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技术驱动战略遭遇国内改革瓶颈

作者：李其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中国经济研究员

李慧妍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的研究助理

中国在全球供应链的地位显著提升，并由此打造了一个可与美国抗衡的经济引擎。然而，面对增长乏力的现状，中国能否在21世纪持续创新，开拓全新发展疆域？

中国的技术驱动战略正进入一个新阶段。下一个重大挑战与其说来自外部竞争，不如说在于本国的制度体系，即这套体系能否以及如何适配创新本身所带来的压力。这一问题尤为棘手，因为中国这方面的记录好坏参半。

多年来，中国的崛起遵循着一套成熟的模式：通过产业政策优先发展和调动技术资源，借助私营部门的竞争动力加速基础设施建设，并依托国内庞大的理工科人才生态体系作为前两者的支撑。这一模式推动了人工智能、半导体、电动汽车、电池、机器人、生物技术及其他重要战略领域的进步。这些努力带来实打实的成果，包括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高度整合的制造业生态系统、快速的商业化周期，以及因中国在全球先进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而获得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在某些领域，这些结构性优势影响深远，其效益还在持续累积。

但该模式的脆弱性也日益显现。首先，国内宏观形势极不均衡，局部优势领域与整体结构性疲软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其次，外部环境不容乐观，贸易紧张局势下，高端市场对中国的审查更为严格，同时前沿领域的出口管制也越来越难以突破。第三，从某种程度上说，北京已经摘取了其体制内“低垂的果实”，即实现了现有技术的规模化应用。然而实现“从0到1”的原始创新要困难得多，而这正是下一步必须完成的任务。

因此，关键问题在于，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能否承受住此番科技推动带来的后果，并匹配前沿创新的需求。

最直接的后果是，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将加剧劳动力市场的动荡。中国已经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尤其是在年轻群体中。许多新兴技术本质上具有节省劳动力的特性，这可能加大多行业的压力。自动化将削弱制造业、物流、文职工作和平台服务等常规行业劳动者的议价能力，同时也会冲击吸纳大量应届毕业生的初级白领岗位，如翻译、设计、客服、基础编程、会计和行政等。

▲宁德时代神行PLUS电池。（图源：新华社）

近年来，灵活就业的比例迅速扩大，包括网约车、外卖、家政以及其他基于平台或临时性的工作。据估计，到2026年，这一群体约有3.2亿劳动者，占中国劳动力的40%以上。然而，这些劳动者往往缺乏稳定的收入和社会保障，这也暴露了中国福利体系长期存在的短板。

中国的福利体系仍严重碎片化，因地区、户口和就业类型而异。许多非正规和灵活就业人员未被完全覆盖，而农民工尽管是中国经济的核心力量，在获取城市公共服务方面仍然受限。如果技术加速了劳动力市场的更替，那么福利体系中的漏洞将愈发不容忽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可跨区域流转的福利、更强有力的失业保险、更好的再培训计划以及更可靠的收入支持。

这不仅仅是一个社会问题。它触及了中国创新模式的核心。薄弱的社会保障网络会鼓励预防性储蓄，抑制居民消费，进而扭曲市场信号，导致创新研发脱离民众真实需求。

这也印证了创新发展与经济结构再平衡密不可分。中国的产业政策在扩大和升级供给方面非常有效，通过调动土地、信贷、补贴、基础设施、税收优惠和采购支持来建设重点行业产能。但在没有足够强劲内需的情况下，投资更可能追随政治优先领域而非市场需求，从而导致过度投资、重复建设、价格战和产能过剩。

中国的电动汽车行业展示了这种模式的两面性。国家支持、地方试验、基础设施建设和激烈竞争共同构建了一个世界领先的生态系统，然而产能扩张速度超过国内需求的增长，压低了利润空间，并形成对海外市场的依赖。类似模式在太阳能和电池领域也很明显，规模效应降低了全球成本，但也引发了产能过剩和贸易紧张局势。

归根结底，一个更具可持续性的创新模式需要更强劲的需求。当消费者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作用时，创新就更有可能被引向更有机、更高效的方向，而不是由行政指令来主导。

实现中国的技术驱动战略还需要资本市场改革。前沿创新依赖耐心资本，科技公司在产生收入之前，通常需要在人才招聘、算力等方面进行多年大规模、持续性的投入，而中国的金融体系不太适配这种开发周期长、不确定性高的项目。国有银行仍然偏爱向有抵押物的成熟借款人和政治风险较低的项目放贷。地方政府引导基金可以撬动资本，但它们并不总倾向于为真正的创新承担风险。中国的股票市场仍不成熟，缺乏支持前沿创新所需的资金规模和资本质量。近年来股市表现不佳，也打击了投资者信心。由于监管不确定性、增长放缓以及IPO前景黯淡拖累回报，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也面临更艰难的融资环境。

