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总理对我议政工作的肯定与鼓励

8月12日，网上传出了朱镕基总理与世长辞的消息。看到新闻，我很想以某种方式纪念一下这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改革家。因为从年轻时就接受了一些保密法制教育，我特意查阅了有关法规和相关文献，请教了专家。在确认没有问题，并仔细斟酌了对信息处理的细节问题后，才决定写一篇文章，回忆一下他对我议政工作的肯定与鼓励，也顺便记录下我在这方面的足迹。

一、我是怎样走上议政之路的

作为经济领域的学人，我早期也曾下功夫写过几篇纯理论文章。后来考虑到自身知识结构的不足（未受过系统的西方经济学教育，外语不好）和条件限制（学的是部门经济学，讲的是应用类、实践类课程），我开始把研究重点逐渐转向应用经济领域，特别是经济发展规划、战略、政策以及制度优化问题。

在东北财经大学读本科时，我与同学张庆昉合作写的4万字长文《双向环流战略——西部开发战略新构想》受到江泽民总书记重视，其中一些思路与建议被纳入国家“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中，对西部开发和沿边开放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接着，我又有三篇文章通过内参上报辽宁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受到岳岐峰、闻世震等多位时任领导的批示，直接推动了当时辽宁省的两项重要改革措施的出台。当时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等媒体都报道我的议政事迹。这对我一个学生来说，受到的鼓励是巨大的，并因此改变了我的人生选择。从此，我对通过内参建言献策、影响公共决策的重视，远甚于发表论文，尽管在相当长一段时期，这类咨询成果并未被纳入高校教师的正式考核体系。

感谢伟大的改革、开放时代，它为我提供了无数可以思考的题材。从大学时代至今，我有60余篇建议稿通过各种渠道，直接上报给国家和省部级领导，几十次获得肯定性批示，一些建议被纳入西部大开发、房地产调控等国家发展规划、战略与政策中，或直接推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旱条例》等国家级法规的出台。在这一过程中，我的一些建议也与朱镕基总理产生了间接的联系，并得到他的重视与肯定。这对我继续参政议政起到了很大的鼓励作用。

二、我的建议影响到他的访美议程，推动了“创业板”与“新三板”的决策

1998年5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在《施政报告》中，明确提出要仿效美国纳斯达克市场，研究开设“二板市场”（后来改称“创业板市场”），主要目的就是扶持有发展潜力的小型企业和创新科技企业。

我是在图书馆里的《中华工商时报》看到这条报道的。由于对重要经济信息很敏感，我突然意识到，这个“二板市场”吸纳的上市企业，很可能主要来自大陆。虽然应该支持香港金融业的发展，但大陆也要发展和完善自己的证券市场。于是我很兴奋，一两天的时间就写出了一篇短稿《大陆亟需建立自己的“二板市场”》。几个月后，我换了个角度，写了《关于积极争建“二板市场”的建议》，主张大陆建立两个“二板市场”：一个设在东北，最好设在辽宁，作为解决老工业基地振兴的融资方案；一个放在西部，协助解决西部大开发的融资问题。这样，建议就与辽宁的发展联系起来，才有可能通过内参报给辽宁省的主要领导。1998年12月至1999年1月，我这篇建议稿分别通过三个重要内参上报，引起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省委闻世震书记、省政府常务副省长郭廷标、分管金融工作的副省长刘克田分别作了重要批示。由于这类金融改革的重大决策权属于中央政府，于是辽宁省根据我的文章，专门准备了资料，直接上报给新任总理朱镕基同志。

朱镕基总理虽然曾分管金融工作，也兼任过央行行长，但对“二板市场”不太了解。不过，他对这个建议很感兴趣，立即询问当时的中国证监会的领导，但证监会对这一新生事物的了解也不多。恰在当年4月，为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谈判，他有一个访美的安排。他随即要求有关部门增补行程，顺便参观美国纳斯达克市场等金融机构。

1999年4月6日至14日，他应美国总统克林顿邀请正式访美。期间，4月12日，他访问了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并主持期货市场开盘敲钟仪式。4月13日到纽约后，他又访问了纳斯达克证券市场。上午9时30分，他参加开市仪式，按下开市按钮，并送给交易所一头木雕的牛。随后，在纳斯达克主席Frank Zarb的全程陪同下，他参观了交易所的交易显示厅，听取了交易所的运营模式、市场规模等相关情况介绍。然后，他与Frank Zarb讨论了在中国建立风险资本机制、为成长型企业融资的问题。纳斯达克方面也专门利用这个时机宣布了一系列与中国有关的计划：当时美国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纳斯达克的母体机构）宣布准备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并计划允许并推动6家中国内地企业的股票进入纳斯达克交易。

