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代红学圈第一人”，周汝昌何以总那么招人讨厌？

一部百年“红学史”大戏，有两位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前半场是胡适之，下半场则是周汝昌，恰似你方唱罢我登场。但两位“红学泰斗”的区别也是明显的，胡是“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而周则差不多始终都是“光杆司令”，大半生孤军奋战，在红学圈内外都知交寥寥不说，倒是树敌无数，无疑学界孤家寡人。众所周知，自1970年代末以来，这位公认的当代“红学一哥”，却始终游离于官方的红学圈外，在“红楼梦研究所”与“红学会”都是很边缘的人物，差不多只保留《红楼梦学刊》一个“顾问”的头衔，非常诡异。现在的“红学家”们，也就同属异类的刘心武还与之惺惺相惜，此外似乎都很怕与他沾上边，避之若浼。

有人说，这是因为胡适有人格魅力，是“卡里斯玛型”人物，乃天生的学术领袖，周汝昌则纯书生一枚，所以无法领袖群伦，成为冯其庸那样的“红学霸主”，只能无奈缩起来，兀自“嶙峋更见此支离”起来了。但我以为这里面的原因可能更简单些，那就是：周汝昌本就是个世所罕觏的“大奇葩”，追随者稀少才是正常的，没有几个正常人敢跟着玩啊！至于本地才俊姚彬彬教授说，“斯‘学’其‘研究者’们的为人也大多是垃圾，尤以周汝昌为典型”（“论衡”公众号.2026.7.27)，当然也是过甚其辞的。我以为，周汝昌其人的定位，应该是“大奇葩”，“垃圾”则还谈不上，伤于厚诬。因为这位“射鱼”先生也难说“人品”不行，他大抵只是思路清奇，行为怪异，压根不按常理出牌，一脸正经地搞了一堆恶作剧，类似现在人所说的“邪修派”，常常整得人啼笑皆非甚至深恶痛绝。可人家似乎又真的不求什么，一生不问魏阙、不涉仕途，并不热衷权与利，较之那圈中人淡泊得很，“书生气”较然彰明。

用现在的流行话来说，周汝昌似乎就是“平庸之恶”，恶的都是小恶，还恶得无甚道理。比如1940年代末，钱锺书很看重这位小8岁的青年才俊，曾致函说“得一英才如此，北来为不虚矣”，甚至破天荒请他到家中做客，杨绛还只此一例地亲自下厨治馔“烹大虾”犒劳，可数年后当钱的《宋诗选注》沦为“白专大标本”要拔掉，又是周汝昌“打头揪出来批判的”，如此“晚将末契托年少”的好心诚意，却立马换来“翻手作云覆手雨”的背叛插刀，钱杨夫妇自然深感寒心，妥妥的“一次外向换来终身内向”，不但此后40多年都没有再理他，也似乎对那些“青年才俊”从此有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警惕，反正杨绛晚年“谈往”时念兹在兹。但你说老周这么积极表现图什么呢，似乎也真没图什么，依然只是区区人文社编辑一个，甚至焦虑到“因病住了院，大概日子不怎么好过”（蓝翎回忆）。从其生平看，他并不热衷名位，始终沉迷于“治学”，在单位也不舒心，“编辑同仁对他的态度并没有那么恭敬”，王利器这些老编辑还公开排挤他，发文章批他一窍不通，顶头上司聂绀弩私下还认为他对《红楼梦》一无所知，同事关系僵硬至此。周汝昌的后半生，虽然屡有雄文“惊天下”，但又处处碰壁，似是“红人”又总在“黑名单”上，时人都看他不明白。当然，从后来逄先知的追忆文章，其实是湘潭颇欣赏他，身边好些人都知道，但这层意思又从未挑明，所以周汝昌只大体得个“安全”，是个“无声的被保护的人”。

