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以色列国防军训练启发，他正带头打击全球野生动物犯罪

采访：‘我们像军队一样作战，纪律严明’

奥菲尔·德罗里建立了一个网络，已将3,000名主要野生动物贩子送进监狱。但现在，他正在努力维持其行动的正常运转。

当奥菲尔·德罗里于上世纪90年代抵达非洲时，针对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的法律早已存在，但实际上几乎没有任何起诉案例。

导致有罪不罚现象的腐败依然存在，但得益于德罗里（现年50岁）创立的一种基层活动家模式，约3,000名主要贩子已被关进监狱。

德罗里在特拉维夫出生长大，自父亲在他儿时讲述人猿泰山的故事起，他就对非洲着迷不已。他原本朝着科学界的学术生涯发展，直到入伍前的一次肯尼亚之行改变了他的世界。

他放弃了旅游式游猎，独自进入丛林，迷了路，最终到达一个马赛人村庄，在那里待了十天，对当地人的文化和慷慨留下了深刻印象。

1998年完成义务兵役后，他重返非洲大陆，在两年时间里，他骑骆驼、骑马、乘独木舟和徒步，行进了650多公里（超过400英里），探访了非洲一些最偏远的部落。他成为了一名活动家、教师和报道人道主义议题的摄影记者。

他将自己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以色列式的胆魄和跳出框架思考的能力，以及以军军官训练——后者赋予了他管理、团队建设、团队激励、秘密调查和诱捕行动等方面的技能。

《以色列时报》在奈洛比他的办公室通过Zoom采访了德罗里。在一个典型的工作日里，他可能会在窗外茂密的植被中看到蝴蝶、变色龙、太阳鸟和长尾猴。

《以色列时报》：你在逃离尼日利亚后开始打击野生动物贸易——当时你为一本杂志撰写关于激进伊斯兰教的研究文章，导致自己遭到悬赏追捕。你第一次接触非法野生动物贸易是什么时候？

奥菲尔·德罗里：珍·古道尔曾写道，由于黑猩猩和大猩猩丛林肉非法贸易，类人猿的时间不多了。我想为一家国际杂志撰写相关报道，为与之作斗争的非政府组织筹集资金。我写了20页，但我无法完成，因为故事里没有英雄，也没有人为之筹款。

据说，野生动物贸易是继毒品和武器之后的全球第三大有组织犯罪形式。

数以百万计的动物——包括大象、犀牛、穿山甲和大猩猩——因其身体部位而被屠杀，这些部位在亚洲医药中价格高昂。此外，活体野生动物及其肉类（许多非洲人视其为身份象征）的交易也十分猖獗。

问：你的第一个“任务”特别有意义。能跟我们讲讲吗？

答：在喀麦隆农村，一些贩子试图以100美元的价格把一只小黑猩猩卖给我。我向当局举报了他们，但在那里，他们只是索要贿赂，甚至试图把另一只小黑猩猩卖给我。

这只幼崽的全部家人都被杀害了。他被紧紧地绑在一个人的腰间，正在流血。我气得不行，于是在夜里，我把系统中所有的问题都写了下来，为我几个月后成立的非政府组织草拟了一个大纲。

它要有卧底特工渗透进这些犯罪网络，找出头目和腐败官员。它要有律师确保罪犯被逮捕、起诉和定罪，而不是被腐败的警察释放或被受贿的法官开释。它还要广泛宣传定罪案例，以起到威慑作用。

第二天，我回去救那只小黑猩猩。我向贩子们展示了法律条文，但没有效果。于是我虚张声势了一番。我说我是一家新非政府组织的一员，该组织有一个大办公室，负责打击腐败以执行法律，而且一辆车正在来带他们去法庭的路上。

在那之后，他们只想摆脱这只黑猩猩。他们解开了它。我张开双臂，这个小动物爬上我的腿，爬到我的胸前，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从那一刻起，它就一直粘着我。我给它取名“未来”，成了它的“父亲”和“母亲”。

