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选择：孤残儿童收养困境、成因与对策研究

李佳懿，重庆工商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毕节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研究方向为儿童福利与社会工作；

蒋君宇，重庆工商大学社会工作系，研究方向为医务社会工作；

蒙艺（通信作者），重庆工商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研究方向为社会工作理论、实务和教育。

［摘 要］近年来，国家出台多项政策促进孤残儿童回归家庭，但政策效果并不理想，孤残儿童实际收养率仍然极低。文章基于理性选择理论视角，通过对B市儿童福利院的田野调查和14名收养关系人士及9名收养见证人士的半结构化访谈，系统分析了当前孤残儿童收养困境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困境主要源于三个方面理性选择的交织作用：家庭理性驱使收养人追求健康儿童以实现互惠最大化和压力最小化；官僚理性导致送养程序烦琐、部门推诿和工作边缘化；文化理性通过污名化与社会排斥强化了对孤残儿童的拒斥。三者共同构成孤残儿童难以回归家庭的结构性障碍。为此，应通过分级分流照护、优化收养程序、强化家庭支持、加强公众教育等综合措施，提升“有效收养率”，推动孤残儿童回归家庭政策的落实。

［关键词］孤残儿童；儿童收养；收养政策

一、前言

孤残儿童，也称残疾孤儿，是指失去父母或查找不到生父母且身患残疾的儿童，包括社会散居残疾孤儿和儿童福利机构抚养的残疾孤儿（民政部等，2024）。基于儿童利益至上原则，让孤残儿童在稳定、安全、关怀的环境中长大，既是他们健康成长的需要，也是社会文明的彰显（蒙艺、李佳懿，2022）。家庭是孤残儿童成长的最佳环境，帮助儿童福利机构抚养的残疾孤儿回归家庭获得家庭温暖，能够更好地保障他们健康成长（民政部等，2024）。但是，儿童福利院孤残儿童近年来收养数量不断创低，残疾孤儿占比不断攀升。根据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的统计，近年来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的被遗弃儿童主体为病残儿童，比例为被遗弃儿童总数的98%（王学军，2021）。

国家相继出台了相关政策以应对孤残儿童收养的现实困境。比如，2021年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放宽了对收养人资

格和收养孤残儿童的数量限制，新版《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明确将“引导鼓励国内家庭收养病残儿童”作为儿童与福利领域的主要目标之一，2024年民政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残疾孤回归家庭的通知》鼓励国内家庭收养残疾孤儿。与此同时，学界也在积极思考对策，其中不少研究从法学视角出发，以完善当前收养法的法律框架及修补其法律漏洞为目的开展研究与探讨。然而，想要破除孤残儿童的收养困境，落实国家颁布的孤残儿童回归家庭政策，除了需要完善法律法规外，深入儿童福利机构直面困境，倾听收养人、负责收养工作的行政人员和社会工作者以及送养人的心声，了解人们关于收养的态度和意愿，解析收养困境的社会成因同样至关重要。因此，本文利用田野调查资料，在理性选择理论视角下描述当前儿童福利院孤残儿童所面临的收养困境并探究成因，提出化解困境的对策。

二、文献综述

（一）作为一种“儿童福利制度”的孤残儿童收养研究

世界各国在福利国家建设进程中，将儿童福利制度的健全与完善始终视为重中之重，孤残儿童收养作为一种儿童福利制度自然受到学界的关注，特别是法学领域。比如1926年英国出台第一部《收养法》，将收养作为儿童福利的组成部分之后，儿童收养制度在学界争议中不断改革完善，最终成为儿童收养制度的世界标杆（蒙艺、李佳懿，2022）。

中国孤残儿童收养制度建设起步较晚，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颁布之后，相关研究逐渐增多，将孤残儿童收养作为社会福利制度的兜底政策，针对收养困境从制度层面提出对策。第一，针对现行儿童收养制度不够完善，尤其是过于严格的收养条件限制了收养人的数量，建议放宽收养条件，扩大收养人群体，以提升孤残儿童的收养率（李秀华，2019）。第二，针对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孤残儿童的生活保障问题仍然突出的现状，提出应完善社会和医疗保障制度，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以减少病残儿童被遗弃的现象（王晓东、李芳萍，2017）。第三，针对收养法中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未能得到充分体现，尤其对于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的残疾儿童，建议在国内收养及跨国送养残疾儿童过程中，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贯穿于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中，确保优先维护被收养儿童的权益（蒋新苗，2019）。

可见，已有研究为我国孤残儿童收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重要借鉴，但这些研究大多从“法理”出发寻找制度成因，未能充分关注收养关系中的核心主体（收养人、被收养人和送养人）的情感和需求，亦忽略了其背后的生成环境。这一缺失不仅制约了学界对我国孤残儿童收养困境的全面了解，也使得相关对策在一定程度上难以体现出以人为本的理念。