连他的同事、“当代吴处厚”舒芜，都能交上好些朋友，周汝昌似乎到处都人缘不行。而他本人，又分明不是一个热衷于利禄，拼命钻营，阴阳两面的小人。孙玉明的那本《红学：1954》分析说周汝昌那些“非常神速的反应”目的只是“在贸然采取的一种自我保护措施”（页288），我觉得是有道理的。曾与之共事多年的晚辈林东海是个实诚人，多年后回忆说“据我所知，他的写信，既不是告密，也不是巴结，更无意向上爬，而是希望得到帮助，解决他在研究中或生活上碰到的一些难题”（周伦玲编《似曾相识周汝昌》，页147）云云，依现在的材料都可以坐实的。要知道，从1960年代开始，“小编”老周暗地里就与“康老”“江女士”套上了交情，是名副其实的“笔友”，互相通信不断，老周的能量是可以上达天听的，他真要个什么一官半职亦或者要整谁，似乎都并不难办，可他从未提过学术之外的需求，而他所写那些批文其实也都是轻轻点染，从未下过重手。周汝昌这个人就是这么奇怪，既淡泊名利书生气十足，又上蹿下跳急于表现，可最终又总是什么好处都不希求，更都没落着，日后还得为“太原钢铁厂”原钳工刘梦溪打下手。在那波谲云诡的时代里，周汝昌俨然“不大聪明的样子”，可他最大毛病偏偏就是特别爱“耍小聪明”，最后不幸沦为今人口中的“垃圾之尤”。当然，他也不算很冤，他要是在现下当教授，论文与著作遭检举“学术不端”个十次八次，应该都是轻得了。胡适之的临别箴告，“暑热中当勉力休息，不要太用功”，“暑热”则容易迷失，“太用功”反倒会适得其反，也真是意味深长，可惜老周一辈子都读不明白师长这种双关机锋劝勉之语。

平心而论，周汝昌这人不“坏”，他主要是“怪”，又好热闹爱“现”，手段还笨拙，因此显得很“滑稽”。胡适之到底识人，他与小周同学通过数信，见过一面，长谈过一回之后，其实就不愿再与之打交道了。1948年11月29日或30日，周入城按约到东厂胡同胡府拜谒，胡适已经托词不见，只让儿子胡思杜出面拿回东西即可，这也是他们“师生”间最后一面。查《胡适日记》，那段时间胡适确实很忙，但一般都窝在家中，尤其是上午，所以当日胡思杜也只说“他有事”，可并没说出外去了，这大概率是无意再见了，避免彼此尴尬。要知道，同样是“最有成就的红学家”徒弟，直到12月14日，胡适“仓皇辞庙日”，还抽空特地见了俞平伯最后一面，可见心中待遇之别。想当日，连气度恢宏的胡博士都这么态度大转变，原因自然出在周汝昌那边，因为他的表现着实过分，不仅狂妄无分寸，也毫无信用可言。1948年，彼时的北大校长胡适之，看到大四本科生周汝昌写的一篇小论文颇为赞赏，不仅主动去信鼓励，还邀他上门晤谈，甚至转手就将几部珍稀古籍借于这位陌生人，可人家小周随后就写长文嘲笑胡的著作与白话文事业以作回敬，还偷偷摸摸带书回老家“录副”了一部，甚至还在人家珍本上乱写乱画，原本约定的还书时间又一而再再而三地放人鸽子不还，不断得寸进尺，激得宽厚至极的胡博士都恼了。所以，在最后发出的三封信里，胡适的批评是罕见的严厉，说周的“古文功夫太浅，切不可写文言文”，文章拖沓啰嗦很差，可以删去“四分之三或五分之四”，还讽刺“今日纸贵、排工贵，无地可印”他的那些文字，然后将其文稿一整页打了一个大大的X号退回。

胡适之生平总念叨“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他老人家何尝对学生辈这么恼火过？他是爱才，但容忍也有限度。后面他不愿与周汝昌见面，希望他改过，也是情理之中。尽管他确实气量过人，走之前还特意留下那部花大钱买来的《四松堂集》珍本“留给他（周汝昌）用”，只因此前有过承诺，“许他一切可能的帮助”，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至于多年之后，学者梅节他们推断，胡适应该还有一封回信周汝昌不敢公之于众，可能是更严厉的斥责，而且“胡周交往中周汝昌期满胡适”、有意“扣压甲戌本”，从线索看似乎也不无道理。自然，对于扶持他出道的“恩师”胡适的那些斥责，周数十年来也是耿耿于怀的，晚年还不忘补刀嘲讽“这位大学者对中华语文的品格高下优劣是如此缺乏审美鉴赏力”。而我们从燕大大四学生周汝昌出道之初与胡适之的交往历史来看，似乎也可以看到老周此后人生一贯的作派：自负，偏激，不实诚，爱欺骗，喜欢耍小手段，听不进异见，不善于“做人”，也吝于感激施恩之人，而且睚眦必报（比如对“大师兄”兼前辈俞平伯），但也确实都不是什么“大奸大恶”，都是小打小闹，好比爱突袭刺人可又不至于重伤。可也正由于他是鼎革后的“红学一哥”，这套周氏“方法论”又统统应到了“学术研究”之上，给当代“红学”造成了极大的干扰，无数“红学家”给耍的团团转，续上了一节又一节的当代儒林“笑林广记”。这才是周汝昌真正引发“公愤”的地方所在。

