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的末日黄昏：打赢了内战，却输掉了时代

本文出自猫智深的《时政记者读历史》系列，上接此篇大清财政的真相：税收外包，按“闹”少交税。

一、

对于为何能战胜太平天国，曾国藩等湘军将领总结为“结硬寨打呆仗”。随着他们的宣传，竟然有越来越多人信了，甚至将此升级为道德高度，称君子不能急功近利，就要步步为营。

然而，所谓的“结硬寨打呆仗”在三十年后就被日本人打脸了。

1895 年二月，日本人的军队兵临辽宁鞍山的牛庄镇。

此地为入关的必经之地，又是参加甲午之战的清军粮饷集中地。

时值晚冬，冰雪漫天，守城者是名满天下的湘军。

带兵将领为魏光焘和李光久，前者在40年前就投入曾国藩麾下，后又随左宗棠征战西北，打过无数硬仗；后者为湘军早期骨干李续宾次子，饱经战阵，为天下名将。

参战的部队分别是老湘军和武威军。前者的分量自不必说，而后者虽成军不久，但是以征战陕甘新疆的湘军军官为骨干组建，战力不俗。

这些部队，将曾国藩的“结硬寨、打呆仗”奉为圭臬，接管牛庄镇后迅速垒起一道围墙，并将庄内的房屋改造成一个个火力堡垒。

但他们的对手却不再是太平军。

日军亮出了59门70mm以上口径的火炮，轻松摧毁围墙。而面对牛庄内打造成堡垒的诸多建筑，日军炮兵更不间断的进行精确定点射击。

最终，湘军死伤被俘3000余人，而日军的阵亡人数并没超过100。

数日后，湘军余部又在田庄台战役中再遭重创，彻底丧失战斗力。清朝湘军自此再也没有成建制出现过，一个军事集团就此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淮军也好不到哪里去。李鸿章向来以曾国藩的好学生自诩，淮军也将“结硬寨打呆仗”奉为圭臬。淮军将领聂士成在成欢之战时面对日军也结硬寨，结果仍旧没用，被对方火炮一一“点名”，战后日军在《日清战争实记》中嘲笑称“敌军堡垒建筑，迂拙可笑之处甚多”。

要知道，甲午战争中清、日的武器没有代差。清军虽然在野战火炮上落后于日军，但在枪械和要塞火炮上还强于对方。

比如，清军精锐（如左宝贵的奉军、天津练军等）大量采购并装备了德国毛瑟步枪（如 M1871/84 连发枪）、英国亨利-马蒂尼枪、甚至美国的温彻斯特连发枪（即清军所称的“十三连发”快枪）。而日军主要装备的不过是国产的村田十三式/十八式单发步枪。

湘军的失败很大程度是战术思想的落伍。换言之，“结硬寨打呆仗”并称不上高明。

湘军能打败太平军，根本原因是比对手更有钱，能从西方购买更多先进武器。虽然以往我们不喜宣传武器决定论，但事实却是如此。

而且湘军不属于正规军，大部分的军饷和装备需要自筹，用现在的话来说属于“自干五”。

这就意味着，湘军有钱的背后是有一整套完整的筹钱、募兵、后勤、军饷体系。在前面打仗的曾国藩或许很重要，但在后面组织这套体系的人则更重要。

而这个人，就是湖南巡抚骆秉章的首席幕僚长左宗棠。

至于湘军为何宣称自己能打赢是因为劳什子“结硬寨打呆仗”，这背后的道理类似于二战时英国发明了雷达，但为了防止德国人跟进，就对外宣称飞行员因大量食用‌胡萝卜‌而获得了更好的夜视能力，于是德国人就玩命的研究哪些品种的胡萝卜效果更好去了。清廷也玩命向后来的造反者宣称自己的秘诀是“打呆仗”而非西洋武器，希望后来者更“呆”。

然而，为何湘军乃至淮军打不过日本人呢？

从太平天国灭亡到甲午之战中间有30年，在此期间清朝一直搞洋务，从西方采购了大量武器，也不断派包括军官在内的人才外出留学，可为何还是败了呢？

二、

1855年是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的第三年，也是其在西线势头最猛的时候。

这一年年初，曾国藩在鄱阳湖湖口大败于石达开之手，第二次尝试自杀（第一次自杀是长沙旁的靖港之败后）。接下来一整年，太平军在湖北、江西、安徽等各个战场都压着湘军打。

湘军到了最危难的时候，迫切需要钱。

然而，湖南的财政却没钱。当时湖南的主要收入是田赋（地丁）和漕粮两项，其中田赋约 90 万两，漕粮定额是15 万余石，两项加起来也就100万两白银左右，勉勉强强够养湖南的绿营。