此次访问让朱镕基直观了解到海外成熟科技资本市场的运作模式。回国后，他就国内证券市场发展提出八点指导意见，并推动中国借鉴海外成熟科技资本市场经验，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此后，在他的推动和部署下，将“加快建立风险投资机制，发展创业板资本市场，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化”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在200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他再次强调要完善风险投资机制、建立创业板股票市场，直接推动了创业板的筹备进程。温家宝接任总理后，继续推进这一进程，2006年“新三板”市场、2009年创业板市场分别正式面世（当然，这两个市场的出现，也许还有其他推动力量，我在这里只讲自己亲历和所了解的部分）。世人只关注到他的美国之行对中国加入WTO的意义，其实，对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意义，同样巨大。

另外，1999年5月期间，我还参加了团中央和中国科协主办的“99’中国青年科技论坛”，这是一次极其隆重、正规的官方青年论坛，我做了《大陆亟需建立自己的“二板市场”》的发言，这篇文章因政策建议的创新性获得了二等奖。在全国大会期间，这篇文章引起广泛关注，是此次大会最受关注的两篇文章之一（另一篇是当时最红的海归科学家、获得过“贾乌德·侯赛因青年科学家奖”的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陈章良提交的文章）。鉴于这篇建议产生的积极影响，2001年4月，中共辽宁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将它评定为“优秀咨询建议”，以鼓励我继续参政议政。

三、我提出的发行教育彩票的建议及他的认可

我第二个直接送到朱总理案头的建议是《关于发行教育彩票的建议》。这个建议得到他的认可，并由几方面协商、落实，为当时的教育事业增加了一部分投入。

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纲要采纳了当时北京师范大学王善迈等教育经济学者的建议，正式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百分之四的目标”。后来随着国民经济核算采用GDP指标，这一目标逐渐被通称为“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4%”。

在改革开放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中央财政尤其困难。1993年提出4%的教育投入目标以后，比率不但没有马上提高，反而一度下降。1992年统计口径下曾达到3.37%，1993年降到2.51%，1995年进一步降到2.41%，1998年是2.55%。那时我在大连市政协先后兼任委员、常委、职务，也是民革大连市委的副主委。每到两会期间，各党派教育界人士就组织撰写这方面的提案、议案，人大、政协就会收到要求这些要求增加教育投入的建议。政府领导与教育界两会代表、委员座谈时，最怕讨论教育投入的事儿，全国“两会”也是这样。

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经济社会事业发展和地方财政支出压力增大，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在全国各地迅速扩张，成为政府在一般财政收入之外筹集社会公益资金的一种重要渠道。那时不少地方的彩票销售并不完全依赖如今常见的固定投注站，而是经常采取广场设点、街头设摊、集中销售、流动销售甚至搭台促销的方式。遇到规模较大的福利彩票或体育彩票发行活动，城市中心广场、体育场、商场门前、车站附近等人流密集处，会临时搭起彩棚，悬挂“福利彩票”“体育彩票”“扶老助残”“发展体育事业”等横幅，旁边竖着醒目的奖项广告，电视机、摩托车、家用电器甚至汽车等实物大奖有时会直接摆在现场展示。

1998年“两会”后的一天，我在大街上行走，看到了一个锣鼓喧天的卖彩票的场景，这一下触发了我的思考：教育也具有公益性，投入同样不足，为什么不能发行个教育彩票，面向社会筹集资金呢？

我站在那里，看着那个场面，越想越觉得有道理。于是赶回家，一气呵成，写了一篇题为《何不发行教育彩票？》的短文草稿，记录下这个想法，准备以后详细论述一下。但由于随后我调转工作，还兼任着一个处级领导职务，一忙，“详细论述”的事儿就忘了。

1999年秋天，我到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一位《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想不起姓名了）到宿舍拜访我。他随手翻看我床头的一本书时，夹在书里的草稿《何不发行教育彩票？》掉了出来，他看了一遍，如获至宝。过了一段时间，《中国青年报》在刊发一组有关彩票发行的报道时，以采访形式报道了我的观点，旋即引发全国热议。

我重拾热情，整理了一下这个建议，拿着打印稿去向我的导师、著名经济学家胡乃武汇报此事。胡老师认为这个建议有新意和可操作性，并把打印稿转给了他的邻居、时任教育部司长顾海良教授，让顾司长带给教育部长陈至立同志。陈部长看到建议，很受启发。她认为若能推动出台这个政策，从民间筹集资金，就可以弥补财政投入的不足。于是她派《中国教育报》大学部的主任陈志伟找我，进一步了解我的想法，并于2000年1月3日在《中国教育报》刊发了《教育能否发行彩票》的文章。随后该报组织专家继续讨论，为两会期间正式提出政策建议做舆论铺垫。此后全国范围内发表了多篇此类主题的讨论文章，我也在《中国高等教育》发表了《何不发行教育彩票》和《关于发行教育彩票的补论》两篇文章，参与并配合这次讨论。在随后召开的全国政协九届三次会议上，政协委员也提交了这方面的提案。

