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明星“呸呸呸”，现代明星“追追追”

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现在有一个顶流明星和一个985博士同时出现在你面前，你觉得谁更“高级”一些，或者说你更想成为哪一个？

我猜大部分人可能嘴上不愿意不说，但心里会默默选择前者。

放在一百多年前甚至更早，你这样的想法就是“倒翻天罡”。那时候如果一个戏子敢跟秀才走在一起，路人会觉得“这秀才咋堕落成这个B样了”。要是谁敢说“我要把女儿嫁给唱戏的”，那基本等于亲手宣告家族的社会性死亡。

很多朋友受到一些影视节目的影响，觉得达官贵人对戏子还挺仗义的，所以对此不太理解。

另一方面古代顶流戏子的收入其实并不低，宋元时期名伶（著名戏子）一场表演的出场费，够普通人家吃半年。明清时期达官贵人为了请一些昆曲名角，出手那也是相当阔绰。也就是说，古代著名戏子是不差钱的。

可戏子在古代真实地位跟大家印象里的完全不同，哪怕是名伶，哪怕财富自由了，依然没办法改变他们“下九流”的、跟乞丐、娼妓并列的低贱地位。在古代，有钱有名未必就能有地位。

而今天完全不一样！一个顶流明星随便发条微博，评论区各种“老公”“老婆”“欧巴”乱叫。商家排队送钱，粉丝自发控评，连官媒有时候都得客客气气。

同一个职业，同一群人（本质上都是靠表演吃饭），怎么就从一个极端滑到了另一个极端？

很多人以为古代看不起戏子，是因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人鄙视搞文艺的。

这个说法不能说全错，但太浅显了。

古代鄙视戏子的真正原因，不是“职业歧视”，而是“身份压制”。

啥意思呢？就是这种歧视不是一天形成的，它是上千年的制度层层加码、一步一步把人往下踩的一种结果。咱们从三个历史阶段来看一下就明白了。

第一阶段：先秦到汉唐

最早戏子叫“伶人”，他们是宫廷里给帝王、贵族取乐的私人玩物。注意这个词——“玩物”。

那时候伶人连“平民”都算不上，属于家奴、官奴。主人可以随意赏赐、赠送、买卖，自然也就没有婚姻和人身自由。你说你唱得好，王爷高兴了赏你点金银绸缎，但那只是宠物式优待——你见过谁因为喜欢一条狗，就让狗跟自己平起平坐的？

又因为伶人没有自由，为了生存和自保必须讨好主人。士大夫阶层看到了其中的危害，因此就给伶人贴上了“声色惑主，祸国殃民”的标签。事实也证明士大夫的担忧是正确的，夏桀有妺喜、商纣王有妲己，后唐也因为伶人乱政亡了国。

史书一笔一笔都记着，每次王朝出事，戏子都要背一口锅。当然，这个阶段还有一点弹性：宫廷伶人待遇确实不错，民间的走街艺人就要惨很多，等同于乞丐。这类伶人士大夫看都懒得看一眼。

第二阶段：宋元

到了宋元时期，歧视从“社会习俗”升级成了“国家制度”。

元代搞了一套户籍贱民体系，给伶人专门定了一种名称——“乐户”，从制度上来说属于法定贱籍。什么叫“法定”？就是白纸黑字写在法律里的——戏子的孩子，不许参加科举考试，等于堵死了戏子的上升通道。

注意了，这个时期不是因为“你唱戏所以你低贱”，而是你生下来就低贱，你爹是戏子你就是，你儿子也是，世世代代都是。

此外法律还明文规定，良民不得与伶人通婚。你要是良家女子嫁给了一个戏子，对不起，你本人的身份也会降为贱籍。这就是当时社会意义上的“连坐”。

有意思的是，这个阶段恰恰是戏曲最繁荣的时期，名伶收入极高，富商文人争相追捧。但注意——追捧归追捧，比如文人可以写词送给名伶，可以请他们喝酒，但绝不会跟名伶平等相交，更不可能结亲家。

第三阶段：明清

如果说宋元是“锁上了门”，明清就是“把门焊死了”。

明朝把前朝罪臣妻女、战俘全部编入乐户，世代承袭唱戏。而且制度设计得“完美无瑕”：

科举禁令：乐户子孙一律不得应试，哪怕你天赋异禀、家财万贯，永远别想入仕做官；

通婚隔离：良贱不通婚，士族、普通农户都以跟戏子联姻为奇耻大辱；

刑罚不平等：同样是犯罪，贱籍伶人的惩罚要远重于普通百姓；

职业鄙视链：古代职业排序是“士农工商”，戏子在工商之下，跟娼妓、乞丐并列社会末流，也就是大家说的下九流。

看到这你可能会说：不对啊，清代那些江南富商不是疯狂追捧昆曲名伶吗？王公贵族不也养家班、请名角唱堂会吗？

这是最容易产生误解的地方。

达官贵人追捧的是名伶的技艺，不是他这个人。这是很戏剧化的一种情景，好比你在台上唱《牡丹亭》，唱的声色俱厉，贵人们可以拍手叫好，赏银千两。

但下了台以后，不好意思，你连跟他们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的资格都没有。名伶只能侧坐、在一边伺候宾客。主人不高兴了，可以随意打骂、转卖，甚至把戏子当成礼物送人。