湘军属于民间自建的军队，朝廷没有拨款，需要湖南自己筹钱。

至此关键时刻，湘潭县的举人周焕南突然纠集了一帮地主们起来“键政”，去各级政府提议要改一改旧日交漕粮的规矩。

当时虽然南方在打仗，但清朝仍旧让南方湖南、湖北、江西等战区诸省照旧缴纳漕粮，毕竟京城的老爷们要吃饭。其中，湖南每年需承担15万余石漕米的任务。

有趣的是，周焕南的提议并不是要少缴，而是多缴。当时每石米大概1两银子，周焕南提出湖南的地主们愿意按每石米3两银子的份额缴纳，是米价的三倍。。

但多出来的钱，地主们规定了其用途，即除去损耗外的0.9两银子帮助政府办公，0.8两银子资助湘军。

另外，周焕南还代表地主们表示愿意多交土地税，也即地丁。

为何地主们突然有这么高的政治热情？

原来，周焕南背后站的是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僚长左宗棠。左宗棠的老婆姓周，出自湘潭大族。即使此周家不与周焕南是同一个家族，两家之间日常也必有往来。因此，时人都说是左宗棠在指示周焕南。

周焕南先找了县里面，但却被驳回；后来又找到更上级的府和道，也被驳回；他还找到负责税收系统的布政使衙门藩台，结果反而被押解回本县。

一个看似双赢的建议，政府能多收钱，地主们也心甘情愿，但为何却被各级官员拒绝呢？

原来，在清朝时百姓承担的实际赋税总是名义赋税的几倍。根据论文《清咸丰五年“湘潭章程”考析》介绍，当时湖南的粮户纳漕1石会被勒交银6两，即实际缴纳的钱是市值的六倍。

在富裕地区，这个数量还会上浮。湘潭靠近省会长沙，有钱人更多，在嘉庆中期后每石就要缴纳的银子高达七八两。

而且官吏多收钱还属于合理合法。这就要从明清的基层统治架构说起，中国古代属于小政府模式，皇权不下县，一个县的正规编制基本不超过5个人，也就主官--县太爷、管教育的教谕、管司法的典史等寥寥几人。作为对比，当代一个县的公务员和事业编加起来在5000人左右。

寥寥三五个人肯定治理不了一个县，县令就需要寻找帮手。在唐宋之前有一种模式是“与士大夫共天下”，县级政府跟本地地主合作共同治理，但这种模式往往容易诞生地方强权，尾大不掉。

到了明清时期，县级政府就会招聘几百个临时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吏”，让他们负责收税、典狱、文书等工作，所以郭嵩焘总结清朝是“与胥吏共天下”。

然而，中央财政只给县令等几个公务员发工资，底下数百名胥吏的工资需要自筹，所以县级政府也就有了合理合法多收税的理由。

而根据管理学上三大定律之一的帕金森定律，掌握权力的机构必然会将自己的人员编制扩大到极限，因为每个官员都希望增加部属，所以缺乏监督制衡的机构必然是臃肿的。

清朝县级政府的发展极端吻合此定律，各县吏员都在不断扩充，直到增加到民众能负担的极限，于是各地百姓承担的税收普遍是正税的数倍。

根据咸丰五年湘潭县的《阖邑公启》，该县每年的钱漕正银是39000余两，而在收了正税后，该县额外浮收达到8、9万两之多！

种种盘剥，敲骨吸髓，不遗余力。合各项通算，浮收勒折，每岁约吞银八九万两。---《阖邑公启》

这多收的钱当然被官、吏一起分走，周焕南的提议触动了府、道、县乃至藩台等各级政府中官、吏的利益，当收税金额透明后，官员和胥吏都不再能捞到油水，难怪每次都碰壁，甚至被押解回乡。幸亏湘潭周家背后站的是左宗棠，否则周焕南早在半道上被弄死了。

（说这些并不意味着“与士大夫共天下”模式下百姓就不用多交税。地主们并不是善男信女，任何模式，只要老百姓没有政治权力，都只能保留仅够生存和繁殖所需要的资源，其它的都会被以各种名义收缴。请原谅我用繁殖这个词，可自古以来老百姓都不被权力当人，有的朝代的百姓甚至连繁殖所需的资源都没法保留。）