鉴于此，本研究深入收养人（收养家庭）、送养人（儿童福利机构）、被送养人（孤残儿童）的生活、工作、学习场域，倾听其心声、体察其感受，旨在提出彰显人文关怀、回应现实困境的有效策略。

（二）“收养率”——国内外相关研究核心议题

孤残儿童收养率低下是当下世界各国面临的难题。所以，围绕如何提升孤残儿童的收养率，各国学者都在积极开展相关研究。比如，Sturgess和Selwyn（2007）的研究发现，由于收养者认为英国社会服务部（Social Services Departments，以下简称SSDs）提供的收养支持服务太少且太晚，具有特殊需要的儿童（比如残疾孤儿）更有可能永久性待在儿童福利机构，要提升这类儿童的收养率，SSDs需要改善收养支持服务。

Helton（2011）的研究发现，年龄较大且有行为残疾或多重残疾的“特殊需要”儿童比年幼儿童更有可能遭受收养中断，但无论年龄大小和残疾轻重，亲属收养中断的可能性最小，所以对于孤残儿童，亲属收养是比较合适的安置决定。Slayter 与 Springer（2011）的研究发现，有智力障碍的青少年受到虐待的风险更高，遭受收养中断的可能性是非智力障碍青少年的1.4倍，建议相关部门加大对青少年收养家庭监管的同时，提高对收养家庭的支持。蒋新苗（2009）通过解析中国残疾儿童收养的法律机制，指出为了提升残疾儿童收养率，收养法律制度对收养残疾儿童应有例外规定。

总的来看，提升孤残儿童收养率是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核心议题，但是国内学界几乎都是对相关法规的讨论，缺乏对收养关系人士的实证调查研究。而国外研究既有理论探讨，也有关于收养人的收养动机（Denby et al.，2011；Houston &Kramer，2008）、被收养人对福利机构送养的期望和建议（Cashen et al.，2019），以及生父母放弃孩子抚养权的原因和社会工作者对当前福利政策的质疑（Good，2016）等方面的研究。而且，国外研究还对“提升收养率就一定是好的吗？”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反思。Barth等（2005）就指出，英国多收养、快收养政策旨在提升收养率，但是因为没有给予收养人足够的支持、培训和服务，收养质量无法保障，收养中断情况时常发生。在此类研究的启发下，英国教育部在 2012年发布了《收养行动计划：解决延迟问题》（An Action Plan for Adoption： TacklingDelay），明确有效收养目标应该包括缩短等待时间、提高决策效率与专业性、增加匹配机会（特别是为年龄较大、有特殊需求、少数族裔等“难以安置”的儿童找到收养家庭）和提升安置稳定性。也就是说，有效收养率不仅看重最终完成收养程序的比例，还强调在合理时间内为儿童找到稳定、合适的家庭，并实现良好的长期效果。

国外研究对于收养率的关注，建立在满足收养关系人士对于收养的要求和期望之上，考虑的是数量（收养比例）和质量（合理时间、合适家庭、稳定安置）并重的有效收养率。受此启发，本研究通过参与式观察儿童福利院孤残儿童的生活学习及收养历程，直接对话收养关系人士和见证人士，探究我国孤残儿童收养困境的症结所在，以期提出既能提升收养数量又能保障收养质量的对策。

（三）影响“收养率”的社会因素

收养是自主选择建立亲缘关系的家庭行为，具有高度的选择性。文化脉动理论强调，家庭行为应置于历史文化、社会因素和家庭因素所组成的宏观框架下考虑（徐安琪、张亮，2008）。所以，孤残儿童能否被顺利收养需要关注收养家庭、收养制度、收养文化等因素。

关于家庭因素，国外研究常以家庭压力理论作为基础，认为家庭的收养意愿、行为、决策、质量是家庭压力、家庭认知、家庭资源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如，Lazarus等（2002）的研究发现，收养给家庭带来的各种压力和家庭能够应对压力的各种资源是影响家庭收养有发育障碍的儿童意愿的关键指标。总的来看，这些研究认为，家庭支持、适应能力、情感支持等家庭资源因素，以及积极正向的家庭认知，可以帮助收养家庭更好地应对收养儿童带来的各种挑战，比如儿童和家庭的适应能力、心理健康问题、行为问题等，进而减轻家庭压力，提升收养意愿（Sar，1994； Lazarus et al.，2002）。

理性选择理论认为，个体行动者总是依据最大限度地获取效益的原则在不同的行动或事物之间进行有目的的选择（Coleman，1966）。从该理论视角审视基于家庭压力理论的研究发现可知，当下我国面临的孤残儿童收养困境与收养家庭（收养人）理性直接相关。具体而言，持有特定收养需求的家庭会综合评估自身的家庭资源与社会支持，以判断能否有效应对收养孤残儿童所带来的照护、心理、经济及社会等多重压力，并在此评估基础上做出理性选择。

