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索尔金的“二手记忆”与大萧条的“二重书写”

假如对每一次社会危机痛定思痛的自省与再出发是有用的，那么，“1929”之后至少就不该再有“2008”的重蹈覆辙。

撰文丨杨吉

股市崩盘、经济萧条、民生凋敝、社会动荡、气氛诡谲……这是后人对1929这一年最主要也是最直观的记忆。

尽管时间快过去一个世纪，“1929”已作为一个特殊的年份、一段黑色的时期、一种衰败的意象长久地被世人记忆且被频繁地提及。

的确，它在现代金融史上乃至对改变世界局势而言经历惨痛、影响深远。感兴趣这段历史的人，他们可以从中看到不同的面向——经济学人总结了危机与警示、历史学家爬梳了细节与真相、媒体业者记录了狂热与崩塌、戏剧作家写出了幻象与炼狱……

但无论是谁，基于哪个角度、选择何种框架，他们关于1929的叙事总是多少充满了悲怆性、省思性和警告性的口吻。

如今，当安德鲁·罗斯·索尔金加入到这种接续性地主题创作中，他自然无法摆脱一贯的主基调。同时，他也将再度勾勒、深层挖掘和重新审视这般恐慌蔓延、宛如末世来临的过往。

索尔金的新作《1929》是其上一部聚焦2008年金融危机的《大而不倒》的延续。按照作者本人的说法，他“渴望以同样的深度、精度和人文关怀来探索史上最臭名昭著的1929年股市崩盘”。两部作品各自对应的年份虽然相隔甚远，所选取的人物、事件、场景也大不相同，但本质却如出一辙：都是围绕人性贪嗔痴妄的深刻寓言。

不同于撰写《大而不倒》时的急笔奋书、一蹴而就，索尔金创作《1929》可大为不易。时间上，他花费了8年多时间；资料上，他翻阅了大量私人信件、日记、备忘录、口述史、法庭记录、公司会议纪要等；方法上，他运用了文献研究法、内容分析法。

这本书无疑是索尔金潜心钻研、细致打磨的心血之作，对此，不管是书中的段落设计、行文用语，还是角色刻画、细节描写，又或者是篇章布局、文本呈现，都比较接近纪录片影像化的感觉。

值得一提的是，索尔金还曾参与过热播美剧《亿万》的编剧工作，该剧以纽约华尔街为舞台，讲述了一场围绕政治与商业、金钱与权力而展开的双雄较量、殊死对决。

索尔金不愧为《纽约时报》资深的财经记者，熟悉的业务领域、过硬的文字功底和灵活的文献驾驭，使得人们在阅读《1929》时不免有一种引人入胜、酣畅淋漓之感，不光如此，翻阅的体验又仿佛让人置身现场、亲自见证“1929年10月29日星期二”倒计时的开启——这一天正是股票市场全线崩溃的日子，是知名经济学家、《1929年大崩盘》一书的作者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称作“纽约股市历史上……整个市场发展史上最具毁灭性的一天”。

时隔多年又事过境迁，为了让今天的读者能再次感受1929年山雨欲来的危机爆发，也更容易从这次“人为灾难”中深刻检讨、总结教训，索尔金做了一些令人拍手称快的艺术上和戏剧化的处理。

首先，他运用了剧本创作中经典的“三幕剧”的结构，将核心事件的“触发”、“冲突”和“解决”（或“终局走向”）依次铺陈展开；其次，1929既不是开始，也并非结束，索尔金以1929年至1933年这个众所周知的“大萧条”时期为叙述时间轴，采用“日志”的方式，把那些在重要的日期节点所发生的大事要情予以记录、进行扩展；最后，整部书呈现的群像戏，各色要角粉墨登场、风云际会，共同演绎出一部波澜壮阔又错综复杂的历史图卷。

但其中似乎也有一个贯穿的人物叫查尔斯·米切尔，他所执掌的国民城市银行正是我们现在熟知的花旗银行的前身。这个人扮演着读者注视、观察的窗口，以“第一视角”力求还原一种真实、立体、多元的动荡年代。

读索尔金的《1929》总是让我自然联想到“历史学者中的艺术家”的芭芭拉·塔奇曼的一部作品名叫《八月炮火》。这本让人着迷、赞叹、膜拜的著述以1914年的8月为叙述重点，通过优雅、细腻和流畅的落笔精彩地展示了一战何以不可避免地爆发，又带领着读者身临其境、设身处地去思考究竟是什么让彼时的帝王、政客、将领和知识分子踏进一场无人希望发生，且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不可能会发生的世界大战。

