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作家们为何敢抄袭成风？1977年以来，就拿这些“文贼”没办法了

现在的本土，“作家”们为何抄袭遍地成风，似乎个个有恃无恐，我以为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以现在的机制，压根没有办法“制裁”TA们，只能由网友搞点“匹夫横议”，施以“舆论审判”，可毕竟大家都是“乌合之众”，效果自然也很差，甚至毫无作用，无计可施。

而且，在近50年来的中国文坛，这似乎早已衍为一种新传统，即抄袭者不但不至于被迫“退出文坛”，甚至还会得到变相鼓励。我自己注意到的当代文坛抄袭案，最早还是关于著名女作家林白的，前些年翻阅《文学自由谈》亦或《随笔》旧刊偶然看到，似乎都没人提过，觉得很吃惊。话说1977年时分，文坛新秀“林白薇”，发表组诗4首，其中第三首诗《脚印》被确定为抄袭之作，并且很快遭到揭发，致使其要进电影厂的机会落空。但文坛主流对其行径反倒是异常宽容的，彼时报刊上的主基调就是“人才难得”，“人还年轻”，主动轻轻放过了，刊发其抄袭之作的《广西文艺》还公开表示支持，所以后面林白未曾受到实质性处罚，只是打一枪换一炮，从此由“林白薇”更名为“林白”，报考的武大也“排除干扰”录取，而后又一步步成为哈佛大教授王德威笔下的“私人化写作典范”。此后数十年，林白可说并未因此受到任何影响，声誉反倒与日俱增，在文坛是“德高望重老前辈”，在媒介则是“时装杂志新宠儿”。微妙的是，林白的独生女马林霄萝，近两年也同样陷入抄袭争议，好像照例全身而退，可谓箕裘克绍，传承有序，家学也太深厚了。

到了30年后的2007，主流文坛的“宽容”可说变本加厉。摭一旧例，当时的“网红作家”郭敬明，更是已经让法院判决确定抄袭的案犯，日进斗金不说，似乎还想着“杀人放火受招安”才稳妥，一心要进中国作协。很快，就有“文坛大佬”王蒙、北大两位大牌教授且都是堂堂“后主”的陈晓明与张颐武出面联名力挺，给出的说辞也与当年“林白事件”并无二致，就是“年轻人做事总有疏漏的地方，我们应该以关怀、教育、培养、帮助为主，不能因为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在当代这些操持话语权的当代文坛宗主眼中，抄袭也好，洗稿也罢，都不过是“疏漏”而已，俨然做贼不是问题，只是你不能露出破绽让人逮住。此事结局自然也是毫无悬念，有了这些贵人相助，小郭“破格”加入中国作协，算是正式得到文坛体制内的认可与加冕。至于王陈张们为何异常热心此事，如此无缘无故“忍不住的关怀”，似乎唯恐清誉不受损，连甘受外界之人言籍籍亦在所不惜，咱不好妄加揣测原因，但揣以他们的生平作派，“肯定不会干只赔不赚的事”当是毫无疑问的。

尽管彼时的作协内部也不乏“谔谔一士”，时任“作协主席团成员”的上海籍作家陆天明，也就是名导演陆川他爹，曾站出来公开抵制说“这是对中国作协的一种侮辱”，声言“虽然中国作协不是选道德模范，但它也不能是小偷的天下，不能是贼的团体”，话已经说的很难听了，近乎撕破脸皮，可到底胳膊拧不过大腿，无法与上述大佬们抗衡，内部的“海派”与“京派”短兵相接还没几回，就不得已败阵而逃了。但林白与郭敬明这两件事本身，我觉得是有象征意义的，即真要由此“观世风人情之变”，可说近50年来的当代中国文坛，对于彻底捅破行业底线的抄袭行径，从来都是异常宽容的。衬托之下，咱们本土学界对于抄袭者反倒真不够优容，“雅贼”一旦坐实，基本上就得开除，卷铺盖走人，从此悲凉地告别“学术圈”，可说对失足落水的才俊们“关怀”太不够了，对“集中做贼”者太严苛了，需要面壁反思。由此想我们的历代史书，“文苑传”与“儒林传”从来都是分开写的，还真是有道理的。用网上流行话来说，还真要继续“相信老祖宗的智慧”。

