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文史 | 解放初期的禁娼禁烟工作

作者：聂云从 编辑：冯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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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原载于2020年版《浔阳往事》，经九江市浔阳区政协文史委员会授权刊发，编者对原文做了必要的修订。

一、禁娼

九江地处水 陆交通要道，商肆繁华，来往人口较多，妓院形成的历史甚久，至明末清初更为兴盛。

民国初年，妓院一般分布在城区西门外大码头和赓和里一带。1916年南浔铁路建成通车后，龙开河西渐趋热闹，经官厅谕令，将市内妓院限期迁至龙开河西三马路一带，市内未准营业。

当时，妓女按籍贯来源分为扬帮、苏帮、本帮三派。扬帮系来自扬州，人数较多，来时较久，且能团结一致，有较雄厚的势力。苏帮并非尽属三吴原籍，凡能说成句苏白者，亦称苏帮，人数不多。据民国二十一年（1932）统计，扬帮报区捐的妓女有90余人，苏帮仅20余人。本帮又称杂帮，系指本地及来自武穴、广济、南昌等地者，人数更少。

花捐系按妓女的年龄、姿色、收费标准分为一等、二等、三等，其中以二等居多，一等较少，三等亦少，三等又以本帮居多。妓女从妓的来源，一部分是从小被人卖给妓院，或被妓院鸨母收容为养女；一部分是被人拐骗，走投无路时流落妓院；另一部分是被经济生活所迫，入妓谋生，其中以第三部分占多数，约45%以上。

这些妓女自入院后，不仅被社会所歧视，且经常受妓院鸨母、龟头们的虐待和经济盘剥，挨打、挨骂、被关、挨饿、服劳役，竟是家常便饭。此外，还有一些暗娼、私娼，她们大都散居在环城路、赓和里等街道里弄，深居简出，很少向外招摇。凡来客须打牌一次，然后始有入幕资格。牌费初规定40元，入幕费24元（其中房侍4元），后复增至30—50元不等。此外还有出堂差、送茶费，亦略微收费。

当时，政府对妓院准予正常营业，称为乐户业，由财政部门按章征收花捐。民国三十五年（1946）10月，九江浔阳镇征收花捐率为：一等妓女每月课征六万元，二等四万元，三等二万元。

为防止性病蔓延，卫生部门采取定期检查，规定已营业的妓女每月检查一次。经检验确无疾病者，由检验机关发给检验证书，再报花捐营业；如有性病，则停业治病，经治疗痊愈后再继续营业。若延期检查，或检有性病未经治愈而照常营业者，则处以罚金，或由警察机关处罚，直至勒令出境。但对于暗娼、私娼，则借口有伤风化，屡令禁止。

民国三十六年（1947）1月，江西省政府制定禁娼大纲，实行停征花捐，并设置妓女就业机构。浔阳镇于街头张贴布告，即令取缔娼妓，妓院停止营业。当年7月，为救济停业妓女，于县警察局特设济良所，收容被迫卖淫、自顾从良的妇女，并为之择配或介绍就业。

但由于妓女经济生活终无保障，以及社会制度所引起的各种弊端，故虽曾三申五令，却明禁暗纵，屡禁不止，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1949年解放。

解放后，市人民政府对妓院和妓女采取取缔和教育改造的政策。当时市区妓女大都分散在赓和里、崇道里及西园介福里等里巷，约共200余人。1950年初，政府即明令禁止妓院和妓女卖淫活动，经宣传教育后，市区营妓卖淫活动有所收敛。

但少数龟头、老鸨仍暗中把持妓业，继续危害社会。至1952年3月，市委、市政府组成专门领导小组，由公安、民政部门采取统一行动，将市内继续操持妓业和从事卖淫活动的妓女200余人，集中在收容遣送站内，进行训话，分别填表，逐个审查。

经审查教育后，对绝大部分妓女，采取以下办法：一是协助劳动就业，参加剧院售票、卖茶及勤杂、收场，或进商店当营业员；一部分吸收入民政部门主办的织布厂参加生产。二是有家可归的，动员并协助其回家与家人团聚。三是择配从良，寻找归宿，建立家庭。

对少数罪行严重，或屡教不改、抗拒政府政策法令的龟头、老鸨和惯妓，则绳之以法，给予严厉打击。随后，于1955年至1957年间，结合城市民主改革和“三反”“肃反”等政治运动，对妓业的残余势力又给予多次清扫，因而使妓院和蓄妓卖淫活动在市区得到完全取缔，社会风化趋于良好。