关于制度因素，学界致力于建设完善儿童收养法律法规，但是似乎忽视了即便最为完善的法律法规，也需要恰当的执行管理。科层制理论指出，科层制是政府组织的机体和基础，通过专业化分工、等级权力链、规则化程序、非人格化管理、技能化选拔、职业化路径六大原则，能够确保政府治理的标准化、专业性、规范化、公平性，并提升其管理效率（Weber，1997）。然而科层制结构一旦稳定下来，就会逐步被官僚理性趋利避害的意愿和行为模式反噬，规则僵化、效率降低、部门割裂、人性异化等反功能弊端也会纷纷出现（柯贵福，2019）。蒋新苗（2021）的研究发现，跨国收养中法律衔接不畅、政府部门与福利机构合作不顺、收养手续烦琐、收养时间冗长是稳定规范的科层组织官僚理性的产物。按照理性选择理论，官僚理性是儿童福利机构等政府组织的法人行动，与其主体成员的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等密切相关（谢舜、周鸿，2005）。由此可以推测出，儿童福利机构等相关组织（送养人）呈现的科层制官僚理性是导致孤残儿童收养困境的制度因素。

关于文化因素，国外研究在致力于完善收养法的过程中，也指出社会文化存在的弊端并倡导进行改革。比如，英国传统文化中被收养的私生子不仅被社会歧视，而且在收养家庭中身份、地位、权益都低于亲生的婚生子，而《1949年儿童收养法》的颁布，极大地提升了收养子女在收养家庭中的地位，使其权益得到有效保障。当下我国孤残儿童面临收养困境，究竟受到何种社会文化的影响？在社会排斥理论视角下，孤残儿童“残”的特征，必使其经受社会文化构建的观念排斥、交往排斥、教育排斥、环境排斥（解韬、谢清华，2014）。“孤”的特征注定其在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上的匮乏（尚晓援，2015），进一步加剧了其承受的社会排斥。所以，可以推测出孤残儿童的低收养率与社会对孤残人士的排斥文化相关。当下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交织，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中，均存在孤残于家庭福祉、于社会发展无用的文化标签。这些文化标签在理性选择理论视角下是文化理性的选择和表现，应该也是孤残儿童（被送养人）难以归家的影响因素。

理性选择是理性行动者趋向于采取最优策略，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收益的行动结果（丘海雄、张应祥，1998）。那么，家庭理性、官僚理性和文化理性应该是当下我国孤残儿童收养困境的底层逻辑。但这一逻辑链条是否成立，仍有待实证研究的检验，这些因素之间的交织作用和形成机制目前也尚不清晰。本研究基于家庭理性、官僚理性和文化理性的分析框架，通过解读田野调查资料，剖析当下我国孤残儿童收养困境的全貌，深入挖掘其成因，并据此提出人性化对策，以助推孤残儿童回归家庭政策落实。

三、研究方法

（一）田野点与调查过程简介

本研究选取2013年成立的B市儿童福利院作为田野点。B市儿童福利院负责接收辖区内的所有孤弃儿童，调查期间院内照护孩子96名，30余名员工负责他们的生活起居、教育和健康等事宜。按照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管理系统，96名儿童中机构代养儿童7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30人，困境儿童3人，孤弃儿童56人。儿童福利院仅对孤弃儿童有直接监护权和送养权。96名儿童中，有39名为残疾儿童，34名为孤弃儿童，占残疾儿童的87%。选择B市儿童福利院作为田野点，原因如下：B市位于贵州省西北部，经济与文化水平较为落后，曾两度因留守儿童问题在全国引发巨大关注。相比经济发达与资金充足的城市儿童福利院，B市儿童福利院更能代表众多中小城市儿童福利院的发展现状。2021年7—9月，笔者以教管部实习生身份进入B市福利院开展田野调查。其间为了解院内残疾儿童的情况，主动参与康复部、特教部与抚育部的日常工作，与相关工作人员以及部分儿童进行沟通交流，每天详细记录观察日记并及时转录半结构式访谈资料。

（二）访谈对象与访谈提纲

1. 访谈对象

2021年11月至2022年5月，笔者与14名收养关系人士和9名收养见证人士进行深度访谈，每次时长30~80分钟，平均时长42分钟。根据访谈对象意愿，7人为面对面访谈，18人为电话访谈。收养关系人士包括送养人和收养人。接受访谈的送养人10人，是具有送养资格且全程参与送养工作的工作人员，来自福利机构、民政部门和第三方社会工作评估机构。接受访谈的收养人4人，包括已经成功收养的收养人3人和有收养意愿却未成功收养的拟收养人1人，由笔者在网络发帖招募获得且在访谈前已核实其身份。访谈被收养人本是研究之需，也在研究计划之内，但因为需严格遵守保护儿童个人隐私及心理健康的研究伦理，笔者不能直接对话院内生活或成功收养的孤残儿童。