如今新一代的文坛“才俊”们，抄得更加肆无忌惮，“主流文坛”及其大佬们的纵容示范，自然是一大原因。实际上，这种风气，也在助长ta们的“不平之气”：何以“前辈”们踩了红线案发照样风光无限，而我就得“滚出文坛”？如此“双重标准”一旦确立，所谓赏善罚恶无非“看人下菜碟”，那再大义凛然之事也顿时失去了正当性了。而且，这也的确是一个事实，即倘要照“遵循先例”的普遍原则，至少自1978年以来的中国文坛，那些文场角逐的作家们，草窃奸宄搞抄袭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中国作协不仅不贬斥，还要奖赏给糖吃，而主持风雅的九袋长老前达文宗们则拳拳然有喜色，恨不能化身孟尝君“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归于门下，然后尽全力为之推扬鼓吹，这应该是当代文坛一个奇特“常制”了。所以，我看到今年三月份“鉴抄博主”抒情的森林的一篇采访，他说自己文坛打假这几年，最感困惑的事情，还不是“八月一声雷,遍地都是贼”，而是“为什么生产文学作品的各方呈现出一种集体沉默”？其实何止是“集体沉默”，若极而言之，业界生态就是在变相鼓励剽贼，士风前所未有地功利化。所有人都赶着秒表出书发文搞钱换位，你抄了飞黄腾达，我不抄伏处牖下啃拼好饭，久了大家都心理失衡。那位让“抒情”狠抓的案犯“著名女作家”顾艳，10多年前其代表作《荻港村》就让人揭发抄了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可只是道个歉就完事了，更早另一个被抄的女作家陈染反倒给整抑郁了，顾后面成年累月一路抄一路红灯，江湖人称“文抄母”，完全靠抄名利双收，此前有谁说她什么？你播下什么，就只能收获什么，这局面也可说是一种“共业”，难辞其咎者大有人在。

由此，明眼人其实已经看出一个问题，就是当今才子才女们敢这么豁出去抄，还有一个深层保障因素，那就是即便“技术含量”不够被逮住了，也是拿他们没办法的。这几年文坛爆出那么多“雅贼”，有关方面几乎毫无作为，我觉得客观一点讲，应该也是找不到办法，陷入“无法可依，无据无用”的尴尬。因为作家学者们论文抄袭，他们背后是有“单位”的，责任归属非常明确，一旦接到了检举，就有义务调查处理，毕业论文抄了就褫夺学位，论著抄了就可能下岗，可绝大多数“作家”即便是“职业作家”，可并无该负责的“单位”。写作是业余之事，是个人私下的活计，这些人在现实生活多有其他工作，本职“单位”没有权限管你，自然也不用负责。即便你加入了作协，是其正式认证会员，作协尽管实质上还是部级机构，可正如当年北大张颐武为郭敬明辩护的那样，它理论上还真只是“一个群众组织，跟别的协会一样”，它不是正经“单位”，不需要你上班，也不会给你发工资，它能有的处罚权限是极小的，最多就是开除出会。更微妙的是，即便是“开除”这一条，抄袭者也是有规则上的豁免权的。因为根据现有作协章程，取消会籍只看两条，一是“严重违反章程”，二是“有严重违法行为”，抄袭洗稿不与焉。所以，如果我检索没有出错的话，中国作协迄今为止，应该还没有开除过任何一位有“抄袭”争议的会员作家，小郭那种都有法律认定的甚至还要吸纳。比较公平地说，博主“抒情的森林”鉴抄出的作家名流里，八九成都是作协背景，好些还是省级作协副副总舵，可作协从未出来发声，要替人家往好处想，我觉得一大因素就是不知如何应对，甚至也没义务公开应对，除非“章程”改写明确“抄袭处理”条款。

