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沙流产危机爆发：以色列轰炸加剧医疗崩溃，半年近4000例比之前暴增三倍

• 2026年上半年加沙记录近4000例流产，较2025年下半年约1200例激增
• 同期出生率下降3.2%，流产中约74%发生在孕早期，27%在孕中期
• 医生称帐篷生活、饥饿和反复轰炸叠加，孕妇贫血、高血压更常见
• 边境口岸关闭、物资受限，医院缺少激素和产前监测，风险持续上升
• 多名孕妇在流离失所中失去孩子，称其为战争中被过早截断的生命

在以色列持续的轰炸和封锁下，加沙地带的生活条件日益恶化。2026年上半年，当地妊娠流失数量激增，超过此前的三倍。

27岁的里玛·萨拉马来自拉法。过去五年，她一直努力怀孕。终于怀上孩子时，她却已无家可归，只能与丈夫住在汗尤尼斯以西马瓦西的一顶帐篷里，与母亲和其他家人分离。

在以色列于2023年10月对加沙发动军事行动之前，萨拉马和丈夫哈立德多年辗转求医，想找出她迟迟未能怀孕的原因。尽管多次检查，医生始终未发现任何医学问题，并告诉他们怀孕随时可能发生。

萨拉马回忆：“战争前，我一直想着怀孕的事。我和丈夫每月都去看医生。但战争爆发后，我的注意力转向了家人和周围的残酷现实，也不再继续尝试怀孕。”

2024年5月，萨拉马被迫逃离拉法泰勒苏丹社区的家。此后，她和丈夫在马瓦西的帐篷里安顿下来，与丈夫的大家庭住在一起。她的母亲和妹妹已经离开加沙前往埃及，与她的兄弟们会合，萨拉马最亲近的家人都不在身边。

今年3月，萨拉马感到一种不同于战时常见疲惫的异常乏力。哈立德带她去医院，医生确认她怀孕了。她说：“这完全出乎意料。我高兴极了，每天都会问丈夫：‘哈立德，你能相信我怀孕了吗？’”

然而，喜悦中夹杂着恐惧。住在帐篷里时，萨拉马听其他流离失所的妇女讲述，在缺乏适当照护、营养不足、甚至没有基本隐私的情况下，把孩子平安怀到足月有多艰难。以色列的袭击一再波及马瓦西及周边地区，她担心自己的孩子也会成为战争中的流产个案。

“我当时非常高兴，”她说，“但心里一直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害怕，好像我知道这一切不会持续下去。”

在整个加沙，怀孕正变得越来越危险。妇女们承受着饥饿、反复流离失所、轰炸，以及医疗体系大面积崩溃带来的压力。医生表示，他们正目睹流产数量令人担忧地上升，尤其是在帐篷中生活、难以稳定获得营养食物、清洁饮水、药物和产前护理的妇女当中。

联合国近期一份报告显示，2026年前6个月，加沙医务人员记录了近4000例妊娠流失，4月达到920例峰值。相比之下，加沙卫生部在2025年下半年记录的流产约为1200例。所有妊娠流失中，约74％发生在孕早期，27％发生在孕中期。

流产增加的同时，出生数量也在下降。与2025年下半年相比，2026年上半年加沙出生率下降了3.2％。

熬过头3个月后，萨拉马开始相信自己的妊娠进展正常。她继续承担帐篷生活中的体力劳动，帮婆婆做事，也维持日常家务。

但在经历一周以色列密集轰炸后，她开始高烧。7月15日凌晨，她因剧烈腹痛和阴道出血惊醒。丈夫立刻将她送往汗尤尼斯的纳赛尔医疗综合体。

“我一直在哭，因为我知道这个孩子保不住了，”她说，“结果也的确如此。我等了5年的孩子，因为战争造成的环境而失去了，而当时母亲和家人都不在我身边。”

濒临崩溃的医疗体系

纳赛尔医疗综合体妇产科医生马赫尔·法尔瓦纳表示，长期流离失所、生活在帐篷营地中的妇女流产情况显著增加。

他说：“过去两个月里，流产的女性数量明显增多，其中包括孕早期流产，也包括一些孕晚期死胎。这与加沙的艰难处境有关，也与人们在持续轰炸和不稳定环境下住在帐篷里所承受的极端压力和焦虑有关。”

法尔瓦纳说，在医院接受治疗的孕妇中，超过一半患有贫血，另有许多人出现高血压或妊娠糖尿病。“这是我们在整个加沙都看到的情况，情况非常令人担忧。”

他说，2025年10月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的停火协议，几乎没有改善孕妇的处境。以色列持续轰炸，迫使妇女一次次逃离；与此同时，许多妇女仍要承担繁重体力劳动，例如搬运沉重的水桶、长时间排队取水，而这些消耗会进一步危及脆弱的妊娠。