为了弥补研究局限，笔者访谈收养见证人士9人，其中3人为儿童时期曾经生活在儿童福利院、符合送养条件、有过收养经历且自愿参与访谈的成年人，另外6人是与收养行为并无关联但是见证过亲戚、朋友或邻居收养事件的普通群众。基于最大差异法，访谈对象年龄介于23~56岁，学历从小学到研究生，共计23人，具体情况见表1。

2. 访谈提纲

访谈提纲因人而异。送养人访谈提纲共分三份，分别针对民政部门工作人员、福利院工作人员和第三方社会工作评估人员，内容围绕送养工作流程与其在工作过程中遇到的收养难题，探究他们对收养工作所见所闻的认识与想法。收养人访谈提纲两份，分别针对拟收养人与事实收养人，内容以收养人在收养或准备收养过程中的抉择与思考为主，探究他们在收养道路上的心路历程。收养见证人士访谈提纲共两份，一份针对有收养经历的孤儿，内容围绕他们的日常生活，了解他们对于收养的期望；另一份针对见证过收养的普通人群，内容涉及他们对收养孤残儿童的态度，了解社会大众对收养关系的看法与认知程度。

（三）资料分析策略

田野资料的分析首先以收养关系人士的切身感受为切入点，旨在呈现收养困境；其次，以理性选择理论为基础，在家庭“理性”、官僚“理性”和文化“理性”的分析框架中探究困境成因；最后，基于他们关于收养的期望，以人为本提出破解理性困境的可能路径。

四、孤残儿童收养困境及其成因

（一）困在家庭“理性”中的收养人

田野资料显示，收养人前往福利院时，他们往往会在第一时间告诉工作人员，自己的要求并不高，就要一个“身体健康的婴幼儿”。然而这个听起来最容易实现的门槛条件，在当下却难以实现。“给每个福利院打个电话，你说要领养，（福利院）告诉你都没有（适合领养的孩子），全国（的福利院）都没有。我甚至给四川省的所有福利院都打过电话，只有成都一家福利院回答我有，但是也是残障。我想，这么多家福利院，怎么一个（健康的孩子）都没有。”（拟收养人，B4）可见，收养人在福利院中寻找收养对象，几乎都被困在健康要求上。

从田野资料来看，直接原因是收养人对福利院照护儿童存在认知偏差。由于信息不对称，收养人常将儿童福利院与孤儿院等同，误认为福利院中的儿童均为可收养对象。事实上，福利院内的儿童分为四类：机构养育儿童、机构代养儿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和困境儿童。福利院仅对机构养育儿童（孤弃儿童）拥有监护权和送养权。以B 市儿童福利院为例，该院现有儿童96名，符合送养资格的孤弃儿童为56名，其中残疾儿童比例高达61%，也都为大龄儿童，符合送养条件的寥寥无几。根据儿童服务系统中孤残儿童庞大的数量和极高的占比，从福利院收养身体健康的婴幼儿这个收养人认为较容易实现的门槛条件，其实极难实现。

为什么收养家庭从一开始就将残疾儿童排除在收养范围之外呢？理性选择理论认为，这与收养家庭（收养人）的理性选择相关，田野资料从两个方面证实了该观点。一方面，家庭互惠要最大化，“我们遇到过很多打电话来问领养的，有一对夫妻快60岁了，打电话来我们院里找领养，在电话里她就明确告诉我，要找一个健康的孩子，因为等这个孩子长大了要负责给夫妻两个人养老……”（福利院工作人员，A1）中国社会中，家庭关系是以婚姻、血缘为纽带，在家庭成员之间形成的一种相互支持、彼此照应的特定关系（邱添乾，2020）。传统家庭观中，家庭关系的本质是互惠关系，认为凡是人都先受父母的教养，然后教养自己的子女，最后受子女的赡养（林语堂，2003）。为了满足家庭成员互惠要求，收养人出于理性，势必要计算家庭收养的成本、风险和回报，选择符合家庭需求的成员建立理想家庭，收养对象的健康状况也就成为收养家庭的基本要求和首要条件。

另一方面，家庭压力要最小化，“（要收养一个残疾孩子）你得有工夫，有经济实力，你得照顾他、陪着他，没有时间不行……自己没能力就不收养，多大能力办多大事”（收养人，B2）。根据家庭压力理论，压力源事件与家庭资源共同作用于家庭压力认知。当家庭意识到需要更多资源且事件对家庭的持续性影响较长时，家庭压力随之增加，为了减少家庭压力，家庭会尽量规避压力源事件（Moyer & Goldberg，2015）。选择残疾儿童意味着要面临经济、照料、心理、社会方面的压力，要付出更多的家庭资源，当家庭判断其资源不足以满足残疾儿童的教养需求时，为了避免未来可能产生的压力，自然倾向于选择收养健康儿童。当下中国的收养制度为完全收养制度，即孤残儿童一旦被收养，其监护权就会转移至收养家庭，也就意味着经济压力也随之转移。所以，无论从家庭互惠还是从家庭压力来看，收养残疾儿童都是个糟糕的选择。

