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保险柜中的一块银元，背后那段血淋淋的往事

1931年9月，日军冲进沈阳大帅府。一个满脸猥琐的日本军官兴冲冲带着几个兵直奔二楼张学良的卧室，他们盯上了卧室中那口保险柜。

能被张学良如此郑重的摆在卧室里，必定满是机密文件和奇珍异宝，几个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撬开，里面赫然放着一块亮晶晶的袁大头，大头的脸微笑着，仿佛在嘲笑他们。

日军大失所望，这枚袁大头被作为战利品缴了上去。1934年，日本各大报纸公开报道了此事，中国报纸也曾转载。

这枚银元对于张学良究竟有何特殊意义，要被如此郑重的藏在保险柜中呢？多年后，他的亲信，帮助他处理外交事务的王家桢为大家解了密。

1929年1月11日凌晨，王家桢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电话来自大帅府，接线员只说总司令有急事找他，但没有说具体什么事。

王家桢并不在意，毕竟，张学良经常会在打了一宿牌后，牌局结束时临时叫他们去商量事情。大概率也不会有什么急事。他慢慢盥洗，坐到了车里。

司机神神秘秘的告诉他："昨晚半夜，把杨督办、常省长的汽车扣住了。"车进小西门时，警卫认真检查出入汽车，气氛很是紧张，王家桢这才感觉出事了。

一进大厅，孙传芳就在门口对他急急招手，不让他去平常议事的东首客厅，而是把王家桢叫到了西屋，这里已经挤满了东北首脑人物，张学良看到王家桢，招手让他过来，去看正在拟的一份电报。

这是一封很长的电报，详细列举了杨、常怎样吞扣军饷、怎样任用私人、怎样贻误戎机、怎样图谋不轨等几大罪状。看到"正法"两字时，王家桢大吃一惊："什么？死了？"旁边人撇撇嘴："两个尸首还在东边客厅里呢！"

王家桢惊魂未定，很快搞清楚了事情经过。杨宇霆和常荫槐是以"玩牌"的名义被请进大帅府的。进府按规矩不能带卫队不能带枪，卫兵被挡在府外。张学良以身体不适离开了老虎厅，警务处长高纪毅带人破门宣布处决。前后不到两分钟，两声枪响，两人几乎同时倒地。

王家桢和杨宇霆没有过多交情，只有过一次长谈，但仅仅这一次，就让他对杨宇霆有了一个整体的印象，此人精力充沛，自负甚高，对东北政治与日本问题的分析还是很透彻的，在东北当时的要人中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王家桢的看法是对的，杨宇霆作为张作霖的左膀右臂，确实有过人才能，他亲手建起东北兵工厂——占地三千亩，工人两万，设备八千台，能造步枪、机枪、重炮，累计投资三亿多元。他还修了贯穿东北的战备公路网，并从无到有建起东北海军。

日本人恨他入骨。日本外务省档案原话：杨宇霆把日本在东北想捞的非法权益"化为泡影"。1928年8月，东京《朝日新闻》专门发文骂他，标题四个字——"狡猾哉杨宇霆"。关东军内部评估：杨宇霆不除，难以侵占满蒙。

胡适也曾在日记中感慨："杨宇霆若不死，东北四省必不会如此轻易失掉。"

至于常荫槐，也非平庸之辈，他虽然学历不高，但办事雷厉风行，魄力十足。他负责修筑打通铁路（打虎山到通辽），在日本人不知不觉中迅速建成，直接与南满铁路竞争货运。北宁铁路经他手整顿为中国模范铁路之一。

张学良杀掉的可不是什么普通权臣，而是两个日本人的眼中钉，肉中刺。

那么，张学良为何要做这种自毁长城之举呢？王家桢作为亲历者，给出了权威的回忆。杀两人之后没几天，张学良拿出一大堆材料交给王家桢审查，说："这些东西，我花了不少钱才弄到手的，你要详细地研究一下。"那是一二百张明信片大小的照相卡片，要用放大镜才能看清。王家桢仔细看了十几张才明白——这就是杨常被杀的缘由。

