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看《少女之心》令20岁男孩心生淫念，十余年后连续奸杀十几名女性，最终走向不归路

2001年2月6日，大雪。
河南林州原康派出所的值班民警打开门，看见门口站着一个浑身是雪的男人，左手只剩一个大拇指。
"我杀人啦，来投案。"
民警给他倒了一杯热水。
男人捧着杯子，用一种近乎平静的语气，一桩一桩地交代：哪一年、在哪、杀了谁……
值班民警一边记一边冒冷汗，他当了十几年刑警，从没见过这样的犯人。
这个男人叫元秋伏，他的故事，要从14年前说起。
1984年，元秋伏二十岁。
那一年他还在新疆当兵，驻扎在戈壁滩上的一座军营里。
营房外面是望不到边的黄沙，白天热得能把鸡蛋烤熟，晚上又冷得让人睡不着觉。
他是边防兵，站岗、巡逻、训练，日复一日。
对于一个从太行山里走出来的农村青年来说，这样的日子不算苦，至少比在建筑工地上搬砖强。

但二十岁的身体里，有什么东西在躁动。
那天他去营区外的小卖部买日用品，柜台旁边摆着一个纸箱子，里面堆着一些旧书。
他随手翻了几本，翻到最底下的时候，他看到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封面上印着模糊的字迹《少女之心》。
他把那本书塞进了军装口袋里。
那天晚上，他趴在宿舍的床铺上，借着走廊透进来的灯光，一页一页地翻完了那本小册子。
他的心跳得很快，手心全是汗。
熄灯号吹过了，战友们都睡了，他还在黑暗中睁着眼睛，脑子里全是那些文字描绘的画面。
从那天起，他变了。
站岗的时候，他的眼睛不再盯着远处的戈壁，而是盯着营区附近的家属区。
他开始跟踪那些独居的女性，记下她们住在哪一栋楼、哪一个房间、什么时候独自在家。
1984年7月的一个晚上，他值完夜班，没有回宿舍，而是翻墙进了家属区。
他早就踩好了点，那是二楼的一个房间，住着一个年轻女人，丈夫在外地执行任务，她一个人住。
窗户没有关严，留了一条缝。
他爬上去，推开窗户，翻进了屋里。
屋里很暗，只有床头亮着一盏小台灯。
女人侧身躺在床上，呼吸均匀。
元秋伏站在床边，盯着她看了很久，手在发抖。
他伸出手，想去碰她的脸，就在这时，女人突然醒了。
她尖叫起来。
元秋伏慌了，扑上去捂住她的嘴，慌乱中手里的刀掉了，他爬起来就往外跑，翻窗的时候脚下一滑，摔在了楼下的花坛里。
他顾不上疼，爬起来就跑，一直跑回营房，钻进被窝，浑身还在抖。
但他把眼镜落在了那个房间里。
那副眼镜的镜腿上，刻着他的名字。

三天后，他被带走了。
审判来得很快，抢劫罪、强奸罪（未遂）、脱逃罪，数罪并罚，他被判了二十年。
那一年，他二十岁。
他被押送到了新疆某个沙漠农场服刑。
那里的夏天，地表温度能到六十度，他们要在棉花地里从清晨干到天黑，汗水流进眼睛里，蜇得生疼。
他的脊背被晒脱了三层皮，晚上趴在通铺上，烂掉的皮粘在床单上，撕下来的时候带着血丝。
他不堪重负，先是吞下了一把折叠剪刀，但身体并无大碍。
于是他走进厨房，趁人不备，抄起菜刀，对自己的左手下了狠手。
从此这只手只剩一个大拇指，像一只残缺的爪子。
他被安排打扫农场卫生，后来又因为"表现积极"被减了刑。
1998年5月22日，他走出了监狱的大门。整整十四年。
出狱后回到林州老家，元秋伏面对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
村子变了，路修宽了，家家户户盖了新房子。但他还是那个他，一个服过刑的、断了一只手的、三十四岁还一事无成的男人。
父母让他去找工作，他去了。
工地上的工头看了看他的手，摇了摇头。
工厂的招工人员翻了翻他的档案，把表格收了回去。
他去求亲戚帮忙，亲戚们躲着他走。
村里人看他的眼神，像在看一堆垃圾。
他偷了人家200块钱，被抓了，又蹲了十天拘留所。
从拘留所出来那天，正是七月，天热得像个蒸笼。
他蹲在安阳市郊的一个桥洞底下，看着路上来来往往的人。
一个念头在他心里慢慢成形……
那天夜里，他摸黑走到了安阳近郊的一片菜地边上。
兜里揣着一根尼龙绳，是工地上捡来的，小拇指粗，很结实。
他蹲在菜地的田埂上，抽了一根烟，烟头的火光在黑暗里一明一灭，像一只窥伺的眼睛。
凌晨一点多，远处走来一个人影，是个年轻女人，穿着蓝色的工装，手里拎着一个饭盒。
她是安阳蓄电池厂的工人，叫王花，二十一岁，刚下夜班。
她走得很快，高跟鞋踩在土路上，嗒嗒嗒嗒，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
元秋伏从田埂上站起来，把烟头踩灭。
他攥紧了兜里的绳子，侧身闪到一棵杨树后面。
王某走近了，嘴里哼着一首歌，声音很轻，像从远处飘过来的风声。
然后元秋伏从树后蹿了出来。

