3年前，刑警陈文章的一篇故事。那一年，他从河里捞起了一颗人头骨，明明是惊悚的开头，却让很多读者看哭，就连我也为这颗头骨的主人掉了眼泪。

这3年里，陈文章警官仍然关注这场犯罪所发生的地域、以及被影响的数段人生。他在今年初告诉我，这故事完全可以重写一遍，推翻老线索，补充很多让他惊讶的细节。

于是这篇故事，从当时的1万字，变成了如今的3万字，成了一本小书。

献给新读者，更献给那些3年前就关注我们，一直支持的老朋友。谢谢。

2023年3月，我蹲在河边，静静地打量着地上的人头骨。

它从上游漂来，挂在钓鱼佬的钩子上，浮出了水面。

虽然法医已经做过清理，可附着在上面的藻类生物，依旧能让我看出它是长期浸泡在河里的结果。

河水冲掉了它的面貌，冲散了他的四肢、脊柱、盆骨、股骨，就差锉骨扬灰，偏偏就剩下这一块头骨，以及头骨上那个触目惊心的凹陷伤，留着这么个无法忽视的罪证，不知道从多远的地方漂到了我眼前。

简直就像六月飞雪，找我申冤来的。

头骨按理说要用殡仪馆的车拉走。

那时正值疫情，殡仪馆生意爆满，拉尸体的车从早到晚不停，等着安葬逝者的人要靠走后门才能排到火化炉。一个河漂子的头骨实在不值得殡仪馆的车来一趟，我们只好把它装进物证箱，让法医暂时保管。

河道绵延百里，没人说得清骸骨从上游哪一处漂来，尸源排查完全没有方向。

这种情况要么把头骨寄存，要么挖坑埋了，把DNA录入无名尸人员库中，等候与某个兄弟单位录入的DNA进行比对，不管是家系还是失踪人员库，比中之后就会有人前来认尸，这是处理无名尸的标准流程。

我不死心，为了确定死者的身份，带着人继续沿着河滩搜索可能残留的残骨。

前几年半山腰有一具遗骸，被野狗啃得差不多了，无法勘察的我们，依靠法医得出推断，死者大概率为自缢身亡。往后好几年，死者的父母妻儿年年都来大队上访要凶手。我们无法笃定这是凶案，也不敢轻易定性为自杀，所以只能拖着，拖到死者的家属都放弃、都认命。

当年草草结案，如今我负责刑警队了，不想重蹈覆辙。

就算领导下令，我也执意按命案标准彻查。

凭借头骨几个关键部位和上颌骨残存的几颗牙齿，我做出了初步判断，死者为男性，年纪约莫二十多，死亡时长超过三年，但骸骨在河道内浸泡漂流的时间仅一年以上，若是更久，早会被水里的生物啃噬殆尽。

根据法医的判断，我有了两种猜测：要么是凶手二次抛尸入河，要么是当初的埋尸地点，被连年雨水冲刷塌方，骸骨才被河水卷走。

这条河道平日平均水深三四米，汛期涨水能达五六米，枯水期河面直接缩减一半。不熟悉水情的人随意抛尸，不出一个冬天就会暴露在外。能隐秘藏匿这么多年，凶手一定就在河道周边，距离不会太远。

按理来说，被害人和嫌疑人都该在附近村镇，可我们逐一走访沿河数个辖区派出所，排查结果一片空白，要么无失踪登记，要么都是传销失联、外出务工失联、在外搞电诈失联一类的虚假失踪。

疫情三年，流动人口锐减，这片偏僻乡野本就少有外来生人，外来作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像这样的案子能确定尸源，案子就破了一半。可现在这个案子处处都是死结，上面领导催得又紧，我想得头痛欲裂，身为刑警重案队长，第一次体会到束手无策、无从下手的无力感。

就在僵局无解之时，手机突然响起，是刑科所的回电。

白骨的DNA检测比其他检材要麻烦得多，而我们只有这个头骨，检材用一点少一点，得在检材消耗完之前得到答案。所以法医连夜就带着检材去了北京，花费近两万元才获得了这具头骨的DNA图谱。

可这枚头骨没能在失踪人员库里比对上信息。

这意味着，从来没有人报过失踪，我们连死者是谁都无从知晓。

但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我们的人居然在前几年采集的家系数据库中比对成功，且结果极为集中，死者的家系就在案发地附近的河里村，我们甚至还锁定了这具骸骨的年龄区间，二十至三十岁男性。

河里村。

那个地方我太熟了，三年前我在这个村里扫了一伙子横行乡里的恶霸，村里人联名送来的锦旗，上面烫金大字写着“扫黑除恶，人民卫士——河里村全体村民致敬”。

再次踏进河里村，虽然三年不曾再来过这里，可这里依旧和我记忆中一样，青砖红瓦错落有致，被河畔的绿意环绕，静谧得像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

村子与外界相通的，只有一条窄窄的柏油路，两个小汽车勉强能会车。当年办完扫黑案离开时，我还跟村里的支部书记老高打趣：“要是真赶上打仗，你们把这条路一炸，守着沙地上的花生，也能安安稳稳过日子。”

我还记得那会儿案子结了，老高攥着我的手，反复说我是村里的恩人，说往后有用得上他的地方，尽管开口。我还说花生很好，下来新果子无论如何给我留点。之后三年，就赶上了疫情，我自然也没吃上河里村的花生，可河里村依然安安稳稳，别说没出过一起恶性案件，在我印象里连一个密接都没出现过。

万万没想到，我这次来河里村，不是来和老高叙旧，也不是来买河里村的花生，而是来给一户人家报一个迟了三年的丧讯。

多年不见，老高依旧热情，见到我就攥着我的手唠家常，问我最近忙不忙、吃没吃饭，把我当成了上门走亲戚的熟人。我心里沉甸甸的，只能委婉地打断他：“高书记，想问一下，村里有没有年轻小子，过年没回家、下落不明的？”

失踪和命案终究是两回事，我没把话说死，是怕惊了村民，也不想给这平静的村子再添恐慌。

老高挠着头想了半天，掰着手指头数出三个小青年，语气无奈，说村里年轻人也不多，他都认识，要说常年不回来的就这仨，学会了网上赌钱，身边亲戚朋友都借遍了又去借网贷，现在躲在外头不敢回来，家里人也联系不上，催贷的骚扰电话一天给他打好几次。

欠债被追债打死，似乎也说得通。可我们悄悄给这三户人家采集了血样，送去比对后，三个小时后法医全给我否了。我的心一点点沉下去，这个村子里，还有一个小伙子，已经不明不白地死了三年，而他的父母，甚至派出所，都对此一无所知。

我越想心里越窝火，加上这几天因为顶着压力立案的事让我被领导训了好几次，反正已经闹大了，我干脆就破罐子破摔，索性我带人把全村的户籍信息都调出来，排除年龄不符的，只要联系不上、见不到人的，剩下的，全部入户采血比对。

这次的采集规模，比上次扫黑办案时大了太多。

村民们看着我们带着设备挨家挨户走访，又问着年龄、户籍的问题，大概也能从我们的只言片语里，猜出几分端倪，知道村里出了命案，脸上渐渐多了些不安的神色。

这时我也没想着刻意隐瞒，甚至跟身边的法医打趣：“真希望嫌疑人已经跑路了，这样咱们也能省点事，不用面对这一堆烂摊子。”

结果法医拿着比对报告，一脸凝重地告诉我“比对上了。”

我脸上的笑瞬间僵住。

DNA比对上的人，叫高国庆。采集血样的时候，我还和他聊了几句，他说他的大儿子已经好几年没回家了，我记得清清楚楚，笔记本上工整地记着他当时提供的信息：“高远，大学生，因传销离家出走。”

他被骗了。他的儿子根本没有离家出走，更没有陷入传销，而是被人残忍地杀死在了家门口，尸骨在河道里漂流了这么久，才终于被我们发现。

我跟着高书记来到高国庆家，看着对面坐着的老两口，问出了一句连自己都觉得不礼貌的话：“你儿子失踪了，你们就没找找他的同学、朋友吗？”

高国庆过了许久才抬起头：“咱不认识他同学，也不知道去哪找啊。家里还有老二，还没结婚，这事儿要是声张出去，影响不好，也怕耽误老二前途。”

坐在一旁沙发上的高远母亲，听到这话，再也忍不住，低低地呜咽起来。

我比高远大一轮，可农村女人操劳一生，显老得很，高远的母亲看起来，竟和我母亲年纪相仿。

我忽然就软了下来，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高家也有自己的难处，沉默了好一会儿，我才重新开口，语气没有那么强硬，我劝着高远母亲，别太难过，放宽心，我们一定会查清楚真相，给她一个说法。

话一出口，我就有些心虚，现在这个案子八字才有一撇，可毕竟时间太长了，破案难度是地狱级。

高国庆像是被妻子的哭声惹得心烦，又像是觉得丢人，猛地抬起头，对着妻子低吼：“哭什么哭？都这么多年了，就当远早死了！”

我知道，他这话是气话，可这话听在耳朵里，心里更不是滋味。这样压抑的气氛，已经不适合我再待下去。我起身，跟高国庆告辞。

就在我握住门把手，准备出门的时候，高远母亲的抽泣声夹杂着一句微弱却坚定的恳求，从身后传来：“警官，我什么时候，能去看看远儿？”

我心里一酸。其实高远的遗骸，经过河水浸泡和冲刷，早已没有了辨认的条件，按照流程，我们应该处理完案子，再将骸骨正式交给高家。可对上高远母亲那双直勾勾看着我的眼睛，我实在不忍心拒绝。

我用尽量柔和的语气告诉她，后天一早，法医会在物证室那边，到时候她可以去看一眼。

临出门前，我又特意嘱咐高国庆做好心理准备，明天多看着点，怕他妻子是承受不住。

我见过太多这样的惨案了，任何一个母亲，都无法坦然面对自己变成白骨的孩子。更何况我早就听说，高远是村里这么多年来，读书最出息的孩子，是这对没读过书的老两口，拼尽全力供出来的大学生。

这样一个引以为傲的儿子，怎么可能真的当成没养过。

高国庆老两口送我到门口，看着他们苍老的身影，我心里五味杂陈。这次我虽然拿到了地狱级的副本，但好在我也不是当年那个新手。

确认高远骸骨身份的那天，我听队里人说高母在殡仪馆的法医物证室外当场晕厥，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刺骨悲痛，让高母几度哭到窒息。

而我，彼时已经身在三百多公里外的省城。

从警多年的经验，加上老师傅的传授，我始终相信刑侦逻辑基本盘，抛开随机杀人案，其他类别命案逃不开三类动机，情杀、仇杀、财杀。顺着这个脉络往下推，高远短暂的人生轨迹里，纠葛最深、最有可能暗藏杀机的人，很可能不是河里村那些常年不见面的亲戚。