问：自从写下那个非政府组织的大纲以来，你已经建立了EAGLE——生态活动家促进政府与执法组织，以及其他组织。

答：EAGLE是七个项目的伞式组织，这些项目分布在喀麦隆、刚果、多哥、科特迪瓦、塞内加尔、乌干达和几内亚。

我们掌握的关于这一贸易的数据比任何其他非政府组织和世界上许多国际权威机构都要多。我们的触角伸到了其他大洲，我们有时通过国际刑警组织或直接与政府合作，与其他方面协作。我们挖掘手机信息，进行搜查，进行审讯。但也有太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问：谁是这一贸易的主要推手？

答：这涉及跨国有组织犯罪，它们创造需求并确保供应，一只脚在非洲，另一只脚在亚洲。例如，有一个关于一名越南政客囤积犀牛角的故事，然后他宣布犀牛角帮助他治愈了癌症，之后便将它们出售。这使越南被列入了贩运地图。

贸易因地而异。狮皮和象牙在德克萨斯很受欢迎。活体动物如狮子和豹子被送往阿拉伯国家，以及德克萨斯和佛罗里达。有许多秘密动物园，甚至一些官方动物园也通过贩子获取动物。丛林肉贸易规模较小，但你可以在从华盛顿特区到巴黎、布鲁塞尔和纽约的每一个非洲侨民社区找到猿类肉。

问：你最引以为豪的是什么？

答：瓦解了三个主要贩运象牙、穿山甲鳞片和犀牛角的亚洲犯罪集团。每个集团已经杀害了大约3万头大象。这相当于今天所有非洲大象总数的10%！我们还拯救了许多活体动物。而且我们扳倒了政客、一名上校、警察局长、一名副部长……

问：你的工作一定非常危险。

答：贩子曾绑架过我们的一名调查员，但我们把他救了出来。我们有人曾遭到枪击。被监禁的政客曾两次试图通过贿赂司法系统人员来陷害我。阻止他们的是，我有七位大使和两位部长站在我这边，说这显然是报复。

由于我的军队训练，我把安全放在首位。我在服役期间失去了两位朋友。我知道这对家庭意味着什么。我们像军队一样工作，纪律严明。我们对多种应急方案进行定期演习，以便我们的人员知道情况恶化时该怎么做。他们绝不能低估危险。

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你所受的最严重伤害竟然来自一条鳄鱼。

答：是的，2013年底，在埃塞俄比亚的奥莫河上。我被疏散到以色列，伤势严重。康复后，我搬到了肯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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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考虑到危险，什么样的人会同意为你工作？

答：我们的面试不看技能，技能我可以教。我寻找的是有战斗精神、有道德脊梁、致力于为世界做点事而不是为了赚钱的人。这不是一份工作或职业道路。我们在七个国家有80名员工。每个地方都有一支精干团队。这也是以色列人的特点。精兵简政，精英中的精英。

从犯罪手中缴获的大量的穿山甲鳞片

问：你对大型国际援助机构持批评态度。

答：这些不是企业，所以它们可以不用承担责任。保护组织喜欢举办研讨会和其他无法衡量的活动。你捐款，他们给你发一张微笑的孩子或可爱动物的照片，通常还会把同一张照片给其他捐赠者。你无法知道你的捐款是否有助于改善当地的现实。

问：你如何衡量你的影响？

答：我们无法衡量我们对世界贸易的影响，但当我截获一个装有300根象牙的集装箱时，我知道我挽救了另外300头大象的生命。当我逮捕一个贩子并捣毁其行动时，我知道我正在消除什么。当你把一名高级官员送进监狱时，这就会成为新闻。它向所有其他人表明，贪婪不再不受制约，是有后果的。

遗憾的是，我们逮捕的每个贩子都是一个指数级增长业务的一部分，因为如果你侥幸逃脱，利润空间非常巨大。

问：你们的预算是多少？

答：随着美国和欧洲政府及基金会优先事项的变化，我们的资金被严重削减。我们仅维持运营就需要40万美元。

问：你如何保持乐观？

答：我看到死亡的动物比活着多，但我知道我正在为此做点什么，这给了我生活的意义。

问：黑猩猩“未来”今天在哪里？

答：他是喀麦隆一个保护区的雄性首领，在那个群体里，它们将被放归野外。

作者：苏·瑟克，来源：以色列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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