二、禁烟

鸦片毒害九江人民，由来已久，且甚为严重。

早在19世纪60年代，在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下，九江辟为对外开放商埠，鸦片等毒品随之大量输入。英国鸦片贩子直接从国外，或从上海、广州转口，将鸦片大量运入九江销售。据资料记载，1884年，九江有七家商行经营鸦片。他们从外国商人手里接过鸦片，销售给本埠和内地鸦片贩子，从中攫取暴利。

光绪三十一年（1905）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九江府属德化县每年出烟土浆660余两。至宣统三年（1911），九江海关进口鸦片达18.84万斤。辛亥革命后的1921年至1923年，九江海关缉获入关的走私鸦片，有案可查的即达3455两。1926年6月，破获两起走私、隐匿鸦片案件，共达3000余两。

至1935年，江西省政府将九江所属星子、德安、瑞昌、永修、武宁、彭泽、湖口、九江等县划定为绝对禁烟区。各县均成立禁烟分会，设戒烟所，对烟民进行发照，并按年龄及烟瘾轻重，分期戒绝。年龄60岁以上、烟瘾较大者，限期稍宽；60岁以下、25岁以上者，戒烟期限为四个月以内。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侵入九江后，日伪政府也曾制定过三年禁烟计划，在九江设立武汉戒烟局九江分局。然而，这类禁烟机构实际是为日伪政府敛财服务的。即使在戒烟所内，仍有大量烟土出售，其实质不在禁而在征。

抗日战争胜利后，各县又及时成立了禁烟协会，并普遍将禁烟内容列入保甲公约，实行连保连坐，分层负责。但当局却明禁暗纵，禁下不禁上，禁民不禁官，上层人物中吸烟、吸毒者屡见不鲜，竟使烟毒在九江屡禁不止，愈演愈烈，解放前夕更甚。

九江解放后，1949年6月，市警备司令部、市人民政府为禁绝鸦片，规定了三条禁令：对贩运鸦片毒品者，查获后处以极刑；出售鸦片毒品者，从严惩处；吸食鸦片毒品者，以违法论处。并在各街头交通要道设置治安检查站，将毒品检查作为一项主要内容。

至年底，仅市区清理出的贩运烟毒犯即达302人，开烟馆者182人，吸食烟毒者481人。1950年2月14日，中央政务院颁布《严禁鸦片烟毒通令》。4月26日，九江市成立由人大、公安、民政、卫生、工会、共青团、妇联、教师联合会、工商联合会等单位组成的禁烟禁毒委员会，下设八个收容所和戒烟所，制定《禁烟禁毒暂行办法》，利用标语、漫画、戏剧、广播等各种宣传形式，广泛开展禁烟禁毒的宣传教育。

同时，组织干部、群众学习有关禁烟禁毒文件，将禁烟禁毒普遍列为爱国公约的一项主要内容，互相监督检查。有的烟民在爱国公约内订下“永不再吸”一条，并动员烟民自动向政府登记，限期戒烟，违者按情节轻重给予惩处。

在戒烟期间，对经济困难的烟民，政府酌情给予适当补助。至年终，先后进入戒烟所戒烟的有89人，进入收容所的共95人。这时，社会上公开吸食、贩运烟毒者已显著减少，但走私、偷吸现象时有发生。全区公安机关查破了一批贩毒案件，毒品总额共21848两。

1952年5月，省人民政府颁发《关于铲除鸦片烟毒的指示》后，九江确定以彭泽县为重点铲除地区，其次是都昌、武宁县。地区成立工作队，深入产地，分头动员群众，就地铲除。仅彭泽县船形、双合两乡，铲除烟苗即达100余亩，靠种烟为生的烟民达200余人。经铲除后，对经济生活受到影响的烟民，政府则给予适当救济。

同年8月，又以市区和彭泽县二、七区，以及永修、涂埠、山下渡等地为重点，全面开展禁烟禁毒，采取禁种、禁运、禁售、禁吸四管齐下的彻底禁绝措施，广泛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当月13日，全区统一行动，逮捕贩毒主犯、惯犯30名，坦白自首32名，检举揭发88名，登记各种烟毒犯236名，缴获鸦片200两，焚毁鸦片114.8两。

对吸食鸦片的烟民，则由民政、卫生部门本着教育为主和治病救人的方针，采取动员规劝、适当督促的办法，使之自动戒吸，成为新人。对种毒、存毒农民，则严申禁令，凡全部交出烟种和毒品，保证不再种植、存放的，不予处罚。对不足逮捕而又危害社会的毒犯，则采取集中劳役及交由群众督促的办法。这样，遂使长期危害中华民族的鸦片烟毒，在九江得到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