他从背后勒住了她的脖子，王花手里的饭盒掉在地上，里面的馒头滚出去老远。
她双手抓住勒在脖子上的绳子，指甲拼命地抠，想扯开一道缝隙。
元秋伏用膝盖顶住她的后背，身体往后倾，把全身的重量都压在绳子上。
他只有一只手能使上劲，大拇指扣在绳子的一端，其余四根断指的地方磨得生疼。
王某的挣扎越来越弱，手指从绳子上滑落，指甲里全是泥。
她的腿不再蹬了，悬在空中的脚慢慢垂下来……
元秋伏把绳子松开，王花的身体软软地倒在地上。
他把她拖进菜地里，扒开两排高高的豆角架子，里面是一小片空地。
月光照在王某的脸上，她长得很白，睫毛很长，嘴角还有一颗小痣，看起来像是睡着了。
他翻遍了她的口袋，找到十几块钱、一串钥匙、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她和另一个女孩的合影，两个人搂着肩膀笑，背景是安阳的公园。
他把照片塞进了自己兜里，然后他做出了更加令人发指的罪行。
完事之后，他把她丢在了豆角架下面。
一个人沿着铁路线走了很久，鞋底磨穿了，脚底板起了血泡。
天快亮的时候，他爬上一列拉煤的火车，蜷在车厢的角落里，被煤灰呛得不停地咳嗽。
车开了，轰隆轰隆，朝着他也不知道的方向。
他以为自己会害怕，会做噩梦。
但那个晚上他睡得很好，在煤堆里蜷成一个团，鼾声比火车的汽笛还响。
第一次杀人之后，元秋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作案。
不是不敢，是那根绳子勒死了一个人之后，他总觉得上面沾着什么看不见的东西。
他把绳子丢进了一条河里，看着它沉下去，被水冲走。
但钱花完了，他又饿了，饿的时候，人是什么都敢做的。
1998年8月20日，天气依然很热。
他流窜到了山西某县，在一个小镇上转悠了一整天，什么也没吃，肚子饿得咕咕叫。
傍晚的时候，他看见一个女人从供销社里出来，拎着一个布袋子，里面鼓鼓囊囊的。
他猜那里面有钱，于是就跟在那个女人后面，跟了二里地。
路越走越偏，两边都是玉米地，高高的秸秆把人遮得严严实实。
他蹲下来，在地上摸了一块石头，拳头大小，棱角很锋利。
他掂了掂，很顺手。
那个女人听到身后的脚步声，回过头来看了一眼。
她看到一个陌生的男人蹲在路边，没太在意，又转回去继续走。
就在她转头的那一瞬间，元秋伏从背后下了手。
女人甚至来不及喊出一声，就倒在了玉米地里。
他翻她的布袋子，里面是几斤猪肉、一瓶酱油、半袋子面。
他撕开酱油瓶的盖子，仰头灌了一口，咸得直皱眉。
又翻了她的口袋，找到了一些零钱，数了数，二十几块。

