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政权轻视国会打造“能战之国”挑战中日关系！

作者：王景贤

一、高市早苗的国会操作欺骗选民

7月25日，为期158天的日本第221届国会闭幕了。但笔者不得不说，高市早苗通过一系列打破常规的做法实现的第221届特别国会，是一种名副其实的骚操作。

2026年1月，高市早苗召集了本应举行150天讨论的第220届例行国会，却当天宣布立即解散该国会。其后，各种攻击政治对手的水军操作在网络间盛行，达到了高市早苗的所谓高支持率，利用这种民主假象赢得了大选后，高市才召开了此次第221届特别国会。这一堪称“奇袭”的操作，给日本政治现场上带来重大变化，也给中日关系蒙上了前所未有的阴影。

具体而言，220届国会“当日解散”以前，高市政权面临着在野党对“邪教统一教会”、“物价上涨”、“日元贬值”、“政治资金”等各种问题的激烈追究，为了逃避这种追究，高市早苗操作了“开幕即解散”的220届国会，使得在野党议员失去了对其进行追究的政治舞台。同时，突发性解散国会，更让在野党在仓促中应战，导致了民众和在野党对政权的批评被模糊化，很多高市自民党的问题被不了了之。最终在网络水军拥护下，高市早苗赢得了并不名誉的大选，取得了自民党众议院超三分之二议席的压倒性胜利。在此基础上，高市自民党又与日本维新会组成联合执政党，达到了逼近四分之三的352议席，由此获得了足以完全化解在野党批评抵抗的压倒性力量，达到能够以“数量优势”通过各种法案，完成自民党的政治布局。

在此情况下，第221届日本国会运作发生了剧变。2026年度政府预算案在众议院多次动用了委员长职权，以仅两周的超常速度获得通过。包括物价上涨对策在内的补充预算案，从内阁决议到成立也仅用了3天。凭借压倒性议席优势，高市政权在此届国会提交的64项内阁提交法案全部获得通过。“国旗损毁罪”立法和《副首都推进法》《皇室典范》修正案等，通常会引起国民意见对立，诸如这种耗时数年都难以推进的重要而敏感的法案，也都得以在该会期内一举获得通过。

如今会期结束，反观来路，正是高市早苗刻意采取的这种“1天就解散例行国会“然后插入选举的异乎寻常的操作，使得不了解内情的民众有一种自民党“拥有了国民信任”的错觉，其所提出的各种政纲法案，赢得了无需任何妥协、100%的快速通过。尽管在野党及学者们强烈批评其“不充分讨论强行运作”，“缺乏充分审议的国会”，“史上罕见的轻视国会的内阁”。

二、日本国内学者对高市早苗政权及此期国会的评价

7月24日，《朝日新闻》发表了由早稻田大学宪法学教授长谷部恭男、法政大学政治理论教授杉田敦以及东京大学历史学名誉教授加藤阳子等著名学者围绕高市政权及本次国会的对谈，学者们一致认为：

◆高市早苗正重蹈民粹主义领袖覆辙

学者们认为，高市早苗操纵解散众议院进行大选，以“是否支持自己”作为争论焦点并以压倒性优势获胜。从历史上看，这种通过人气投票产生的权力必然走向民粹主义和独裁，也必然会怠慢议会。高市政府在本届国会中出席国会的时间与历代首相相比非常短暂，未经充分的国会讨论便以数量优势通过了诸多“分裂国论”的法律，可以说是“宪政史上罕见的轻视国会的内阁”。

高市内阁在各种必须审议的法案问题上，轻视与国会的事前协商。国会期间，民众所期望的各种政策迟迟无法实现，反而与民众生活相距甚远的“国旗损毁罪”和《皇室典范》修正案等却被强行推进。“国旗损毁罪”立法未经内阁法制局严格审查，仅由议员提出便草率通过，令人联想到1925年臭名昭著的《治安维持法》。其镇压思想的寒蝉效应必将深不可测，使得“不给人添麻烦”为文化背景的日本社会更加压抑自己的表达。

◆强推《皇室典范》修正案，与祈求和平的天皇一家“不相容”