对常年在外求学、与村子人情世故近乎脱节的高远而言，老家众人形同陌路，真正能走进他生活、左右他抉择，甚至对他痛下杀手的，大概率是他在省城朝夕相处、最熟悉信任的身边人。

顺着这条线索排查，我锁定了本次调查的头号嫌疑人，高远手机通话记录里，最后一个通话对象，他的大学同窗，张力。

根据高远父亲高国庆的陈述，2019年夏天，高远顺利结束四年大学学业，起初确实回了河里村待业。可没过多久，他频繁和外地同学联络，突然告知家里要合伙做生意，张口就要一笔启动资金。

村里闭塞，家人思想保守，听闻毕业不去安稳上班，反倒要外出合伙经商，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传销骗局。全家人死死按住不让他出门。可高远性格倔强，还是瞒着家人偷偷出走，彻底失联。

高国庆记不清儿子具体失联的日期，只笃定是2019年7月末。因为从那个月开始，他再也打不通高远的电话，微信、短信也彻底石沉大海。家属的口述，与我们调取的高远手机后台数据完全吻合。

高远手机最后的有效通话，定格在2019年7月28日傍晚。而张力就是高远消失前最后一个联系人。

干我们刑警这行的，最不缺的就是直觉，也最管不住脑子里脑补凶案现场的念头。

高远的通话记录拉出来，除了张力，还有一个频繁联系的号码，机主是个叫周小雨的女孩。如果我没猜错，小周就是高远的女朋友，两人最长的一通通话聊了一个多小时，要不是情侣，我这十几年刑警算是白干了。

可蹊跷的是，临近高远失踪的那段时间，小周和高远突然断了联系，反而和张力的通话频次陡增。

我脑子里勾勒出了一出因情生恨、合谋行凶的戏码。有前辈说过刑侦破案就是概率学，你只要方向对了案子大概率就能破，特别是这个案子确实有蹊跷的地方——当初最先跑到河里村，告诉高家父母“高远大概率进了传销组织”的人，也是张力。

可排查到这里，一个巨大的疑问摆在我面前。

我调取了全省实名交通出行系统，张力的出行记录干净得反常：2019年7月前后，也就是高远失踪、遇害的关键窗口期，系统内查不到任何他前往我们当地的火车、高铁、实名车票记录。他近几年倒是有几次往返省城与本地的出行记录，可早已错过了案发核心时段。

单看外在痕迹，张力完全没有作案条件。

不止如此，他的生活状态也毫无潜逃、避罪的嫌疑。手机号常年不换，始终留在省城生活工作，如今在市区一家人流量极大的汽车4S店做销售，日日直面大众，行事光明正大，丝毫没有畏罪潜逃的迹象。

如果是张力作案，他应该是个相当冷静的人。

我需要找张力，但在此之前有正重要的事情要做，我要找到对张力和高远都熟悉的人，通过这个第三人，来印证我们警方的猜测，因此，我找到高远的导员。

高远的辅导员姓李，看着比实际年纪年轻不少。

此前我们通过校方联络他时，特意隐瞒了来意，只找了借口，就是想观察他得知实情后的第一反应。我掏出证件亮明身份：“李老师，我们是刑警队的，今天来想了解一下学生高远在校期间的情况。”

李老师先是错愕，但很快恢复了平静，就问我高远是不是出事了。

我有些意外他会这般猜测。难道高远在校时本就问题不断？我顺着他的话试探为什么这么想，高远只是个学生，还能出什么状况？

李老师叹了口气说，高远这一届，是他上岗后带的第一批学生，因此班里每一个人，他都印象深刻。说这话时他有些窘迫，坦言受疫情影响，之后接手的第二届学生，除了寥寥几人，他几乎都对不上面孔。

他告诉我，高远是班里少数几个迟迟不交就业登记表的学生。当时学校催得紧，他也天天追着高远要，到后来干脆联系不上人了。他去问平时和高远走得近的同学，都说这孩子去做传销了。

所以这次我们警察找上门，他第一反应，是高远出事了，犯法了。

我追问这个流言的来源。

李老师说是班长最开始说，然后这消息就在学生间流传出来了。

在我的要求下，李老师当即拨通了电话。一番询问下来，结果和我预想的一样，流言兜兜转转，始终没有确切源头。有人说是张力讲的，也有人指向高远的女友周小雨。

我看向李老师，问他觉得高远像是会误入传销的人吗？

李老师面露难色，说如果是高远的话，确实有可能搞传销。

说完他连忙补充，这孩子本性不坏，就是心气太高，总想着一步登天。

他回想起关于高远的细节，这个学生刚入学时不爱参加社团活动，直到期中考试成绩拔尖，他才慢慢记住了高远，最开始觉得这个孩子很安分内敛，但又听其他同学私下里说，高远是个很活络的人。

说到“活络”二字时，李老师的语气明显带着异样。

有人说，高远总是在刻意巴结家境优越的同学，一门心思拉着别人出钱合伙做生意。但这学校只是省内一所普通二本，学生家境再优越也有限。可高远像个跟屁虫似的围着别人转，反倒常常被人取笑。

李老师作为辅导员，也曾找高远谈过好几次，奈何高远学业成绩一直不错，他也没法过多指责，时间久了，便不再多加过问。

我盯着他，忽然直言：“高远死了。”

这句话如同惊雷。李老师猛地怔住，目光死死盯着我，试图分辨话语的真假。见我神色肃穆，他慌了，声音也带上了哽咽，问高远怎么死掉的？

我说案件还在调查中，具体原因暂时不明。但现在警方需要知道，高远在校期间有没有与人结怨？

李老师笃定地回答，说这个学生在校几年，从没和同学爆发过冲突，不至于结下深仇大恨。

“那张力呢？他和高远关系如何？”

“张力？绝对不可能。”李老师想都没想，脱口而出。

我说不是怀疑张力杀人，而是想知道他和高远关系怎么样。

李老师这才娓娓道来，说张力家里条件很差，刚入学就拖欠学费，后来还特意找他申请勤工俭学，争取到了学校礼堂的保洁工作，一周两次，每月三百元。除此之外，张力还在校外餐馆做兼职，整日早出晚归，舍友对此颇有怨言，他在班里几乎没什么朋友。但唯独和高远走得近。

我问李老师，高远有没有女朋友。

李老师说，大一过了以后，高远和班里的周小雨谈上了。当时他还纳闷，周小雨各方面条件都不错，追求的人很多，怎么会看上农村出来的高远。后来想一想也觉得没什么不可能的，毕竟谁都有年轻的时候。

从李老师那离开之后，我心中又升起了疑团，一个众人眼中趋炎附势、一心想攀附有钱人的人，为何会和家境贫寒、四处打工维生的张力，成为好友？还能收获一段与他并不匹配的爱情？

在此之前，我已经暗中观察了周小雨数日，也彻底查清了她的底细。

这是一个经历简单的姑娘，父母都是省城普通工人，她和高远一样，毕业于普通本科院校的法学院，在校期间便顺利通过了法考。可偌大的省城，像她这样的年轻人比比皆是。就连顶尖法学院出身的学子，都要挤破头争夺工作机会，她的处境可想而知。

毕业后，她先在一家律所做了半年实习律师。微薄的薪水连房租都难以负担，加上手里没有案源，又恰逢疫情，举步维艰。那段时期形势特殊，就连我们办案，提审嫌疑人都处处受限，她无奈之下选择跳槽，进入一家规模中等的公司担任法务。说是法务，平日里却还要包揽各类文员杂活，靠着这份工作，才勉强在这座城市立足。

这我在出租屋门口拦下了她：“我们是公安局的，有一些情况想向你了解一下。”

周小雨抬眼看向我，目光落在我手中的警官证上，逐字核对上面的照片、姓名与单位。看得出她受过专业的法学教育，不同于寻常人草草一瞥，她看得格外认真。

看清证件信息后，她便急切地追问：“是不是高远出事了？”

我心底不由得一惊。此前我特意叮嘱过李老师，严守高远离世的消息，绝不向外透露，周小雨怎么会一上来就猜到我们是为高远而来？

我神色敛去几分，正色问道：“你为什么会觉得他出事了？”

周小雨拿出手机，翻出了她和高远的聊天记录。两人的聊天记录从2018年起便完整保留，一条都没有删除。能明显看出，早在2019年寒假之前，二人就已经产生了矛盾。

周小雨屡次劝说高远，不要回乡实习，留在省城备考法考和公务员，可高远态度坚决，执意要回老家发展。争执之下，周小雨甚至撂下狠话，称他若是执意返乡，两人就分手。

2019年7月之后，周小雨接连给高远发去消息，却再也没有收到过回复。聊天界面里，最新一条留言就在一个月前，字里行间满是焦急，她一遍遍追问高远究竟去了哪里。从这些对话不难梳理出时间线。

2019年六月中旬，高远回校领完毕业证，就匆匆返回老家，那也是周小雨最后一次见到他。

在此之前，除去论文答辩，高远几乎很少回校。就连答辩当天，他也是来去匆匆，两人连当面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为此还在微信上大吵了一架。高远留在宿舍的个人物品，全是好友张力帮忙整理的，最后一并送到了周小雨这里。

“他突然失联，实在太反常了。警官，高远真不是旁人传言的那种人，你们千万别轻信那些闲话。”周小雨的声音微微发颤。

“既然你觉得情况不对劲，当初为什么不报警？”我问道。

周小雨叹了口气，说自己去过学校辖区的派出所，民警先问她和高远的关系，她说是男女朋友，民警又问高远的父母为何不报案，她说高远家人都在老家。

等她说清高远是在老家失联后，民警反倒批评她，说她学法律反倒不懂流程，让她去失联地报警。

她知道警方可以查询出行轨迹，便再三恳求帮忙查一查，可民警始终不肯，说不能随意调取公民个人信息。后来一位老民警劝她，查与不查都没有意义，没有活动记录，不代表人已经遇害，有记录，也不代表人安然无恙。

老民警还安慰她，倘若真出了事，高远的父母一定会主动报警。

我静静地看着她，倘若这番言行全是刻意表演，那她的演技实在太过精湛。

我接着询问：“高远还有什么物品留在你这里吗？”

周小雨告诉我，毕业离校前，高远曾嘱托张力，能用的东西尽量送人，无用杂物直接丢掉，唯独书本和笔记本一定要妥善收好。她原本打算借着这一箱书，想办法把高远从偏远的山村劝到省城。她心里笃定，凭着多年的感情，只要高远过来，自己总有办法说服他留下。可高远总以事务繁忙为由一再推脱，让她把东西直接寄回老家。一来二去，两人彻底闹掰，这箱物件也就一直留在了她身边。

