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文史 | 彭玉麟赠匾后面的历史逻辑

本系列发布九江文史类研究文章。诚挚欢迎原创作者予以支持，投稿请发至邮箱：JiujiangHistory@126.com。

本文首发于2026年7月19日《九江日报·长江周刊》总第1073期，经作者授权转发，经作者授权转发。本篇为作者投稿原文。

在彭泽县天红镇先锋村楼台，珍藏着一块长208厘米、宽83厘米、厚5厘米的巨匾。匾中央“鸿案绵禧”四个大字横排，红底镶金（现金粉已全部脱落），气派非凡。匾右端竖排三行文字：“恭祝”“紫澥仁翁欧阳老大人 洎”“德配陈老夫人 七葉双寿”；左端竖排三行则书：“钦加布政使衔广东惠潮嘉兵备道”“详勇巴图鲁彭玉麟拜题”“咸丰十年岁在庚申新正月谷旦立”。

匾额右端“恭祝”右侧是不规则长方形题款；匾额左端“彭玉麟拜题”后，有两个方形印章，推测应为彭玉麟亲笔题匾所钤印章。可惜收藏者不知印章为何物，只觉这三方印章有些碍眼，竟用锉刀将其錾掉。整块匾由数块木板拼接而成，刻工精湛，文字笔画浑然一体。在“鸿案绵禧”上下方，还刻有宝瓶、莲花图案。

送匾之意，是祝贺一个多代（七叶）同堂的家族中，夫妻二人共同长寿。宝瓶莲花寓意“平安连喜”，与“鸿案绵禧”相呼应。这既是对一位德高望重地方耆宿的颂扬，也是对望族家声、夫妻偕老的美好祝福。

鸿案绵禧木匾 张人褚摄

这块匾额的受赠者欧阳紫澥，名培泉，字真泉，号紫澥，乃彭泽县建安乡二十五都楼台村（今彭泽县天红镇先锋村楼台组）的乡绅，钦赐五品考察官。

而赠匾者彭玉麟，时为湘军水师统领，正四品官阶，并加从二品布政使衔，驻防江西湖口、安徽安庆沿江一线。一位身负长江防务重任的高级将领，为何在咸丰十年正月初一这样一个特殊时刻，向一位乡居士绅送匾祝寿？这或许并不仅仅是一次普通的礼节性往来。匾额背后，折射出晚清战时状态下官绅关系运行的一些特点。

一、太平军与清军在彭泽的拉锯争夺

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半个中国，江西成为双方争夺的重要区域。彭泽地处赣北，襟江带湖，为皖赣门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太平军多次进出彭泽，与清军展开反复争夺，给地方社会带来剧烈震荡。

据《彭泽县志》记载，咸丰十年十月十五日（1860年12月5日），太平军黄文金部大败湘军普承尧部于安徽建德，乘胜进入江西，先后占据彭泽县境及浮梁、都昌等地，进攻饶州、湖口，兵锋直指景德镇。十一月，清军杨岳斌部进攻彭泽，与太平军相持两月余。咸丰十一年正月十五日（1861年3月1日），清提督鲍超奉檄率军会攻县境太平军，收复彭泽县城。同年五月，太平军数万人由湖北回兵，进入瑞昌及彭泽县境，攻打袁家岭，遭清军及团勇阻击。此后，黄文金部进入皖南，渡江支援安庆。

在这一系列战事中，彭泽地方士绅组织团练，配合清军作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腊初（咸丰十年，笔者注），贼犯二十五都，欧阳静在县闻警，星夜归，调乡团进剿。贼已压境，遂率数十人战于谷子山，斩骑贼一，方乘胜逐北，时雪霁，马陷泥泞，不得出，遂被杀，余勇皆从死。”

——清同治《彭泽县志》卷之七《团练纪略》

欧阳静，即欧阳锦唐，字春兰，时任团总。随他一起战死的还有孙能安、欧阳显昆、欧阳原昆、欧阳云梯、欧阳万元、欧阳凤展、陈云岫、陈为高等十八人。这一战例，展现了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地方士绅子弟参与地方防卫的历史情形。

太高长子锐公楼下屋派 图源：《江州欧阳氏宗谱》卷八第二十七页

关于欧阳静，楼台这个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欧阳氏村庄至今仍有相关传说。据说他武艺高强，尤其轻功了得，能够“破垄田里捉狗”（意指开春翻耕后的土垄田中，能够如履平地飞奔，追上奔跑的狗）。同治九年（1870）至同治十二年（1873年）编纂的《彭泽县志》，对欧阳静有如下记载：

“欧阳静，字春兰，仁山其号。少聪敏，读书知大义，尝曰：大丈夫当志其大且远者。因弃而就武。生平喜济人急。道光间，应试归，过湖口，旅次闻哭声，问之，乃因贫鬻妻者。静囊空，只一裘，售十金，赠之。夫感其义，谋乃寝。”