据跟进这项工作的陈志伟主任介绍，在推进讨论的同时，陈至立部长拿着我写的建议，向朱总理汇报。朱总理很重视这个建议，认为是个好思路。但他考虑到国家已经有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两个种类了，两个体系、两套人马，存在争抢市场情况，正考虑要不要合并成一个“中国彩票”。于是，朱总理、陈部长和主管部委一起商定，暂不单设教育彩票，但要让教育受益于彩票发行事业：从 2000 年起，每年从彩票发行中安排 20 亿元专用于教育，“十五”期间继续执行。从当时的情况看，这算是一笔难得的新增投入了。

四、他一句话启发了我，我又提出了关于个人贷款的建议

陈至立部长带着我写的建议，去向朱总理汇报时，当时负责这个建议报道的《中国教育报》大学部的陈志伟主任也是随行者。由于陈部长非常希望这个政策能落地，当时《中国教育报》很重视，陈志伟也与我保持着联系，以便补充资料，一起推动这个建议变成一项新政策。

陈志伟主任跟我讲，朱总理在跟陈部长讨论教育投入不足和我的建议时，顺嘴说了几句话：教育投入不足，其实还不是压力最大的。压力最大的是下岗职工再就业，国企改革导致的下岗职工太多了，那边更缺钱。他只是在感慨当总理很难，到处都需要投入，缺钱。但这几句话立即启发了我：下岗职工再就业也需要研究新的投入渠道，能不能帮总理想出合适的融资方式呢？

常规的思路当然是向银行借钱。但在那之前，银行只对企业（主要是公有制企业）贷款，不对个人的经济活动贷款。因为小企业和创业者缺乏抵押资产、担保能力和信用记录，商业银行又存在严重的“惜贷、惧贷”倾向。而且由于个人贷款金额小，银行根本不会做这类金额小、成本高、风险较大的贷款。

我跟银行的同学交流后，感觉到这是中国银行业的重大缺陷，应与以往的经济体制有关。那时，孟加拉经济学家穆罕默德·尤努斯针对贫困妇女的小额贷款模式，已经引起我的关注（当时他还没获得诺贝尔奖），我觉得中国这种信贷状况必须改变，应当学习尤努斯的做法，针对城市下岗职工和新增劳动力，开办一种专门帮助其从事小型工商业活动、通过创业实现就业的新型信贷业务。这种城市就业贷款业务能替代政府行政干预就业工作的不当方式,使其管理行为适合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能借助市场的力量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并大大降低政府的开支；能促进信贷业务的创新,改善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能满足部分下岗职工或新增劳动力的创业愿望, 为其提供起步资金。

于是，我与夫人周宇讨论了一下，写了《大力发展城市就业贷款业务的建议》。我们提出了操作思路，并投入了很多精力，通过各种渠道向最高决策层反映，同时向一些省区宣传和推动这一政策主张。当时在四川和内蒙古主政、后来成为国家领导人的两位主要领导分别作了批示，并着手落实。2002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随后出台加强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的政策，其中小额担保贷款成为重要政策工具。

今天看来，这类业务早已司空见惯，但这一建议放在2000-2002年间看，其实相当超前，也因信贷安全与效益问题遭到很多人的私下反对。好在社会在进步，此后国家开始全面强化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自主创业带动就业等制度。再后来这些政策逐渐成为中国推动就业的常规政策，甚至又有了消费信贷，中国的信贷业务也由此不断丰富并走向成熟。

鉴于此建议的价值，2002年10月22日，《光明日报》特意在理论版发表了我们这篇文章，辽宁省有关部门也给我们颁发了“献计献策一等奖”的证书。

五、斯人已去，风范长存

回忆起这些往事，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回过头来看，我与朱总理并没有直接接触，我们之间是通过建议、内参建立起来的一种间接联系。但是，对我个人而言，这种联系却十分珍贵。他对我所提建议的重视和肯定，不仅使我的一些想法有机会进入决策视野，更重要的是，它给了当时还很年轻的我一种巨大的精神鼓励：只要认真研究现实问题，只要提出的建议有价值，无论一个人的职位高低、名气大小，都可能被国家的最高决策者听到。

