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深的恐惧

当地时间7月27日，美国科技媒体《The Information》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中国已启动国产浸没式深紫外光刻机（DUV）的量产工作。报道引发西方舆论哗然，阿斯麦（ASML）的末路，美国科技打压的全面破产，都在讨论范围之内。

有一个流行的典故说，荷兰人曾宣称，就算把图纸交给中国人，他们也造不出光刻机。其中既包含对中国精密制造能力的蔑视，也显示着对阿斯麦公司数十年构建起来的由全球5000多家顶尖的零件和材料供应商组成的体系性壁垒的高度自信。

这个连梳理清楚都会让人发疯的复杂体系，要在一国范围内实现完全自主，听上去的确就像天方夜谭。

阿斯麦有理由忧心如焚，过去有太多“巨头垄断—中国突破—价格雪崩”的历史经验了，丧钟随时都可能敲响。

中国DUV光刻机的量产风声，叠加长鑫科技上市，全球存储芯片巨头美光科技、SK海力士、三星电子也都一片惶然。

合肥经开区拍摄的长鑫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华社发（葛传红摄）

美国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禁止”。

它在7月28日宣布禁止进口中国新款机器人和电力逆变器。同时，美国的大模型领先企业和一些政客，也提出了禁止中国大模型的建议。理由一如既往地堂而皇之：中国大模型涉嫌知识蒸馏和知识产权盗窃，危及国家安全。

所有的主动“禁止”，都意味着恐慌。美国人工智能产业构筑的“只能依托天量投资，除美国之外无能为”的意在垄断下一代全球通用科技的叙事，正在被唯一的挑战者——中国逐步打破。

他们已经按照这套叙事支付了巨大的前期成本，但计划中的逻辑无法闭合，因为中国低成本的、共享式的开源路径，阻断了垄断利润的形成。

故事只讲到一半就被噎死了：新一轮科技垄断无法形成，天量投资可能沉没，资金链可能断流，最要命的是，这些现实因素很可能导致已经吹得太大的金融泡沫倏然破裂。

商业关心的是钱，而政治关心的，是更深层次的未来想象。美国以及它所代表的西方世界很清楚，如果在人工智能领域无法取得绝对垄断，将意味着西方霸权的终结。

而以当下现实观之，“无法取得绝对垄断”已成定局，甚至全球科技主导权转移也已经为期不远。

自2018年对中国发动科技战、贸易战以来，美国事实上在步步溃败。

从一开始的试图阻断中国获取构建人工智能产业的中间产品和工具，走到了试图禁止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成果，用古代战争来比喻，就像防守从外城败退到了内城，下一步就到皇城根了。

2026年6月17日，游客在巴黎凡尔赛门博览中心参观宇树科技的机器人

世界近代以来，意识形态霸权的基石其实就是科技霸权，谁掌握前沿科技，谁就能把它转变为面向世界的“统治合理”的话语权。

15、16、17世纪，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的短暂霸权，建立于航海技术、造船业、海军和重炮的进步基础上；

18、19世纪，英国的“日不落帝国”霸权，建立在蒸汽机、珍妮纺纱机基础上；

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期德国与美国的崛起，建立在电力和内燃机基础上；

美苏争霸，依托的是原子能、空间技术、电子计算机；

而进入21世纪，互联网、大数据、新能源、智能制造、量子科技和人工智能重构了全球竞争，美国在经历了从风头无两、霸权稳固到相关领域纷纷失守之后，现在决定梭哈，全副身家押注人工智能。

如果人工智能科技无法最终取胜，整个西方几百年来“统治合理”的话语体系都将崩溃。

宇树科技“载人变形机甲”GD01

可以说，科技领先，更精确地说是技术代差，是霸权的护城河，也是西方近代以来升级版“万世一系”叙事的基石。

在西方苦心孤诣创造的一套神学和历史学叙事当中，理性和科技，是上帝赋予西方的特殊禀赋，是不可能被超越和取代的——这正是中国但凡取得某领域领先地位就会被指责为“盗窃”的意识形态原因，哪怕他们自己根本不拥有这项技术。

因此，美国及其所代表的西方，当下灵魂之中最深的恐惧就在于，上帝好像抛弃了他们。

认识清楚这一点，既很现实，又很重要。

起点：科学从何而来？

西方文明在流变途中，一直都在形塑其对文明的独占性，在科学领域更包含一种脱胎于神学的唯一论。

在古希腊，柏拉图提出了“德穆革”这一概念，本义是“工匠”“手工业者”，也就是人类上古科技的承载者。在《蒂迈欧篇》中，柏拉图用它来指代“造物者”形象，认为它是宇宙生成的理性动因，宇宙是被“理性”创造出来的。

《蒂迈欧篇》柏拉图 著

这是一个既有神格特点又非神格的概念。

说它有神格特点，是因为它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布置一切。“他是善良的，善良者不会嫉妒任何东西，所以他愿意一切都尽可能像他自己”，他出于善的目的创造宇宙。他以“理型”（柏拉图哲学用语）为永恒模板——德穆革“凝视着永恒存在，以此作为模型”来创造世界，而“理型”是完美、不变、永恒的，由此产生的世界也是“有序的”。