说白了，名伶在他们眼里只是消遣的“工具”，并不是“人”。

清代很多江南富商痴迷昆曲名伶痴迷到骨子里，但绝不允许自家子女跟伶人往来、通婚。为啥？因为在他们看来，喜欢你的戏是一回事，让你进入我的社交圈是另一回事。这个界限，当时的人分的很清楚。

第四阶段：雍正

到了清雍正元年，皇帝下令废除全国乐户贱籍，允许伶人后代改籍为良民，理论上可以科举、通婚了。

但是——法律改了，社会观念依然没改。

这就好比今天你取消了某个歧视性的标签，但大家看你的眼神还是一样。只要你还干着唱戏这个行当，良家百姓依然排斥跟你通婚、交往。制度松绑了，但千年积累的社会偏见，不可能靠一纸诏令就消失。

这种“法律上不是贱民了，但大家依然当你是下九流”的局面，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国初年。

那么，从“低贱”到“高贵”，中间发生了什么？

第一个转变：身份隔离的崩塌。

清雍正元年，皇帝下令废除全国乐户贱籍。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在法律层面取消了对伶人的身份歧视。雍正改革之后一百多年，戏子在社会上依然抬不起头来，原因很简单——他们还在干同样的事：给人唱戏。

真正让戏子翻身的，是第二个转变——媒介革命。

古代戏子为啥地位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只能服务少数人。

一个戏班子，再红也就是在那个城市、那些大户人家之间转悠。一个名伶的知名度，最多覆盖几个省。老百姓听到“戏子”两个字，脑子里浮现的是“他们村的那个唱戏的”，而不是什么“艺术家”。

但近代以来，留声机、广播、VCD、电影、电视、互联网，一个接一个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个局面。

当一个人的表演可以通过媒介复制、传播到千万人面前时，他就不再是一个“服务者”，而变成了一个“符号”。

你想想，一个古代戏子，在台下伺候达官贵人，端茶倒酒都得陪着笑脸。一个现代明星，粉丝花几千块钱买票进场，连人家一根头发丝都摸不着，还得哭着喊着说“值了”。

同一个行业，同样的表演，一个是你求着别人赏饭吃，一个是别人求着给你饭吃。区别在哪？区别就在于有没有“杠杆”——媒介就是那个杠杆。

媒介把少数人的娱乐变成了全民的狂欢，也把戏子从“伺候人的”变成了“被伺候的”。

第三个转变：文化权力的转移。

古代社会，谁是定义“高雅”的人？士大夫。他们觉得诗词歌赋是高雅的，戏曲小说是低俗的。所以戏子再红，在文人圈子里也就是个“玩物”。

现代社会，谁是定义“高雅”的人？资本和大众。当市场来决定谁值钱的时候，谁粉丝多、谁流量大、谁能带货，谁就是“高贵”的。

这就回到了一个很朴素的道理：任何时代，“高贵”的定义权都在掌握权力的一方手里。古代的权力在贵族和士大夫手里，他们有钱有权，对戏子没有额外的“需求”，所以戏子低贱。

现代的权力在资本和大众手里，资本要借“明星”从大众手里“搞钱”，对戏子有个额外的“需求”，所以他们抬高了明星，树立成偶像。

不是戏子变了，是游戏规则变了，裁判也换了。

到这里，咱们就可以总结一下了。

古代社会用的是身份定价体系。你的价值取决于你生下来是什么人，而不取决于你做了什么。戏子就算日进斗金，只要户籍上是“乐户”，就永远低人一等。

现代社会用的是注意力定价体系。你的价值取决于你能吸引多少人的注意，你能带来多大价值。于是，戏子变成了“明星”，收入直接跟关注度挂钩。谁能让最多人盯着他看，谁就最值钱。

这两个体系之间，没有谁更公平。

身份定价体系的优点是稳定，缺点是窒息——你再努力也没用。注意力定价体系的优点是流动，但缺点是残酷——人人都想当明星，但不可能人人都能成明星，稀缺才有价值。

从这个角度看，古代戏子和现代明星之间，其实是两种“囚笼”的切换。古代戏子被锁在身份里，现代明星被锁在流量里。前者一辈子翻不了身，后者一秒钟不敢松懈。

古代戏子虽然社会地位低，但他们的专业能力是真的硬。一个昆曲名角，从小练功，十年基本功，二十年才能出师，唱念做打样样精通，一场戏能连着唱三个小时不带停的。

现代明星呢？真唱的越来越少，假唱的被发现了还理直气壮。演戏靠抠图，唱歌靠修音，跳舞靠替身。有些顶流连自己代言的产品的名字都念不顺。

这就有意思了：古代戏子能力那么强，地位却那么低。现代明星能力那么差，地位却那么高。

这说明啥？

说明“能力”和“地位”从来就不是一回事。

在古代，能力只是你安身立命的工具，不能帮你跨越身份的鸿沟。在现代，能力有时候甚至不是必要条件，只要有流量、有资本、有包装，就能站在金字塔尖上。

所以，咱们嘲笑古代人“歧视戏子太愚昧”的时候，是不是也该想想：咱们追的那些明星，有多少是正儿八经值得追捧的？追捧他们自己能得到啥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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