加沙医疗体系的崩溃又加重了这些风险。边境口岸关闭、医疗物资受限，导致医院缺乏用于支持高危妊娠的合成激素。与此同时，许多妇女几乎得不到产前监测，也无法获得常规医疗指导。

法尔瓦纳说：“无论公立还是私立机构，都无法提供规律的产前监测。孕妇缺乏关于如何在孕期保护自身健康的咨询和指导。所有这些都在导致反复发生的妊娠流失。”

加沙卫生部总干事穆尼尔·巴尔什将流产激增形容为一场医疗和人道主义双重紧急事件。他说：“这不只是战争死亡数字上新增的一项统计。这些都是被过早截断的生命。”

他说，加沙孕妇正在承受饥饿、营养不良、贫血、反复流离失所、长期心理压力、受污染的水源、医疗体系崩溃，以及药物和诊断检测严重短缺等多重打击。

与此同时，巴尔什也提醒说，如果没有专门的流行病学研究，无法将任何一例流产明确归因于单一原因。尽管如此，他表示，“这种急剧且前所未有的增长，要求立即开展独立的科学调查，研究战争、饥饿、匮乏、流离失所和医疗体系崩溃，对加沙妊娠、母亲健康以及未来生殖健康造成的影响。”

战争中的受害者

30岁的拉赞·阿斯马尔原本从未想过，自己会在战争中失去孩子。她来自贾巴利亚难民营，已经历了反复流离失所、亲人离世、家园被毁，以及丈夫生计中断。战争前，她已生下两个儿子——艾哈迈德和亚曼，并没有再怀孕的打算。但7个月前，她发现自己又怀孕了。

“我觉得这会是个女孩，我非常高兴，”她说，“但我的身体已经很疲惫了，我只能一天天熬过这些月份。我一直害怕随时会失去孩子。我听说身边有些女人很早就失去了孩子。”

阿斯马尔流离失所后住进汗尤尼斯马瓦西，求医变得十分困难。此前几次怀孕时，她会定期去私立诊所，并服用产前补充剂。这一次，交通困难、药物短缺，许多医疗机构也已停止运转。

到6月底，阿斯马尔的身体再也承受不住。她在怀孕第6个月失去了孩子。她说：“我原本希望她来到这个世界，给我带来快乐。可她的命运却是在我腹中死去，那是在一个极其炎热、令人筋疲力尽的日子之后。”

“我不相信自己的身体有能力把这个孩子继续怀下去，结果也正是如此，”她接着说，“她很幸运，没有出生在加沙这场战争的地狱里。”

加沙城希法医院助产士拉贾·亚辛说，阿斯马尔的经历反映了整个加沙孕妇面临的处境。拥挤的帐篷、受污染的水、堆积的废弃物，以及昆虫和鼠类滋生，共同构成了不安全的生活环境。与此同时，饥饿加剧，许多妇女无法获得均衡营养和必要补充剂。

更严重的是，生殖健康服务遭到破坏，计划生育服务中断，导致在连最基本产前护理都难以获得的情况下，意外怀孕增多。

亚辛还说，心理压力同样日益严重。孕妇生活在持续轰炸之下，同时还要担心流离失所、亲人离世，以及自己能否找到医疗救助，甚至能否找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分娩地点。

她说：“许多女性现在关注的已不只是如何保住妊娠。她们还在为找到安全的分娩地点、找到能监测自己状况的医生，或者为新生儿准备最基本的生活所需而发愁。”

她补充说，长途步行前往医疗机构，再加上失去家人的创伤，持续加重着妊娠过程中的身体和心理风险。

对30岁的苏珊·巴拉卡来说，失去孩子来得非常突然。6月17日，这名怀孕5个月、已有3个孩子的母亲带着女儿们去了马瓦西海边，希望海水能缓解酷热，也能减轻她们皮肤上蚊虫和跳蚤叮咬带来的不适。

“我们坐在海边，把东西放下，”她回忆说，“孩子们和她们的父亲在游泳，我和亲戚们一边聊天，一边看着她们。然后我们听到一声巨响，空气里充满了烟雾。我们谁也看不见谁了。我大喊：‘我的女儿们！我的女儿们！’我的亲戚们也在尖叫。到处都是尖叫声，我感觉没有人能听见我。”

巴拉卡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流血。她说：“我脑子里想的只有找到我的女儿们。”

人们冲上前抬走伤者、搬运遗体。巴拉卡说，这次袭击造成2人死亡，约6人受伤。混乱中，她最终找到了丈夫和孩子们。

直到那时，她才发现自己的双腿满是鲜血。起初她以为自己受伤了。不久之后，她开始宫缩。她说：“到了医院我才知道，我失去了这个孩子。我甚至已经给还未出生的儿子取名优素福，因为我很喜欢这个名字。他成了这场尚未结束的战争中的又一个受害者。”

作者：鲁韦达·阿迈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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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处：‘Lives cut short’: Gaza’s surging miscarriage cri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