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记得很多年前，北大一位教授曾在一次公开演讲时说：“你要觉得什么事怪，你想想它发生在中国，就想通了，不觉得怪了。”当时台下听众掌声笑声不断，那位北大教授在十多年前也是很多青年学生推崇的明星角色。每到一处演讲，教室内外人满为患，就连走廊上都挤满了青年学生。
中国的社会就是这样。凡是不用脑子思考的，对感官形成刺激的，都容易引起关注。凡是要理性思考的，都很难引发共鸣。
十多年过去了，那位北大教授渐渐淡出了公众视野。只是偶尔在朋友圈看到，他还参加各种酒局，并在喝的面红耳赤后卖点“假冒但不见得伪劣”的酱香酒。
他说的话，除了反动和制造对立情绪外，没有任何的益处。而且更重要的是，也不客观。
“怪事之所以发生，不是因为发生在中国这片土壤，更是因为它与利益关联。”把他的话，延伸一步换成：“如果你觉得什么事怪，你就想想背后有什么利益因素，就不觉得怪了。”这更精准，也更符合实际，只是由于不反动而不易引起关注罢了。
前两年，执法司法机关的“远洋捕捞”引起高层关注，并在制度和工作机制上，专门制定了针对“远洋捕捞”的解决办法。比如：公安部有专门的涉企执法监督平台，最高检有“违规趋利执法监督”专栏，等等。
说简单点，“远洋捕捞”就是执法司法机关对没有管辖权的刑事案件，非要行使管辖权。这当中带有违法趋利的因素，所以被叫停和治理。“远洋捕捞”主要针对的是外地企业
与“远洋捕捞”表现完全相反的另一种乱象是：地方保护。不“本地捕捞”而非要“劳师远征、远洋捕捞”，“自家的祖坟哭不明白，还非要去哭乱坟岗子”，这在表现形式上已经证明了地方保护的动力，远大于”远洋捕捞”可能形成的伤害。
“远洋捕捞”和“地方保护”，前一个是不该管的管上了，后一个主要是该管的不管，表现形式虽然完全相反，但实质内容完全一致，都是利益驱使。不该管的管上，是为了利益；该管的不管，也是为了利益。
人生活在社会之中，要说“一点不受利益格局和当地关系网络”的影响，那是不可能的。如果“地方保护”仅停留在该管的不管这种原始表现层面上，倒总体还可以理解，也方便纠正。
但近些年来，“地方保护”已经渗透到整个执法司法程序，形成了隐蔽的地方利益链条，严重影响了执法司法的公正和平衡。
“远洋捕捞”主要发生在刑事案件中，“地方保护”可以渗透任何一个类型的案件
比如：
在民事案件中，本地企业与外地企业发生不正当竞争。如果本地企业起诉，要求对外地企业进行巨额保全，就可以长时间冻结外地企业基本账户。法院支持。反过来，如果是外地企业要求巨额保全，要求冻结本地企业基本账户。法院就以“诉求与保全措施不成比例”予以拒绝。由此导致司法程序中，对本地和外地企业的执法司法尺度不一致，对两地企业运营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大相径庭。
在刑事案件中，如果外地企业向本地企业内部人员行贿，在本地企业的推动下，就把外地企业的涉案人员全抓来，不留一丝余地。如果反过来，本地企业向外地企业行贿，就极尽全力予以保护。这种涉两地企业案件中，抓住把柄、摁住外地企业立即“就地正法”的做法，远比“远洋捕捞”危害更大。
在行政执法案件中，就更不用说了。有的行政处罚，有的不予处罚；有的处罚很重，有的处罚很轻；……这都与当地地方关系和利益格局直接关联。
所以，比“远洋捕捞”危害更大，也更值得关注的是“地方保护”。“远洋捕捞”主要还是程序上的，容易判断识别；同时由于办案机关“自知理亏”，谈判空间也会相对较大。但“地方保护”主要是实体上的，正反两面怎么说，都有些道理，很难判断识别；又由于延续已久根深蒂固，所以很难纠正。
相比来看，“远洋捕捞”是明抢，“地方保护”是暗箭。明枪易躲，暗箭难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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