这几年周小雨在省城数次搬家，却始终没有丢掉高远的任何一样东西。我很难想象，一个在大城市里挣扎求生的姑娘，拖着满满一箱厚重的书籍，一次次辗转居所的模样。我打开收纳箱，随手拿起摆在最上方的《人类群星闪耀时》。

我在高远这个年纪时，也曾听过这本书的名字，直至今日，却始终没有翻开过。

离开前，我没有说出高远已经离世的真相，只告诉她目前高远有了一些线索，具体情况尚不明朗，调查还在继续。同时叮嘱她，不要向旁人提及我们前来追查高远下落一事。

结束这边的问询，我们的下一站目标便是张力。高远生前打出的最后一通电话，接听人正是他。

我驱车来到这家4S店，正是午后客流繁忙的时候。我走到展厅一辆SUV前，刻意抬手招呼他。

张力很快快步走来，脸上挂着销售行业标准化的热情微笑，话术娴熟老练，滔滔不绝地介绍着车辆的动力参数、油箱容积、能耗配置、质保政策。一连串专业说辞脱口而出，流畅得毫无停顿。

我静静地站在原地，目光落在他身上，耳边的话术一字未入心底。

根据高远大学辅导员的描述，张力在校期间性格极度内向，孤僻寡言，不善交际，整个大学四年，只和高远一人走得亲近，是班里最格格不入的学生，并且从未听闻和周小雨有什么交集。

眼前这个八面玲珑、圆滑世故的汽车销售，和辅导员嘴里那个自卑怯懦、沉默寡言的内向学生，完全是判若两人，根本无法重合。

我没再继续伪装咨询，直接打断了他的介绍，开门见山，语气沉稳：“高远，你认识吧？”

这句话落下的瞬间，脸上的职业笑容瞬间僵住，眼神骤然失神，刚刚还灵动活络的目光瞬间呆滞，瞳孔收缩，脸颊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涨得通红。

足足愣了两秒，他才带着一丝慌乱，轻声问我是不是警察。

我自认刚才的伪装毫无破绽，随即反问他怎么看出来的？

张力像是松了一口气，说除了警察，这么多年，再也没人会专门来找高远了。

在我亮明身份后，张力请了半天假，执意邀请我去他的住处详谈。我顺水推舟应允下来，我心里清楚，张力心中有顾虑，他不想让同事们知道自己被警察找。

张力租住的房子是城中村一间狭小的民房，地处省城边缘，月租仅仅三百块，狭小逼仄，堪堪容身。

毕业短短三年，他的日子过得格外拮据坎坷。

我核查过他的履历，毕业后半年就赶上了疫情，就业环境恶劣，他并非重点院校出身，求职并不顺利，甚至有段时间要靠送外卖和跑腿维持生计，直到疫情后期，才好不容易入职4S店，算是有了一份稳定工作。

推开门，屋内杂乱不堪，地上散落着换洗衣物，桌上堆着没清洗的锅碗瓢盆。见我进门，张力慌忙上前，手忙脚乱地收拾满地狼藉，局促又窘迫。

我站在门口静静看了片刻，没给他过多缓冲的时间，直接抛出核心疑问：“张力，当初你为什么跟所有人说，高远去做传销了？你是不是知道些内情？”

张力身形一僵，瞬间变得极度紧张，像个做错事的孩子，眼神躲闪不定，语气慌乱又微弱：“那是我从高远家人的猜测里听来的……我其实根本不信他会做传销，也从来不想在外人面前这么诋毁自己的朋友。”

我追问：“那你为什么特意跑去河里村找他家人？什么时候去的？”

张力连忙拿出手机，翻找出过往的购票记录，低头快速翻看：“具体日期我记不清了，2019年八九月份去过一次，坐的大巴。后来疫情期间又去过两次，都是坐的火车。”

我心头一动，瞬间想通了关键漏洞。

2019年8月16日，也就是高远失踪后的两周，受限于汽车票购买并未联网的原因，我此前只能核查到实名火车票、高铁票记录，所以并未发现张力的行踪。

我压下心底的波澜，不动声色地继续问他，为什么三番五次去找他家人，到底为了什么？

张力连忙解释，是因为学校的事，他们毕业要交就业登记表，高远一直没提交，后来彻底联系不上了。辅导员知道两人关系最好，说这个表关系到档案，高远还要考公，档案很重要，所以一直让他联系高远。

结果他发现，对方手机和微信全都联系不上，心里慌，怕高远出什么事，才特意跑去村里看看情况。”

我盯着他的眼睛，沉声追问：“高远能出什么危险？他是不是跟你说过什么？”

这句话彻底戳中了张力的情绪，他猛地抬高音量，语气带着压抑与愤怒：“他最后跟我通电话的时候，说得清清楚楚！他说他要回村里考村官、干基层！还说他们河里村有黑社会，有人横行霸道、一手遮天！”

所有零散的线索，在我的脑海里似乎串联了起来，高远的死，很可能和3年前那场扫黑除恶有关。

2019年扫黑除恶，我们接到线索说河里村有黑社会，名义上在河边开洗沙场，实际上盗挖那边的河沙。

我对河里村的情况做过功课，这里有大片河道弯曲形成的滩涂，本来村民们在这种花生，沙地里种出来的花生比土地里种出来的果子更大。如果在这里偷盗河沙，也就是在变相地毁掉村民的“良田”。

那一次，我先找到了镇里的郭书记，他提到了一个人，吴生洪。

这人很出名，是我们这个地方知名企业家，主要产业都是和工程沾边的业务，砂石土方、拆迁环建他都能插上一杠子。另外，他也不是河里村的人，甚至都不是这个镇上的，是镇里招商引资过来的。

郭书记说吴生洪是“体面人”。

但他拿出来吴生洪和镇里签订的合同，却让人觉得这个吴真的很不体面——

2017年河里村遭了水灾，村办榨油厂和花生合作社被淹，欠了银行一百多万，吴生洪一把给付清，接手了榨油厂。他显然不是做慈善的，他是看中河里村的沙地了。那一年，河沙价格最高时论斤称重，七分钱一斤，别说河道，就算是河里村往下挖两米都是沙子，这些价值远在花生之上，河里村是守着金山要饭。

榨油厂就在河边，被吴生洪改造成了洗沙场。

吴生洪这个坏怂，白天拿个协议问靠河的村民卖不卖地，村民要是答应，吴生洪晚上就把沙挖走，要是不同意，吴生洪就直接拿高压水枪把河滩冲垮，沙到了河里就是他的了。

村民们种的花生都被毁了不说，河里村本身就建在滩涂上，上游开闸泄洪，河里村必然遭殃，再说河里村已经被淹过一次了，吴生洪开着采砂船这么个干法，要是后面发大水，整个村子都得被冲到河里去。

村里小青年最先不服气，仗着年轻气盛去吴生洪的洗沙场理论，可换回一顿拳脚，告到派出所去，成了互殴，要拘都拘，要放都放。吴生洪那边的人都是劣迹斑斑的混混，进两天拘留所当是度假了，可这几个小青年就亏大了，所以最后也是不了了之。

村民又让支书老高去过吴生洪，可去了几次，老高连面都见不上。老高又去镇里找郭书记反映情况，郭书记说依法办理，可镇土地所来了几次，每次都扑空。

有村民打举报电话，市执法局来抓过吴生洪几次，可奈何这个村太偏了，晚上开车来有一点灯光老远也能看得见，就算摸黑过来，吴生洪的手下也是弃船逃跑，执法局只能扣一条空船回去。

一条采砂船十几万元，吴生洪一条船一个星期就能挣回来。三瓜两枣的罚款对吴生洪而言根本就是挠痒痒。

一直到扫黑除恶，这个案子才引起重视。我们刑警队从镇长那了解完情况，到了村里，村民都抢着提供线索。我们没想到，吴生洪这帮人胆子那么大，居然敢派人跟在警车后边，一直帮他记黑账，我们前脚进老百姓的门，吴生洪的人后脚就进去做工作，撵都撵不走。

更出乎我意料的，是这些村民哪怕回头会挨吴生洪的打，也要给警方线索，把这怂送进去。

这群村民中，就有寒假之后一直未返校的高远，只不过当时的我并未注意到他，我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吴生洪身上，我一定要把吴生洪送进去。

当时的情况严峻到一般人难以想象。

那些年建筑行业的爆发式发展，尽管法律条款严苛，但总有不少吴生洪这样的房地产老板愿意铤而走险。

2009年我刚参加工作时，晚上夜查的重点，就是那些车上坐满年轻小伙的黑普桑和大金杯，车的后备厢里，往往装满了棒球棍、洋镐把、大砍刀，这些人，全是为了争抢工地、准备约架的混混。

这些参与工地争抢的混混，有着明确的等级划分和报酬标准：只是站场露面、壮声势的，一次50块；敢拿家伙事、参与对峙的，一次100块；真敢动手斗殴的，一次200块。有的混混一天能站好几个场，甚至为了充人数会拉着职高的学生参加。

最激烈的时候，两边约群架的人数能达到一两百人。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不再争抢工地，而是争夺建筑行业衍生出来的各类相关产业，从土方运输、材料供应到工地安保，几乎都被这些混混牢牢把握。他们顺利赚到了第一桶金。而这些人并没有把钱挥霍一空，反而继续将资金投入建筑相关领域，不断扩张势力，形成垄断格局，让正规经营者难以介入。

那些从混混堆里混出头的人，往往最终成了商混站、沙石矿、渣土车队、房地产的老板。这些老板身份错综复杂，始终游走在黑白两道之间，交织成一张灰色利益网。

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公安局要新建派出所，往往需要四处筹措物资。而这些身份特殊的老板，便会抓住机会，想尽办法主动提供便利，甚至不惜免费提供砂石水泥。

而吴生洪就是那个混出头的人，在没有准确线索的情况下，我还真不能拿他怎么办。

万幸，河里村的村民全都在拼命举报他，办公室的电话从早响到晚，根本没停过。如果我没记错，高远就是村里拨打举报电话最多的人，我重新梳理他生前的通话记录：137通举报。

他的举报最早从匿名开始，到后面匿名要求回复，最后是不匿名公开回复，也就意味着实名举报。

系统里还记录着他的举报事项：吴生洪在河里村盗采河沙、殴打村民，要求查处。

这就是高远存在过的唯一痕迹。

当时我们设了好几个线索收集电话，高远打过多次，有很多人接过高远的举报电话，甚至有一个就是现在头骨案的专案组成员。我找来他问，可我俩坐在一块半天，也想不起来那通电话的具体内容。