说它非神格，是因为它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把混乱无序的质料按照“理型”蓝图加以整理，赋予秩序。它和后来基督教的创世说有很大区别，它有某种“客观性”，受存在条件掣肘，不会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

德穆革创造宇宙，不是神祇意志的实体化过程，也不是完全无意志的自然法则的运气结果，而是“理性按照永恒理念塑造”。无论如何，“理性造物主”这一意象在西方认识论中出现了。

《普罗米修斯》剧照

接下来是一个基督教神学家和哲学家——奥古斯丁登场。上帝此时已经是万物之主，他要把柏拉图和上帝对接起来。上帝必须至高无上，不能是柏拉图所说的那个“工匠”“手工业者”，但鉴于柏拉图的权威地位，“理型”也不能丢，把“理型”神圣化，是最自然的自洽之道。

奥古斯丁精心建构，他说，万物都是按照上帝的“神圣理念”被造的，柏拉图所云之“理型”，就是上帝心智中的“理念”。而且，上帝不只是有“理性”，上帝就是“理性”本身，他的意志和他的理性完全一致。

人类也有理性，可以认识自然法则，但人类的理性不是自然具有的，而是“上帝之光”照耀的结果。这就是奥古斯丁的“神圣光照论”：就像肉眼需要阳光才能看见事物，人心需要“永恒之理”的光照才能认识真理。也就是说，人的理性认知能力有一个神圣源泉，它来自上帝的分享。

经过奥古斯丁的加工，人类探索自然的能力就和上帝实现了完全的绑定，上帝就是理性，因此科学要研究自然，本质上就是在“阅读上帝的心智”，科学已经被基督教垄断了。

奥古斯丁认为，万物都是按照上帝的“神圣理念”被造的/《年轻的教宗》剧照

中世纪经院哲学家阿奎那不满意于奥古斯丁冥想色彩浓厚的“神圣光照论”，想要让它更“科学”，于是引入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自然秩序”框架，认为存在一种上帝统治全宇宙的理性计划，叫做“永恒律”，它是上帝的意志。

另外存在一个“自然律”，“是理性受造物（人）对永恒律的分有，借此理性受造物得以分享神的智慧”。于是，“自然是一本可以被阅读的理性之书”，科学是可能的，但必须以基督教为本体。

从柏拉图到奥古斯丁，再到阿奎那，他们一同构建了一条关于“理性秩序”的“神学—哲学”链条。人类依赖理性，可以认识自然法则，这就是科学知识的生成路径，但理性属于上帝，是上帝智慧的分享。

这样讨论问题很艰涩，我们可以把这个结论转化为一句大白话：人类科技发展得益于上帝对理性的分发。

上帝私有化

从相信“事在人为”“人定胜天”“我欲仁，斯仁至矣”“士不可以不弘毅”的中国哲学角度看去，前面讨论的内容几乎没有什么价值，“吃多了撑的”。但是在西方历史上，这是一个笼罩性的思想框架，中世纪后期开始的近代科学发端，都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论。牛顿、伽利略、笛卡尔，在为科学作出重大贡献的同时，都没有逃出上帝的股掌，他们都相信上帝存在并且努力去论证它。

牛顿认为宇宙秩序源自“一个智慧及大能的存有（上帝）的设计及管理”，“诸如此类的考量是对上帝的存有最令人信服的论证”。

既然上帝存在，那么人们就相信“上帝按照自身形象造人”，世间万物，唯有人类分享了上帝的理性与创造属性，因此探索自然、发明技术，是人类在模仿上帝作为“神圣工匠”的作工。

《西部世界》剧照

到这一步都还没出什么大问题。

我们知道宗教都具有排他性，只是程度不同，总体而言，东方宗教的兼容性较强，越是往西，宗教的排他性越突出。问题就出在这里，人类受上帝眷宠具有认识自然法则的能力——也就是具有发展科技的能力，本来具有普世性，但在西方近代开始实现科技、产业领先之后，殖民利益、贸易利益如此迷人，为此他们必须构建新的意识形态，把普世性一脚踢开。

上帝是谁的上帝？神圣的光会照耀谁？这是畅通利益之门的钥匙。

伽利略在《致克里斯蒂娜大公爵夫人的信》中说：“我不觉得我必须相信，赋予我们知觉、理智及智力的神，希望我们放弃使用这些能力，并透过其他方式给予我们知识。”

他在用神学范畴内的话语方式讲述科学研究应该被允许，但在当时的基督教语境之下，“我们”不是指所有人类，而是基督教文明的承载者，也就是西方。

在某个时期的基督教语境中，基督教文明的承载者只局限在西方的范围里/图源：Unsplash

更广为人知的理论，来自马克斯·韦伯，他从社会学层面出发，写作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书中认为，基督新教伦理中的“勤奋敬业、讲求实效、节约积累”的理性精神，是西方产生“理性资本主义”的关键。这种理性精神是从西方古代犹太人、希腊人和中世纪基督徒精神中一种基因似的要素发育出来的，是西方文明特有的优越性所在。