从田野资料中，我们还能看到理性的收养人不仅拒绝残疾儿童，还存在性别偏好。通过计算收养成本、风险和回报，理性的收养人普遍认为收养健康女童是一个成本低、风险低、回报高的最佳选择。“我当时去过一家进行评估，结果到了以后发现家里的男主人瘫痪在床，女主人本人年纪也不小了。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要收养这个女孩，这样以后她年纪大了动不了的时候这个女孩好照顾她老公，我当时听了觉得心里挺不是滋味的。”（社工，A5）

关于健康女童的收养偏好，早期就有研究发现，女孩的收养率自1950年起逐年上升。在中国农村，收养男孩通常需要更高的费用和更长的等待时间，养父母还需考虑男孩成年后可能涉及的彩礼和婚房等婚姻成本，因此许多收养人倾向于收养成本较低且情感联系更紧密的女孩（Zhang，2006）。可见，收养人在做出收养决策时不仅关心当前的经济支出，也对未来教育、医疗和婚姻等潜在成本有所顾虑，所以健康孤女成为最优选择。

但是，福利院儿童主体是孤残儿童，中国的收养制度为完全收养制度。《民法典》规定自收养关系成立之日起，养父母与养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法律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这就意味着，如果从儿童福利机构收养孤残儿童，养父母需要全面承担其残疾照护负担。在收养制度的限制下和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出于家庭互惠最大化和家庭压力最小化的家庭理性，不难理解收养人对收养对象强烈的健康要求和性别偏好。也因此，收养人的收养选择范围小，收养人出于理性困于理性，收养意愿难以实现。

（二）困在官僚“理性”中的送养人

田野调查发现，B市儿童福利院从2020年起就再也没有办理过送养业务，送养工作处于完全停摆状态。直接原因有二：第一，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在疫情期间，根据国家发布的防控措施，福利院谢绝所有外界人士的探访与爱心活动，取消社会活动。受此影响，拟收养人前往福利院询问收养情况以及探视院内儿童的情况减少，涉外送养工作暂停。第二，2021年5月，《关于进一步推进儿童福利机构优化提质和创新转型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发布。根据《意见》要求，到2025年，全国各省市儿童福利机构要全面实现“养、治、康、教、安”一体化发展，县级机构转型为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主要负责健全儿童的日常生活，市级儿童福利院将集中照护重残重疾儿童。这一调整旨在减轻县级福利院的康复教师资源和设备压力，同时使市级机构能够专注重残重疾儿童的特殊教育与康复活动，并有计划向残疾儿童家庭开放，扩大受惠人群。

位于B地级市的儿童福利院负责整个地区所有需集中供养儿童事务。在笔者调查期间，该福利院正致力于向专注重症残疾儿童的机构转型。转型完成后，B市儿童福利院适合送养的儿童数量将会减少，收养工作因此逐渐被边缘化。“现在上面要求福利院转型，以后每个区县的儿童福利院去负责健康的（儿童），我们就只管重残重疾的……只要转型成功，我们院里会没有合适的儿童，所以以后也就不负责收养这块的工作了。”（福利院工作人员，A1）

可见，内部转型和外部疫情是B市儿童福利院的收养业务停滞的直接原因。但在理性选择理论视角下，其深层逻辑应是科层制度体系的官僚理性行动后果。为了提升管理效率和组织绩效，科层制组织通过严格的分工和等级制度，将各个层级岗位职责标准化、专业化、规范化。然而，科层制结构制度稳定固化之后，各个层级岗位人员在趋利避害的本能驱使下，“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官僚主义就会浮现。在《意见》颁布之后的福利院转型升级背景下，这种情况在收养工作的开展和推进上均有体现。

2019年，B市民政部门在情况摸排中发现小翔（化名），其生存环境较差，经过医学检查确认与“父亲”并无血缘关系后，将其送入B市儿童福利院。根据上级部门的转型升级要求，小翔本应被送入区级福利院，但区福利院在整修期间无法接收儿童，市福利院提议暂时代养小翔，监护权仍归区福利院。此时，B市儿童福利院内还有7名与小翔情况相同的儿童。按照提议，区福利院整修完毕正常运营后，小翔将转回区级福利院。市福利院代养期间，对小翔并没有直接监护权，因此未将小翔纳入市福利院的收养名单，小翔的收养工作按规定还是由区福利院负责。然而，因种种原因，区级福利院一直未能正常运营。在实际生活地点（市福利院）无监护权、监护权所在地（区福利院）未正常运营的情况下，小翔等市福利院代养儿童的收养工作进入真空地带，无人负责无人管理。小翔2019年入院时6岁，直到2021年8岁时，仍未被纳入市福利院的送养名单。

