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识补给”到“双向对话”：让科学与社会共同进化 | 智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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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传播·智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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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英国皇家学会发布《公众理解科学》（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报告（即“博德默报告”），推动“公众理解科学”成为国际科学传播的重要议题。

此前和此后，“缺失模型”长期影响着科学传播的实践逻辑：科学家负责生产知识，公众负责接受知识；只要科学知识传播得足够充分，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和认同就会相应提高。

40年后的2026年，英国皇家学会再次推出《服务社会的科学》（Science for society）报告，并配套发布实证调研报告和17组全球实践案例，对过去40年科学与公众关系的变化进行了系统梳理。

与40年前相比，对科学与社会关系的重新认识是该报告的最重要观点——科学能够改变社会，社会也在反过来塑造科学。科学与社会之间，需要的已不再只是“知识输送”，而是需要持续的双向对话、共同参与和相互塑造。

2026年4月，英国皇家学会发布《服务社会的科学》报告，这是继1985年其发布《公众理解科学》报告之后的又一重磅之作，将是全世界研究公众参与科学的重要参考

01

科学传播不能止于“把知识讲给公众听”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习惯于把科学传播理解为一种“知识补给”。这种思路背后有三个基本假设：科学知识是客观而确定的，公众普遍缺乏专业知识，只要提供足够的信息，就能够换取公众的理解与认同。

但现实已经一次次证明，科学传播并不是简单的“信息输入-认知改变”。面对转基因、线粒体捐赠、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等复杂议题，即使科学事实已经被充分传播，社会争议仍然可能持续存在。原因就在于，公众面对的往往不只是“科学事实是什么”，还包括利益如何分配、风险由谁承担、不同价值如何平衡，以及谁值得信任等问题。

这意味着，今天的科学传播不能只回答“科学是什么”，还必须回答“科学与谁有关”“科学将带来什么影响”“不同群体如何参与科学相关决策”等问题。

换句话说，公众不是科学传播的被动接受者，而应当从理论和实践层面都成为科学与社会对话的重要参与者。科学传播的目标，也不应只是让公众“听懂科学”，更应帮助不同主体在事实、价值和利益之间形成沟通，在充分必要交流的基础上寻找最大共识。

这正是《服务社会的科学》报告最值得关注的地方：它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论证了科学传播需要从“单向科普”走向“双向对话”，也意味着在新时代我们必须重新理解科普的功能与社会价值。

02

数字时代，科学传播面对的已是全新的信息生态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改变了科学传播的方式，也改变了科学传播面对的问题。

一方面，数字技术不断缩小科学传播的时空限制。科学知识可以更加迅速、广泛地抵达公众，普通人也获得了更多接触科学、讨论科学乃至参与科学的机会。

另一方面，信息传播速度越快，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的扩散也可能越快。流量逻辑、算法推荐和情绪传播互相影响，使一些未经验证的信息比严谨的科学结论更容易获得关注。在这样的环境中，科学传播面对的已经不只是“公众不知道什么”，而是“公众同时面对太多真假难辨的信息”。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又增加了新的变量。AI既可以成为科学传播和科学发现的重要工具，也可能被用于制造、加工和放大虚假信息。未来，如何让人工智能帮助公众更好地理解科学，同时防止其成为错误信息的放大器，将成为科学传播必须面对的新课题。

比信息本身更加重要的，是信息背后的信任。

报告显示，公众对大学科学家的信任度仍然较高，但对政府、媒体以及产业界科学家的信任度正在下降。这种“信任断层”值得高度警惕。科学要真正影响公共政策和社会行动，仅仅拥有可靠的科学证据还不够，还需要公众相信科学证据的产生过程是透明的，相信科学家的表达是负责任的，也相信不同利益相关者能够在规则框架下平等对话。

因此，面对数字时代的科学传播，真正需要重建的，不只是传播渠道，更是科学、媒体、政府、产业和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

03

让公众参与成为科学发展的“基础设施”

《服务社会的科学》报告提出的20项建议，涉及教育、科学传播、媒体、产业、公共政策和科研文化等多个领域，其共同指向是：不能把公众参与看成科学活动之外的“附加项”，而应当把它纳入科学发展的全过程。

首先，要从教育环节夯实科学社会基础。科学教育不能只停留在知识记忆和概念掌握上，还应更加重视科学思维、批判性思维和数据素养，使公众不仅“知道科学结论”，更能够理解科学证据是如何产生的，学会判断信息的可靠性。报告同时提出，应拓宽16岁之后的教育体系，避免过早文理分科，并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其次，要为多元化的公众参与创造条件。科学中心、科学节等非正式科学参与机构，是连接科学与社会的重要纽带，却面临财政压力。与其把这些活动视为可有可无的“文化消费”，不如把它们视为现代社会科学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础设施，通过稳定投入和长期研究，真正发挥其连接科学与公众的作用。

再次，要重视媒体和信息环境的治理。面对算法驱动、虚假信息泛滥以及AI生成内容等新问题，仅靠科学家“自己发声”显然不够。行业传播规范、高校媒体沟通培训、科研数据开放，以及对高质量科学节目的支持，都应成为科学传播生态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重要的是，应当让产业界真正参与进来。尤其对于人工智能等与社会生活高度相关的新兴技术，企业不能只负责研发和商业化，也应承担相应的社会沟通责任。与此同时，慈善组织、患者团体、环保组织等第三方机构，可以发挥连接专业群体与基层社会的桥梁作用，让科学与社会的对话更加多元、平等和深入。

公共政策同样需要更加透明。重大政策出台时，如果能够同步说明相关科学证据是什么、证据如何被使用、证据有哪些不确定性，就能帮助公众更好地理解科学与政策之间的关系。推动公众、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之间建立常态化对话机制，也有助于让科学证据与社会需求形成更加有效的衔接。

而要让这些改变真正发生，科研评价体系也必须跟上。“公众参与”不能只依靠少数科学家的热情，更不能成为科研人员额外承担的“义务劳动”。将“公众参与”纳入高校科研招聘、晋升和工作量评价，并为相关项目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才能让“科学与社会对话”从理念真正变成科研制度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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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众理解科学”走向“科学与社会共同进步”

一份报告提出了行动蓝图，然而落地实施是任重道远。教育体系调整、政府科学证据声明、科研评价改革等建议，都涉及制度和利益结构的深层调整，需要面对政治、财政和行政体系的现实约束。

英国高等教育当前面临财政压力，也使大学和科研资助机构增加公众参与投入面临实际困难。与此同时，信任危机也并非单靠“增加透明度”就能够解决，社会极化、利益分化以及信息环境变化，都可能使信任重建成为一项长期任务。

因此，《服务社会的科学》报告给我们的启示是理解科学与公众的逻辑变化，在风险更加复杂、技术加速迭代、信息高度碎片化的今天，科学不是科学家的专利，公众参与是科学发展的护城河。

从1985年的“知识补给”到2026年的“双向对话”，40年的演进变化告诉我们：科学传播的终点，从来不只是让公众获得更多知识；真正重要的是，让公众能够理解科学、参与科学，也让科学更加充分地回应社会需求，最终让科学与公众形成良性互动关系，这或许才是“科学与社会共同进化”真正的含义。

-本文作者张超是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科普理论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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