如此一来，事实就变得很诡异，即当今的绝大多数“名作家们”，即便遭实锤抄袭了，也是找不到该出面认领机构的。前段得以“伏法”的蒋小姐贾女士，最终得到处罚，也并非源自那些大批量被指抄袭的文学作品，而是在大学那边的论文出问题了，所属高校必须出面。这个事也不难想象，假如蒋贾当初不那么贪心，非要拿个硕士文凭或者当大学教授，即便举报信就像雪花片一样漫天飞舞，只怕还是可以安然无恙的。换句更直白的话来说，现今多数“作家”的抄袭，实际是很拿ta们没辙的。想约20年前，号称“文坛十大剽客”之首的时任承德作协总舵刘英出版散文集《草叶上晶莹的露珠》，被指集中拢共49篇散文，足足抄了47篇，后续媒体跟进，最后还是刘英自己迫于压力，主动向承德市文联辞职，那已是中国文坛“反抄袭”难得一见的胜利。到了现在，作家们的脸皮已经越来越厚，比如阎连科的又一得意高足、蒋小姐的同门孙频女士，这位“张爱玲最新传人”，遭实锤偷抄之后，反过来还要起诉对方，甚至大义凛然自居名门正派中流砥柱起来了。

也是如此一来，要抵制抄袭，“组织”是靠不上了，大抵只能依赖两种力量：一是“个人”即受害者\被抄袭者去起诉，二是靠“行业”去监督打击，可惜本土目前都困难重重。前者，个人要去维权起诉，精力耗费会非常很大，时间成本过高，审理过程也往往特别艰难，打一场官司脱一层皮，结局可能还是个寂寞，多数人真的不愿去搞，所以陈染只能躲在家里哭，这不能说是懦弱无能，更多是无可奈何；后者，其实是西人世界共守的“国际惯例”，因为人家那边连“组织”都没有，而写作是一种“自由市场”的行为，最终也只能靠其自发秩序式的“行业规则”去纠正。比如在美国文坛，一旦抄袭（Plagiarism）坐实，毫无疑问当事人就得“滚出文坛”，因为人家的媒体、出版商、行业协会以及司法层面都会毫不留情地狙击，大体来说会立马下架书籍、停止版税支付、文学经纪人会解约、按照合同中原创性保证的“道德条款”（Morality Clause）视为违约，追回所有稿费、所有文学奖项会取消资格，同行会公开谴责，一旦涉讼还可能面临天价索赔，所以作家们是不敢抄的，代价实在太大。可到了我们这里，整个“文学行业”的组成环节，从行会到媒体到期刊再到出版商，反倒是千方百计地包庇，因为彼此早就结成牢靠难破的利益共同体。大佬要靠“新秀”抬轿、文学期刊要靠“才俊”撑场面、出版商（社）要靠“网红作家”们挣钱，连媒体也都是他们觥筹交错把酒言欢的“哥们姐妹”，如此利益捆绑与合谋关系，如何能企望他们抽刀断水砍自己呢？想当年，著名翻译家王干卿从意大利原文翻译出版了《爱的教育》一书，市面上立马出现数十种不同版本抄袭译本，老先生想要公道，找剽窃者与出版社理论，居然遭到了各种恐吓，可见无论自己“维权”还是找“行业”，差不多都是“此路不通”的。