“……收养工作以前也是办公室业务的一部分，不过现在收养的概率不大，又要转型，所以这个业务基本上不存在了。”（福利院工作人员，A2）转型升级带来的岗位业务职责变化和监护权归属限制，加上工作人员出于工作效率考虑对工作事项的优先级排序，福利院的收养业务也在逐渐边缘化。因为收养工作被边缘化和部门间的互相推诿，收养工作拖延或停滞。研究表明，每延迟一年，儿童被收养的概率降低 20%（Department for Education，2012）；年龄越大的儿童越难以回归家庭，收养程序的每一次拖延都在削弱儿童回归家庭的希望（Bunt，2013）。

此外，在官僚理性驱动下，送养机关工作人员趋利避害。烦琐的收养程序不断消磨收养人的耐心，孤残儿童回归家庭的机会受到影响。“（办理）收养手续确实是太麻烦了。我们去了很多部门，都互相说归对方管，但是走了程序后又不管……办（收养）手续最后一步要经过公证处公证，我们到那里的公证处后，民政局说还要在互联网上走一个程序，光这个就等了差不多半年才给弄好……这个手续前后总共搞了六年，太烦琐了。”（收养人，B3）科层制下的决策高度依赖硬性的规章制度，缺乏灵活性。当缺乏具体规定时，官僚理性下的工作人员不可也不愿做出决策和采取行动，最终导致收养工作停滞。“送养人条件那一栏，《民法典》里面只说了家庭特殊困难可以送养，但是我们在一线的时候，又没有标准去衡量到底哪种程度可以算家庭特殊困难。后来我们向省里面反映了以后，得到的消息是，如果是家庭经济困难的，或者孩子太多了养不起的，不算在这个标准（家庭特殊困难）里面，到最后也没有给我们一个准确的定位。”（民政工作人员，A9）

总之，正是科层制组织追求的管理成本最小化和管理效率最大化的官僚理性，促使送养人遵守分工制度、坚守岗位职责、严守程序规范。由此，在制度设计不够完善或出现突发事件时，送养工作不被重视、被边缘化、无人负责无人管理、制度僵化不会变通，进而导致互相推诿，工作拖延乃至停摆。送养人困于制度理性的束缚，使得孤残儿童归家希望渺茫，福利院供养负担越来越重。

（三）困在文化“理性”中的被送养人

田野资料显示，受访者眼中残疾儿童和健康儿童有显著差异，其中生理差异使得收养人不仅要面临更高的经济负担和照护压力，还要承受外界的质疑。因此，在其收养决策中几乎不会考虑残疾儿童。“如果你收养的是一个残缺的小孩的话，你后续可能会面临一系列问题，包括经济、家庭，还有人际关系……大家会对你有一些猜测，这些会对你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见证人，D2）“我担心收养以后人家对他风言风语，别的孩子万一不懂事给他起外号之类的，孩子心里不好受，大人心里也烦得很，何必呢。”（收养人，B1）那么，为什么收养残疾儿童在社会大众眼中是一种异常行为呢？为什么孤残儿童收养决策会受到这类社会压力的影响？

追溯中国历史，残疾儿童一向不在收养人的选择范围内。中国有记载的收养制度最早可追溯到西周时期宗法制度推崇的“立嗣”思想。之后，从东晋时期“无子而养人子，以续亡者后”到清朝的“独子既能不弃所生，又能济他房无后”，“立嗣”思想不断加深（宗海霞，2012）。可以说，古代社会的收养目的都是满足家庭继嗣需求和延续家族香火，难以完成传宗接代任务的残疾儿童自然就被排除在收养门槛之外。另外，儒家文化极其重视孝道，甚至把“孝”提升到了伦理道德层面为仁之本的高度。对父母尽孝，按程度从低到高，儿女需要做到养亲、敬亲、顺亲、谏亲、忧亲、继亲、祭亲七个步骤。养亲作为尽孝的最基本内容，孔子认为是人的自然本性，如果连这一点都无法做到，则其他方面更无从谈起（吕红平，2010）。但是对于残疾儿童来说，在成年后可能还需有父母照顾，如何做到儒家文化意义上的尽孝呢？从传统文化来看，残疾儿童既无法承继宗祧，也无法孝奉双亲，收养意义何在呢？当发生亲生父母弃养残疾子女，或收养家庭不愿接纳残疾儿童的现象时，我们通常会发现其与人类天然的亲缘保护本能、普遍的同情心，以及儒家“仁”的核心价值理念产生冲突。