中国近期对“耐心资本”的强调反映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但耐心资本并不能简单地由政府创造，它需要拥有长期视野的机构投资者、养老金和保险资本的更深层次参与，需要透明的公司治理、更强有力的少数股东保护、更可预测的上市规则以及可信的破产制度。前沿创新本质上是试错，失败在所难免，而这正是中国体制尚未完全适应的地方——金融动荡可能引发更广泛的不稳定，中国的政治逻辑则是稳定压倒一切。

这种政治上的本能如果不加收敛，也可能限制私营部门的创新活力。私营部门的作用至关重要，中国许多最具全球竞争力的科技公司都是在私营部门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比亚迪、宁德时代、大疆、腾讯、阿里巴巴、字节跳动、DeepSeek以及许多生物科技初创公司，都受益于政策支持和有利的市场条件，但它们的活力也依赖一定程度的创业自主权。

如果私营企业认为监管风险过高、利润率在政治上受质疑，或者成功的公司可能因影响力过大而受到打压，它们就会收敛自己的雄心壮志，正如2020-2021年整顿平台经济、金融科技和教育行业时所显示的。其后，2022年风投活动急剧萎缩，对企业家和投资者产生了广泛的寒蝉效应。这种氛围将削弱中国想要加强的创新能力的根基。

就下一阶段的创新而言，监管能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在产业升级的早期阶段，主要任务通常是建设基础设施、扩大产能以及推动企业向价值链上游移动。而前沿领域则需要围绕数据访问、隐私、安全测试、责任认定和标准制定等建立更精细化的治理体系。

尤其是生物技术领域，需要可靠的临床试验标准、数据治理、知识产权保护、伦理审查以及国际监管认可。然而，中国的国内医疗体系在不同地区之间甚至同一城市内部仍然不平衡且碎片化。医院运行着互不兼容的电子健康记录系统，导致临床试验所依赖的数据无法打通。结果是药物研发周期变长，合规成本增加。类似的监管挑战也出现在自动驾驶、数字健康、金融科技和机器人等领域，在这些领域中，责任认定和标准制定问题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中国已成为抗体药物偶联物(ADC)等关键类别药物的全球最大开发者之一。

中国已经证明自己有能力快速调整监管框架，将创新药审批周期缩短至60天便是一例。但更广泛的法律和监管体系仍然存在短板，对创新而言，可预测性与政策支持同等重要。

中国素来善于突破发展桎梏。在面临一系列外部压力，包括出口管制、投资审查、制裁和供应链限制的情况下，它展现出绕开并突破诸多障碍的能力。例如，美国对先进芯片的限制加速了国产替代进程，迫使企业寻找工程变通方案，并将技术自立自强提升为国家优先事项。

但现在一些最重要的瓶颈是国内因素。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技术驱动战略会失败。相反，从国家体制角度来说，中国在压力下的适应能力出人意料地强。它还拥有强大的创新基础，在制造体系纵深、基础设施、应用型工程人才和商业化速度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在规模效应和流程驱动型创新至关重要的领域，中国将保持极强的竞争力，甚至更具创新性。

但这些优势本身无法解决消费疲软、就业不稳定、资本市场扭曲或监管不可预测等问题。事实上，如果运用得过于激进，它们可能会通过鼓励供应过剩、地方保护主义和低效投资而加剧其中的一些问题。

核心问题在于，中国的技术驱动战略现在需要一个更广泛、更大胆的国内改革议程。一个真正创新的中国需要有保障的家庭、充满信心的私营企业、耐心资本、更强大稳健的需求，以及从根本上说更可预测的政治环境。这些改革之所以困难，是因为它们要求在政治和体制层面进行极具挑战性的变革。因此，中国的科技驱动战略不仅是对美国的挑战，也是对其自身发展模式的压力测试。

李其（Lizzi C. Lee），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的中国经济研究员，领导该中心的经济与技术研究板块。她拥有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自然》（Nature）、《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和《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等期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她还经常在彭博社、CNN、NPR、BBC、《华尔街日报》等国际媒体上发表评论。

李慧妍，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的研究助理。她的研究重点是中国的经济再平衡、生物技术产业和创新生态系统。她拥有西北大学新闻学硕士学位，专攻政治、政策和外交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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