更想不起来，那时候高远是不是在公安局或者村里给我们提供过线索，有没和我擦肩而过。

就在举报之后不久，吴生洪最终落网前一个月，高远永远地消失了。

我怀疑高远正是被吴生洪以及一众手下所杀。

但在我拜访了高远的好友张力，听他说了许多以后，我感觉这个事又变得复杂起来了。

张力说，他大学最好的朋友虽然是高远，但在未来规划上，俩人一直谈不拢。

高远总说，他老家是个世外桃源，老百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独特的风景和地理位置是老天爷给他们村赏饭吃。他想回去给村里开发田园生态园，让各地的人都来他故乡玩。

张力根本就不相信。农村能有那么好的环境？张力也是农村出来的，对自己老家的印象就是狭窄的道路、肮脏的沟渠。

他一门心思想逃离农村，留在省城，哪怕送外卖都没有回去过。

可我知道高远说的都是真的，那个村子是明清年间为了躲避战乱的村民在此寻得了一处安身之所，是真正的桃花源。

高远做的事，在他看来很不现实——生态园没有个几千万下不来，高远竟然真的在到处找钱。

张力记得，高远最开始是找了他们班上一个很有钱的同学，想让同学帮忙拉拉家里的投资。

要我说，高远确实是个孩子，就他们这所二本，能认识什么巨富，一口气掏出来几千万？他那同学也只不过比较擅长吹牛逼而已，后来眼看要露馅，慢慢就不回他消息了。

我有些错愕，一个学生居然会想到拉上千万的赞助？这和我走访到的高远完全是两个人。

在他们嘴里，高远是个极其不合群的人，性子闷，还格外小气，全班除了张力，他几乎没什么能说上话的朋友，而张力能跟他玩到一块儿，也不过是因为两人境况差不多，都是班里最拮据的学生。

大家凑钱聚餐，永远是别人请他吃饭，他几乎从没回请过一次。不少同学私下里都替周小雨惋惜，说她自身条件不差，怎么就偏偏跟了高远这么个一毛不拔的小气鬼。

更让他们瞧不上的是，高远不光小气，还总爱吹牛。他三天两头跟人说自己老家山好水好，是块没被发掘的宝地，适合开田园生态园，甚至还在班里四处打听，想拉投资、找合作。可全班谁不知道，他是农村出来的穷学生，连生活费都要靠课余时间出去做兼职赚，所谓的生态园，在他们眼里，不过是穷小子不切实际的白日梦，高远因此也有外号叫“高总”。

这么说起来高远的大学生活似乎并不愉快，所以在毕业前高远就决定回到村里，既然生态园的路子走不通，那么就考编上岸，为村里拉投资。似乎上天也垂怜这个年轻人，那年的考试里居然有高远老家村子工作区的岗位。

可高远面对的最大的难题不是考试，而是担心还没考上，吴生洪先把他家给挖空了。张力也是农村出来的，见过那样横行乡里的恶霸，所以劝他别管闲事，回省城，在学校附近租个房子，要么就业，要么考公。

况且那时候省城还有周小雨在等着他。

这个劝，高远只听了一半——他真的考公了，但不是留在城市的那种，而是村官。他执意要回到老家。

他还告诉张力，自己要举报吴生洪，后来又说，他去吴生洪的沙场偷拍过，可手机被搞坏了，没证据了。

张力很担心高远的处境，可高远却告诉他，吴生洪并没有把他怎么样，甚至还出钱修好了他的手机，张力又觉得吴生洪可能没有高远说得那么坏，哪有恶霸不打人还给修手机的？

终究是张力太过单纯。真正凶狠的恶徒从不会虚张声势。翻阅吴生洪涉黑案卷便能发现，此人向来不亲自动手施暴，反而十分会笼络人心，逢年过节都会给村里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挨家挨户送去现金、猪肉和粮油。

张力说，依照高远的性格，高远肯定会再去取证。如果高远收集到这样的证据的话，会在我们去河里村调查的时候交给我们，可在我印象里，从来没有收到过吴生洪盗采河砂的视频证据。

单纯取证举报，或许还不至于让吴生洪动了杀人灭口的心思，但他手下一众喽啰行事莽撞、下手不知轻重，难保不是在冲突之中，意外酿成命案。

三年前是我亲手抓的吴生洪，他的卷宗足足有二十几本，卷宗上的每一份材料都我亲自审核。

我对吴生洪再熟悉不过，可即便这样我还是重新阅了一遍吴生洪的卷宗，因为我面对的不是一个新手，吴生洪因为多项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正在监狱服刑，现在的他就是一坨滚刀肉。

我没料到，三年后再见到吴生洪，会是在监狱的提讯室里。

管教刚把人带进来，他就先给了我个下马威——隔着铁栏斜眼扫了我一下，重重把屁股砸在对面的椅子上，眼皮垂着盯着桌面，半句话都不肯说，满脸写着“不想见你”。

监狱的提讯室比看守所松快些，没那么多冷冰冰的规矩。我摸出烟盒甩了一根过去，烟卷在桌面上滚了两圈停在他手边：“怎么着老吴，这才几年，不认人了？”

他拿起烟叼在嘴里，我隔着桌子给他点上，他吸了一大口，吐出来的烟圈里裹着阴阳怪气：“有期徒刑我都判满了，陈队长，你还想怎么着？”

这话听着扎人。当年抓他的时候，他可不是这副嘴脸——那时候他一口一个“理解公安工作”，说知道我们是对事不对人，还一副相见恨晚的模样，说早就听过我的名字，等出去了一定要请我喝酒。

我当时没当真，现在看来他也没当真，这三年在牢里，他心里怕是早把我扒了几层皮。

我打了个哈哈打圆场，说没别的事，就是想他了，顺道来看看。

吴生洪是混了半辈子的老江湖，哪能信这套鬼话，知道我上门肯定没好事，只想赶紧把我打发走，语气越发敷衍：“当初把我关进来之后，我多少次要求见你们，你们谁来过？现在见了还有什么用？陈队长，没别的事就别耽误我中午开饭，牢里饭点过了可没人给留。”

他这话倒也不是全是装的，确实有怨气。当年吴生洪批捕之后刚进补充侦查，正好撞上疫情暴发，那大半年我们整个办案节奏全停了，看守所只出不进，别说提审，连门都进不去。后来好不容易开了视频提审，那画质音质跟2G网似的，对着屏幕吼半天，嗓子冒烟了也听不清对方说什么，根本问不出东西。

也是因为疫情，他的案子硬生生拖了快一年才开庭，公检法把所有能延的期限全用满了。一审判决下来那天，无期徒刑四个字一宣读，吴生洪当场就傻了——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以为就是个打架斗殴的事，最后能定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他到投牢那天还在喊冤，说自己是被河里村的老百姓和公安联手坑了，说我们是拿他凑扫黑除恶的指标。

我看他手里的烟屁股快烧到手指了，又递了一根过去，给他续上火顺气：“老吴，你也别怪我，谁让你是贼我是兵呢？真要是换个位置，说不定你比我干得还明白。”

这话他没反驳，闷头吸了两口烟，声音低了些：“当年没好好上学，没的选，只能出来混。后来想着跟着政府干工程总不能出事吧？哪想到最后还是栽在这上面了。”

他说的也是实话。河里村那个项目本来就是镇里郭书记一手招进来的，明眼人都知道是赔钱买卖，光靠郭书记的面子，吴生洪才不会当这个冤大头。他是生意人，无利不起早，河里村那片河沙，早就在他算盘里扒拉多少遍了。

可河里村的老百姓骨头太硬，硬生生把他告进了看守所，我们顺着线索往下挖，把他前些年征地拆迁、抢工程时做的那些恶事全翻了出来，最后还牵出好几个给他当保护伞的官员，一锅端了。

当年吴生洪嘴就硬，那几个保护伞他一个都没咬出来。要是高远的案子真是他的人干的，他更不可能招。我今天本来也没指望一次就能审开，就是想看看他的反应——微表情骗不了人，至少能给我个判断方向。

“2019年7月28号，你在哪？在干什么？”我突然开口，声音不高，像随口聊天。

吴生洪夹烟的手顿了一下，脸上明显怔了半秒，眼神晃了一下，显然是在脑子里飞速翻找这个日期。但转瞬他就恢复了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漫不经心地说：“那时候正躲你们呢，你们全城在查我，我还能干什么？东躲西藏呗。”

“你知道我问的是什么事，别跟我打哈哈。”我盯着他的眼睛，一寸都不挪开，想把他眼底那点伪装扒开。

“那我真想不起来了。”他也不躲，斜着眼睛跟我对视，语气里全是挑衅，“我都进来三年多了，你问我三年前的事，我哪能记得那么清楚？”

我抬腕看了眼表，已经快一点了，再耗下去也没意义。我挥了挥手让管教把他带回去。

吴生洪起身走的时候，连头都没回。他走之后，我跟一起提审的同事对视了一眼，俩人都摇了摇头。

他的反应太正常了，正常到就像他真的完全不知道，河里村在那天死了一个叫高远的人。可我们谁也不敢就这么把他的嫌疑排除，从作案动机到作案条件，吴生洪，依然是最大的嫌疑人。

吴生洪是在道上混了半辈子的老油子，我从来没指望一次提审就能撬开他的嘴。

从监狱出来，我直接在附近找了家小宾馆住下。接下来整整五天，我每天早上九点准时到监狱狱政科办提审手续，十点整吴生洪会被管教带到提讯室，耗到下午一两点，我才放人回去。

头两天他还摆着那副阴阳怪气的架子，到第三天就扛不住了，天天错过饭点，牢里可不会为他留饭。第五天他一坐下就拍桌子：“陈队长，你到底还有什么没查清的？明说！我反正已经是无期徒刑了，只要不是人命案子，什么我都能扛！”

我瞅着火候差不多了，故意没接他的话，从卷宗里抽出高远的证件照，“啪”地甩在他面前的桌面上，问他认不认识这个人。

吴生洪低头扫了一眼，眼皮都没抬就开口：“河里村那个大学生嘛，谁不认识。”

我心里咯噔一下。不对。如果真是他派人杀了高远，第一反应绝对是装糊涂，要么说不认识，要么得假装想半天。他认得太干脆了，干脆到不像装的。

我往前探了探身子，盯着他的脸，问怎么认识的。

吴生洪哼了一声，把脸扭到一边，又拿上了腔调，说自己讲什么也没用，反正我也不信。

这是把自己当成证人，以为我要求他，在拿劲呢。我转头瞥了眼旁边站着的管教，那是我警校的师弟，跟我递了个眼色就转身出了提讯室，顺手带上了门。我从包里摸出一包未拆封的华子，推到他面前。

吴生洪眼睛亮了一下，飞快地把烟捏起来塞进号服的内兜里，嘴里还嘟囔说早这样不就完了。

我让他少废话，赶紧回答问题，到底怎么认识的高远。

他说自己刚到河里村开沙场就听说了，村里多少年没出过这么个正儿八经的大学生，都说这娃有出息。没想到头一回见到对方，是在自己的厂子里：“是我手下的小子把他当小偷抓了。说他偷偷溜进厂子里拍照片，就把人扣在办公室了，门口还拴了条大狼狗吓唬他。”

