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鸾鸟县与唐神鸟县政区沿革新探 ——基于出土文献与史籍的互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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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两汉时期凉州武威郡辖有鸾鸟县，迨至唐宋，《地理志》皆以嘉麟县治所在汉鸾鸟县故城，而以神鸟县在汉鸾鸟县地。梳理相关史料并结合出土墓志与敦煌文书的记载可知，唐代嘉麟县与汉代鸾鸟县地望存在明显抵牾；神鸟县则因屡次废置易名，其治所并非长期稳定在姑臧西城，而是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之中。

［关键词］悬泉里程简；鸾鸟县；嘉麟县；神鸟县；政区沿革

汉武帝时开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河西四郡，其中武威郡下辖有鸾鸟县，亦即唐代神鸟县之发端。有关汉代鸾鸟县的地望位置，学界争论早已有之。随着20世纪90年代敦煌悬泉置遗址的考古发现，郝树声、李并成先生据悬泉里程简（简号Ⅱ90DXT0214①：130A）“仓松去鸾鸟六十五里，鸾鸟去小张掖六十里，小张掖去姑臧六十七里”的记载，进一步明确了汉代鸾鸟县故城在今武威市古浪县以北小桥堡一堵城处。遗憾的是前辈学者并未充分利用这一结论，就汉代鸾鸟县与唐代嘉麟县、神鸟县之间的政区沿革进行辨析。基于此，文章承续前贤研究成果，进一步利用出土墓志与敦煌文书对唐代嘉麟县、神鸟县政区沿革进行梳理和辨析，以期厘清三者间的政区沿革及地望问题。

一、汉鸾鸟县与唐嘉麟、神鸟县政区沿革变迁

《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皆载凉州武威郡辖有鸾鸟县，两汉以后，历经魏晋南北朝中原板荡、政权频繁更迭后，鸾鸟县在史书中已难觅踪迹，或弃置不用。至唐宋时，地理总志皆以“神鸟县”为汉鸾鸟县地，而以“嘉麟县”为汉鸾鸟县治所在。《元和郡县图志·陇右道》（以下简称《元和志》）“神乌（鸟）县”条载：

神乌县，上。旧郭下。本汉鸾鸟县，张天锡改置武兴县，后废。武德三年，又于城内置神乌县，与姑臧分理，神乌理西，姑臧理东。贞观元年废，总章元年又置也。

唐代神鸟县原本为汉鸾鸟县所在，十六国前凉张天锡时在汉鸾鸟县置武兴县，随后废除。到了唐代武德三年（620）初置神鸟县，并几经废除和复置。然而，检核《晋书·地理志》后不难发现，前凉武兴县的设置及地望与《元和志》的记载并不相符。其云：

永宁中（301），张轨为凉州刺史，镇武威，上表请合秦雍流移人于姑臧西北，置武兴郡，统武兴、大城、乌支、襄武、晏然、新鄣、平狄、司监等县。

对比两则史料，不难发现同为唐代纂修的《元和志》与《晋书》对前凉武兴县的认识存在一定出入。其一，按《晋书·地理志》的说法，武兴郡乃晋惠帝永宁（301）时张轨为收纳流民开置，而非《元和志》所谓前凉张天锡时改置。其二，武兴郡位于姑臧城（今武威市区）西北，武兴县为其属县亦当如此。而在《元和志》中，神鸟县则是作为凉州姑臧城附郭县出现，其治所在姑臧西城。严格来说，神鸟县与武兴县二者位置并不一致。最为关键的是，无论武兴县还是神鸟县的地望，均与汉鸾鸟县（今武威市古浪县小桥堡一堵城处）在姑臧城以南的说法相抵牾，所以《元和志》中有关神鸟县记载的准确性值得怀疑。

再来看《旧唐书·地理志》中有关“神乌（鸟）县”的内容：

凉州中都督府隋武威郡。武德二年，平李轨，置凉州总管府，管凉、甘、瓜、肃四州。凉州领姑臧、昌松、番禾三县。三年，又置神乌县。七年，改为都督府，督凉、肃、甘、沙、瓜、伊、芳、文八州。贞观元年，废神乌县。总章元年，复置······神乌，汉鸾鸟县，属武威郡。后魏废。总章元年，复于汉武威城置武威县。神龙元年，改为神乌。于汉鸾鸟古城置嘉麟县。