所以，此番“鉴抄”持续两年，整个“行业”始终保持了耐人寻味的沉默，直到最近实在盖不住了，才有一二采访出来，问题已经很明显不过了。我是从来不相信当代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代表了“良知”，他们只是习惯性标榜，哄哄那些头脑单纯的“读书人”，不主动参与作恶就已经是难得的好人了。我是觉得，这场文坛闹剧，如果有重要的意义，那应该就是对于整个“机制”要有所检讨或反思。比如作协是不是可以有更多作为，比如文学期刊界与出版社是不是该担负起必要的职责，比如现今大学里的所谓“创意写作”是不是该有所改革，而这最后一条可能也是目前最容易忽视的。我们知道，近年的“鉴抄”，那些“翻车”的“才俊”里，一大半都是来自名校的“创意写作”项目，搞得犹如贼窟。我一直觉得，国内大学的“创意写作”，非驴非马不三不四，几乎让那些圈内人完成了钻空子的绿道，实在是很难看的，至于“写作能力是否能教”倒在其次。如果我没有说错，2000年以来的大学“创意写作”项目是仿效美国那边的，初衷未尝不好，可由于“水土异也”，最终整成了“逾淮之橘，迁地弗良”。想当初，美国自感文化基础薄弱，二战之后大量公私资金涌入文化领域，志在培养本土的高级知识人，所以大学里“创意写作”项目应运而生，但它本有个显著特点，就是不纳入大学学术体制，请来的“导师”只是教写作，不是教授不是硕导博导，而学员好比花钱上辅导班，也并不能拿学位；而吾人行之，一开始则将之彻底学术体制化了，一大批学历高中的名作家摇身一变成了名校教授博导，发表过几篇小说的“新秀”只要关系过硬，无需考试就加冕为985学术型硕博，往往连课都不用去上，论文随便花几天打发，然后坐等名校硕博文凭天上来，天下怎么会有便宜的好事呢？实际上，那些所谓作家博导，举凡莫言余华阎连科王安忆等等，自己一辈子都从未有过学术训练，生平应该从未写过学术论文，此时却要指导别人写这些，不是很荒诞么？我说阎大作家是否看得懂蒋小姐那篇玛丽·雪莱的长篇论文都是个问题，真不是开玩笑。2018年，当今“新生代作家顶流”的双雪涛到人大“创意写作”拿硕士学位，所递交硕论《论海明威短篇小说》一看就是瞎弄，可不仅通过了不说，“指导老师”居然是他自家老婆张悦然，即那位更“重量级”的文坛新晋女大佬。我想，本土大学再不尽人意，但妻子当硕导指导老公拿硕士这么滑稽的事，应该也只有“创意写作”那帮鬼才才研发得出来了。现在有人出手，显示所谓“创意写作”人马才是抄袭的重灾区，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当然，这算是拔了萝卜带出泥的题外话了。

至于说，现下我们可能真拿“文贼”没办法了，那“鉴抄”是不是就毫无作用了，似乎也不尽然。至少从目前信息来看，那些给实锤“异曲同工”的大小老少才子才女们，在内部的日子也不是很好过，“正义”可能总是迟到，但“公议”总是还若隐若现存在的。我自己听到的传闻，就有两个：一个是徽省那位近年蹿红的“知名散文家”胡某先生，本来是要即将接掌本地作协总舵之位的，风闻此事发酵之后就黄了；还有一位就是抄到余秀华身上，让人家发话“给老子等着”的“新一线小说家”孙女士，据闻也是要拿本届鲁奖的，因此被迫出局了。如果“小道消息”属实，那也说明，如此“鉴抄”到底是有威力的；甚至，至此我们也可以看明白，孙女士为何要在这时突然发声明起诉，其实也就是殊死一搏，更意图证明“我不承认抄袭”，根本目的自然也不是回应芸芸我辈，而是做给有话语权的“圈内人”看的，赢了自然可以耀武扬威横着走，输了也可解释只是“名誉侵权”，从此无碍前路也。这些门道，要看懂了就明白所有蹊跷了。

有意思的是，胡先生也好，孙女士也罢，包括已获咎得惩的蒋小姐贾女士，都是80后。还有一堆“异曲同工”的文坛新秀，还是90后。大概由此也可见，当今这些“青年才俊”，不仅愈加急功近利，而且城府之深沉，似乎也是更让人“莫能测也”的。想我们这代人，小时候总天真地相信，“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不免迷信一代比一代强、一代比一代干净，而今人到中年才渐渐明白过来，“老登”们固然可厌，“年轻人”的“后来居上”法只怕是更可怖的，因为他们更没有底线。最近读萧红，看到1935年时分，作家叶紫曾警告二萧说，“年轻人最易变”，反倒是最不可靠的，太相信他们就是“阿木林”了，吓得二萧夫妇当天赶紧搬家。想过去知识分子到底读书多，阅历深，是会更懂“年轻人”的。

2026.8.6晚，敲于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