他一听说是那个大学生，专门从镇上赶回厂里，问高远跑进来干什么。

高远梗着脖子，指着院子里的沙堆就骂，说那都是偷挖的河沙，湿乎乎的还在滴水，谁是贼谁心里清楚。

吴生洪说着自己都笑了：“犟眼子！一个读书的学生，不好好在省城待着，跑这穷乡僻壤来管闲事。”

吴生洪那时候不想节外生枝，也没为难高远，客客气气把人送走了。高远走的时候还放了狠话，让他赶紧滚出河里村，别再祸害老百姓，不然绝对不会放过他。

我越听越觉得不对劲。吴生洪在河里村的凶是出了名的，谁举报他他就报复谁。有次村里一个妇女骑车路过沙场，多看了两眼，他开车带人追了二里地，把人家连人带车掀进了河沟里。这么个心狠手辣的主，能放过指着鼻子骂他的高远？

“你没打他？”我皱着眉问。

吴生洪嗤了一声，满脸不屑：“我欺负一个半大孩子干什么？传出去我丢不丢人？”

“你没打，你保证你手下的人也没动过他？”我追问。

吴生洪语气很笃定，说自己手底下的人，出去买包烟都得跟他汇报，打了人能不告诉他？而且他还专门给手下打了招呼，谁也不许动这个大学生。“再说了，我都无期了，你们就算给我加刑我也就这样了，我至于瞒你吗？”

我盯着他的眼睛，半天没说话。他说的是实话。当年给他定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其中一条核心证据就是他对团伙的绝对控制力，手下所有人的行动都必须向他汇报，没有他的点头，谁也不敢私自做事。而且他刚才那句话太坦荡了，坦荡到不像装的。他要是真知道高远死了，绝对说不出这种话。

我沉默了半天，终于开口，声音很轻：“高远死了。”

吴生洪脸上的笑一下子僵住了。他愣了足足有三秒钟，才反应过来我在说什么，眼睛一下子瞪得溜圆，声音都变调了：“死了？怎么死的？他不是出去做生意了吗？”

这回轮到我愣住了。“你说什么？谁告诉你他出去做生意了？”

“村里都这么说啊！”吴生洪比我还激动，身子往前探着，“天地良心啊陈队长！谁丧尽天良杀个学生娃？你不会怀疑是我干的吧？”

我看着他脸上真切的震惊和急着撇清的慌乱，半晌，轻轻叹了口气。“不怀疑你了。你怕他。”

吴生洪嘴硬，还想辩解，说自己不是怕，是大人不记小人过。

但我心里门儿清。我见过太多他这样的混混了，没读过书，反而敬畏高远这样的人，怕他们未来无限的可能——比如高远考公上岸，成为影响他们生意的人。

吴生洪，可能不是凶手。

吴生洪还在支支吾吾地嘴硬，说他不是怕高远，就是不想跟个半大孩子一般见识。我没工夫跟他掰扯这个，敲了敲桌子：“别扯没用的，说点当年没跟我交代的，河里村还有什么事是我不知道的。”

他抬眼瞥了我一下，试探着问：“我要说河里村的人自己也偷沙，你信吗？”

“信。”我靠在椅背上，看着他，“人不是你杀的我都信了，还有什么不信的。你说。”

得到我这句准话，吴生洪像是终于找到了宣泄口，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倒苦水倒得哗哗的。

他说自己当年是郭书记亲自招商引资请去河里村的，郭书记的人情面子值不了一百万，他真正动心的，是郭书记许诺给他的全镇工程承包权。当初郭书记带着他去河里村考察了三四次，每次都是村支书高升全程陪着，鞍前马后地招呼。

这些话他当年被抓的时候就说过，可我们那时候都当他是在推卸责任，没过多久郭书记就落马了，我们也没深究过，他到底是先看中了河里的沙才去投资，还是投资之后才盯上的沙。那时候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确实偷挖了河沙，确实因为抢沙打了村里几十号人。

吴生洪说，刚去村里的时候，他跟村民关系好得很。他那时候已经不缺钱了，就想攒点好名声，真打算把村里的花生合作社办起来。因为镇里有项目，吴生洪索性就把办公室设在河里村的大队办公室，甚至还给大队部安装了几台空调。

那段时间他天天下午去村口小卖铺，跟老头们打牌抽烟，谁家有个红白喜事他都随礼，比村支书还热情。

可时间长了他就发现不对劲了——几乎家家户户门口的地面，每天早上都是湿的。一开始他以为是泼水洗菜，后来越看越眼熟，那是湿河沙从堆里渗出来的水痕。

这帮村民，每天半夜偷偷下河挖沙，用篮子挎、用小车推，堆在自己家门口晾干。中午收沙的贩子就开着车在村里转，挨家挨户收，一天一趟，风雨无阻。

“七八十岁的老太太，一晚上能挎十篮子沙！干沙七分钱一斤，一晚上就是几十上百块！”吴生洪越说越激动，“我那抽砂船是厉害，可我一船抽上来，挡了全村人的财路啊！”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河里村人盖房子就地取材用点沙，政府也是睁只眼闭只眼。可全村人偷沙买，还是太过于匪夷所思了。我忍不住怼他：“你一船沙顶人家挎一年的，你还好意思说？”

“陈队我不是这个意思！”吴生洪苦着脸，“我是说，我是真被他们坑了！”

我心里猛地一沉。

三年前抓他的时候，他就翻来覆去地喊这句话：“河里村的人太坏了！我是被他们坑死的啊！”

那时候我只觉得这个孬种无耻，在人家村里挖沙打人，还好意思倒打一耙，当时就挖苦他：“人家拿八抬大轿请你去揍人的？”他被我挤兑得面红耳赤，最后也不辩解了，闷头在笔录上按了手印，领牢饭去了。

没想到三年过去，他还在说这句话。这次我没法不信了。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疫情第二年，防控没刚开始那么严了，我办案路过河里村，想顺道进去看看。结果村口停着一辆大金杯，四五个年轻人蹲在路边打牌，看见我的警车过来，呼啦一下就围上来把路拦了。里面有人认出我是当年办吴生洪案子的警察，可还是硬拿疫情防控当借口，说什么也不让我进村。

当时我没多想，只当是村里防控严。现在回头看，他们哪里是防疫情，是防我看见村里家家户户堆着的河沙。原来河里村的人举报吴生洪，从来不是因为他破坏环境、欺负村民。是因为吴生洪来了，垄断了挖沙的生意，断了全村人的财路。

那高远呢？高远也是这样吗？

我盯着吴生洪，声音有点发紧：“高远也偷沙？”

“高远不偷。”吴生洪摇了摇头，然后嗤笑了一声，“可他爹妈没少偷！你没看见他家老二都开上宝马了？”他语气里带着点不平：“我混了半辈子，进去之前也就开个宝马，人家老二年纪轻轻，就开上了。”

寒意顺着后脊梁爬了上来。那个打了137通举报电话，拼了命要告倒偷沙的高远，他知道自己的父母、自己的亲弟弟也在干着一模一样的事吗？他举报的，到底只是吴生洪一个人，还是整个河里村？

我想起第一次去找高国庆谈材料那天，他家门口确实停着一辆宝马三系，车标都被扣掉了。我当时还问过一句，高国庆说，是老二高兴贷款买的，准备结婚用的车。

我掏出手机在公安查询系统里输入了高兴的信息，车辆的登记日期，2019年8月20日。

高远失踪不到一个月后，高远的弟弟突然有了三十多万，买的这辆车。

我再也坐不住了。

从监狱出来，我连饭都没吃，直接开车直奔我们市里的宝马4S店。

销售系统里很快调出了高兴的购车合同。付款方式一栏，清清楚楚写着两个字：全款。

当年接待他的销售还在店里，一提起这单生意印象特别深：“我记得太清楚了，那小伙子拎着一个黑色的旅行袋进来的，打开全是现金，一沓一沓的，连验钞机点了半天。二十出头的小孩，买三十多万的车，全拿现金，那叫一个阔。”

我干了十几年刑警，见过太多人性的恶，可握着那张购车合同的时候，指尖还是控制不住地发凉。

我想起第一次去高家的场景。高远的房间里摆着祭品，地上还有刚烧完的黄纸灰，我当时还以为是他们刚听到风声，临时买来摆样子的。

我摸出手机给线人打电话，让他帮我打听河里村的底。

电话那头的声音很轻，却像重锤一样砸在我心上：河里村卖黑沙在道上都出名了，也就公家蒙在鼓里。那是个“堡垒村”，进村就一条路，其他路口全让村民用土堆堵死了。村口村尾永远停着大金杯，村里的小年轻就在车边上打牌，不是本村的车，根本不让进。

那条路我走了不下几十次。我每次去，都只看见笔直干净的水泥路，路边种着绿树红花，地上连个碎纸片都没有，比城里的小区还整洁。村民们在院子里打牌聊天，老头老太太蹲在墙根晒太阳。

最开始他们看见我还有点怕，因为吴生洪的人就守在村口，可紧接着就会扑上来，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拉着我的手哭诉吴生洪的暴行，求我给他们做主。

当年我有多动容，现在就有多恶心。他们握住我手腕的那双手，甚至可能还沾着高远的血。

我强迫自己深呼吸冷静下来。光靠这些推测定不了罪，我必须把当年漏掉的线索，一根一根捡起来。

高远的微信账单我看过无数次，之前只注意到他的消费大多是勤工俭学赚的，父母偶尔转个三百五百，账单停在2019年7月初，零钱里还有几百块没动。这次我把账单导出来，一笔一笔逐行核对。

2019年5月12日，一笔1350元的转账，收款方是镇上一个姓王的老太太。

我找到老太太家的时候，得到了一个让我浑身发冷的消息：这是房租钱。从2019年5月开始，高远就从家里搬出来，在镇上租房子住了。而他的父母，从头到尾，一个字都没跟我们提过。

我们在镇西头的老居民楼里找到了高远的出租屋。房东是一对七十多岁的老夫妻，儿女都在外地，自家盖的二层小楼空着，就改成了没备案的小出租屋，一间房一个月150块，水电另算。1350块，正好是九个月的房租，交到2019年年底。

不知道该说幸运还是不幸。高远一次性交了九个月的房租，所以他失踪的头半年，房东根本没察觉异常。紧接着疫情就来了，整座城市都停了，别说一间小小的出租屋，整条街的租客都走得干干净净。房东说，反正房子也租不出去，就没收拾，所有东西都原封不动留着。

也正因如此，我见到了高远留在这世上，最后的痕迹。

房间很小，十来平米，几乎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一套洗得发白的旧被褥，几件简单的洗漱用品，剩下的大半空间，全堆着本专业的书，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真题，每一本都画满了记号，写得密密麻麻。