又《太平寰宇记》“神乌（鸟）县”条载：

神乌县。本汉鸾鸟县地，属武威郡。后魏平凉中改神乌县，周证圣元年改为武威县，取废武威之额以名之。唐神龙元年复旧，为神乌县，仍于汉鸾鸟古城置。

结合《旧唐志》《元和志》《太平寰宇记》三者的记载，可以清楚看到神鸟县在唐代的沿革过程：高祖武德二年（619），唐廷在战胜盘踞凉州的李轨后，于武德三年（620）初置神鸟县并作为凉州都督府之附郭县与姑臧分治，神鸟县治所在姑臧西城；太宗贞观元年（627），废神鸟县；高宗总章元年（668），于汉武威城复置神鸟县，并更名为武威县；中宗神龙元年（705），将武威县更名为神鸟县，但此时神鸟县几经置废，其治所早已不再作为附郭县在姑臧西城，取而代之则应在汉武威城处。李并成先生曾考得汉武威县在今武威市民勤县泉山镇连城古城，也就是唐高宗时所置的武威县城所在，进一步结合上述推论，则民勤连城古城同样也应是唐中宗时神鸟县治所在，与汉鸾鸟县相对应的则是《旧唐书·地理志》中所谓“于汉鸾鸟古城置嘉麟县”的记载。

宋人王溥在《唐会要·州县改置下》中对神鸟县与嘉麟县改置时间有详细记载，可作为旁证。其载：“神乌县，证圣元年，改为武威县。神龙元年二月，复为神乌县。”与《元和志》和《旧唐书·地理志》中记录的武威县设置时间在总章元年（668）不同，《唐会要》与《太平寰宇记》将此时间推迟至武周证圣元年（695），而武威县更名为神鸟县的时间唐宋地志均一致记载为神龙元年（705）。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唐代嘉麟县治所在即汉鸾鸟县故城，那么再根据《元和志》中所载“嘉麟县东南至州70里”就可以得出汉鸾鸟古城在姑臧西北七十里处这个结论。尽管这一过程看似正确合理，也为后代地理志所沿袭，但令人费解的是《元和志》中明确记载嘉麟县“本汉宣威县地”，而非此前所推理的汉鸾鸟县，那么汉宣威县又在何处呢？《水经注·禹贡山水泽地所在》对此记录详备：

河水又与长泉水合，水出姑臧东揟次县，王莽之播德也，西北历黄沙阜，而东北流注马城河。又东北迳宣威县故城南，又东北迳平泽、晏然二亭东，又东北迳武威县故城东。

按照《水经注》的记载，汉宣威故城位于姑臧以东、马城河（今石羊河）北岸的位置，而新置在汉武威县故城的神鸟县更是在石羊河下游地区。李并成先生曾考得汉宣威故城在今武威市民勤县大坝镇文一古城，即在今武威市东北方向，但这却与学界已经十分明确的汉鸾鸟县故城（今武威市古浪县小桥堡一堵城处）方位南辕北辙。显然，唐宋史志对凉州诸县政区的沿革与认识已经产生了错误和混乱。因此，如何解释嘉麟县、神鸟县与鸾鸟县之间的位置关系就显得至关重要。

二、唐代神鸟县地望辨析

唐宋地理志在记载唐代神鸟县、嘉麟县与汉代鸾鸟县沿革脉络时，存在诸多矛盾。究其根源，在于运用唐宋地理志对汉鸾鸟县的地望进行定位时出现了偏差，致使所得结论大相径庭。有鉴于此，在考证唐代神鸟县沿革过程时，除广泛搜集并审慎运用传世史料外，充分利用出土墓志以及敦煌文书中的相关记载，将有所裨益。

（一）出土墓志所见唐代神鸟县位置

20世纪武威市新华镇青咀喇嘛湾吐谷浑慕容氏墓葬遗址的考古发掘出土的九方唐代墓志显示，墓主身份皆为吐谷浑王族成员。这九方墓志分别为《大周故西平公主墓志（弘化公主墓志）》《青海国王慕容忠墓志》《金城县主墓志》《代乐王慕容明墓志》《辅国王慕容宣彻墓志》《政乐王慕容宣昌墓志》《燕王慕容曦光墓志》《夫人李氏墓志》《夫人武氏墓志》。为便于后续研讨，现将相关墓志铭依据埋葬时间与埋葬地点整理如表1。