我对周汝昌这些想法，都是近日读李彤先生那部新作《红学外史》（三联2026版）引起的。这确实是煞是好看的一本“八卦集锦”书，一部“红学外史”不啻于一部“儒林外史”，可说当代知识分子的可悲与丑态都毕现其中，而全书的“最佳男主角”无疑首推周汝昌，是“因此一事一人，就勾出多少风流冤家来”。平心而论，在当代“红学家”中，周的才学识都是首屈一指的，大概仅次于俞平伯，他对经史之娴熟，对诗词之精研，于外文之修养，于考据学之邃晓，整体学问我以为要远在冯其庸诸公之上，可他自那本《红楼梦新证》之后，后面的“研究”似乎都更像是“搅屎棍”，不仅“可怜无补费精神”，也是近乎“坐禅寂走火入邪魔”的。他后面伪造“曹雪芹佚诗”，“注疏”假画“曹雪芹小像”，坚决主张“自传说”，污蔑造谣俞平伯藏匿靖本，力挺刘心武的所谓“秦学”，与冯其庸内讧不断攻击不止，把同行老友吴世昌耍得灰头土脸名誉扫地，甚至红学界有流言“周汝昌气死吴恩裕”，种种言行都是很奇怪的路数。而一旦穿帮，又从不肯认错，一味地推诿给“误信”、“无心”，“视力不行”，反正都是别人错了他从来无比正确，都像是一场场玩闹。但你要说周汝昌搞这些，何所求何所得，似乎又真没有，终其身不过一编辑，直到1981年才正式评聘为研究员，一辈子连个大学教授都没混上，与李希凡冯其庸刘梦溪们的炎炎赫赫不可同日而语，身份落差很大。他说自己“生平未尝与任何人争功夺名，连带着利”（1988.1.3给李彤信），也不能说是自吹，可也正因为如此，又益显滑稽。如今看这整部“红学史”，倘要解释周汝昌的那些“动机”，只能说这个人就是个“大奇葩”，非常情常理可以想通。我眼中的“当代红学研究第一人”周汝昌，简直犹如孩童一般，总自以为那些“小聪明”可以瞒天过海，然后自以为得计，偏偏一招一式都是破绽，让真正的“聪明人”觉得很搞笑。想1948年那会，他正式“出道”之日，他无端“唐突先进”，肆意痛贬前辈俞平伯，俞只是得体地与之商榷了几句，老周偏以为人家是讽刺，从此“咬”了人家一辈子，其心理状态也是颇堪研究的。更好玩的是，他晚年写回忆录，还“恶人先告状”上了，委屈地诉说，“我至今不懂，俞先生所因何故，从一开始就看不上我这一名晚辈学生？他的心态难懂”云云。实际上，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真正“心态难懂”的正是他周汝昌。

当然，“红学圈”中人，奇奇怪怪“心态难懂”的，何止一个周汝昌。当代“红学家”们，论才学识多是一时之选，仿佛对“学术”也是一片赤诚，可研究到最后，似乎都有点神经不正常，比如近年突然插队加入战场的辛公德勇，观点都是比赛着要雷人一把。而“红学”最终的结局，也几乎无一例外，不是站队互殴，就是你骂我就是我骂你，红学成骂学。比如1977年，另一“红学大佬”吴世昌要与老友周汝昌决裂，写了一封“绝交书”，可历数对方的一大“罪状”居然是：过去数十年间，自己上门拜访周多少多少次，而周又只回访多少多少次，细碎计较一如村头大妈们的“骂街江湖”，看得我忍不住喷饭。老周回信，痛斥吴“实在显得太可笑”，确实也不冤。老周抢白对骂说，大哥，“我”与阁下这般闲人不同，咱白天要上班的啊，你多少次来都是求“我”办事的，难道“我”也要一一“回拜”过去？而且“我”还常常要花几个小时接待你，应该是你浪费“我”时间才对，况且“我”眼睛都瞎了，一入夜就啥都看不见，寸步难行，怎么回访？你总自称“不拘细节，不重礼数”，结果怎么会这么没品？质问得固然也很有意思，可同样很无聊。

总之，看学界大佬们吵架，着实也跟小孩子一般，而且大家你攻击我我诋毁你，简直无所不用其极，委实都没什么“品”可言。当代整部“红学史”，可说就是这样一部缩影。林东海老先生曾总结说，“红学”的恩怨恩怨，病源出在“文学被经学化，经学又被史学化，史学又被政治化”，真是很精辟的话，可谓洞悉“时务”与“内幕”，更把那种“学术”与“知识人”的可怜给说透了。可要想起“红学边缘人”孙楷第晚年常常对儿子苏泰来感慨的那句话，“我们干了傻事，谁同情傻子？”这些人又真没什么值得同情的，我敢说所有人都并不无辜。

2026.7.29晚，敲于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