然后他把她拖进了玉米地深处。玉米杆子很高，密不透风，外面什么也看不见。
太阳还没落山，光线从叶子的缝隙里漏进来，斑斑驳驳地落在那个女人的身上。
那一年，那个女人四十二岁。
同一天晚上，他又杀了一个。
第二天早上，他蹲在路边的水渠里，一遍一遍地搓洗着双手。他看着水面上自己的倒影：胡子拉碴，眼窝深陷，左边那只手的残肢在水里漂着，像一截泡烂的树根。
他没有害怕，只是觉得，用石头比用绳子快多了，也省劲多了。
后来他捡到一把铁锤，就再也没换过工具。
1999年的冬天，元秋伏回到了河南。
他在安阳周边的县镇之间游荡，白天睡在废弃的砖窑里、桥洞底下、没人住的破房子里，晚上出去"干活"。
那天他路过一个村庄，天已经黑了，他翻进一户人家的院子。
屋里亮着灯，一个老太太坐在炕沿上，正在剥花生。
她年纪很大，头发全白了，背佝偻着，手指关节粗大变形，剥花生的动作很慢，一粒一粒地剥，剥好了就放进旁边的搪瓷碗里。
元秋伏推门进去，老太太抬起头，老花镜滑到了鼻尖上。
她看到门口站着一个陌生男人，手里拎着一把铁锤。
她张了张嘴，牙齿已经掉光了，嘴唇瘪进去，发出含混不清的声音："谁啊……"
元秋伏没有说话，径直走到炕边，举起了铁锤。
老太太用手去挡，那双剥了一辈子花生的手，关节粗大、布满老茧的手，举起来挡在自己的面前。
铁锤落下去，老太太倒在了炕沿下……
翻腾柜子，找到几张皱巴巴的钞票和几块银元。
他走的时候，把搪瓷碗里剥好的花生抓了一把塞进嘴里，一边嚼一边往外走。
花生很香，是新下来的，还带着一股泥土的味道。
后来被抓之后，审讯的警察问他："你连79岁的老太太都不放过？"
他抬起头，面无表情地说："我就是想弄她。"
警察沉默了很长时间，手里的笔停在笔录本上，墨水洇开了一团黑渍。
2000年6月，又到了夏天。
元秋伏在豫北的一座小城里盯上了一个女孩。
她十八岁，是当地一所技校的学生，家住在城郊，每天放学要走一条长长的土路回家。
那条路两边是麦田，麦子已经收割了，只剩下一片齐刷刷的麦茬，在夕阳下泛着金黄的光。
元秋伏观察了三天，女孩每天下午五点半左右从学校出来，骑一辆二八大杠自行车，车筐里放着书包。
她喜欢穿白色的连衣裙，风一吹裙摆就飘起来。
她骑车的时候会哼歌，是当时很流行的一首流行歌，他叫不上名字，但那个调子很轻快。
第四天傍晚，他提前坐在麦田里，背对着路，假装在拔草。
自行车的声音从远处传来，由远及近，链条转动发出哗啦啦的响声。
她从他身边骑过去了，裙摆擦过他旁边的麦茬，带起一阵微风。
他站起来，从后面追了上去。
他跑得很快，一把抓住了自行车后座，车子猛地一歪，女孩惊叫了一声，连人带车摔在路边的麦茬地里。
她爬起来想跑，白色的裙子上沾满了泥和碎麦秆。
他扑上去，手里的铁锤砸了下去。
她倒下了，倒在麦茬地里，白裙子铺开，像一朵被踩碎的花。

他把她拖到麦田深处，太阳正在落山，把西边的天烧成一片通红。
他坐在她身边，喘着粗气，汗水滴在她白裙子的胸口上，洇开一小片深色。
那是一个很美的黄昏，远处的村庄升起炊烟，狗在吠，孩子在叫，有人在喊回家吃饭。
这片麦田里，一个十八岁的女孩躺在被收割过的土地上，再也没有睁开眼睛。
事后他翻了她的书包，里面有一本课本、一支钢笔、一个笔记本，还有一封没有寄出去的信。
他拆开信看了看，是写给一个男生的，字很娟秀，开头是"展信佳"三个字。
他把信叠好，塞回了书包里，然后把书包挂在那辆歪倒的自行车车把上，推了一把，车子倒在路边的水沟里。
那天晚上他在一个镇上的录像厅里看了一部武打片，喝着啤酒，嗑着瓜子，看到好笑的地方还跟着别人一起笑。
屏幕上刀光剑影，英雄在杀坏人，英雄的妻子很漂亮，穿着紧身的衣服，曲线分明。
他盯着屏幕，把最后一口啤酒灌进了喉咙里。
从1998年7月到2001年2月，两年零八个月，元秋伏流窜于内蒙古、山西、河南三省的17个市县，作案41起。
警方后来查实的，是24起，其中18起杀人致死，6起杀人未遂。
另有17起，至今是悬案。
他的作案手法高度统一：铁锤砸头，或者绳子勒颈。
先杀人，再抢劫，再实施令人发指的罪行。
有时候顺序会变，但结果都一样，被他盯上的女人，几乎没有活命的希望。
警察后来问他："你为什么每次都一定要杀人？"
他想了想，说："怕她叫。叫了就有人来。来了我就跑不掉了。"
"那你为什么还要那样做？"
他低着头，不说话。
过了很久，他说："我心里难受。弄完了就不难受了。"
"弄完了就舒服了？"
"就那一下子。"他说，"就那一下子舒服。过了那一下子，又不舒服了。"
审讯室里安静了很久，笔录纸翻了一页，沙沙的声响。
2001年2月6日，这一天，元秋伏知道警察已经到村里了。
他们在查他，那个断了一只手的男人，那个坐过十四年牢的男人，那个每次回村都神出鬼没的男人。
他跑不掉了，这一次真的跑不掉了。
那天晚上他坐在屋里灯下，面前摆着一碗凉了的玉米糊糊。
他端起碗喝了一口，又放下了。

