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泽：我们需要故乡来疗愈伤痛 | 湖湘书房

导读：“对于故乡的情感依恋，不会随着社会发展而改变，甚至会越来越强化。当技术让人类越来越强大，故乡却永远是安顿柔软脆弱的地方。”

标志性的中长发、微微花白的络腮胡，套头帽衫、牛仔裤，略带腼腆的笑容，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比较文学系教授孟泽总是既儒雅又“潮范儿”，令人毫不觉察他的“60后”身份。

走进孟泽的客厅兼书房，一面书墙映入眼中。书桌上摆着一摞书，最上面是他于2025年再版的《君自故乡来：孟泽人文随笔》。本以为是讲述他的家乡往事，但翻开书很快发现，他在书中所定义的“故乡”，并非地理概念，而是每个人的精神原乡。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故乡，那是我们的桃花源。”孟泽感慨，“人们之所以向往故乡、寻找故乡，因为我们需要它来疗愈在人世间经历的遍体鳞伤，从而得到自我解救。”

孟泽：民进会员、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比较文学系教授（付栎 /摄）

“人往往是被几本书决定的”

“人的一辈子往往就是被几本书决定的。”孟泽出生在近代湖湘名人辈出的双峰，15岁考入湘潭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在旁人看来，他的学术道路可谓一帆风顺。

孟泽读大三时，当时国内研究王国维最出色的学者之一萧艾教授开设的“王国维研究”课程和撰著的《王国维评传》，让他刻骨铭心；读研期间，他读得最醉心也最尽兴的是鲁迅的书，因为“他的文字，总是像神明一样烛照出人性与族性的温良、自私、麻木、肮脏与卑污”；攻读博士学位时，他便以“王国维鲁迅诗学互训”为博士论文题目，一个前清遗老，一个新文化斗士，但他眼中的两人精神气质高度相似，这篇博士论文曾获得首都师范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奖并公开出版。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堪称孟泽的历史研究启蒙书，令他第一次觉得“原来历史还可以这样写”。读研究生时，他看钟叔河先生编辑的“走向世界丛书”，里面收录的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让他既怦然心动，又瞠目结舌。他惊讶于晚清士大夫郭嵩焘的见识、深情与勇气，感慨这样一个能够提供新的世界观、新的文化视界的人，一直未被重视。

后来，孟泽在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讲郭嵩焘，随后出版了《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及一系列相关著作。在他不遗余力的推介下，原本在湖湘文化研究中较为小众的郭嵩焘，近年来逐渐为更多人所知晓。

“古人说，‘读书随处净土，闭门即是深山’，意思是当你打开一本书，可以把自己隐居起来。”孟泽感叹，当科技发展使得人的互动越来越频繁，阅读反而变成一件非常私人化的事情，“所有阅读都是一种对自我的召唤，从这个角度来说，阅读是现代人自处的最佳方式。”

《文史博览·人物》2026年第6期 《孟泽：我们需要故乡来疗愈伤痛》

“做这个时代的漏网之鱼”

“任何研究对象的选择，都不可能没有研究者个性与精神的投射，对我来说尤其如此，我研究的对象一定是让我心动的。”孟泽坦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的关怀对象都是中国文化的背叛者，也是成全者。”

在孟泽眼中，“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节”郭嵩焘有着独特的魅力。长期以来，湖湘文化学界以“曾左彭胡”（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概括近代湖湘人物，但孟泽提出“曾左郭胡”并称：“曾国藩的道德与文章，左宗棠的功业与豪情，郭嵩焘的视野见识和思想，胡林翼的智慧韬略与人格，可以代表湖湘近代人物精神人格以及所作贡献的高度、丰富性与多元性。”

身陷晚清大变局的郭嵩焘，尽管有着超前的清醒认识，终因理想与现实的巨大矛盾无法调和，更兼秉性不改、不求变通，因而未能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在一个多元化社会中，每一种天性都应该各得其所；但在一个过于一元化的时代，当你的个性不同于其他人，你就很难混下去，郭嵩焘就是这样的人。”孟泽感叹。

在一封写给李鸿章的信中，曾国藩曾评价好友郭嵩焘“芬芳悱恻，然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也”，大意是郭适合做学问，不适合当官。作为郭嵩焘的“异代知己”，孟泽也常被人评价为“游离于体制外”。

多年来不申请项目、不申报奖项，孟泽的学术研究着实有点“不走寻常路”。他的研究方向和研究对象，往往是自己“一意孤行”决定的。孟泽笑言，幸好自己早已完成了职称评定，放到现在估计很难评上教授了。

“能够做这个时代的漏网之鱼，是我最大的愿望。”孟泽曾在一次采访中如此表达。

“故乡给予的智慧是无形的”

“我们需要从出发的地方寻找初衷、动机和可能性，需要从树根长出的地方重新寻找阳光和空间，这正是‘君自故乡来’的题中应有之义。”孟泽在《君自故乡来》的自序中写道。

从小听父亲念叨曾国藩家训“早扫考宝”“耕读为本”，还有刘蓉家的教子格言“一室之不治，何家国天下之为”，但孟泽当时并不懂得何为“家国天下”，也不知曾国藩、刘蓉是何方神圣。对于父亲强迫他必须早起、扫地、练字，年幼的他虽然十分排斥，但“做人要自律、要发奋有为、从眼前小事做起”的父训却从此种在了他心中。“父亲的教导，让我谨小慎微，不敢马虎、不敢任性放纵，做人做事因此都还算踏实。”

长大后的孟泽渐渐发现，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前人以朴拙、虔诚、踏实和不惜牺牲的理想主义，拔起寒乡，从“边缘”到“中心”，以至饮誉乡邦、模范天下，成为家乡的精神坐标。

“故乡给予的智慧，往往是无形的。你的父老乡亲，尤其是父母、祖父祖母的生活方式或打小对你的教养，对你成年后的作为有一种潜在影响。”孟泽感叹，“可能你自己还没发觉，其实你活来活去，最后活成了你父亲的样子。30岁时觉得自己不像父亲，当到60岁，突然有人说你怎么这么像你父亲。这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事情。”

一方面要挣脱故乡，一方面又想回到故乡；一方面要走出自我，一方面想依恋故乡——在孟泽看来，人们对故乡的心态看似矛盾，却正反映了人的成长过程，“就像蛇蜕皮一样，蜕一层皮长大一点，蜕一层皮再长大一点”。

“对于故乡的情感依恋，不会随着社会发展而改变，甚至会越来越强化。”孟泽说，当技术让人类越来越强大，故乡却永远是安顿柔软脆弱的地方，“AI也许将来能取代人类各种能力，但是唯独代替不了的是人的感性与脆弱”。

“所以不要讨厌你的乡土背景，不要抛弃你的方言。”孟泽反复强调，“我们曾经不遗余力地推广普通话，现在反而要不遗余力地保护方言。因为一种方言就意味着一种文化，尽管也许有一天方言终会消失，但我们还得这样去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也是人文主义的一种含义吧。”

文 | 政协融媒记者 刘敏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