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明代中叶之后，国内局势发生变动，大量陕甘地区穆斯林因各类缘由陆续向西迁徙，大批移民进入河州地区定居。这一波持续很久的移民浪潮，不断扩充当地穆斯林群体规模。清代前期，河州穆斯林社群持续壮大，清真寺遍布河谷各个村镇，宗教活动常年有序开展，民间宗教学习氛围浓厚，当地也逐渐获得“中国小麦加”的称呼。持续扩大的信众群体，催生更加细化的宗教学习需求，众多求学的穆斯林往返河州与内地、中亚之间，带回大量不同体系的宗教思想，多元的思想交流环境，为不同修行理念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民国时期相关调查资料记录，彼时河州总人口大约三十一万余人，穆斯林人口超过十五万，占到当地总人口接近一半。在河州城区、八坊以及大夏河沿岸村镇，穆斯林连片聚居，形成稳定完整的社群。连片聚居的格局，让宗教思想能够快速在民间传播。同一村镇内部，民众可以便捷参与不同宗教学者举办的讲学活动，民众有条件自主选择追随的导师，这让不同门宦能够拥有稳定的信众基础。同时，河州向外移民活动持续不断，外出经商、务工的河州民众遍布甘、青、宁、新疆各地。这些迁徙的民众，将本土形成的各门宦思想带到西北各处，各门宦随之向外扩散传播。
临夏境内世代生活着汉、回、东乡、撒拉、土、蒙古等多个民族。长期杂居的环境之下，不同民族的风俗、社会习惯相互渗透。东乡族、撒拉族大多聚居在周边山区河谷，与回族往来密切，共同接受伊斯兰教信仰。多元族群共同的信仰需求，促使宗教体系不断调整，适应山区、河谷不同生产模式民众的生活，门宦分层管理、就近开展宗教活动的模式，刚好契合散落在山区村落民众的现实需求。
河州农耕条件优越，大夏河、洮河两岸拥有大片可耕种土地，皮毛贸易、牲畜贸易规模长期位居甘肃西部前列。不少信众拥有稳定收入，可以持续供养讲学的宗教学者；部分清真寺与宗教团体拥有土地、商铺等产业，能够支撑常态化的讲学、修行活动。对比西北偏远牧区，单纯依靠游牧生存的民众难以长期供养固定的宗教导师；而河州农商结合的经济形态，为各门宦长久传承提供了物质保障。
很多人认为门宦仅仅只是单纯的宗教分支。事实上，门宦诞生依托于河州独特的乡土社会结构。清代河州基层治理能力薄弱，广阔乡村之中，官府机构数量稀少，很难处理民间各类纠纷。乡村民众遇到矛盾，常常依靠地方威望人士调解。拥有广泛信众的宗教导师，自然而然承担起调解邻里纠纷、协调村落关系、筹办民间公共事务的职能。宗教导师兼具精神领袖与民间调解者双重身份，民众自愿归附依附，门宦层级化的组织形式，和乡土社会运行规则相互契合，得以快速发展壮大。
随着各门宦逐步成型，各个支系以河州八坊为中心，沿着河谷向外扩散。华寺、毕家场、张门、穆夫提等早期形成的门宦，发源地全部集中在河州近郊以及大夏河沿岸村镇。后续衍生出的众多分支，源头大多能够追溯到在河州讲学修行的宗教学者。后续部分门宦向外迁移，在青海、宁夏建立中心，但根源依旧在临夏河谷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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