外面的雪越下越大，窗纸被风吹得啪啪响。
他在屋里转了几圈，看了看墙上贴的年画，是前年过年时贴的，画着一个胖娃娃抱着一条大鲤鱼，颜色已经褪得差不多了。
他走到墙角，掀开木箱子，拿起那把用旧布裹着的铁锤。
他掂了掂，铁锤沉甸甸的，手柄被他的汗浸了两年多，已经变得乌黑油亮。
盯着看了一会儿，又把它放回了箱子里。
他没有带它走。
晚上十点，原康派出所的值班民警彭增现听到有人敲门。
打开门，一股风雪扑进来，门口站着一个人，浑身是雪，眉毛和胡子都结了一层白霜。
"你干啥？"彭增现问。
"我杀人啦，来投案。"来人说。
彭增现把他让进屋，给他倒了一杯热水。
来人用那只残缺的左手捧起杯子，手指冻得发紫。
他喝了一口水，嘴唇哆嗦着说："我叫元秋伏，我杀的人多了，至少有20条人命。"
所长杨秋生赶来了。
元秋伏坐在暖气片旁边，身上的雪化成了水，淌了一地。
他的表情很平静，像在讲别人的故事一样，一桩一桩地交代。
杨秋生一边记一边冒冷汗。
他当了十几年刑警，审过几百个案子，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犯人，冷静得像一潭死水，嘴里吐出来的却是几十条人命。
"你为什么要自首？"杨秋生问。
元秋伏抬起头，看了看窗外还在飘的雪，说："我跑不动了。"
根据元秋伏的交代，林州警方在两个月内跑了三个省、十七个市县，挨个查证他说的每一起案子。
大部分都找到了，那些被藏在菜地里、玉米地里、桥洞底下、废弃机井里的尸体，那些十几年没有结果的悬案，终于找到了答案。
法庭上，元秋伏被控抢劫罪、强奸罪、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
法官问他："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他站在被告席上，那只残疾的左手垂在身侧，大拇指微微蜷曲。
他张了张嘴，说："是那本书害了我。"
旁听席上一片哗然。
那本他20岁时在新疆一个小卖部里买到的黄色读物，那本只有几十页的薄薄小册子，他把它叫作罪恶的源头。
但一本书不会杀人，杀人的，是人心里早就存在的深渊。
那本书，只是把他推下去的那只手罢了。
2001年，元秋伏被执行死刑。

公判大会那天来了两万多人围观。
人们挤在会场外面，踮着脚往里面看，交头接耳地议论着这个从他们身边经过了两年多、却谁也没有真正看清过的男人。
他被押上刑车的时候，天上又下起了雪和那个自首的夜晚一样，雪很大，纷纷扬扬，把一切都盖成了白色。
车开走了，人群慢慢散去。
雪落在地上，盖住了车辙，也盖住了他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行脚印。
元秋伏的一生，是一个从犯罪走向更深层犯罪的悲剧。
二十岁的冲动犯罪，十四年的牢狱生涯，出狱后的自暴自弃，最终酿成了不可挽回的惨剧。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犯罪没有回头路，每一次选择都在塑造未来的自己。
而那些被他夺去生命的无辜者，她们的家人至今仍在承受着无法愈合的伤痛。
愿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