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王虹在国外突破，美国人丘成桐在国内遇挫

文丨柯锦雄（律师）

作者系北京市中同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四年一度的菲尔兹奖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估计是这个类比让很多人有一种错觉，诺贝尔奖有数学奖，不少人因此闹出笑话。

相较于诺贝尔奖一年一次的节奏，菲尔兹奖在国内的知名度还是有所欠缺的，即便在官方人才认定中，与诺贝尔奖也差了两个等级。

而今年的菲尔兹奖在国内却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议论，不仅实现了中国籍数学家获奖的历史性突破，而且四位菲尔兹奖获得者中，王虹和邓煜两位是中国人，另外两位中还有一位中文说的很溜，“含中量”可谓历届最高。

王虹和邓煜同为北京大学2007级数学本科同班同学。邓煜2005年获得中国奥林匹克数学冬令营金牌。2006年，获得第47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以竞赛保送生的身份进入北大，但大二就转入了麻省理工学院。邓煜的获奖打破一直以来一个关于中国人的数学偏见：强于竞赛而弱于创新。

与邓煜相比，王虹的数学经历更为曲折。先是考入北大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次年转入数学科学学院。毕业后前往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学院，这家学校培养了诸如泊松，柯西，安培，庞加莱等数学家，而在这所数学研究底蕴深厚的学校，王虹一度对继续从事数学研究产生过怀疑，选修过建筑课，还去事务所实习，庆幸的是最后还是回到的数学上。

正是这种曲折的经历，甚至其未婚女性的身份，让其在中国舆论场上获得了远超数学领域的关注。而这些议论最终都会回归到一个核心问题：如果王虹继续在北大深造，会不会取得如今的成果。问题所指向是不少国人一直以来的一个期待，什么时候中国本土的科学家或者数学家能够获得诺贝尔奖或菲尔兹奖。

虽然说，在全球化时代，科学家的国籍并非取得成果的阻碍，知识的全球化流动让天才们可以汲取全球科学的养分，从而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科学成果的创新地反映了一个国家科研水平以及制度优势，如果中国本土培养的科学家或者数学奖能够获得国际大奖，这意味着中国的科研环境能够吸引到全球最顶尖的人才。

以前有个笑话，说霍金来中国都得站起来敬酒。这个笑话是讽刺中国根深蒂固的酒桌文化以及官本位思想，但这个笑话并不是事实。相比较于其他领域，科研领域的专家话语权是非常高的。

为了推动基础科学的理论突破，中国大学教育也推出一系列计划，用广撒网的方式，寻找下一个理论天才。然而不管是邓煜还是王虹，确实被筛选出来了，但是取得理论突破都是在国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舆论氛围很难完全解释这个问题，要知道科学话题很少闯入公共舆论场，少有的讨论很多时候都是拿来作为批评娱乐明星高收入的佐证，即便是这种讨论也不会涉及到理论本身。舆论对于科研人员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而真正产生影响的是科研制度本身，能否让科学家心无旁骛地长时间思考问题。

公众号“赛格大道”作者李雪帆认为“问题不在天赋，在评价体系”。一个只认可量化指标的体系，天然会奖励那些出成果快、会表达、懂得展示自己的人，而慢热的、内向的、想法还很粗糙的苗子，很容易被判定为“不够优秀”而边缘化。所以作者以清华大学的求真书院和丘成桐数学领军计划为例，建议中国需要给学术留出“特区”。

但求真书院的实践却一直在提醒公众，如何防止“特区”成为“特权”。求真书院作为丘成桐实施“丘成桐数学科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及“数学英才班”培养工作而设立，清华大学为此给予了较大的政策支持，面向初三至高三年级，学院独立招生。然而网络传言，今年2月入学的2026级丘成桐数学领军计划预科班学生，在数学分析和高等代数两门课上大面积挂科，甚至有人只考了二三十分。

求真书院一直没有正面回应这类传言，7月10日，清华求真书院院长丘成桐对外表示，将进一步改革招生方式，希望学生能够尽快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而不是进入求真书院之后，面临学业难以为继的困境。算是从侧面证实了传言并非空穴来风。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求真书院的独立招生资格使其成为进入清华大学的捷径，走这条路的人不一定是对数学感兴趣，但肯定是对清华大学感兴趣。由此市场会出现了针对丘班的培训机构。

法律人士很喜欢讲两个词：形式与实质。从形式上看，这些参加培训从而进入丘班的学生是符合条件的，但是从实质上看呢，这些人并不是说绝对热爱数学，符合丘班理念的。用博弈论的观点来讲，就可以很好地解释这类现象。

“囚徒困境”是博弈论其中之一的经典模型，该模型揭示了一个结论：人类的个体理性有时会导致集体非理性——聪明人会因聪明而作茧自缚，或者损害集体利益。那些选择参加培训进入丘班的学生，对个体而言这个选择都是理性的，对自己最有利的，但是对于丘班的而言，这些人并非丘班想找的潜在的数学天才，其理念和目标会因为这些人的加入而无法落地。

这种利用规则漏洞的行为，在中国现实生活中很常见。甚至一些人还沾沾自喜，嘲笑那些坚持规则的人迂腐。而科学研究很多时候针对的是未知的领域，难以提前设定一个明晰的规则，无论是考核还是评价，理论上讲用结果远比过程要更符合科学规律。但是恰恰是因为存在钻空子的人，制度设计的时候就会规定细致，减少漏洞。

很多人批评中国的科研评价体系死板，但这种评价体系恰恰是从实践当中逐渐细化的。因为如果一旦没有严格明晰的考核，必然会有一些人白白浪费了科研经费。可以说，目前的科研考核指标就是为了防小人所设定的，与此同时天才们在这张科研考核网中就会觉得不够自由，一个总是担心考核与生活的人，是不可能有长期的思考的，大家会尽量选择短期出成果的研究。

我们确实可以划出一片科研特区，但是终究还是人选人。只要钻规则空子人还很多，这种特区迟早会变成特权。公众号“常识和洞见”作者刘远举老师说，基础科学的赶超，其实也是深植于社会的。丘成桐想赶超，但却迎来功利化的人。因为社会氛围如此。只要社会上还有人在为董小姐和樊同学铺路，那么考核制度永远只可能就低不就高，为了一个天才而放进来无数个庸才，这是目前我们国家科研经费还不能承担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