为了缓解这种因认知失调带来的心理紧张，人们往往需要将这类行为进行合理化解释。而最常见的社会心理机制，便是对残疾人进行“污名化”，即在社会认知层面将其“非人化”处理。这种文化建构下的污名，会给残疾群体贴上负面标签（关文军等，2017），更有甚者，会从宿命论的角度出发，对残疾儿童进行污名化（尚晓援、谢佳闻，2008）。从理性选择理论的视角来看，这种文化层面的污名化本质上是一种低成本的社会排斥策略。这种由文化理性驱动的社会排斥，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传统社会中弱势群体在面对生存困境时的复杂文化处境。

随着社会思潮的变迁和现代法律的建立，现代收养制度从亲子法向儿童法转变，以保护儿童为核心，强调儿童利益优先（邓丽，2020）。这一变化反映了人类社会收养理念的转变，从满足因不孕等原因导致的无子女家庭的需求转向关注有回归家庭需要的儿童。然而在现代社会，养育子女是为了承继宗祧和孝奉双亲的传统观念依然根深蒂固，所以在实际收养中，很多收养人仍倾向于根据自身需求选择收养儿童，还在通过污名化残疾儿童拒绝收养孤残儿童。“残疾的娃娃在一些传统的家庭里面，就是一种不好的象征，这是他们不会去收养的一个重要原因。”（社工，A7）“我要是残疾的话，我的养父母是不会收养我的，收养孩子都会受到非议，要是收养一个残疾的，怕是更要被别人说三道四了，谁受得了这种压力？”（见证人，C3）在这个经过集体理性选择构建的文化语境中，残疾儿童被视为正常生活的偏离者，社会对其不接纳的态度进一步加剧了他们与普通儿童之间的隔阂，当潜在收养者以正常生活为期望时，残疾儿童便被排除在收养选择外。

总之，社会排斥以文化的形式塑造了于被收养人（孤残儿童）而言不友好、难融入的现实世界，于收养人（收养家庭）而言高风险、高成本、低支持的决策环境。因此，儿童福利院的孤残儿童的归家之路比较艰难。

五、讨论与建议

（一）研究发现及其理论贡献

根据田野资料分析发现：第一，拟收养福利院孤儿的收养人数量多且收养愿望强烈，但其愿望难以实现。究其原因，表面上是收养人对福利院儿童主体是孤残儿童的认知存在偏差，导致收养人的选择范围狭窄。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的深层思考，如此困境实则是在目前国家实行的完全收养制度限制下和传统文化构建的社会规范影响下，收养人为了家庭互惠最大化和家庭压力最小化进行的理性决策（健康要求和性别偏好）导致。

第二，送养人拟送养孤残儿童数量多且送养任务迫切，但是成功送养的比例越来越低。究其原因，表面上是儿童福利院内部转型期间工作交接不畅和特殊应急事件导致工作暂停，实际上是科层制组织在制度设计不够完善和规范程序不够人性化等前提下，儿童福利院不断追求的管理成本最小化和管理效率最大化的官僚理性的行为表现。

第三，被收养人数量多且被收养需求强烈，但是归家愿望实现的可能性非常渺茫。究其原因，表面上是收养家庭对于福利院照护儿童的认知偏差和国家限定的收养条件严苛和收养程序烦琐，实际上是社会文化理性选择策略：使用最小化的社会付出（孤残污名）和获得最大化的社会排斥（剥离正常）来满足进化需求。

第四，官僚理性困住送养人，家庭理性困住收养人，文化理性困住被送养人，其中家庭理性是文化理性和官僚理性共同推动的结果，然后三者合力形成孤残儿童难以归家的社会困境（见图1）。

上述研究发现不仅为理性选择理论的核心思想提供了证据支持，还具有如下理论贡献。其一，家庭理性检验了家庭压力理论模型关于压力源事件与家庭资源共同作用于家庭压力认知的观点，收养人在评估自身家庭资源以及可承担家庭压力的大小后，会做出最有利于家庭发展的收养选择。其二，官僚理性印证了科层制理论中关于科层组织存在等级体系森严、部门任务割裂、文牍主义蔓延、工作程序烦琐、行政思维僵化、服务态度冷漠等弊端，送养人严格遵守科层组织要求，可能造成收养障碍。其三，文化理性证实了社会排斥理论的一个论断：孤残儿童在现实生活中遭受经济、制度、文化和社会层面的多重排斥，是一个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群体。