三、

左宗棠推动周焕南做此事，是湘军在面临沉重的财务压力下，该集团首脑们想通过砍掉胥吏这个层级，获取原本被胥吏集团占有的资源。

为了推动此事，左宗棠等人希望获得地主乡绅集团的支持，并将胥吏的权力转给各地的地主们。换言之，他想让湖南从“与胥吏共天下”转为“与士大夫共天下”。

这在周焕南提交各级政府的改革建议中写的清清楚楚：“各都钱漕，著各都甲团总、团长、保甲，催齐汇总，投柜完缴，不得玩延，致干禀究”。

这意思是此后由各县的团总、团长、保甲帮忙征税，而无需再委以胥吏之手，而团总、团长、保甲此时都由地主乡绅担任。

胥吏以往所掌握的权力无非是司法权和收税权两项，此前曾国藩为了办湘军在各地筹钱时，已经通过审案局给了各地地主们审案的权力，如今收税权也被剥夺，那胥吏们自然无存在的必要了。

周焕南的“与士大夫共天下”方案侵犯了各级官、吏的利益，壮大了地主乡绅集团，因此此方案在和平年代根本没有被通过的可能。

然而，时值战乱，一个县的几百名胥吏根本挡不住太平天国，清朝不得不倚重湘军及其背后的地主乡绅集团。

此方案在左宗棠的推动下，最终摆到了湖南巡抚骆秉章的案前，后者也顺理成章的批准，并在禀明朝廷后在湖南全省推行。

之后，毫不意外的出现阻力，各级官员均对此持反对意见，而各级胥吏则纷纷罢工。

但左宗棠不在乎。

很快，各县地主们被赋予了收税的权力，从百姓手里收缴了钱粮。

随后，当各地将新收的粮食被交给收漕粮的大运河系统的官员时，这帮人也起了幺蛾子，找各种借口拒收。

湖南巡抚骆秉章也不惯着他们，当即把这些人下狱。

左宗棠还简选地主绅士中的文人，让其成为新的官吏，夺去了原来胥吏的权力，在地主们配合下完成各地政务。

“宗棠习知牧令重征厚敛，思改制。……（周）焕南等议之，宗棠主之，藩司百计挠之，（湘潭）知县明阻之。咸丰五年九月改例，十月开征，户吏不肯收漕。……户粮吏及漕口反抗欠，巡抚严檄勒拿。”----王闿运 《湘军志》

朝廷也在支持骆秉章改革。当时湖南漕粮这条利益链的最大boss是湖南粮储道谢煌，这个人同时还兼着湖南司法系统一把手。谢煌当然不同意改革，给朝廷上奏折提出反对意见。朝廷选择支持骆秉章，罢免了谢煌的粮道之职，只让其管司法。另外，朝廷还免去了不配合左宗棠工作的善化县等地县令。

不得不说，相比于明朝，清朝统治者对自身得天下、坐天下的逻辑，心里非常清楚。他们才不会对“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那套针对老百姓的宣传话术感冒，他们知道自己的天下是对一个个城市屠城屠来的，而能坐稳天下也不是因为汉人爱戴，而是因为汉人恐惧，不然他们也不会接二连三的搞文字狱运动了。

所以，清朝政府的身段非常柔软，在面临危机时不排斥跟任何力量合作。慈禧曾"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让洋人主管了海关衙门，掌管了大清的钱袋子。对洋人尚且如此，跟地主合作又有何不可？

相较之下，明朝则有点拎不清自己几斤几两，真以为姓朱的天生就有统治合法性，拒绝分享任何权力。比如嘉靖年间有个江苏淮安人沈坤，曾考中状元，其家乡遭倭寇骚扰后，沈坤变卖家产招募乡兵千余人，多次打败倭寇。

按理说，他就是明朝的曾国藩啊，可明朝却容不下他，没两年就被逮捕，最终瘐死诏狱。

回到正题，经过左宗棠的改革后，地主们不仅踊跃上交了历年所欠漕粮，湖南在此项上的收入实现了翻倍，而民间也得以少交上百万两白银，即“岁增银二十余万，民乃得减赋数百万”。

当然，改革不可能让所有人得益，各地地方官们失去了收入，胥吏们则失去了工作。

四、

左宗棠为湘军设计的另一个搞钱方法是收厘金，即对运输和销售的商品抽税。

在民间野史中，厘金最早是太平军第一次下武昌时，秀才钱江给洪秀全出的十二策中的第二策，可惜洪秀全不能用。

我国新造，患在财政不充，而关税未能遽设。当于已定之区，在商场略议加抽，任其保护。于商业每两征抽一厘，名曰厘金。取之甚微，商民又得其保护，何乐不从。而我积少成多，即成巨款。但宜节制，不宜勒滥苛民。 ---- 钱江给洪秀全献厘金之策 《晚清文选》卷上页60《上天王策》

