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规划的终极方向：引领构建《智慧经济》发展新范式

文丨关品方

做五年规划，目标当然是为了经济发展。但其终极方向，应该是引领建构《智慧经济》发展的新范式，精益求精，共同致富，为了追求美好生活的现实与将来。这就需要从现时的“资本支配”转向“智慧驾驭”的范式跃迁。海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认为，在科技水平仍处在初级工业革命阶段的时候，计划经济具有信息不充分、不对称的难题。但他未能够充分预见到“超级AI”作为信息处理器的出现。更根本的矛盾是，资本逻辑天然偏好短周期、可抵押、可标准化、风险可控的资产置换，而智慧逻辑（尤其是基础科学的颠覆性思想发展出AI）具有长周期、“高风险”、不可抵押、难预测的特征。其结果是资本长期“低配”无利润前景的基础建设和创新研究，社会陷入“短期主义陷阱”，偏重个人短期利益，轻视集体长期规划。

笔者上世纪70年代在广大修读经济学，海耶克（1899至1992，享寿93岁）是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代表作除了《通往奴役之路》外，还有《自由秩序原理》《致命的自负》，是新自由经济主义的鼻祖之一。

近年兴起的“融智学”，是邹晓辉博士依托北京大学跨学科知识建模课题组发展起来的原创跨学科元理论，笔者近日有和他互动。它核心研究人机协同智能，尝试建立一套可以贯通文理、形式化表达所有知识的统一范式，较多应用于顶层政策设计、跨学科分析与通用AI底层思路构建，对经济及社会发展规划的制定极为适用，值得应用到香港五年规划的制定和实施的全过程。

融智学的底层哲学是序位守恒——物质、能量、信息、智慧，皆可被理解为“序”（order）与“位”（position）的动态组合，总序位在一定条件的变换下守恒。融智学在操作层面提供了一套形式化语言：任何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一项技术、一家企业、一个产业、一个部门）都可以分解为二元关系互相演化。该模型已被应用于知识逻辑表达、产品架构设计与跨域系统集成，其核心优势是可以将不同领域（例如航空、海洋、建筑、跨界、法律）的异质元素统一到同一个形式化的框架中，从而为重构“载具与空间系统”提供了工程基础。简单来说，融智学适用于规划制定和实施。本文以下的各项英文缩写简称，为了方便叙述，不作详细解释。

整个规划过程，其实离不开九个段级、从灵感到文明的融智台阶。以产品设计为例，首先是灵感（直觉闪现）、思路（逻辑雏形）和体系（系统化认知）；然后是知识产权（专利/版权/数据权）、个性化样品（实验室原型）和标准化产品（可批量生产）；然后才有市场化商品（有交易价格）、产业生态（供应链协同）和文明贡献（改变生活方式与社会结构）。这个概念看似抽象，其实可应用于制定规划。它允许在早期阶段（1至3级）就进行穿透式概念形成，中期阶段（4至6级）完成价值评估，不用等到成果产出。后期阶段（7至9级）可自动提取规划的结构化特征（例如原创性、可组合性、跨域迁移性），实现从“论文”到“问题”再到“答案”的范式转移。不单只是聊天（chat），更是“任务完成”，有解决方案。

五年规划之内的场景实施，现在看来，理论上香港特区可以利用先行先试的立法权，集中力量办四大示范基地。

（一）先行先试的立法权

可以参考珠海经济特区已先行先试颁布的《低空交通建设管理条例》《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条例》等首创性地方法规，让香港行政特区借助珠澳两地的规则机制“软联通”以及立法护航发展低空经济及数字经济的良好根基，争取在香港为《智慧经济》找到提前培育的“法治土壤”，进行先行先试。可依托横琴的“立法直通车”通道，以《智慧经济促进条例》或《智慧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等形式，获得局部法律豁免与授权。目的是承接以下国之大策：数字中国；低空经济；乡村振兴；对外文化艺术贸易基地；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等；发挥香港的国际化资金资源和人才优势；开发香港拥有的物理空间；改善香港现时复杂的治理结构。香港可以成为压力测试的绝佳场景，能帮助大湾区内各地在不改变各自法律本体的情况下，实现语义对齐与流程互认。