他还从比较的角度论述，儒教、道教、佛教、伊斯兰教“都没有理性精神”，不可能产生理性资本主义，也不可能产生民主制度和独立法制，只能在专制制度压迫下停滞不前。韦伯把后来我们称为“现代化”的那些基础要素，和基督教严丝合缝地对接起来，也就把基督教以外的世界从现代世界中排除了出去。

现代化的基石是科技，而科技来自理性，理性又来自上帝，上帝则被西方垄断和私有，那么，科技就是上帝赋予西方人的独特禀赋。

图源：视觉中国

全球史学家们早就指出，几乎所有经典社会理论家都默认“欧洲例外”（多数时间里欧洲就是西方）——欧洲在自身历史中发展出某些与众不同的因素，使欧洲走上了一条与其他社会不同并最终领先于其他社会的道路。

渐渐地，它发展成为欧洲中心论，以及后来的西方中心主义。通过强调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和特殊性，同时贬低其他文明，西方中心主义实现了为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赋能，把其他文明因此遭受的苦难合理化，为西方统治树立全球“合法性”的目的。

登峰造极的“历史终结论”既是有意的建构，也是“谎言说多了自己都相信了”的自然结果。

西方从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都有意无意构建了一套“科技来自上帝，上帝独宠西方”的潜意识系统，一直延续至今，并且被不断加强。这个系统具有一种“原始可信度”：家长当然最爱自己的孩子。

上帝被私有，科技也就被垄断——并且是必然垄断。上帝对人类分享理性的普遍恩典，在近代以后被转化为只针对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特殊恩典，其他文明没有受到“神圣光照”，无缘于上帝恩典。

我们并不需要这种恩典。13世纪以前，中国科技是西方望尘莫及的；而在9世纪至13世纪，伊斯兰世界才是全球科技中心。今天，全球科技中心又在向东方转移。

“万世一系”的崩溃

之所以说“科技来自上帝，上帝独宠西方”的潜意识系统具有一种“原始可信度”，是因为它依托的是一种拟血缘纽带来确定正统性，上帝被解释为西方人独享的“父”。以血缘定亲疏，最原始，也最可信。

中国3000多年前的商朝，就是这样一个以与上帝（不是同一个上帝）之间的拟血缘关系来建立统治正当性的王朝。“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王室血统来自神圣源泉；“帝立子生商”，更进一步，宣称商族是上帝之子；“先王宾于帝”，商王死后，到天上成为上帝座下执掌权柄之神；到了晚商，帝祖合一，直系先王被直接冠以“帝”的称号。

《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剧照

商朝通过把自身统治地位和上帝之间实现血缘绑定，来宣扬其统治无法撼动、必将“万世一系”的意识形态观念。

对照现实，这和过去数百年西方通过上帝眷宠的理论建构，来确立其科技垄断的必然性，而科技又是霸权的基石，因此也就是“霸权永在西方”的必然性，逻辑相类。

原始，意味着久远。商朝早在3000多年前就灭亡了，代之而起的周朝，确立了天命在德、天命可以轮替的政治信念，“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今天的中国人，当然不可能相信世界科技“天命永固，独眷西方”的说辞。

这个话语系统没有能够转化为中国人的普遍同意，反而在西方世界内部日积月累地形成了一种特异的认知局面。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深刻介入西方社会“万世一系”的夜郎自大意识建构；

章家敦贩卖了20多年“中国崩溃论”，至今还是拥趸如云，最近因为触及特朗普的利益才被痛斥；

欧洲对自身处境认知基本处于盲目状态，形似咸鱼，却仍然保持一种似乎永恒不变的优越感，除了指责，就是制裁；

在美国社会，那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政客们和受到他们传染的民众，但凡中国科技突破，就马上一起指责“知识产权盗窃”。

图源：pexels

西伯崛起，人告纣王，他轻蔑地说：“我生不有命在天！”很长时间里，西方正是在“万世一系”的自大观念下掩耳盗铃，不思进取。

布林肯，那个赤裸裸说出“如果你不在国际体系的餐桌上，你就会出现在菜单上”，并声称要“从实力地位出发跟中国说话”的美国前国务卿，2026年5月19日在智库“美国进步中心”的活动中承认“中国是唯一有能力且有意图重塑国际秩序的国家”，如果美国选择与中国“一对一竞争”，美国“很可能会输掉这场博弈”。

在美国居于或曾居高位者当中，布林肯是难得敢于说出简单真相的人。像他一样有清醒认识的人在美国并不少，但他们都在政治正确和利益立场的扭曲之下，选择了撒谎或沉默。

无论行为如何，他们内心一定存在一个深刻的恐惧：唯独眷宠西方的上帝，似乎已经在抛弃他们。

封面为AI制图

本文首发于《南风窗》杂志2026年第17期

作者 |李少威

编辑 | 阿树

值班主编 | 吴擎

排版 | 八斤 菲菲