同样的道理，索尔金也是带着相似的目的去叩问为何1929在众多可能的走向中来到了最糟糕、最绝望的境地。

为此，他在书中写道：

我希望读者能按照这本书原本的意图来读它：当作一次沉浸式的体验，踏入一个已然消失的世界，去感受在现代历史上最剧烈的金融崩溃中生活是什么样子。

在此基础上，他是

希望通过重构1929年的历史图景，能让前行之路更清晰，也让时代警钟更加振聋发聩。

问题是索尔金的美好愿望能实现吗？在书的“后记”中有这么一段话，

1929年的股灾能否避免？简单来说，答案是可以。在投机浪潮失控之前，本有无数次机会踩下刹车。但若深究，这需要未卜先知的能力——既能看到短期暴利的诱惑，又能预见长期灾难的降临。

然而，关键点在于这种“既能……又能”的要求谈何容易。索尔金其实写的也态度暧昧。如果决策者、投资者以及无数个大众都能有先见之明，也有极高的风险意识，那么这个市场就是充分理性的，但经济学的一大假设就恰好在于人类是极其有限的理性，甚至大多数有这样或那样的认知偏差、行为局限，而这一切因素综合起来便注定了鲜有人可以做到真正的独善其身，也难以避免盲目跟风、随波逐流到最终的幻灭沉沦。

想必索尔金自己都无法否认人们要克服人性的弱点、要摆脱历史的周期实属难比登天。以下的事实显而易见：假如对每一次社会危机痛定思痛的自省与再出发是有用的，那么，“1929”之后至少就不该再有“2008”的重蹈覆辙；如果索尔金发人深省地回望与探索是有效的，这是否意味着那些曾发出预警、呼吁公众戒备的经济学家和政策研究者他们的工作是徒劳的？要不然怎么会类似的事故或悲剧会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呢？

于是索尔金对1929大萧条及其背后更为深层、更为沉重的思考反倒是这本书比较贴合实际、对实操有指导意义的内容。他不无洞察地指出：

1929年的故事无关利率或监管，也不在于做空者的机敏或银行家的失误。它关乎某种更为永恒的东西：人性。无论发出多少警告，制定多少法规，人们总能找到新的方式相信好时光永不落幕。人们总能把希望包装成笃定。而在这场集体狂热中，人类总会周而复始地失去理智。

紧接着，索尔金把自己的看法更进一步表露无遗，

真正永恒的教训，并非如何防止狂热或完全规避萧条。我们必须铭记，人类是多么容易遗忘。

关于人类能否真的做到以史为鉴，是否动辄目的性地裁剪、选择性地记忆和陈述，它同样关乎人性最深处幽暗的一面。

索尔金对人类宿命论与共同体吐露的心声何尝不是黑格尔所说的“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也是马克·吐温机警地道出“历史不会重演，但会押韵的方式出现”。

然而，按照法国著名哲学家、解释学派代表的保罗·利科的研究，也就是其传世作品《记忆，历史，遗忘》中的观点，记忆构成了对历史的描述与呈现，而历史的发现则对不同记忆版本展开验证、纠偏或批驳。以利科的表述为参照，索尔金的《1929》是一个版本的记忆，是一版来自索尔金基于整合“二手资料”后讲述者的记忆，是一类注重文本可读性、现场画面感、历史颗粒度的记忆。

只有作出这样的价值定性，我们方能对索尔金的新书产生较为客观、公允的评价。正如他在致中国读者的序言中坦诚道：

一本书无法阻止下一次危机，但它赋予读者一种无价的武器——在脚下的土地崩塌之前，识别出预警信号的能力。

我会倾向于认为索尔金忠告的对象是那群怀持理性、克制、审慎态度的，有自我认识、自立意志和自主觉醒的人士。因此，切莫把《1929》当作一本严肃、正统的学理著作，就算再多一些专业性分析、知识性讲解的篇章也未曾见得，但它的价值恰恰在于它的“可接近性”——让大众对一个时代的切面有了解与体悟，结果未必是彻底避免人类重走老路，但至少给过一次机会，重新好好检视个人脚下的路和抉择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