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仅靠社会外部的零零散散监督是不够的，只有来自内部权力的专业性监督，才能最大限度防范学术腐败。
完善治理机制建设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一流科研的制度性前提，仅靠经费堆砌不出来世界一流大学，内部治理机制理不顺，只会制造更多腐败。
今年最大的看点之一可以说是学术腐败，从耿同学把一个个985院长、长江学者、杰青拉下马，到贾浅浅、蒋方舟抄袭事件，堪比电视连续剧。这只能说明，我们现在的学术腐败，是一个系统性的腐败，目前被曝光的事情，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很多人归因为师德问题、利欲熏心，笔者认为归根到底是大学治理结构严重不合理的问题，学校行政化、权力科层制越来越强化，缺乏内部监督机制，因为学术的专业性和特殊性，社会监督阳光又很难照进来，大学最终变为一个内部人关起门来自娱自乐、藏污纳垢的场所。
现在国家每年又给这么多的科研经费，这种不合理的管理体制，又滋生利益上的种种腐败。相信钱钟书先生如果以当代大学作为观察样本，写一本新《围城》，会更精彩。
学校治理与公司治理、社会治理一样，本来应该有内部的合理分权、相互监督。根据国际通行的大学管理制度，理事会/校务委员会负责重大发展决策；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落实“教授治学”、学术独立，制订学术规划，监督不轨行为；大学评议会/教职工代表会/校友会/学生会也具有相关的事务监督权。这样大学内部权力运行才能有序，才能阳光透明。
这些制度，在民国时期是经过充分实践，并且有效的。比如1917年蔡元培主政的北京大学颁布《国立北京大学学科教授会组织法》，建立由教授主导的评议会和各科教授会，赋予教授具有教学与学术管理的核心权力。紧接着，清华大学、东南大学等也效仿成立类似机构。
改革开放以来，这个原则在很多高校得到了恢复，比如80年代华东师大确立“民主办学、教授治校”原则；上海交通大学规定，由教职员自选系主任，并赋予系主任的完全人事权、教学权；深圳大学则成立教授会，教授会负责教师职称评定，订立教学及学科发展规划，对外代表学校进行学术交流。
党和政府也认可了这个原则，1998年的《高等教育法》第四十二条明确规定：“高等学校设立学术委员会，履行下列职责：（一）审议学科建设、专业设置，教学、科学研究计划方案；（二）评定教学、科学研究成果；（三）调查、处理学术纠纷；（四）调查、认定学术不端行为；（五）按照章程审议、决定有关学术发展、学术评价、学术规范的其他事项”。
2010年，中央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专门用一章讨论了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问题，提出：“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完善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办法。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加强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建设，发挥群众团体的作用”。
现在多数大学的章程都按照国家规定，设有“教授委员会”或“学术委员会”的条目。但是这些年学校的内部治理越来越行政化，更强调约束、服从，而不是制约和活力，气氛逐渐呆板化。这种情况下，教授治学架构等于空悬，人事、学术资源分配越来越服从于行政体系，腐败就难免蔓延了。
所以，要彻底改变学术腐败，让中国高等教育、科研强大起来，建设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一流科研，必须落实教授治学制度。仅靠社会外部的零零散散监督是不够的，只有来自内部权力的专业性监督，才能最大限度防范学术腐败。仅靠经费堆砌不出来世界一流大学，内部治理机制理不顺，只会制造更多腐败。
最后，本文想说的是。2010年，北大教授王彬彬揭发清华教授汪晖的博士论文存在抄袭，也形成了一个较大的公共事件，舆论场主要参与者是学术界和有专业素养的媒体，当时一众学术名人呼吁由清华教授独立审查，而不是行政部门做结论，社会的声音主要是对制度向善的理性思考。
而现在贾某、蒋某事件出来后，只剩下底层对特权的怒吼，一次次公共事件成为民间发泄情绪的通道，媒体或自媒体中制度性反思和建言很稀缺了，这种舆论场氛围和质量的劣化，也不能不令人扼腕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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