书桌上放着一个磨得起毛边的棕色笔记本，工工整整记满了申论热点和答题框架，字写得很端正，一笔一画，像他这个人一样，板正，认死理。

我拍掉封面上的灰，随手翻了翻，一张照片从纸页里滑了出来。

照片上是两个半大的男孩，在河边的沙地上嬉闹，眉眼一模一样，是少年时的高远和高兴。阳光泼在他们脸上，两个人笑得眼睛都眯成了缝，露出一口白牙。

我盯着照片看了很久，心里堵得发慌，喘不上气。按下快门的，应该是他们的父亲高国庆吧。

桌角放着一个没拆封的快递盒。我拆开看，是一件藏青色的男士POLO衫，尺码是XL，款式很稳重，根本不是高远这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会穿的。是买给他父亲的礼物。

我忽然想起走访时村里人说的话：当年高家两口子砸锅卖铁供高远读大学，那些年高国庆逢人就挺起胸脯，说“我大儿子是大学生，是咱河里村最有出息的娃”。

在他的书堆里，我还发现了一些考公的教材，不由得回忆起张力说的，高远考公的事儿。

后来我们又去人社局查的档案。确认了他考公的事实，而且几乎到了最后体检审查的环节。但工作人员也说了，这个孩子没来交材料，视为自动放弃。

让我意外的是，他即将被录用的不是传统性质上的村官，还是带有选调性质的那种。这个岗位2009年的时候我也考过，比考取普通公务员还要难，最后落榜了，而同期考上的那几位，基本都是县处级的干部。

河里村是个自然村，没有村官岗位，上面的行政村才有。如果高远真的成为行政村的村官，下辖几个自然村，他不仅有权阻止挖沙乱象，甚至还有正当的招商引资的权力，带着一笔几十万的资金建厂修路。

他距离建设河里村的目标只差最后一步了。

可不知道为什么，他这段日子里好像并不开心。

我看到他的床底下，堆着三个空啤酒箱，里面整整齐齐码着空啤酒瓶。

之前所有的走访里，没有一个人说过高远爱喝酒。房东后来跟我念叨，说偶尔会撞见这个租房的小伙子，深夜一个人在房间里喝闷酒，一开灯，眼睛里全是红血丝。他性子太闷了，不爱说话，房东一开始还以为是自己年纪大了，跟年轻人聊不到一块儿去。

高远，你到底还有多少事，是我不知道的？

我在高远的账单和通话记录里，翻到了另一个人的名字——刘强。

高远微信里没钱的时候，刘强前后给他转过三次钱，加起来六百块。除了父母和弟弟高兴，刘强是唯一一个还和高远保持联系的河里村人。调了档案才发现，俩人从小学到高中，整整十二年都是同班同学。

这哪里是普通朋友，是穿一条裤子长大的发小。

刘强现在在市区一家房产中介做销售。这几年房地产行业不景气，他的日子显然不好过，租住在城中村的民房里，房间又小又暗，桌子上堆着外卖盒，墙皮都掉了一半。他看见我们找上门的时候，一点都不意外。高远的死讯在河里村早就传开了，他肯定早就从村里人嘴里知道了。不知道是生活磨的，还是村里给的压力，他整个人透着一股唯唯诺诺的劲儿，说话都不敢抬头，明显藏着心事。

我拉了把椅子坐下，开门见山，问高远算不算是他朋友。

他声音很小，眼睛盯着地板，说算，小学到高中都一个班。

我给他戴“帽子”，说这哪算是朋友，分明就是发小，光屁股长大的交情。他也没否认。

“可惜啊，你的发小死了，死得不明不白，连个说法都没有。”我把话说得很重。

刘强的脸一下子涨红了，嘴唇动了动，最后还是憋出一句：“我不知道。”

我问他高远在家的时候，跟他说过什么没有，却看见他把头埋得很低，说太久了，自己记不清了。

我换了个话题，指着他桌子上堆的书，要他说说高远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比我强。”刘强的声音带着点涩，“我没考上大学，他考上了。”

“上不上大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对你怎么样。”我翻了翻他桌子上的书，是自考本科的教材，还有英语单词本，“我看你微信给他转过六百块，你干中介挣点钱也不容易，能给他转钱，这发小够意思了。”

我拿起一本英语真题，“怎么，想考个文凭？”

他提起这个，脸上露出点难堪，说自己没学历，找工作到处碰壁，现在就差英语二了，卡了好几年，很难。

我问他考了几年了，他说从2019年开始考的，考到了现在。

我心里猛地一动，盯着他问：“是高远让你考的，对不对？”

刘强沉默了。他低着头，肩膀微微抖着，过了好半天，才从嗓子眼里挤出一个字：“是。”

“你这个发小，是真对你好。”我看着他，“他自己都被逼得走投无路了，还想着拉你一把，让你考个文凭，别跟村里其他人一样，偷一辈子沙。可惜就这么死了，死得不明不白，连个给他说话的人都没有。村里人说他读书读傻了，说他势利眼，连他同学都这么说，你也这么觉得吗？”

这句话像一根针，一下子扎破了他所有的伪装。

刘强猛地抬起头，眼睛红得吓人，一下子就掉眼泪，几乎是对我哭着大吼：“高远不是那样的人！他从来没瞧不起过我！他是被村里人逼走的！”

话匣子一打开，就再也收不住了。

刘强说，高考那年他只够了大专线，家里不让读，说大专没用，浪费钱，他就辍学了。那时候他自卑又不甘，慢慢就跟高远疏远了，总觉得自己一个没考上大学的，跟人家大学生站在一起矮半截。

河里村跟他们一般大的年轻人，没几个念完高中的，大多初二初三就辍学了，半夜跟着父母下河偷沙，白天卖完沙就泡在台球厅、网吧混日子。刘强融不进去，在村里像个异类，心里却一直羡慕高远。有一次他去省城办事，走到了高远的大学校门口，站在门口看了半天进进出出的学生，终究没敢拨通高远的电话。

这份隔阂，直到高远毕业回村才慢慢解开。

那时候村里人都在背后嚼舌根，说高远读书读傻了，大学毕业还不是没工作，连个正经饭碗都没有。

刘强那时候不知道高远考公的事，居然还松了口气，觉得自己跟高远的差距没那么大了，两人这才又慢慢走得近了。

可没过多久，高远就开始“管闲事”了。他不止告吴生洪偷沙，连村里人偷沙他也管。有一次几个村里的年轻人半夜偷沙，被高远撞见了，他站在河边拦着不让拉，被那几个人围起来打。

那天刘强也在旁边偷沙，看见高远被打，想都没想就冲上去把他拉了出来。

从那以后，俩人就像从前上学的一样，重新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刘强偶尔会去高远的出租屋，买两瓶啤酒，就着花生聊天。高远总劝他，趁着年轻考个自考本科，拿个文凭，将来也能考公考编，别跟村里人一样，偷沙偷不了一辈子，总不能一辈子都活在泥里。

刘强就是听了他的话，才开始准备自考。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高远成了河里村的公敌。他走在街上，什么都没干，就有人往他脚边吐口水，他去小卖铺买东西，老板也故意不卖给他，他家里的玻璃，半夜总被人砸。他没跟家里吵，也没跟任何人闹，就自己收拾了东西，从家里搬了出去。

虽然我早就推测出河里村全村偷沙的事，可当这句话从刘强嘴里，作为一个河里村村民亲口说出来的时候，我的身体还是控制不住地发抖。这不再是我的推测了。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我深吸了一口气，努力压着嗓子里的颤音，问他：“村支书呢？高升他不知道吗？”

刘强突然笑了。

是那种带着点嘲讽、又带着点绝望的冷笑，他看着我，眼神里写满了“你怎么会问出这种问题”的荒谬。

刘强摇了摇头，声音很轻，却像重锤一样砸在我心上：“我从记事起，河里村就是老高家说了算。这种事，他能不知道？”

河里村，坐落在本地母亲河的一道回弯处。

大河奔流数十万年，在这里冲出来一片平缓的滩涂，自古先民筑城依山傍水，却极少有人愿意在大河回弯处安家，水患太凶，养人也吃人。相传是明清年间，几户人家为了躲战乱，逃到这与世隔绝的地方，一代代繁衍生息，才有了今天这百十户人家的村子。

可村子太小了，小到地图上只配占一个针尖大的黑点，连行政村的标准都够不上，只是个自然村。

也正因为太小，乡镇党委换届的时候，从来没人把这个村子的支书位置放在心上——屁大的地方，一没好处二没油水，谁会抢着来当这个破官？

于是这个位置，就成了老高家的世袭头衔。

高升，已经在这个位置上坐了二十年。上一任书记是他小叔，再往上一任，是他父亲。河里村就两大姓，高家和刘家。高家人丁兴旺，盘根错节，村支部里从支书到委员，清一色全姓高。

两大姓的仇，结了好几代。早年为了抢河畔那几亩能种粮的好地，闹过好几次大规模械斗，锄头铁锹都见了血，恩怨缠了一辈又一辈。直到1998年那场大洪水，河水漫过堤岸，整个村子泡在水里，差点全淹了。政府花了大价钱修了好几道拦河坝，水患除了，地也没什么好抢的了，这才消停了几十年。

后来全国经济腾飞的那二十年，河里村成了被时代彻底遗忘的角落。房地产开发、招商引资、村村通修路架桥都绕着走。所有红利都跟这个村子没关系，老百姓守着优质河沙，眼睁睁看着周边的村子一个个富起来，盖楼房买小车，他们困在这河湾里，一步都动不了。

高升比他爹他叔都有眼界，也有魄力。

前些年借着乡里的扶贫政策，他牵头办过村办企业，搞过花生合作社，带着村民在沙地里种花生，开了油坊榨花生油，自产自销，那几年村里确实过了几天安稳日子。可小作坊终究斗不过大市场，没技术没销路没规模，慢慢就撑不下去了。2017年又赶上上游泄洪，厂房和合作社全泡了水，还欠了银行一大笔贷款。

刘强告诉我，从那时候起，村里人就盯上了脚底下的河沙。

而吴生洪的到来，不仅没能从泥沙上占到便宜，反而成了饲养他们本地人的养料。

根据刘强的口述，再结合吴生洪的口供，我回想起多年前的那场扫黑除恶，发现表面上看是我大获全胜，将吴送进监狱。可以是换个角度，还真不好说到底是谁是真正的黑，真正的恶。

吴生洪说，他起初为村子还了那笔花生油的欠债，高升就马上找上门，又让他给村里修一条水泥路。修路得几十万，平白无故谁愿意出这个钱？吴生洪没答应。没过几天，他的工程车就进不了村了。