（二）纾解孤残儿童收养困境的思考和建议

本研究旨在推动孤残儿童归家政策以人为本并助力其落实。基于研究发现，思考与建议如下。

首先，根据家庭理性的研究发现，帮助收养家庭减轻家庭压力从而愿意收养孤残儿童，较为妥当的策略是：孤残儿童酌情分流送养，为收养家庭提供支持保障。重残儿童，国家政策兜底，在儿童福利院集中供养，为他们提供专业护理、康复和特教。轻残儿童，以收养或寄养为主，为收养或寄养家庭提供适当的经济支持和照护支持，为轻残儿童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医疗保障和教育保障。当前国家正在对儿童福利院进行转型升级，标志着我国在社会保障领域中分级、分类管理孤残儿童和保障孤残儿童权益上向前迈出了一步。国家和地方政府也在积极探索合适的办法，比如残疾孤儿被依法收养后继续保障基本生活，延续享受康复救助政策，持续提供教育保障，依法推进关爱服务，强化孤儿和残疾儿童在基本生活保障、医疗康复和教育方面的福利保障。此类政策法规及相关细则的出台和实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助力收养家庭愿意收养轻残儿童，有助于收养率的提升。

但是，如要切实提升数量和质量并重的“有效收养率”，本文建议在相关政策的支持下，为儿童福利院集中供养的重残儿童、不符合收养条件的孤残儿童（比如超过收养年龄）、符合收养条件但无法得到收养的轻残儿童提供“类家庭”养育。“类家庭”养育是一种由儿童福利机构在院内或社区内组建模拟家庭的模式，招募真实夫妻作为“职业父母”，全职照护数名孤残儿童，为他们提供类似普通家庭的情感陪伴和生活环境。在21世纪初，国内已有儿童福利院开始探索实施“类家庭”养育模式，比如合肥市儿童福利院的“阳光家园”、马鞍山市儿童福利院的“阳光村”。这种机构内双亲家庭照料模式如能在国内儿童福利院中推广普及，让孤残儿童都能生活在“类家庭”中，其本质上提升的就是数量（收养比例）和质量（合理时间、合适家庭、稳定安置）并重的“有效收养率”。

其次，依据官僚理性的研究发现，要破解其导致的孤残儿童送养困境，比较合适的策略是：优化收养程序以缩短收养流程，配备专业人才以完善送养服务，用理性制度优势来破解制度理性的弊端。具体来说，一是要研究现有条件下必不可少的收养流程所需的时间，据此建立用时短且效率高的收养程序，全力避免收养人无意义的等待。二是应在儿童进入福利院之时，立刻对儿童做收养评估，将符合条件的儿童纳入收养名单，减少儿童入院后因程序产生的拖延情况。三是明确送养资格标准，给予相关工作人员适当裁量权，提升他们对送养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四是为福利机构配备熟悉收养法规和收养程序，能够评估收养资格、指导教养能力、提供收养支持的社会工作者，并让其专项负责收养工作，提升收养质量，减少收养中断，保障有效收养率。Farmer和Dance（2016）关于英国2012年发布的《收养行动计划：解决延迟问题》的政策成效研究证实，将案件早期移交给收养专家团队、使用正式流程监控复杂案例进展，与更高质量的匹配和更好的初期安置结果相关。所以，提升有效收养率，前提条件之一是建立一个高效的收养制度。

最后，依据文化理性的研究发现，要破解文化理性导致的孤残儿童收养困境，一是需要打破“正常—异常”的社会区隔，建设美美与共、各美其美的社会；二是要积极开展宣传和公众教育，培育“收养是一种受到社会尊敬和支持的美好选择”的社会氛围。国外对其收养法的改革完善和有效收养率的提升举措中，就有不少是针对社会文化中对于孤残儿童的污名和排斥的。比如，加拿大安大略省为了保护孤残儿童和促进社会融合，制定了《儿童与家庭服务法》及后续立法，为此提供基础法律框架，同时实施“归属之旅：选择与包容”（Journey to Belonging：Choice and Inclusion）的社会服务战略，从改变社会观念入手构建社区支持生态系统，破除孤残儿童在社会融合方面面临的“歧视、负面态度和污名”等系统性障碍。美国于1997年发布的《收养与安全家庭法案》，通过经济激励和公众倡导运动来提升收养率。公众倡导运动旨在通过改变公众认知将收养塑造为一种受支持的公益行为。比较典型的代表运动如“星期三的孩子”（Wednesday’s Child）等媒体项目，在新闻节目中正面展示等待收养的孤残儿童形象，特别是难以被收养的儿童（如大龄、有特殊需求、曾受创伤），有效改善了社会对孤残儿童的认知，提升了人们对孤残儿童的收养意愿。此类实践是破除文化障碍可供借鉴的有效案例。

（三）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受研究伦理所限，本研究未能对儿童福利机构中具备被收养资格的孤残儿童进行访谈，以避免对其造成潜在伤害。这一被收养人视角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结论的全面性与精准性。另外，本文论点主要基于自愿接受访谈的对象，拒绝接受访谈或没有访谈到的人员或许有其他见解也未可知。因此，建议未来研究扩大访谈对象或者通过更长时间的深度田野观察，获取更多孤残儿童以及相关人士关于收养的感受、想法和观点等，以进一步完善和补充本研究结论。

责任编辑：张　亮

《当代青年研究》202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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