依据表1中所列五方墓志信息，唐代吐谷浑慕容氏王族成员均葬于凉州阳晖谷，亦即今武威市新华镇青咀喇嘛湾。结合墓志中记载的埋葬时间与埋葬地点分析可知，在神龙二年（706）之前的两方墓志中，并未出现“神鸟县”的具体称谓，仅以“凉州城南之山岗”或“凉州南阳晖谷”来指代墓葬的具体地点。然而，从神龙二年到开元二十四年（706—736）的三方墓志，则明确标注墓葬地点为“凉州神鸟县阳晖谷”。结合前文对唐代神鸟县政区沿革的探讨，这些墓志信息的发现颇具价值。五方墓志以“神龙二年”为时间界限，前后对于吐谷浑慕容氏家族埋葬地点“凉州阳晖谷”的表述存在差异，这一情况恰好与两唐书《地理志》及《唐会要》“神龙元年，改为神乌”的记载相互印证。

（二）敦煌文书所见唐代神鸟县地望

除上述墓志的记载外，敦煌文书中存有部分晚唐归义军时期的相关史料，可对唐代神鸟县的位置予以补充。P.4640《住三窟禅师伯法门心赞》载：

禅伯，即谈广之仲父也。本自轩门，久随旌旆。三秋狝猎，陪太保以南征。万里横戈，执刀鋋于瀚海。既平神乌（鸟），克复河湟······遂辞旌戟，南入潢（湟）源。

这篇赞文主要记叙了名叫“法心”的僧人生平概况，郑炳林先生据序文中“陪太保以南征”的记载，认为此处所指乃咸通十三年（872）张议潮战死后唐朝“诏赠太保”之事，进而断定赞文写作于咸通十三年（872）后。至于“既平神乌，克复河湟”则指咸通二年（861）法心跟随张议潮收复凉州、河湟的过程，其中“神乌”即唐代凉州神乌县，此处以神乌借指凉州。

另有P.4640《大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碑》载：

二十余载，河右麾戈；拔帜抉囊，龙韬尽展，克复神乌（鸟），而一戎衣。歼勍寇于河兰，馘獯戎于瀚海。加以陇头雾卷，金河泯湍濑之波；蒲海枭鲸，流沙弛列烽之患。

此碑立于乾宁元年（894），也称之为乾宁碑，碑文主要回顾了归义军时期李明振的生平，明确记载了李明振跟随张议潮东征西讨，并在收复神乌的战役中立下战功一事。郑炳林先生指出碑文中“神乌”即凉州之神乌县，并进一步指出唐代神乌县与前凉神乌并非一地，前凉神乌在昌松（今古浪县下古城一带），唐代神乌即今之武威。

还有P.4640《沙州释门索法律窟铭》云：

（亡兄）次子押牙忠顗，勇冠三军，射穿七札；助收六郡，毗赞司空；为前矛之爪牙，作后殿之耳目······许国之称已彰，攻五凉而克获。驻军神乌（鸟），镇守凉城；积祀累龄，长冲白刃；俄然枕疾，殂殒武威。

此窟铭主要记载了敦煌教团中的都法律索义辩的过往，还记叙了其侄索忠顗在跟随张议潮收复凉州后“驻军神乌，镇守凉城”的经历。石璋如先生判断铭文应是在咸通八至十一年（867—870）所作。荣新江先生根据碑文内容指出铭文中出现的神乌即是唐代凉州所辖五县之一，其位置在凉州城西旧郭，索忠顗等驻军于此，控制凉州的西半部。李军同样认为这篇铭文反映了归义军收复凉州的一个过程，即归义军在收复凉州之役中先攻克了凉州西部的神乌县，然后以此作为跳板，进而最终收复凉州全境。

上述三例敦煌文书内容皆与归义军收复凉州有关，前辈学者均以唐代地理志的记载，将赞文中“神乌（鸟）县”定位在凉州旧郭、姑臧西城处。李并成先生同样据《大唐故武氏墓志之铭》及敦煌文书P.4640《沙州释门索法律窟铭》提出：神鸟县治所与姑臧县同治于凉州城中，并认为凉州城本身就有“鸟城”之称，神鸟县名亦当因此而得，考订神鸟县治所应在凉州姑臧城西部的某城。

然而，前文中已详细梳理了神鸟县在唐代不同时期的沿革变化，可知神鸟县屡次改置易名，其名称与地望都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中，城址也并非长期稳定在姑臧西城。若照此理解，将对复原归义军收复凉州的过程产生偏差。据《新唐书》记载，咸通三年（862）三月，归义军节度使张义潮克复凉州。按前文中对神鸟县政区沿革的讨论，唐中宗神龙元年（705）时神鸟县治所就已不再是姑臧西城，而应在汉武威城处，至唐懿宗咸通三年（862）时，神鸟县治所应当仍处在汉武威城处。