一群七八十岁的老头老太太，往路中间一躺，说大车把他们家房子震裂了，不给钱就别想过去。吴生洪再狠，也不敢动这些老人，碰一下就是人命，他只能拎着十万块现金去找高升协调。

高升没收钱。他语重心长地劝吴生洪：“就当给村里人行善了，修条路，以后你在村里办事也方便。”吴生洪只能捏着鼻子，出钱修路。

可修路哪有那么顺当？

沿路的人家，当修路队经过家门口的时候，就会跳出来要钱，说占了他家的地，震了他家的墙。吴生洪一开始还找高升协调，高升两手一摊：“村里的事，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你自己看着办吧。”

吴生洪本来就一肚子火，这下正好找到了发泄口。他带了几个小弟，去那几家闹得最凶的家里，一顿收拾。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敢要钱了。而这些打人的黑账，后来一笔一笔被村民上报给我们，成了吴生洪“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核心罪证。

我让吴生洪说出那几家闹得最凶的人，无一例外，全都姓刘。那是村里除高姓以外的另一个大姓。

高升是管不了，还是故意不管？是不是在借吴生洪的手，收拾村里那些不听话的另一支大姓？

我一时不知所措，要知道，办吴生洪案子的那大半年，村支书高升是我最信任的人。

我们队里十几号人蹲在村里办案，没地方吃饭，天天在村部搭伙。高升天天亲自下厨给我们熬大锅菜，贴的油饼又香又脆，壳子焦得掉渣。村民最初害怕吴生洪报复，不敢出来作证，也是高升挨家挨户去做工作，拍着胸脯给人家打包票，说有警察撑腰，不用怕。

后来调查大学生高远的命案，也是高升这个村书记，负责帮忙联系村民来配合警方给线索的，都是他。

我对他的帮助一直很感激，可当时却没想过，为什么只要是他带来的人，给到的线索都是无效。

我调出高升2019年7月28日晚上的话单，那一夜很反常，高升的电话没有断过，似乎发生了什么大事。而他联系的4个人，都是村内闲散的社会人员。

我放出线人，又去查询几人银行的资金流水，两方带回来的线索都是——这4人均为盗采河砂人员。

一阵刺骨的寒意，从我后脊梁一直蹿到天灵盖。

我决定对所有涉及此案的人进行突击审讯。

先是将高远的父母和弟弟哄来队里，同时，那4名涉案的社会闲散人员也被抓捕，押送他们回来的过程里，我故意让两拨人相见。他们谁也不知道，对方被审讯了没有，又对警察交代了什么。

这是第一步的心理战，而第二步，就是将所有人分开进行审讯。

第一个进来的是高国庆。还是那个看起来老实巴交的老农民，穿着洗得发白的旧棉袄，缩在椅子里，恨不得把自己揉成一团消失。脸上是恰到好处的困惑，像所有无辜的受害者家属一样，对着我重复了无数遍的那句话：“警官，什么时候能抓到杀俺儿的凶手啊？”

我开门见山，问高国庆什么时候知道儿子去搞传销的？

他说都是高远同学说的。

“哪个同学？什么时候说的？在哪说的？”我盯着他，一句一句紧追不放。

他一开始还能打马虎眼，东拉西扯，被我问得急了，干脆拍着桌子发起了脾气：“你这警官怎么回事！不去抓凶手，天天揪着我问这些没用的！你是不是拿我当嫌疑人了？我儿子死了！我是受害者！”

我定定地看了他半分钟，没说话，站起身走出了询问室。

值班室里，高兴和他母亲正等着。

高兴头都没抬，窝在椅子里抱着手机打游戏，手指敲得屏幕啪啪响。他母亲坐在旁边，垂着头，一声接一声叹气，就像痛失爱子的母亲。

我走过去，一把抽走了高兴的手机。

他一下子跳起来，满脸怒气，问我干什么。

“你哥的冤屈还没洗清，你还有心思打游戏？”

“我打游戏怎么了？我有这个自由！”他梗着脖子喊。

我没跟他废话，揪着他的衣领直接把他拽进了审讯室，指着那把冰冷的铁椅子：“坐。”

高兴往后退了一步，皱着眉喊那是给嫌疑人坐的！他不是嫌疑人！他不坐！

我笑了，说他讲对了，这就是给嫌疑人坐的。今天他要是说不清楚买宝马的钱哪来的，这位置他非坐不可。

他还在嘴硬，说钱是自己挣的，公安局管不着。这种没见过世面的小孩最好唬。

我靠在桌子上，慢悠悠地说：“刑法里有个罪，叫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听过吗？说不清钱哪来的，就是犯罪，先关进去蹲着，等查出来是偷的、抢的、还是杀人换的，该怎么判怎么判。”

高兴的脸一下子白了，腿都开始抖，支支吾吾了半天，终于憋出来一句是爸妈给他的。

我再次走出审讯室，叫来了最后一个人。

高远的母亲。从始至终，她的表现都无懈可击——永远是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目光呆滞，嘴里念念有词，像所有被悲伤击垮的母亲。丈夫和小儿子接连被审，她也没什么反应，只是坐在那，嘴里嘟囔着我听不清的话，多半是在给儿子叫魂。

我拉了把椅子坐在她对面，一言不发地盯着她。足足盯了五分钟，她才终于停下了嘟囔，抬起浑浊的眼睛看着我，像刚反应过来一样：“警官……找到杀俺儿的凶手了吗？”

“找到了。”我看着她的眼睛，没再说下去。

她发出一声尖利的干号，拍着大腿哭，问是谁害了她的儿子。

我没接她的话，换了个话题，声音很轻：“跟我说说高远小时候吧。”

她愣了一下，眼泪还挂在脸上，不由自主地陷入了回忆，声音软了下来，说高远从小就懂事。学习从来不用她操心，回回考第一。

小时候放学就去河边钓虾，回来她给高远炸着吃，高远就爱吃这个，但舍不得吃，还往他弟弟碗里夹。

初中她一个星期给高远五十块钱。高远都花不完，攒着，再给钱他就说还有，叫她留着给弟弟盖房子。

上大学人家放假都回家玩，高远留在省城打工，送外卖、发传单。她叫高远回来，说家里能出学费。高远又说，钱留着给弟弟娶媳妇，学费他自己能挣。这个母亲说着说着，眼泪不停往下掉。

我打断了她：“高远也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你就不心疼吗？”这句话像一把刀，一下子捅破了她所有的伪装。她突然放声大哭，哭得撕心裂肺：“俺心疼啊！俺怎么不心疼啊！可俺没办法啊！”

我放缓了声音，把那件从高远出租屋拿回来的、没拆封的POLO衫放在她面前：“这是高远出事之前，给他爸买的礼物，快递都没拆。你告诉我，高兴买车的钱，到底哪来的？”

她看着那件藏青色的衣服，终于彻底崩溃了，趴在桌子上哭得喘不上气哭了足足十分钟。

与此同时，我得到消息，另一边的审讯室里有人扛不住了。

那4位社会闲散人员当中，有人承认，当晚他们和高远发生冲突，并且辩解在追打过程中高远不慎落水，因高远在河边长大他们并未在意，后来他们才知道高远溺死。

这是个很精巧的说法，如果按他们的供述，高原的死亡成了意外事件，就算我们咬牙顶着压力办，也只能是过失致人死亡，这是个很轻的罪名，交通肇事致人死亡就是过失致人死亡的一种，刑期才三年以下。

而高母对着我拿出的POLO衫，哭完了以后，承认当晚村支书送来50万元封口费。

她声音抖得不成样子，说是高书记给的。那天晚上，高书记来他们家了，说高远跟人吵架，不小心掉河里淹死了。还说这事要是闹出去，全村人都得完，这个家里的小儿子高兴也别想有好日子过。

“他给了俺们50万，叫俺们对外说，远儿去搞传销了，再也不回来了……”

她的这个供述，倒是能和前面的几个社会闲散人员的说法串联起来，她们一家和村支书顶多是包庇犯罪，而那几个闲散人员也是过失致人死亡。

我不信。

我分别找了4个闲散人员，说了同样的话。告诉他们这案子就是故意杀人，因为和你追逐打闹，人家落水了，你一不施救二不报案求助，相当于眼睁睁看着别人淹死，这就是不作为的故意杀人。

“不信你翻翻刑法书，故意杀人可是要吃枪子啊！”

当然没有什么书给他们翻。他们也只能跟着我，去看网上的一些我挑选好的判决案例，让他们相信这个事就是故意杀人。等他们有了相信的迹象，我再放饵——

要是查清楚了，说不定只是故意伤害致死，那么找到动手的人就行，其他人小事。还是跟现在一样不说话，那就是故意杀人，沾边就死。

4个闲散人员开始互相供述，狗咬狗了。

果然，4个人里有一个主要负责动手的，会指责别人也动了手。而另外三个人，口供会和那一个人不一致。四份口供一比较，就看出谁撒谎了——当然是那个下手最狠的。

最后我来到那个人面前，告诉他：“你的那些兄弟都供了哈，你供不供无所谓的。”

最后连他也认了，结合这几个人和高远家人的口供，我得以了解到那一天晚上发生了什么——

努力考上村官，即将重建村子的高远，最后是被他的父母和村民联手杀死的。

这几个人说，把高远埋在了他从小长大的河堤下面，那片他小时候摸鱼钓虾、长大了拼命守护的河滩。

刚发现死者是高远的时候，我在村里走访过他的过去。

大部分村民对他印象很淡，只知道这孩子读书好，初中就出去住校了，是村里这么多年唯一一个考上省城重点大学的娃。高远母亲说，小时候，高兴最崇拜的就是哥哥。哥哥带着他在河里摸鱼，放学回家教他写字，高兴小时候总拍着胸脯说，“我以后要跟我哥一样，考一中，考大学！”

可读书的苦，从来不是嘴上说说的。高兴的成绩越来越差，高远回家给弟弟补课，可最后高兴还是只去了一所中专。走到哪儿，都有人拿他们兄弟俩比，说你看你哥多有出息，你怎么就这么不争气。

高兴越来越烦这个哥哥，曾经最亲密的兄弟，越走越远。到最后，他心安理得地花着用哥哥的命换来的钱，开上了梦寐以求的宝马车，连一句愧疚都没有。

也许就是因为早早出去读书，高远从来没见过这个村子最丑陋的一面。

他以为这里还是他小时候那个安安静静的河湾，以为乡亲们还是那些看着他长大的长辈。

审讯高国庆的时候，我问他，为什么能忍下心，不给自己的儿子报仇。

他咬着牙，红着眼睛说：“你不知道他回来之后，我有多难。”从小最听话的孩子，读书读傻了。不肯去考公务员，不肯留在省城，非要回村里，说要搞什么生态园，要几千万投资，异想天开。

