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津书院的启迪：道之不存，术之何往？ | 专栏

• 导读：在问津书院风檐下，品悟“明道、崇德、向善”的时代价值，教化人性，收敛功利，看似迂腐，实则是在寻找人类过河的渡口，看似不紧迫，却尤为紧迫。

（一）

问津书院坐落于武汉市新洲区孔子河畔。问津二字源自典故“孔子使子路问津”。传说孔子周游列国时路过此地，面对横亘眼前的河流，一时不知所措。

不远处，两个农夫正在田里耕种，孔子派子路前去打听渡口（津）在哪，这两个农夫正是长沮、桀溺两位隐士。

当得知是孔子路过时，长沮略带嘲讽地跟子路说，孔子不是生而知之吗，他应该知道渡口在哪呀。桀溺则劝诫子路：“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与其从辟人之士，岂若从辟世之士哉！”

大意是，当今天下大乱，犹如滔滔洪水，谁能改变这世道呢？与其跟着孔子四处游学，不如和我一样，退隐田园。

“孔子使子路问津”典故表面写的是孔子师徒打听过河的渡口，实质隐喻身处乱世，如何选择人生方向，要么回避退让，要么“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孔子不为长沮、桀溺言行所左右，始终矢志不渝周游列国，传播自己的思想，可谓“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圣人之志，堪称“万世师表”。

问津书院的出现，是后人对孔子的一种惦怀，同时带有释疑解惑的意蕴，今重温旧典，不是为了“指点迷津”，而是想写一写这所年岁已高的书院，能带给后人怎样的启迪。

问津书院。

（二）

西汉时，楚人于河岸山丘掘地耕种，挖出刻有“孔子使子路问津处”石碑一块，淮南王刘安得知后，命人悉心保护，并以官府名义，在问津碑发掘处建亭立碑，设置孔庙，以示礼尊。

从此，楚地之上有了问津河、孔子山。唐会昌二年（842年），黄州刺史杜牧改修孔庙，新增文宣殿，作为布道讲学之地，昔日孔庙中，首次传出了琅琅读书声。

宋末元初，江西大儒龙仁夫隐居于此，带徒授业，主讲儒家经典，被后人称为“孔子书院”，亦曰“龙仁夫书院”，直到此时，尚未有问津书院的名字。

明万历年间，黄州郡守王世德循书院规制，将孔庙与书院整体规划，移迁至现址。湖广督学熊尚文饱读经书，通悉西汉淮南王刘安立碑建庙一事，遂取“问津”二字作为书院名称，同时，也有“指点迷津”释疑解惑的意思。

（三）

宋、明两朝，问津书院讲学活跃，宋代孟珙、朱熹，元代龙仁夫、吴澄，明代王阳明、耿天台、耿叔台、彭好古等都曾来此布道讲学。清康熙、嘉庆皇帝御赐“万世师表”“圣集大成”匾额。

按理说，鸿儒云集，畅叙有怀，问津书院应该和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等一样，位列中国古代书院前榜。然而，问津书院命途多舛，屡遭兵燹。明末张献忠征战湖广。同治年间，太平军与湘军激战新州，还有从前未曾记载的劫难不计其数。

战火导致讲学布道中断，文脉割痕明显。书院的典籍文献在战火中散失殆尽，礼器荡然无存，由此带来了学术上的断层。

相较于问津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白鹿洞书院、应天书院则幸运得多，或隐逸于名山怀抱，或坐落于洛邑古都，战乱鲜有殃及，典藏碑刻甚多，学规学理明晰，文钵传承有序，文献记载详实。

岳麓书院为南宋理学沿袭之地；嵩阳书院为程朱理学发源地；应天书院从民间精舍升格为南京国子监；白鹿洞书院是宋明理学的主要传播场所。四所书院在宋代时就已声名远扬。

《文史博览·人物》2026年第6期 《问津书院的启迪：道之不存，术之何往？》

（四）

清顺治年间，问津书院被定为科举考点，不再开坛讲学，官府派员进驻，从而彻底演变为官方应试机构。

不过，这也造就了问津书院一时的声威，典籍上387名登记在册的秀才和举人，大多出自这个时期。特别是康熙、嘉庆两位皇帝赐匾褒奖，为书院赚足了面子。

到了近代，张之洞创办两湖书院，洋务思潮渐占主流，儒学一度被贬，有人认为是儒学奴役了国人思想，捆绑了国人手脚，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衰落。对此，问津书院不敢吱声，生怕一不小心，又被拆梁毁柱。如此一来，问津书院逐渐淡出人们视线，变成了一所“无人问津”的书院。

问津书院年岁怎么算，出过多少任山长，留存过哪些典籍，学理学规是什么，已无从考证。然而，探访问津书院时，总感觉其背后隐逸的故事太多太沉。

有人依据西汉刘安在此立碑建庙的记载，将问津书院称为中国最古老的大学，言辞恳切，不乏学理。不过，孔庙与书院虽有规制上的捆绑，但并非同一概念。

孔庙因祭祀而建，书院乃教化之所，刘安初立孔庙时，还没有书院这一说。刘安建庙并非为了授业解惑，而是为了表达一份对圣人的礼尊。由此可见，以刘安建孔庙作为问津书院的发脉，有待推敲。

（五）

清末再建时，问津书院仅存讲堂、正殿和东西二斋，且残垣破壁，不堪入目。整修后的院落，规制未动，坐北朝南，合院式布局。中轴线上依次为照壁、仪门、讲堂、大成殿，西侧为东西二斋，另建有魁星楼、文昌阁、饱读亭。其中，书院讲堂为西方教堂式建筑。

清末，武汉已开埠通商，荆楚之地上，有了不少西方传教士的身影。西方文化的渗入，让问津书院的门庭中，多出了一道洋人的印痕。

近代以前，中国处于农耕文明时代，书院布道讲学，以经书为主，重君子教育、讲因果轮回、论尊卑有序。这种重道不重术、重理不重事的儒学思维，与工业文明时代所需的知识教育、技能教育格格不入，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崛起，近代中国迅速走向衰落。

问津书院内洋式讲堂的存在，是一道中国书院的分水岭，寓示着新学的兴起，从此，中国的书院教育正式迈入了洋为中用、学以致用的新阶段。

AI时代，教育偏重于术，重事轻理，看似刀尖锋锐，无所不能，但放眼长远，似乎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科技是把双刃剑，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在摧毁人类的未来。

（六）

“孔子使子路问津”，已过去了2300多年，孔子跨过的河流并非只有一条，“问津”的渡口处亦非一个。

徜徉于问津河畔，问津书院犹在，孔子山、孔子桥容颜未改，问津碑、孔子坐石、晒书场、讲经坛、墨池、砚石、进步处、回车埠、长沮冲、桀溺畈、风亭等，依然在幽蓝月光下，静谧畅怀。

朱子祠前人头攒动，长衫飞舞，礼乐轩昂，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然而，重温“问津”典故，问津的不再是过河的渡口，而是砥砺奋进的力量。

探问谦谦君子：道之不存，术之何往？AI时代是一条横亘在人类面前的新河流，无数人在观望、迟疑，甚至茫然失措。

在问津书院风檐下，品悟“明道、崇德、向善”的时代价值，教化人性，收敛功利，看似迂腐，实则是在寻找人类过河的渡口，看似不紧迫，却尤为紧迫。

文 | 骆志平（长沙市政协社会法制和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二级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