在当代中国，商业税中的增值税和消费税之和占了税收的 48.6%。但在明清时期，商业税的占比非常少，仅有盐课、茶税等，远低于农业税。

原因很简单，在当时，只有达官贵人才有资格做生意的，他们怎么可能将税收到自己头上？

对于普通人，拥有迁徙权是1980年以后的事，在此之前你进个城都需要介绍信，怎么可能做生意？你以为你是王石，能搞来火车皮？普通人最多也就在邻近几个村做个货郎，收税也没几个钱。

清朝的大型商业，如山西票号、盐商、广州十三行、京师大商铺等，背后的确站着八旗贵胄、宗室大臣或地方大吏，谁敢问他们收税？

咸丰三年初，太平天国的北伐军逼近，户部为了筹款，曾尝试在京城推行对商铺征税的“铺税”。这一举动瞬间捅了蜂窝，遭到满洲贵族、八旗子弟以及朝臣的弹劾，很快就无疾而终。

最先搞起来厘金的是主政扬州的雷以諴，他负责给江北大营供给钱粮。当时太平军已经占领南京，江南的官僚贵族逃的逃、散的散，雷以諴的阻力就少了很多，钱江此时投到他门下，厘金之策被其付诸实施。

左宗棠看扬州的厘金搞起来了，也推动骆秉章在湖南效仿。

左宗堂给湖南定的税率是2%到3％，在常德试办验证可行性后，就在全省推广

针对过境贩运的行商，左宗棠在各水陆厘卡查验征收，这也是厘金收入的核心来源。针对在城里开店的，因买卖零杂，就酌量按月抽收。

另外，针对盐、茶两类湖南流通量最大、税额最高的商品，他专门设立盐茶局，对其征收商业税。众所周知，在清朝搞盐、茶贸易的都是有通天的关系，尤其是盐商，各个都在京城有关系。承平时期，地方上收税根本收不到他们头上，但眼下清廷将倾，谁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其中，盐在民间的需求尤其大，左宗棠对盐收重税，每大包盐需抽钱 700 文，相当于货值的15％左右。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左宗棠抛弃了原本的官员和胥吏系统，而是和地方绅士合作，让后者主持事务。

左宗棠明确规定地方官府仅有保护厘局安全的责任，不得直接干预局内征收、人事等具体事务；他还同时派驻团练等地主武装驻守各局卡，令其负责追缴偷漏厘税，而不任用传统政府和军队系统的衙役和绿营。

自此之后，湖南每年可得厘金100万两左右，到后期制度完善后年收入接近 200 万两，与捐输、整顿后的地丁漕粮共同构成湘军军饷的三大支柱。按照一个湘军士兵每月4两的收入，这笔钱够养数万人。

五、

左宗棠为湖南巡抚骆秉章担任幕僚长约有6年，在此期间，湖南的财政收入约是之前的5倍。

太平天国起事前，湖南省每年财政收入约在 90–120 万两白银的量级，且常年征不足额。

经过左宗棠推动的改革，湖南仅厘金一项就增加约200万两。而地丁和漕粮也由原来的120万两增长到216.5万余两（论湘军饷源与湖南地方财政之关系）。另外，在茶、盐方面，湖南的盐厘税收入在调整后达80万至120万两（王天奖《左宗棠在湘幕》）。

根据湖南巡抚刘琨统计：“若以道光三十年（1850年）算起，截至同治三年六月底（1864 年，天京陷落之年）湘军裁撤为止，总共实支银3200万两。

有了这笔钱，左宗棠辅佐骆秉章定下了“外援五省、内清四境”的方针。期间，湖南派出湘军援湖北、援广东、援广西、援贵州、援江西，兵马以十万计，阵亡的将领、营官弁目数以千计，阵亡的勇丁长夫更是以万计。

湖南在本土还备足兵马，期间不仅镇压了天地会起事，还在邵阳大败石达开的30万大军。

清军与太平天国的战场，主战场都是围绕着长江流域，因此，得长江者得天下。左宗棠对于这点看的很清楚，他在湖南还主导建火药局、船厂和炮厂，湘军的“军器多由湖南办运”。

其中，他根据战场需要大量造“劈山炮”，即一种熟铁铸造的轻型野战炮。该炮炮身轻便、射程可达四五华里，适配湘军水战、野战与攻城需求，年产量约百尊。

他还主持在衡阳、湘潭、长沙三处设立战船修造点，赶制大批内河木质师船，每艘配备火炮 2 尊，供给湘军水师作战。

左宗棠在未成名时经常拿诸葛亮自比，自号“今亮”，连家里的假山和池塘都命名为卧龙岗和武侯池，他也因此被时人嗤笑，“人目其狂也”。

如今，没人再把他当成笑话，人们认为诸葛亮当年治蜀也不过如此。甚至，潘祖荫还说出那句著名的 “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而在经历了八年幕僚生涯后，接下来左宗棠又将走上战场。