他留给我最深的印象，首先是他的能力。他面对的是中国改革最艰难、矛盾最集中的一个时期：国有企业改革、金融风险处置、财政困难、下岗职工再就业、住房制度改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重大问题交织在一起，哪一件都牵动全局，哪一件处理不好都可能产生严重后果。一个总理每天面对的，就是无数这样的难题。但从我亲历的这些小事中也可以看出，他不仅能够把握宏观大局，对来自基层、学界和地方的一些具体建议，同样保持着高度敏感。不了解“二板市场”，就去询问、去研究，并利用访美机会亲自到纳斯达克考察；看到发行教育彩票的建议，觉得有价值，就让有关部门研究，即使最终没有完全按照原方案实施，也设法让教育从彩票发行中得到新增资金。在我看来，一个有能力的领导人，并不需要无所不知，重要的是能够迅速判断什么问题值得关注，愿意听取不同意见，并能够把新的知识和新的信息迅速转化为决策判断依据。

更让我敬重的，是他的责任感。陈志伟主任后来转述朱总理谈教育投入时的感慨：他说，教育缺钱问题很严重，但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压力更大，“那边更缺钱”。这几句话我会永远记得。今天看起来只是一句很普通的话，但我后来越来越理解其中的分量。当一个国家处在改革转轨的关键阶段，财政资源有限，而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国企改革、基础设施等处处都需要钱，总理面对的通常不只是“做不做”的问题，而是先做什么、后做什么，钱从哪里来，有限的资源怎样尽可能解决更多人的困难。那种压力，不坐在那个位置上是很难真正体会的。他所表现出来的，不只是经济管理能力，更体现出一种对国家、对人民沉甸甸的责任感。

朱总理身上还有一种今天依然令人怀念的精神，就是对改革的坚定和对问题的直面。他不回避困难，不掩饰矛盾，也不满足于说一些正确但没有实际作用的话。当时中国的很多改革都是在争议中推进的，有些改革甚至意味着要打破几十年形成的体制和利益格局。改革当然不可能十全十美，任何一个处在历史转折时期的政治家，也都必然受到时代条件、认识水平和现实约束的限制。但是，敢于承担责任，敢于触碰难题，敢于为了国家长远发展承受压力，始终是政治家最宝贵的品质之一。从这一意义上说，朱镕基不仅是那个时代重大改革的主持者，也是那个时代改革精神的一种象征。

我也常常想，如果当年没有这样一种尊重知识、重视研究、愿意听取社会意见的决策氛围，我后来可能不会如此执着于参政议政。一个年轻学者写下的一篇文章、一份建议，从地方内参到中央，从有关部门再到总理案头，最后有些内容竟然能够与国家政策发生联系，这种经历对一个研究者的影响是终身的。它让我相信，学术研究不应该只是书斋里的文字游戏，知识分子也不仅仅是论文生产者。研究中国现实、发现真正的问题、提出有价值的解决办法，在国家需要的时候贡献自己的专业判断，同样是学者的责任。几十年来，我一直愿意花大量精力写内参、提建议，与年轻时获得的这种鼓励是分不开的。

现在回头看，我当年提出的那些建议，有的后来成为现实规划、制度与政策的内容，有的只被部分采纳，或许只是恰好与国家决策的大方向相契合。我从来不认为某一项重大改革是由一个人的建议推动的。国家政策的形成有着复杂的研究、论证和决策过程，一项制度的产生更是许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对于我个人而言，能够在那个伟大的改革年代，以一个学者的身份参与其中，能够让自己的一部分思考进入国家决策者的视野，并得到朱总理这样的政治家的认真对待和肯定，已经是人生中非常幸运、也非常值得珍惜的经历了。

朱总理离开了我们。一个人的生命终有尽头，但一个时代留下的精神不会因此消失。今天再回忆二、三十年前的这些往事，我怀念的，不仅是一位曾经间接肯定和鼓励过我的国家领导人，更怀念那个上上下下大家一起全力推动的历史进程。我也由衷地感谢朱总理：他的重视和鼓励，让一个年轻学者更加坚定地走上了参政议政的道路，并一直走到了今天。

斯人已去，风范长存。作为一个曾经从他看建议稿时的几瞥中受到鼓励的学者，我能做的最好的纪念，也许仍然是像过去一样，关注国家真正的问题，提出自己认为有价值的建议。只要还有能力思考，就继续思考；只要还能为国家的发展尽一点微薄之力，就继续去做。这既是对自己学术生命的尊重，也是我对他最深的怀念和敬意。

特别声明：本文所涉内部信息均已过了20年保密期，且经过脱敏处理，必要时隐去相关信息，无涉国家安全问题。事件细节据本人科研记录与记忆整理，若与正式文献存在出入，以正式文献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