——清同治《彭泽县志》卷之十一《忠烈》

二、彭泽团练体系的建立

面对太平军的凌厉攻势，清政府与湘军集团意识到，仅依靠正规军难以迅速平定战事，必须借助地方士绅力量，推行“官督绅办”的团练策略。

咸丰七年十一月，彭玉麟因“以我邑为江皖门户，策善后事”，正式札委进士凌鹤鸣、欧阳焘、举人刘法中、廪生陈炳南等人，督办彭泽全县团练。

其组织体系较为严密：全县设立七大局——一、二坊为固安局；一、二、三、五都为保安局；六都、九都、十二都为靖安局；八都、十三都、十五都为定安局；七都、三十都为永安局；二十都为又安局；二十五都为建安局；四都、三十三都各立一团为外援。形成“以局辖都，都有总；以都统寨，寨有长”的管理体系。

这套体系的运作要求十分具体：“器械必精，旌帜必别，侦探必豫，巡逻必严，队伍必齐，碉堡必设，奋勇必赏，阻挠必惩。”其中靖安、又安两局地处东流、鄱阳、建德交界，“较各团尤为出力”。团练制度实际上将彭泽地方社会纳入了战时动员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团练领导层大多由地方士绅构成。从进士、举人到廪生、贡生，这些具有科举功名的地方精英，成为团练的倡办者、组织者和指挥者。这种情况并非彭泽独有，而是当时江西各地的普遍现象。如新余县五大团、二十一小团，也多由举人、廪生、贡生、监生、生员担任团总；安义县各乡团练亦“以绅士为团佐领之”。

三、彭玉麟赠匾背后的逻辑

彭玉麟为何要向欧阳紫澥赠匾？

这需要从当时的地方社会背景中寻找答案。

在士绅办团热情尚未充分调动的咸丰五年，欧阳静便弃文习武，组织团练，并屡立战功，受到曾国藩、彭玉麟器重，被保举为把总。欧阳紫澥获赠匾额，或许与其家族成员参与团练、建功地方有关。

“咸丰五年，倡团练，谋袭贼城者再，曾爵相彭部堂皆器之，论功保把总。己未，充武孝廉。”

——清同治《彭泽县志》卷之十一《忠烈·欧阳静》

此外，欧阳紫澥家族在二十五都楼台一带根基深厚，具有较强的地方影响力，这也是其受到礼遇的重要因素之一。

还有一种可能，是欧阳紫澥本人参与团练或捐输有关。就现有资料来看，尚未查到其五品考察官具体因何事、何时获赐。但可以确定的是，欧阳紫澥并无举人以上功名，其官身也并非因欧阳静战死后恩荫所得。因此，合理推测其获赐身份或与办理团练、捐输军饷等有关。

当时清政府军费紧张，各级地方官不得不依靠乡绅捐资济饷。对于捐输有功者，朝廷往往通过授予功名、赐官等方式予以奖励。曾国藩在家书中曾言：“吾在江西，各绅士为我劝捐八九十万。”彭玉麟赠匾，或正体现了对地方士绅支持军事行动的一种褒奖。

从这一角度看，彭玉麟赠匾至少包含几个方面的意义。

首先，赠匾是对地方士绅领袖的一种公开礼遇。欧阳紫澥作为二十五都楼台一带具有影响力的乡绅，又有钦赐五品考察官身份，彭玉麟以较高身份亲笔题匾，并委托彭泽知县胡鸿亮送达，规格颇高。这既体现了对欧阳紫澥个人地位的认可，也向地方士绅传递了积极参与团练将得到朝廷认可的信息。

其次，赠匾体现了曾国藩、彭玉麟等湘军将领联络地方士绅的一种方式。曾国藩曾提出，对江西士绅“贵在奖之以好言，优之以禀给”。在湘军看来，士绅阶层是维系地方秩序的重要力量，而旌表、赠匾等传统礼仪，成本较低，却具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

“鸿案绵禧”四字，典出东汉梁鸿、孟光举案齐眉的故事，寓意夫妻和睦、家庭吉庆。以这样的传统伦理话语赠予地方士绅之家，既符合礼俗，也表达了对其家族声望的认可。

再次，赠匾时间选择在正月初一，也具有一定象征意义。新年伊始，赠匾祝寿既是传统礼仪，也是一种联络关系的方式。彭玉麟驻防湖口、安庆沿江一线，军务繁忙，却仍通过这样的方式与地方士绅保持联系，说明其重视地方社会力量。

最后，赠匾也可能与彭泽团练工作的推进有关。自咸丰七年彭玉麟札委凌鹤鸣等人督办全县团练以来，彭泽团练体系逐渐形成。欧阳紫澥作为二十五都乡绅，很可能参与其中。彭玉麟选择此时赠匾，客观上也具有激励地方士绅继续支持团练的作用。

彭玉麟（中坐者）指挥水师图

因此，咸丰十年正月初一彭玉麟向欧阳紫澥赠匾，并非单纯的祝寿礼仪，而是在传统礼俗背后，体现了晚清战乱时期官府与地方士绅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它以儒家伦理为表达方式，以旌表礼仪为载体，反映了湘军集团借助地方力量维持战时秩序的一种方式。

一方匾额，定格了1860年正月初一那个特殊时刻。当我们重新凝视“鸿案绵禧”四个大字时，看到的不仅是一位湘军将领对地方乡绅的祝福，也是一段晚清地方社会运行历史的缩影。

【作者简介】

张人褚，又名张仁初，彭泽县政协干部，彭泽县文化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