尾声：

经过左宗棠的改革，湖南各地地主们纷纷掌握了权力。

在军事上，他们能自建团练；

在司法上，他们能自审犯人；

在财务上，他们能从农民手里收税。

甚至在湘军占据的地盘，曾国藩、胡林翼等人有了任命士绅为官的权力，只不过会在事后禀报朝廷走一个流程而已。

这一过程，被西方学者孔飞力称之为中国在晚清至民国时期‌的“地方军事化”-----因中央政权衰弱、社会动荡（如太平天国运动、军阀混战），地方士绅、地主或革命政党在基层自发组建武装（如团练、民团、赤卫队、独立团等），承担治安、征税、防御甚至作战职能的现象。

此后这一状态持续了近100年，直到1949年才结束。

在此期间的湖南省，或许对地主们是福地，对普通百姓则不然。

根据毛老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的湖南是这样一个情景：

旧式的都团（即区乡）政权机关，尤其是都之一级，即接近县之一级，几乎完全是土豪劣绅占领。“都”管辖的人口有一万至五六万之多，有独立的武装如团防局，有独立的财政征收权如亩捐等，有独立的司法权如随意对农民施行逮捕、监禁、审问、处罚。
这样的机关里的劣绅，简直是乡里王。农民对政府如总统、督军、县长等还比较不留心，这班乡里王才真正是他们的“长上”，他们鼻子里哼一声，农民晓得这是要十分注意的。
.....
湖南地主阶级的武装，中路较少，西南两路较多。平均每县以六百枝步枪计，七十五县共有步枪四万五千枝，事实上或者还要多。

这一切，肇始于左宗棠。正是他开启的“地方军事化”，中国演化为民国时遍地都是“土皇帝”的局面。

又附：

再谈谈湘军和淮军为何在甲午战争中的陆战战场打不过日军。

《左传》曾说“君以此兴，必以此亡”。湘军、淮军都是以打内战起家，此后其核心假想敌都是国内反叛势力（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义等），而非列强。

所以，李鸿章采购武器的思路是为了对付下一个太平天国，其在武器采购的预算分配上，呈现严重的“重海防堡垒、重要塞重炮，轻野战行营炮”的倾斜。

李鸿章对要塞重炮非常偏执， 淮军将绝大部分军费砸在了旅顺、大连湾、威海卫以及天津大沽口等沿海要塞的固定炮台建设上，购买了大量的超大口径克虏伯要塞炮。另外，清军不少部队在单兵枪械上还是优于日军的。

采购大量无法移动的重炮，反映的是一种“坚壁清野、坐守坚城”的内战防守思维。如果李鸿章遇到的是流民武装，打不下要塞就只能作鸟兽散，或流动到其他地方，淮军就赢了。

可惜他的对手是日军，在甲午陆战（如平壤战役、鸭绿江防线、威海卫陆路）中，日军普遍配备了极具机动性的野炮和山炮单位，能够随步兵快速推进并提供火力支援。

面对近代化野战兵团的迂回包抄时，李鸿章的固定炮台不仅无法发挥作用，反而屡屡被日军从陆路绕后占领，将炮口倒转轰击清军。

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的牛庄之战和成欢之战。

另外，在国内剿匪时，湘淮军各营勇营各自筹款、私自采购，只要能发到士兵手里杀敌即可，完全不考虑弹药通用与后勤补给，这也导致了日后清军中的武器是“万国造”，标准化程度和配套体系差的一塌糊涂。

总之，湘、淮军，仍旧是治安军而已。

他们本质上是为内战和地方治安而生的军事组织，直至灭亡也没有真正转化成现代国家军队。

所以，甲午之战的失败就也就不奇怪了。

全文完--------------------

部分参考资料如下：

《论厘金在清朝湖南财政收入中的地位》刘龙华
《论湘军饷源与湖南地方财政之关系》熊英
《湘军志》王闿运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左宗棠传》左静伊
《左宗棠全传》秦翰才
《孤勇-左宗棠新传》刘江华
《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徐时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