（三）唐代神鸟县建置的因袭

事实上，不论出土墓志还是敦煌文书的记载，均显示神龙元年（705）后凉州城南为神鸟县实际所在，这也就推翻了《旧唐书·地理志》与《新唐书·地理志》认为改置后神鸟县位于汉武威城的说法。同时，根据《晋书·张轨传》《太平御览·兵部五十九》《十六国春秋辑补·前凉录》中记载谢艾拒敌于“神鸟”之事，猜测唐代初置的神鸟县或许可以追溯至十六国前凉时期。《晋书·张轨传》载：

麻秋又据枹罕，有众十二万，进屯河内，遣王擢略地晋兴、广武，越洪池岭，至于曲柳，姑臧大震。重华议欲亲出距之······于是以（谢）艾为使持节、都督征讨诸军事、行卫将军，遐为军正将军，率步骑二万距之。艾建牙旗，盟将士，有西北风吹旌旗东南指。遐曰：“风为号令，今能令旗指之，天所赞也，破之必矣。”军次神鸟，王擢与前锋战，败，遁还河南。

前凉张重华时，后赵将领麻秋在占据枹罕（今甘肃临夏）后意图北上，派遣王擢进一步北上晋兴、广武二郡进犯，而后翻越洪池岭（今乌鞘岭）到达曲柳，企图直逼凉都姑臧。恰在此时，张重华任命谢艾为将军组织防御。谢艾在神鸟整顿军队，并与王擢交战，最终大败王擢，王擢只能向南逃回黄河以南地区。从此次双方交战的经过，可以大致确定“神鸟”位于洪池岭（今乌鞘岭）以北、姑臧（今武威市）以南的区域内。这一位置与汉安帝建光元年（121）护羌校尉马贤于鸾鸟招降西羌麻奴部，以及汉桓帝永康元年（167）段颎追击当煎羌于“鸾鸟”的位置大致相符，同样与吐谷浑慕容氏墓志中记载的“凉州城南卅里神鸟县阳晖谷”处于同一区域内。

另据甘肃武威民国时期出土的凉安乐元年（618）《凉故仪同三司尚药奉御刘君墓志》记载，墓主刘和“以安乐元年岁次丁丑九月己酉朔廿五日癸酉葬于神鸟县建昌乡通明里”。“安乐”为隋末割据凉州的李轨政权年号，前后共使用三年；“神鸟县”则不见《隋书·地理志》记载。王其祎先生提出疑问，“神鸟县”不知是李轨建元之后所改名称否？李凤艳同样指出《旧唐书·地理志》称唐武德三年（620）于凉州置神乌县，或许就是直接承袭李轨时期的称谓，如若神鸟县为李轨建元之后所改名称，则李轨不仅将郡改为州，还对部分县名进行过更改，仍有待考证。诚然，《隋书·地理志》中武威郡领县并无“神鸟县”，但结合《旧唐书·地理志》的记载来看，唐武德二年（619）在平灭李轨政权后置凉州总管府，领凉州、甘州、瓜州、肃州，遂将河西走廊纳入唐朝版图，并于武德三年（620）开置神鸟县。由此可知，唐初所置神鸟县实为李轨政权已有政区建置的延续，而并非唐代初次建置。

三、结语

回溯汉代鸾鸟县与唐代嘉麟县、神鸟县的沿革变迁历程，可以发现诸多关键线索与复杂脉络。从地理位置来看，唐嘉麟县位置与鸾鸟县背离甚远，唐宋地志所谓“于汉鸾鸟古城置嘉麟县”的说法不足为信。而在综合传统史料与出土文献后可知，唐神鸟县置废易名较为频繁，治所也处于不断动态变化中。具体来说：唐武德三年（620），神鸟县作为凉州附郭县，治姑臧西城。随后历经数次废置与易名，至迟到唐中宗神龙元年（705），神鸟县治所应在凉州城以南的区域。最后，唐代神鸟县的建置很有可能源自十六国前凉时期的“神鸟戍”及隋末凉州李轨政权所设立的“神鸟县”，唐初神鸟县的设置是对其已有政区建置的延续。

作者：苏 阳

来源：《丝绸之路》2026年第2期

选稿：宋柄燃

编辑：江 桐

校对：贺雨婷

审订：潘艺佳

责编：杨 琪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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