（二）四大示范基地

1. 智慧（经济+资本)总部平台以及产业示范基地

智慧经济总部平台可以服务北部都会开发区的运营，包括实验室集群、中试平台、产业孵化器和加速器、标准化认证中心。智慧资本总部平台可以负责IABS交易、资金池管理、信用积分发行与清算。

智慧经济和智慧资本共同形成“价值创造→价值实现→再投资→新创造”的闭环；提供一种“事前分配”机制：通过信用增值让智慧创造者直接分享剩余，而不是事后通过税收再分配。这是“按劳分配”在数字智慧时代的升级版，即“按知分配”与“按信分配”（体现知识和信用的价值）。

2. 法律文化、贸易投资和产业园示范基地

为了承接2026年一号文件“乡村振兴”构建法治生态，以及1月30日由最高法院、中央部委、全国性行业协会等20家单位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化“总对总”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需要运用法治平台化思维和“人机互助+智慧资本”手段，旨在解决社会矛盾的规模化纠纷，构建智慧社会所谓“治未病”新体系；不再让法院体系只一家“单打独斗”应对案件洪流，而是调动街道办、工会、妇联、金融监管局、知识产权局等各行各业的“国家队”力量，明确“总对总”机制。目标是建立跨界协调和信息共享机制，构建“横向对接部门、纵向贯通省市县乡”的解决纠纷的网络。此外还需构建跨境法学可信数据空间产业；让法律案例和企业合规数据作为智慧资产可在区块链上进行交易，形成法学数据产业。结果是生成“法学智慧资产”，从产生灵感、思路体系、知识产权、到样品/成品/商品，打造产业生态文明、贡献智慧资产的全套体系。

3.构建“载具与空间系统”产业园示范基地

可以利用融智学建模，将“载具”（飞机/船/车）与“功能舱”解构（衣食住行外，还包括医疗和商贸快递），实现“移动即服务”；以一般系统理论实现模块间的可互相交换性。融智学以全域未知数码测序定位系统（GXPS）及其应用例子为核心，可以打破传统产业边界、创造全新的产品与服务的交易形态并提供实现路径；以“数智化载器”和“可重组模块”优化出新一代智慧产业集群。AI新时代的到来，为人类社会追求更便捷舒适的美好生活提供崭新的科技应用场景。在衣食住行四方面，出行的便捷舒适性将最为明显。

4.城乡智慧系统领军人才实操实训的实践示范基地

以“AI超强个体”（OPC，俗称一人公司，或AI Agent）为培养目标，采用“人机互助”实训，形成人才自我复制的生态。这方面，在低空经济建成的生活环境下，“新五常”（学习、工作、生活、旅游、娱乐五种方式）配备先进的方法论（DBA设计）与技术基础设施GXPS（全域测序定位智慧系统），通过超级OPC领军人才实训实操，可以建成一套完整、可操作的“知行合一”的实践体系，将传统“公民”变成“智慧市民”。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香港特区政府可以考虑与内地共同研讨择地建立试点，运用融智学为智慧经济操作系统的合法性、可行性与前瞻性建模，作为后续香港五年规划的延伸，虽然2026至2030年不一定有条件可以马上落地推行，但需要有这个方向感先行铺垫。笔者同意北大邹晓辉博士和柯丽君女士的观点，认为范式跃迁（不单是范式转移）在新时代已经具备历史发展的现实条件。AI的发展使智慧可工程化、可金融化，旧资本逻辑亟需被新智慧逻辑替代。融智学提供了完整工具箱：序位守恒（哲学）、双字棋盘（工程）、九级台阶（过程）、五级模型（金融）、五信生态（治理）、IABS（资产化）。这六个组件相互支撑，构成闭环。

香港或许是智慧经济的理想试验场之一。因为香港特区的立法权、复杂治理结构、现有的数字基础设施，在国家的全面引领下，应该有条件可考虑承接建模上述四大示范基地，进行压力测试，然后范式输出。关键是国家引领和人才配套，单靠目前香港特区现有的综合能力，不一定足够。这是为什么一定要有长期规划的原因，其重要性在此。需要静候中央指导和授权，怎样在大湾区促进智慧经济，明确IABS与五信生态的定义，建设“智慧经济沙盒”模拟运行，将四大示范基地纳入重大工程，为将来的智慧文明在全球推广掌握国际话语权。可以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结语》提出。本文只是个人观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