这些卡片一多半来自日本车站附属地警察署，一部分来自日本特务机关，全是日本人花五到五十元现金从中国人手里收买的情报，照相后再故作神秘地卖给中国人。内容全是似是而非的日常琐事：例如某某到杨公馆密探两小时等。

王家桢越看越是心惊，他想起了一些往事。身为外交官，他经常跟日本人打交道，也听到了不少日本人有意或者无意诽谤杨宇霆的消息。对于这种风言风语，王家桢并没有全部相信，反而有一种"邻国之贤，敌国之仇"的感觉，认为日本人故意挑拨离间。所以他从来没有把这些不利于杨宇霆的言论告诉张学良。

但那些情报卡片，已经先一步到了张学良手里。

在王家桢的回忆录中，他记载了一段有意思的情节，张学良在下决心之前，曾踱躇不决。一天夜里，他用那块袁头银元占卜，默祷：杨常可杀，银元正面朝上；不可杀，反面朝上。扔了三次，三次都是正面朝上。他因此下定决心。杀完后，银元被妥藏在保险柜中作纪念。

不过，张学良晚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做口述访谈时，否认了抛银元的说法。

不管哪个版本，有一点是确定的：这个28岁的年轻人，在按下杀令之前，内心经历了极度的挣扎。

日本人的挑拨是一方面，但是，如此拙劣的手段，张学良真的会上当么？未必，有一个关键的情节可以证明这一点，杨常二人的死因绝没有如此简单。

在杨常二人死后，张学良对王家桢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实在有点支持不住了。唉！咱们可得真正好好地干啦！若不然，那太对不起凌阁（杨号）、翰香（常号）在地下了。"

杨宇霆和常荫槐两人，看起来不像是被枪决，而是被献祭了。这话要怎么理解呢？

杨常二人，算是东北军的元老，资历深，地位尊崇。张作霖死后，本就看不惯张学良的纨绔子弟做派，所以平日里并不如何尊敬张学良，尤其是杨宇霆，倚老卖老，俨然以张学良的监护人自居。

当时的东北有不少人趋炎附势，都依附到了杨宇霆门下，形成了一股不容小觑的政治力量。虽然两人没有谋反之心，在军界也没有太大影响，但他们的存在本身对张学良的威信就是一种挑战，也让少帅的政令很难得到贯彻落实。

两人的死，在短期内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王家桢自己后来承认："自杨、常二人以叛变罪伏法后，东北的政治空气为之一变，张学良的政治威信空前提高，事无掣肘，人心统一，充分发挥了人治的效果。"

所以说，两人之死，不是因为两人通敌，而是两人必须死，只有他们死了，张学良才能放开手脚好好干。因此，虽然是父辈的老交情，有着多年袍泽之情，也必须要除之而后快。

这就是为什么张学良会说出那句，我们要好好干，不然对不起两人在地下这句话的原因了。

但是，张学良过于低估了杀掉两人的影响。

孙传芳不告而别，连夜潜赴大连。奉系元老人人自危，再没人敢当面给张学良提不同意见。杨宇霆死后兵工厂群龙无首，1929年积欠材料价款六百万元，停工待料。两年后九一八事变，整个兵工厂被日军完整缴获：步枪十五万支、重炮野战炮二百五十门、飞机三百架、现金七千万元。

关东军内部评估："杨宇霆之死，等于拔去奉系的利齿，此后三年可任意宰割。"

但他没有重来一次的机会。杀杨宇霆后，东北军中再也没有了死顶日本人的硬骨头，两年后的九一八，东北军不战而退，这成了张学良一辈子的疼。

晚年的他对美国友人哽咽着说："我做了一件后悔一辈子的事情，那就是杀了杨宇霆。"

"西安捉蒋我从来没后悔过。唯独杀杨宇霆，是我人生一大过失。"

王家桢在回忆中最后说道，张学良"那种沉重和苦恼的复杂而矛盾的心情，就只好寄托在那块袁头银元上了"。

那块银元，从1929年锁进保险柜，到1931年被日军翻出来当战利品，再到后来不知所终。它见证了一个人最纠结的夜晚，也见证了一个时代最昂贵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