最让他受不了的，是那天高远看见家门口堆着刚挖回来的沙，指着他的鼻子问：“爸，你怎么也干这个？这是犯罪！”他让高远别管闲事，这小子梗着脖子跟他吵。

高国庆急了，掐着他的脖子把他扯到巷口，指着家家户户门口堆着的河沙，吼他：“你看！全村都在挖！有本事你把全村人都抓进去！”

那天父子俩不欢而散。这事很快就在村里传开。陆续有村民来找高国庆。客气点的就说他儿子读书好，赶紧回省城找工作吧，考出去多好，别在村子里待了。不客气地直接骂他儿子胳膊肘往外拐，要害了全村人。

高国庆一开始还挨家挨户赔罪，想着等儿子气消了，回省城就好了。

可他没想到，高远开始准备村官考试了。他是真的打算留在村里，真的打算把这件事管到底。

或许他和村民都不知道，高远如果成为村官，能为这个村，甚至周围几个村都带来不少发展——至少他们需要靠讹诈吴生洪才能得到的公路，高远不需要大家违法乱纪，也能为村里落实好。

父子俩吵得一次比一次凶，最后高远收拾了东西，搬去镇上租了个小房子，再也没回过家。

高远母亲说，她偷偷去找过儿子几次，给他送衣服送吃的，想劝他回家。高远不肯松口。她好几次看见儿子脸上带着伤，问他怎么弄的，他死活不说。

我能想象到他当时的样子。名牌大学毕业，懂法，成绩好，一辈子顺风顺水，相信邪不压正，相信道理能说通所有人。他觉得吴生洪不可怕，觉得乡亲们只是一时糊涂，只要好好说，总能劝回来的。

可他不知道，在这个封闭了几十年的河湾里，道理是最没用的东西。挡人财路，如杀人父母。

而且，他考公的消息，报名审核都在镇上，完全有可能被人通风报信给了村支书高升。

不到一个月，他就出事了。除了刘强，没有一个村民愿意告诉我，那段时间高远到底在做什么。我只能从他的消费记录和通话记录里拼凑：他有时候在村里，有时候在镇上，大部分时间，他都在河边。

我不知道他一个人，拦过多少次偷沙的三马子，挨过多少次打，被吐过多少次口水。没有人帮他。他想保护的人，全都站在他的对立面。

最后那天，他碰上了4个村里的闲散人员，开着三马子，拉了满满一车河沙，七八百斤，能卖好几百块。高远跑过去拦在车前面，让他们把沙倒回去。双方起了争执。

4个人的口供不一样。有的说，是高远先动手推人，他们还手的时候，随手拿起了挖沙的铁锹。有的说，早就看他不顺眼了，打他也不是第一次了，高书记说了，得给他点教训，让他懂点事。

尸检报告里，那个头骨上的窟窿，终于有了答案。是铁锹，很重、很快的一下，砸在了他的头上。

我以前办过一个类似的案子，锄头敲在头上，红的白的流了一地，受害者抽搐了半天，才咽了气。

高远的结局也是这样。

三年里，村民们一点点挖着河堤的沙，河堤慢慢垮了。河水漫上来，终于把他的白骨，冲到了阳光下。

杀人后，4个闲散人员六神无主，第一时间就找了高升。

河里村偷沙是有规矩的，可以用铲子挖可以用框子装，就是不能用机械，用机械的话，这片沙滩很快就会被卫星拍摄发现。之所以这几个小青年能用的三马子，都是高升许可的。

高升是支部书记，他从来不亲自偷沙卖钱，这几个用三马子运沙的闲散人员一直都是跟村支书分成的，出了事，自然也只能找他做主。

高升让他们四个人一人出了十万，自己又添了十万。河里村卖沙全是现金交易，家家户户床底下都藏着现金，凑五十万，不是难事。

当天夜里，高升带着钱，敲开了高家的门。他跟高国庆夫妇说，高远跟村里几个年轻人起了争执，追打的时候不小心掉河里了，没救上来。

高国庆第一反应是要报警，要给儿子办丧事。

高升按住了他，问他：“你想好了？报警了，警察查起来，高远为什么大半夜去河边？为什么跟村里人打架？到时候全村偷沙的事都得露馅，百十口人全得进去。你家老二还没找对象，以后你们家在村里还怎么待？”

最先松口的是高兴。他坐在旁边，玩着手机，头都没抬，说了句：“爸，算了吧。”

没有人问高远的尸体埋在哪。

没有人说要把儿子捞上来安葬。就当他是掉河里冲走了，“没捞上来”。

后来我提审高兴的时候，骂过他：“你哥的买命钱，你花着不心虚吗？”

他梗着脖子说：“我哥是自己掉河里淹死的。”

“是不是淹死的，你心里清楚。”

他不说话了，憋了半天，最后蹦出来一句：“他就是读书读傻了。从小成绩好有什么用？最后还不是回村里混？还不如我一个中专生过得好。”

抓高升那天，是我亲自去的。他就坐在自家院子里，抽着烟等我，没跑，也没反抗。

审讯室里，他把所有事都认了，说得理直气壮：“河里村的人，祖祖辈辈守着这条河，就靠这点沙过日子。吴生洪是外人，抢我们的饭碗，我们告他。高远是我们老高家的种，胳膊肘往外拐，非要给人普法，断全村人活路。他的死是意外，我拿五十万给他家，是仁至义尽。我不后悔，我是为了全村百十口人的活路。”

我看着他，没说话。到死，他都觉得自己是对的。

我也没问他，高远的死，是否和他即将成为村官有关。有些真相，我永远不会知道。

案子结了两周后，我们押着四个年轻人去指认埋尸地。水鬼在河里捞了两天，除了最初的头骨，再也没捞上来其他的骨殖。

河堤边站满了围观的村民，没有人哭，没有人愧疚，他们指着我们窃窃私语，眼神里全是冷漠和怨恨，再也没有三年前送锦旗时的感激和亲热。在他们眼里，我们不是为民除害的警察，是断了他们财路的仇人。

村民偷沙都是零散的，单笔数额小，证据也不全，最后没有一个村民因此被定罪。我们只能联系了航警，每天派无人机在河道上空巡逻，只要有人靠近河边，就用高音喇叭喊话警告。

偷沙的事终于停了。

张力、周小雨，还有高远生前几个要好的大学同学，专程从省城过来，想给他办一场追悼会。他们原本以为高远的骨殖会安放在殡仪馆，可现实是，除了送检损耗的部分，剩下的遗骸就装在一个物证袋里，安安静静地放在我们单位的物证室。

高远的大部分家人因为包庇罪都进了看守所，没人来领走他的骨殖。我破例申请了手续，让小周他们在物证室外面的走廊里，给高远办了一场简单的告别仪式。

那天周小雨的眼睛肿得像桃子，她爱了好几年的少年，最后只剩下了一根手指就能拖起来的重量。周小雨走的时候跟我说，她要辞掉公司的工作，去做一名真正的律师。

身处这个简陋葬礼的我，看着眼前这几个少年，心想他们曾经都是高远身边亲近的人，或多或少，人生也因此受到了影响。只是我没想过影响会那么大——

去年，我办理一个案件时，遇到了周小雨。她成了我抓的嫌疑人的代理律师。她穿着打扮成熟了很多。她告诉我，她祭奠完高远回去之后就辞职了，来到我们这个城市加入了一家律所。问到个人近况，她说还没找到心仪的另一半，未曾有过婚恋。

张力祭奠完高远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还是周小雨告诉我，张力踩着30岁年龄线，考到了外省某城市的警察岗位。我和他通了一次话，能听出他对当年案件的遗憾。

他说感谢我。当年我为了查案，去他出租屋的时候，看他真的生活很沉沦。我劝他，一个法学生干销售太浪费，要做点有意义的事情，警察是公务员中最好考的岗位。最终他听了劝，边工作边考试，踩线上岸。

关于刘强，他让我印象很深。他在高远失踪后开始自考。

因为刘姓家族在河里村本就不受待见，刘强曾经试图寻找过高远，甚至在出租屋里找过，但被村里人威胁后，家里人也劝说刘强放弃，刘强没有勇气做第二个高远，无奈选择离开了河里村。

他记得高远对自己的劝告，拿到了学历证书。在去年的三支一扶考试中上岸，现在负责乡镇普法宣传工作。

这些少年都迈向了美好的未来，唯独高远和河里村陷入沉寂。

我还记得，指认现场那天，我买了一束白菊花，放在高远死的那片河滩上。这个孩子，死的时候才24岁，死在2019年的夏天。如果他再多撑半个月，就能看到吴生洪被抓，我们端了这个最大的偷沙团伙。

如果他能撑到冬天，就能看到疫情封路，沙贩子进不来，河里村的偷沙产业，自己就萧条了。如果他能活到今天，就能看到他当年规划的那个生态园，真的有人做了。

他真的很聪明，有远见。他想走的路想做的事都是对的，只是他太急，又太善良。这样的年轻人，总是在不合时宜的时候，相信这个世界是讲道理的。

他没能等到那一天。

政府牵头投了好几个亿，在隔壁镇打造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滨河生态园，搞农场，搞旅游，甚至还有游船和漂流，成了我们这儿的文旅名片，带动了周边好几个村子致富。原本规划里是有河里村的。

只是此案告破后，规划里不再包括河里村。

河里村的年轻人，因为没有偷沙的收入，选择了外出打工，河里村逐渐成了空心村。

很多年过去，我总是会突然想起刚刚来到河里村，吴生洪被批捕的那天。河里村的村民敲锣打鼓，抬着一面烫金的大红锦旗送到我们刑警队，上面八个大字：扫黑除恶，人民卫士。

那天的宣传照片，至今还挂在我们局官网的先进事迹栏里。

照片上，我站在锦旗的左边，穿着警服，笑得一脸灿烂，觉得自己办了个漂亮的大案，给老百姓出了气。高升站在锦旗的右边，穿着洗得发白的夹克，笑得一脸淳朴，像个老实本分的村支书。

我们俩并肩站着，对镜头笑，锦旗在我们中间，红得刺眼。

心理学上有个说法，叫“路西法效应”，是说杀死一个人，很多时候不需要一个十恶不赦的恶人，只需要一群再正常不过的人，在各自的位置上，做出自认为合理的选择。

河里村就是这样。

给钱的高升，收钱的父母，花钱的弟弟，闭嘴的村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

每个理由单独拿出来听，都像那么回事。

写出《路西法效应》的作者津巴多在书的最后提了一个问题：在一个所有人都服从的系统里，少数不服从的人会怎样？

答案是，他们会被系统识别为bug，然后被修复。

高远就是这么被害的。

他活着的时候，全村没有一个人站在他那边。

但死了后才慢慢被时间还原。

后来发生的事一件件证明了，高远当年的坚持，是对的。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小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