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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流传一种说法,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都是断章取义,每一句都有后半句——“君为臣纲,君不正,臣投他国”“父为子纲,父不慈,子奔他乡”“夫为妻纲,夫不正,妻可改嫁”。不光如此,还说董仲舒讲的其实是“四纲”,还有一纲叫“国为民纲,国不正,民起攻之”。这后半句一补上,意思整个翻了过来,“三纲”从单向服从变成了双向契约,“封建糟粕”一下子成了千年冤案。
听着挺解气,对吧?可惜,把《春秋繁露》翻上一千遍、一万遍,也绝不可能找到所谓“三纲后半句”,更不可能找到所谓的“第四纲”。《春秋繁露·基义》里写的是:“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清清楚楚,臣从属于君、子从属于父、妻从属于夫。董仲舒的真实主张,就是前者为纲、后者从之,前者必须“兼功于”后者。他根本不赞成什么“君不正,臣投他国”“父不慈,子奔他乡”。
那这些“后半句”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明代小说《封神演义》里有一段:“君不正则臣投外国”。更早一点,明代话本《清平山堂话本·张子房慕道记》里也有类似的话:“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小说家言,不是儒家经典,更不是董仲舒的原话。把小说台词塞进董仲舒嘴里,再反过来说古人“断章取义”,这本身就是一种断章取义。
更关键的是,公元79年东汉汉章帝在白虎观召开学术会议,以思想立法的形式确定了“三纲”的标准含义,编成《白虎通》在全国发行。《白虎通》明确写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部皇帝主持制定的典籍,以皇帝的利益为第一位,绝无可能写入什么“君不正,臣投他国”。
按《白虎通》的要求,合格之臣的基本标准,是“善称君,过称己”,功劳归皇帝,过错自己扛。好儿子的基本标准,是只要爹还活着,就“不得许友以其身,不得专通财之恩”,不能拥有自己人身的处置权,也不能拥有个人财产的支配权。即便父子关系恶化到了无法共同生活的地步,也不允许儿子离开。至于“好妻子”,按《白虎通》的规矩,“顺德”是女人唯一的人生使命,唯命是从。这才是被朝廷认证、推行了两千年的“三纲”。
那为什么“后半句”的说法还能传得这么广?
因为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单向的、绝对的服从,搁谁身上都不舒服。于是后人不断往“三纲”里塞进自己期望的东西,双向的、对等的、有条件的。这种心理可以理解,但把希望寄托在虚构的“原文”上,不如直面历史。
被批判了两千年的“三纲”,从来不是被误读的。它本来就是这样。“三纲”就是单向的、绝对的服从关系,君对臣、父对子、夫对妻。董仲舒不会因为被“冤枉”而吐血,真正该吐血的,是那些被“三纲”压了两千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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