此届国会无视国民感情强行通过《皇室典范》修正案。朝日新闻和共同通信7月公布的日本民意调查显示，此次《皇室典范》修正案“未得到国民理解”和“无法取得理解”的不支持比例分别达60%和49.6%，大大高于“理解支持”的比例。修正案通过后，允许女性皇族在婚后继续保留皇族身份，并允许旧11宫家男系男子通过收养关系重新进入皇室，实质性抽离了爱子公主成为女性天皇的可能性。高市政权这种强硬的国会运营与民意中对女性天皇的较高支持率存在一定幅度乖离，导致了高市内閣支持率大幅度下滑。

学者们则认为，该法案围绕国家象征问题，其目标最终指向修改宪法。而当今天皇一家是二战后“在殷切期盼持续和平的民众意识支撑下”存在的“国民统合的象征”，大多数国民认为当今天皇一家守护和平的姿态是令人尊敬的。然而，高市及其支持者对此并不满意，他们与即位时宣示“常祈国民幸福与世界和平”、“依据宪法履行象征之职责”的天皇是格格不入的。因此，2026年4月高市政府主办的“昭和一百年纪念典礼”中甚至未安排天皇“致辞”。

有学者认为“国旗损毁罪”和《皇室典范》修正案的同时出现并非偶然。在特朗普政府试图破坏“战争非法化”体制，发动了一系列涉嫌违反国际法的战争的当下，日本政客和官僚希望追随该潮流的人不见少数。他们抱着“日本不能做永远的战败国”的想法，渴望一个实现逆转的机会加入战胜国行列。因此，对于珍视和平主义的现行宪法体制、以及在民众心中拥有威望和人气的天皇一家的和平姿态，政客和官僚们感到‘碍眼’，强行通过《皇室典范》修正案便是其证明。

学者们认为，高市政权此期国会通过的“国旗损毁罪”将压制民众的自由表达，《皇室典范》修正案用来框架支持和平的天皇一家，而强行通过的各种突破宪法的“战争准备法案”则使“能战之国”变成了既成事实，这就是高市早苗在此次221届国会设下的布局。

◆高市政权下的各种异常

有学者指出，高市政权下的“安全保障”和“经济财政”都设置了存在于国会以外的“专家会议”，这种有利于避开国会的“迂回通道”，导致其在国会讨论中可以被轻视，安保三份文件的修订便是典型案例。总额约3.1万亿日元的本年度补充预算中，大部分被列为“中东局势等应对预备费”，这一预算也仅用了各一天时间就在两院通过。学者们提醒，预备费等同于将巨额钱包交给政府，这相当于放弃了国会通过预算案审议来监督国家经费使用的重要职责，呼吁民众有必要认识到这种状况的异常性。

著名的加藤阳子教授还指出，高市政府首相公设第一秘书涉嫌参与了中伤高市政治对手的视频问题，对此高市表示只是“提交陈述书”。这种做法本身也是对国会的严重轻视。她希望人们关注到，高市内阁的支持率已有所下降，“捍卫民主与和平宪法”的市民正持续在国会周边及全国各地举行大型示威游行活动，以表示对高市内阁的反对。

三、高市早苗执政所带来的各种实质性异常变化

首先，高市政权在防务领域采取了“加速跑”策略，其核心动作包括防卫费提前达标，将原定2027财年实现的“防卫费占GDP 2%”目标，大幅提前至2025财年（2026年4月前）内完成。此举被视为对“专守防卫”原则的首次财政突破。其次，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计划在2026年底前完成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的修订。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修订距岸田政府2022年修订仅时隔了四年，远远短于常规的十年周期，被舆论认为是刻意服务于高市本人的政策取向。此外，高市政府还潜心探索核政策突破，她曾明确表示计划删除“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条款，为美军核武器进入日本开辟法律空间。而这直接触及战后日本核政策的红线。

其次，在进攻性武器部署方面，高市政权下该部署由“防卫”转向了“反击”。其在装备层面加速摆脱“专守防卫”限制，最具标志性的动作就是部署远程进攻性武器，由2026年3月起，开始接收约400枚美制“战斧”巡航导弹，射程超过2000公里，并于2026年7月由海上自卫队“鸟海”号驱逐舰完成首次实弹测试。有评论员指出，部署射程远超日本领土范围的进攻性武器，证明日本的“专守防卫”原则已经名存实亡。其次，在构建“反击能力”体系方面，日本政府新设立的“国家情报局”将与“国家安全保障局”协同，直接服务于自卫队“反击能力”的目标锁定与战损评估。

此外，高市早苗政府还致力于打造“日本版CIA”，实现情报体系集权化。2026年7月31日，日本正式设立的“国家情报局”，是高市“再军事化”在情报领域的关键一步。该机构由高市早苗亲任“国家情报会议”主席，成员包括9名核心阁僚，形成首相直控的垂直情报指挥链。执行机构“国家情报局”由原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来，初期规模约730人，首任局长原和也出身警察系统。该机构级别与“国家安全保障局”同级，均直接对首相负责。它打破了日本战后“去中心化”的情报分权设计，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资源，将形成统一的决策情报。分析人士指出，此举旨在复刻二战前“特高课”式的高压情报管控体制，为打造“能战国家”提供全链条情报支撑。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还计划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推进“间谍防止法”（反间谍法）立法，并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形成对内监控、对外渗透的双轨情报体系。日本国内舆论普遍担忧，缺乏国会审查和第三方监督，将为权力滥用埋下隐患。

不仅如此，高市政权下，日本“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也在2026年4月21日发生了重大变化。高市政府未经国会而通过内阁决议，正式修改了该原则及其运用指南，从实质上解除了对杀伤性武器出口的禁令。其主要核心变化就是出口品类的限制被取消了。彻底废除了此前仅允许出口救援、运输、警戒、监视和扫雷等5类非战斗用途装备的规定，原则上允许包括战斗机、军舰、导弹在内的所有杀伤性武器成品出口。其次，出口对象限制放宽。不仅限于签署了防卫装备协定的国家，修改后在特定情况下，为向武力冲突当中的国家出口武器设立了例外条款。而期间有关国会的监督流程却遭到削弱，修改前的武器出口需经过国会“事前批准”，这被视为重要的“刹车机制”。而新规则将此改为由首相及少数核心阁僚（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审批，获批后再“通报”国会，实质上架空了国会的直接监督权。

事实上这并非日本首次放宽武器出口限制，而是一系列渐进式松绑的最新、也是最关键的一步。从1967年“原则上禁止”的“武器出口三原则”，到2014年安倍政府改为“原则上允许”非杀伤性装备出口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再到2023年后通过向美国返销“爱国者”导弹等方式逐步突破杀伤性武器出口，直至此次终于在原则上全面进行了解禁。这一改变旨在通过出口来重振因成本高昂、订单不足而萎缩的日本国内军工产业。同时也在战略层面，支撑其“再军事化”进程，并通过武器出口来强化与菲律宾、澳大利亚等17个已签署防务协定的国家间的军事联系，构建以日本为枢纽的安全网络。因此，此次修改标志着日本战后安全保障政策的重大转折，被认为是背离其“和平国家”路线的关键一步。

由此可见，高市政权的“再军事化”已不是零散的政策调整，而是涵盖防卫战略、进攻性装备、情报体系、军工产业链的全方位转型。其核心逻辑是以“中国威胁”为借口，挣脱战后和平宪法束缚，将日本重塑为具备对外军事干预能力的“能战国家”。

四、高市早苗的“能战国家”布局严峻挑战中日关系

高市早苗上台后，其对华政策呈现出明显的对抗性转向，与前任政府形成显著差异，使中日关系遭受严重冲击。

高市政权实质性突破了战后的和平框架，对中国公然进行武力威胁。她首次在台湾问题上突破“战略模糊”，是日本战后首位在国会正式将“台湾有事”定义为日本“存亡危机事态”并暗示可能行使集体自卫权进行武装介入的在任首相。这一行径创下了日本领导人首次在正式场合将台湾问题与日本安保直接挂钩、首次表达武装介入野心、首次对中国发出武力威胁的恶劣先例，从根本上动摇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高市政府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以此为借口在第221届国会中加速了日本的军事转型布局。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加速发展远程导弹等进攻性军事能力，大幅度放宽武器出口限制，首次向美国出口了杀伤性武器“爱国者”防空导弹（PAC-3）及拦截弹，并探讨修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条款，为日美“核共享”铺路。创建集权化的“国家情报局”，情报工作明确针对中国。

尽管高市在口头上表示对“与中国对话”持开放态度，但其实际政策导致中日高层交流大幅减少，两国关系陷入僵局。中国外交部多次驳斥其言行是“嘴里喊着对话、手上却忙着对抗”，必须看到，高市政权一天不撤回涉台错误言论，中方即无法看到其基本诚意。高市早苗上台后导致的这种以干涉台湾问题为突破口、系统性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加速军事化转型的实质变化，成为了中日关系自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